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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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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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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地方言选译之一:搡、埠、部

1.搡

“搡”在沙地是一个特定的动作,从上往下,重重地撴,与掼、摔不同,最重要的,是力量是从上往下的,而且是用很大力气的。鲁迅小说《风波》中七斤嫂听说皇帝坐了龙庭:伊一转眼瞥见七斤的光头,便忍不住动怒,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绝望起来,装好一碗饭,搡在七斤的面前道,“还是赶快吃你的饭罢,哭丧着脸,就会长出辫子来么?”

本来留辫子不留脑袋,留脑袋不留辫子,现在没了辫子似乎也要没有脑袋了。其爱之深便恨之切,所以要用“搡”,把这种爱与恨的交织纠缠,都在这一搡中表达出来。有时,动作是比语言更能表达人的真实内心的。

鲁迅先生是我所仰望的大师。学不会、学不好,不过,不影响学,不影响仰望。鲁迅先生所在的绍兴,与沙地,渊源颇深。沙地与绍兴本就接壤,沙地原属绍兴,好多沙地人的根,就在绍兴。我们家祖上,据说就是从绍兴搬过来的。沙地人说的话,与绍兴话、越地方言是同一体系,沙地人喜欢听越剧、绍剧、绍兴莲花落,都是方言戏,用的是越地方言。

普通话里,搡读上声,推搡的意思,力的作用是水平方向,态度也要柔和许多。沙地人的搡,是阴平,第一声,语调似乎平和,但说时必用牙齿咬紧了丢出来一个“搡”字:“偌搡桌打凳,想认何稀?”意思是你拍桌子打凳子,想干什么?看样子,用到搡,必是有情绪,态度必定不好,必定是想吵架的节奏。不过,搡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较多用场。如搡年糕、搡木人。

搡年糕在沙地是一件大事,年前,一个小队十几有时几十户人家约好,浸了粮舂了粉,排排队,来做年糕。做年糕要分工,谁烧火,谁上灶,谁送、谁搡、谁捋、谁擀、谁晾,好多人。小人不干活,负责吃。所以,对小孩子来说,搡年糕也是一个节日。

搡年糕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没有力气的人,搡不了。搡年糕用的是石捣臼、石杵,石杵沙地人叫“石堆头”,用木做柄,装很大一块琢圆了打了孔的大石头。怎么写不清楚,那就叫石杵。之所以称石杵,是因为萧山河上有个年糕节,他们用的是木杵,木杵不重,谁都能搡。沙地用来搡年糕的石杵,我十来岁时用尽全力还提不起来,总有三十斤。如此重的石杵,搡时,要高举过头顶。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搡在一团蒸熟的米粉六谷粉打粟粉上。那些粮食舂的粉,经蒸熟后,高高发起,初时很粗很散很粉,打到后来,又细又密又腻又韧。没有上百斤的力气,这搡年糕头一关,石杵就举不起来。所以沙地有名言,叫做“黄胖搡年糕,吃力勿讨好”。黄胖是生黄疸病的人,没力气,自然搡不好年糕,你一个人搡不好年糕不要紧,耽误一班人,要被人嫌弃的。

说搡年糕是技术活,不光有力气就成。因为捣臼是石头做的,石杵也是石头做的,要搡得不准,石头碰到石头,就会磕下石粉石屑来,一蒸年糕就废掉了。要是搡到粉薄处,磕下少,把石粉石屑捡干净,还能用。所以,要有力,还要会用力,把力用到点子上才行。一个人搡,还要一人在旁边捋,搡两下,粉薄了,把旁边散开的往中间拉,堆厚,免得搡到石头。搡久了,再翻个身,受力均匀些。搡的人搡两下三下,捋的人趁石杵高高举起,就赶紧捋一下,粉太烫、太粘,就在旁边放盆水,把手蘸下水,再捋。捋的时候,动作要快、准、狠,不要粘,不然没等你缩回来,那石杵下来,破了头、碎了手,就悲剧了。举着石杵的人,也要稳,不要没等到捋的人走开,就把石杵落下来。那本来好好一件喜事,就要办成丧事了。

年糕搡成,两个人抬至已经准务好的桌子上,桌上摊一块类似现在的纱布,打湿,把搡好的一大团粉摊开,大致摊成一个长方,用纱布包住,拿扁担,两人各一头,在上面擀。擀至平整、到边、到角,打开、抬出去,翻晒到外面早已准备的竹簟上。要等年糕表面结皮,不粘手,才能收。

第一蒸年糕在擀之前,还要扯下一颗一颗的年糕折头,给候在一边的小人们,大概拳头大小,新鲜出炉,很香很糯很劲道。反正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沙地改做机器年糕之后,再没尝到如此香糥劲道的年糕折头。河上那种用木杵搡的年糕,在细腻劲道上,的确也不如沙地年糕。只是,沙地年糕,需要力架、技术,现在没人敢搡了。

沙地还有一样活,叫“搡木人”。造房子做地基,挖约一米深宽的坑,放碎石宕碴,用一个铁做的木人,下口四方平整,很重,要四个人用绳索牵着,奋力拉起,重重放下,一边喊“搡搡木人嗯做——哼做——”的号子,一边把碎石头搡实。搡实了,地基才稳,造的房子才牢。

现在,搡年糕、搡木人是看不到了。好在,“搡”这个动作还在,见人发表情绪,用到“搡”这个动作,竟然还会感到亲切。但愿,不要今后连用到阴平的这个“搡”字也看不到了。

2.埠

沙地水网密布,过去出门,一靠走,二靠船。船是主要交通工具。绍兴多那种小巧的乌篷船,沙地从前有牛拖船,牛拖船主要拉货用,载人的,是用橹摇竹篙撑的那种。我小时候见到的已经是机帆船,用柴油机螺旋桨,“突突突突”地叫,跑得也快。常常运着一船的学生,穿过开满油菜花的田地,去春游。

船靠岸的地方叫埠头,船埠头。船埠头相当于现在的公交站点。周作人在《知堂集外文》“水乡怀旧”一文中说到:埠船在城里有一定的埠头,早上进城,下午开回去,大抵水陆六七十里,一天里可以打来回的,就都称为埠船,埠船总数不知道共有多少,大抵中等的村子总有一只。

周作人还在文中描述埠船的样子,与我记忆中,相去太远。不复述。沙地过去,船大都用来运货,手摇的船,不如走路快。沙地人急性子,去围垦劳动,十几二十里地的,如不用运送生产资料、劳动工具,还不如走着去,爽气。有脚踏车是后面的事情了。

不过,过江必须用船,沙地人再急,也不能像铁掌水上漂,从钱塘江的江面上“啪啪”地跑过去。过去头蓬南沙大堤以北,有埠头,可渡江,往海宁、上海方向。头蓬在沙地是老集镇,旧称“小上海”,往来商贾很多。渡江的船,与一般埠船不同,要高大很多,头昂得很高,通体黑色,月牙形,我没有见过,但从沙地老一辈人的描述中,感觉与后来的大轮船相似。只是,用帆和潮作动力,顺水竞渡,速度很快。后来潮水北退,埠头作废。

现在,沙地依旧河网密布,甚至比过去更密,但河面上除几只打捞垃圾的小船,船只几乎不见。不运货,也不运人。连带的,船埠头也消失不见。不过,埠仍在。过去,枕河人家,家家有一埠,沙地人称“桥埠头”,可能从前逢桥有船埠,所以没桥的地方,也都叫桥埠头。河边叫桥埠头,湖边、池塘边,也叫桥埠头。也有叫湖埠头、河埠头的,总不如“桥埠头”来得正宗。桥埠头与船已经没有关系,只是生活的码头。在河边塘边,一家一个,或几家一个,用青石板搭成一级一级,一直延伸到水底,像巨人伸入河里汲水的舌头。水边的人家,一家人的日常生活,都靠着这边。日常用水,都从河里取,在土灶边放一个大水缸,拿洋铁水桶拎满,要用时,随时拿铜勺舀。浅了就再去拎。

平时淘米、洗菜、洗衣服、洗澡、洗农具,乃至洗脸刷牙,一户人家与水有关的事情,都在埠头上完成。如果几户人家一个埠头,埠头上就很热闹,早晨,傍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说起话来,长的短的里的外的荤的素的,笑声贴着水面,能飞得很远。

后来,有了水井。几乎家家有井。井水干净。做饭用的水,就不往河里取了。淘米、洗菜、洗衣服之类的事情,也都在井边搭个台子完成。不过,刷洗大件的东西,譬如洗人,还是喜欢去河里湖里池塘里,爽气。

后来,有了自来水。埠头上的事和人,就更少了。不过,老一辈的沙地人还是喜欢去河边洗拖把之类的大件。沙地人节俭,这在沙地老一辈人身上尤为明显,能用河水的,就不用井水。能用井水的,就不用自来水。虽然装了自来水,但不怎么用,水表都看不见走。很多老人的儿女为这事拧了好久,都拧不过来,也只好作罢。

现在,沙地的河水水质又清回去好多,但终究不方便。埠头仍在,洗涮的人不多。倒是被很多钓鱼的人占着,翘着脚,很悠闲的样子。像栖在树枝上的鸟。

3.部

“部”在词典里,是名词,譬如吏部,譬如部队,譬如部落。是动词,譬如部署,譬如部率,譬如汉王部五诸候兵。是量词,譬如两部机器,譬如一部电影,譬如半部论语。在沙地,部用得最多的,是量词。一部羊角车,一部钢丝车,一部脚踏车,一部三轮车,一部拖拉机,一部木托车,一部小宝车,一部火车。沙地人喜欢用“部”来量化车,一个轮子两个轮子三个轮子四个轮子,不管几个轮子的;一部两部三部,或者木佬佬部,一个“部”字,统而概之。

沙地人用量词,是有自己的讲究的。譬如一只湖蟹,一桄带鱼,一支黄鳝,一爪虾,一颗瓜生,仔细读读,“只”、“桄”、“支”、“爪”、“颗”,不光把数量,也把湖蟹、带鱼、黄鳝、虾、花生的样子也给描绘出来了。不同形状的东西,就用不同的量词。不同量词,就表达不同的形状。

车子就用一个“部”字。用这个部字,感觉比“辆”字更厚些,更重些,更有质感些。国人在形容书的时候,常用一本,薄一点用一册,厚一点用一部,用到“部”的时候,这本书就有点厚重了。我是没有找到到底多厚的书才可以叫“一部书”,五公分,十公分,或者更厚?也或者因书而异,因作者而异。有些好的书,有些好的作者写了书,书不厚,也有叫一部的。也有喜欢自吹的,言必称出版书籍几部云云。

举这一例没其他意思,只是觉得,作为量词,“部”似乎更有价值,比其他量词更可珍贵些。沙地的车,在过去都有大用,都是很可珍贵的。羊角车一个轮子,可拉货,可拉人,亦可左边拉货,右边坐人。钢丝车一般不拉人,就拉货,甘蔗、络麻、稻草、麦秸、宕碴、黄沙、糊泥,不挑货。

我对脚踏车的情感,更深一些。亦觉沙地人称呼东西,更准确形象些。脚踏车在别处称“自行车”,却没有“自行”的感觉,一说脚踏车,“脚踏”的形象就出来了。这世上,虽很多东西,取这个名那个名,不过是一个名号,不必过于较真。但真较真起来,还真不一样。山叫山,水叫水,本没什么道理,如果祖先们从一开始把山叫成水,把水喊成山,可不可以?现在看看,“山”字,就是有坚硬感,有巍峨感。“水”字,就是有柔和感,有流动感。不一样。读起来感觉也不一样。虽说牡丹的换一个名字,花还是那朵花,香还是那种香,但感觉不一样,你换“牝丹”,读读试试。很奇怪,自然界动物、植物,都是雄性争艳,更加漂亮些,独人类,有些脱离自然,女人,似乎更漂亮些。

我喜欢“脚踏车”这个说法,不喜欢“自行车”。一直都是。喜欢脚踏车是打小喜欢,不是现在喜欢,也一直都是。沙地人以前出行,就靠脚踏车。所以沙地人对脚踏车的感情,应该都和我一样,不仅喜欢,而且珍贵。我家最早一部脚踏车,黑色,重磅,爷买来后,擦亮,上油,在老屋堂前墙上,装了两个木钩,珍而重之地把它挂在墙上。平时出门干活,串门,做稀客,不骑脚踏车,只有出门做客,会见重要人物,办重要事体,理了头,净了手,穿好出客衣服,才把脚踏车从墙上请下来,小心翼翼地扛过堂前的石门槛,一脚上车,出门而去。回来后,必把车上灰尘掸去,把糊泥洗净,晾干,上油,重又挂回墙上,等下回出门,再用。这车,其他人用不了。别人来借,不借。小人只能看,不能骑。三个儿子长大些,趁爷不在,偷偷取下,出去学骑,虽然小心,仍不免摔了几跤,回来爷一看,肉痛得不得了。三人挨一顿好骂。

过去,沙地人家,有脚踏车的真不多,一个小队几十户人家,有一两部脚踏车不错了。骑出去,比现在奔驰宝马保时捷要罕见。到我父亲那代,结婚,一般都要标配一部,脚踏车就多起来,但仍珍贵,脏了便擦洗,上油,雨天便不舍得骑,宁可花力气走路,宁可弄湿鞋子。

到我这代,脚踏车就更多些。先富起来的人家,家里人人一辆。不过,我原来上学,在大队学堂读书,都是走着去。到读四年级时,用父亲的脚踏车学骑,穿档,就是左脚上车,右脚穿在横档下,踏半档,“叭叭”地骑。后来能踏整圈了,感觉进了很大一步。后来能跨过横档,坐在横档上骑了,感觉又进了很大一步。可惜我一直矮小,那脚踏车的座头,始终够不着。看别人不仅能坐在座头上,还能坐在后面的书包架子上骑脚踏车,羡慕得不得了。好在那时也没有脚踏车考驾照一说,要真考,估计头一关体检就被淘汰,说:“身高不够!”

到白浪读五年级,远了,花钱买了一辆别人家用旧的脚踏车,女式的,低些,可以踮着骑,算是终于拥有自己头一部脚踏车。虽是二手,仍很珍贵,勤于擦洗。一直到读初三,住校,父亲大约觉得一个小官人骑一部破败的女式脚踏车不好看,终于狠了狠心,用攒的钱买了一部十八寸的永久牌脚踏车给我。永久是自行车中的名牌,黑色车架,轮毂银光飞溅,很是漂亮。买到第二天,我便骑去学校,脚下一路轻松,耳边生风,心中喜悦,无法言表。到学校,上了锁,放车棚。晚上虽住在学校,不用骑车,下了课,仍会去车棚看看,过过眼瘾。到第三天,车没了。

车被谁偷的?怎么偷的?去到了哪里?当时心中的震惊与疼痛,至今不能释怀。

后来,买过木托车,铃木的。开了小宝车,现代的。每部车都喜欢,都珍重。在擦洗同样黑色的现代车时,会想起那部黑色的永久牌脚踏车,于是,擦洗地更加用心些。有人玩笑:对你姆妈,也没这么好吧!好像都一样。沙地人对一部车的珍重,都一样。对了一部脚踏车,对一部木托车,对一部小宝车,都一样。常常擦洗,常常上油。想想,对姆妈,倒真没这么好。对老婆,也没这么好。对自己,好像也没这么好。

可惜啊。那部永久牌脚踏车,我来不及对它好,便被偷走了。说实话,虽每一部车我都喜欢,都珍重,但没有一部车,像那部永久牌脚踏车,让我难以忘怀。真的,像被人从心里摘走了一块。后来,有看见在医院偷车的被人围着打的,虽没上去踢两脚,但看着也觉得痛快。有时狠心想想,真是打死都不过份,凭什么把别人欢喜的东西无缘无故地拿走。那些偷人家孩子的,更是应该千刀万剐的,什么路不好走,偏走这伤天害理之路。

喜欢一部车,就自己去挣。喜欢一个人,就自己去争。挣到了,争到了,还要珍而贵之。去偷。去抢。你不会珍贵,只会坐立不安。好吧。把沙地一个“部”字挖出来,把记忆里一部永久牌脚踏车挖出来,那是自己的,算是再珍贵一回吧。好东西,不妨多珍贵几回。和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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