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民国三十五年生，属狗，在她们姊妹五个中排行老三，纪家崖底下是她的娘家所在的村庄。母亲的外婆家是喇嘛阳坡湾的王家。母亲上过两三年初小，识字不多。她的大姐二姐出嫁的早，加上弟弟妹妹年纪尚小，十几岁的她就成了家里的操心人。

母亲二十岁左右时，在岷县军马场当牧工的我的父亲入赘纪门，但早年曾当过镇长的我的外爷答应：只要女婿娃把人好，改不改姓都无所谓。后来，我的父亲就没有改名调姓，原姓原名做了纪家的上门女婿，所以生下来的我们姊妹仨也就都姓了包姓。

父亲在岷县军马场新庄马场（二分场）当牧工，每天忙于放马，家里琐事基本上都要母亲一人料理。家里的柴火、填炕全部由母亲一人操心。在家门子背柴，一个来回近五十里路，去时天不亮，来时已近黄昏。家里孩子生病了，才要给来总场部办事的二分场的职工捎话，然后父亲就骑着马从新庄马场疾驰而来，直奔马场医院。那时，马场医院医疗水平在当时来说是很高的，闾井医院里很难治好的病，马场医院几天就治好了。母亲一次住院时，被马场医院的苏医生诊断为心脏病，苏医生费尽心机把母亲的心脏病治好了，所以在母亲的口中和心里，苏医生就是她的救命恩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落实土地承包责任制。好想自己经营土地并把家里日子推得好一点儿的我的父亲，在这期间自愿辞职，得到一千一百一十一元七角三分钱的辞退金。离开岷县军马场，父亲成了闾井村的一名普通村民，也得到了属于他的一亩三分地。父亲也曾设法想让我们一家去他的老家宕昌县理川镇蔡家村居住，说老家给他还留着宅基地，可母亲过去看了一趟，说那边填架（填炕和柴火）都是问题，地又少，硬是把父亲叫了回来。从此，我们家在水泉坡崖上的自留地里凑合盖了三间普通瓦房，把家安在了这里。

一九八八年秋天，庄稼快要下镰的时候，父亲却突然因脑溢血离开人世，双手撇下了这个家。母亲很难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噩耗，病倒了，不止一次地昏迷，醒了就扒住门框，面向堂屋上席里一纸之隔的我的父亲嘶声痛哭。她知道，从此操持这个四口之家的重担就要落在她一个四十二岁女人瘦弱的肩上。

第二年正月，我家又喜添新人——嫂子被接进了家门。不久，又有一位老人被接到家里——这就是母亲的二大，我的二外爷。民国时期，因家庭变故等原因二外爷把自己卖成壮丁，在国民党军队里服役，解放时被收编，一九五一年回原籍。那时，二外爷生病无人照顾，被我母亲和哥哥接到了家里。照看晚辈和赡养老人的双重担子，让母亲瘦弱的身子变得更加瘦小了，但母亲依然为这个家起早贪黑，从不言累。

我上高中时，是我们家最为困难的时期。那时，二外爷已离世上了纪家老坟，姐姐已出嫁，哥嫂一家四口也已另家，我的一百二十六元的学杂费是母亲借来的。如果没有母亲的支持与坚持，我的高中就只能是一场梦。

我二十二岁那年，在本镇喇嘛小学当了一名代课老师。虽然工资很低，但母亲还是很支持。一年半后，我被调到镇中心小学。入冬十月，我娶妻成家，虽然日子苦一点，但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小小的幸福在这个贫寒的家庭里依然飘荡。

《甘肃教育报》社寄来了我平生第一笔稿费——十元钱，姐姐添了五元，妻子称了斤半深绿色毛线，给母亲绾了一件开襟毛衣，合身又温暖，我们心里也很舒坦。二〇〇一年元月，我收到了《中国教育报》社寄来的三百元稿费，其中一百元给母亲零用，一百元给孩子买了些奶粉，一百元我们买了些米面过年。我觉得，只有尽力照顾好母亲、妻子和孩子，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母亲去世前的那三年是我日子最艰难的三年，思想负担重，经济压力大，我苍老了许多。

二〇一八年端午节后，母亲一直在病中艰难前行。我除了教书、务农，还要操心母亲的饭菜、用药和冷暖。八月，母亲离世。丧事简简单单，但一纸之隔的母亲也没有什么怨言——因为母亲也喜欢“活着给上一碗饭，殁了甭念十王忏”这句真言。下葬之后，临回来时我看了一眼刚刚攒起的母亲的坟头，也看了一眼并排那猫儿刺茂盛的父亲的坟头。两座坟头底下，一对逝去的灵魂相隔三十年后再次相伴相守。

劳苦了一辈子的母亲就这样艰难地走完了她的一生，我的老院子的门口从此少了一双噙满牵挂的眼睛，我心里从此少了从胎盘里延续过来的那份——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