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上的小男孩

过了正月十五，热热闹闹的年基本过完了，一波又一波务工人员踏上了返程。我看高铁站内来来往往的旅客，很多人都拉着漂亮的拉杆箱、带着小小的蓝牙耳机。人群中有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正笑眯眯地看着我，他有着圆圆的脑袋、大大眼睛，那明眸善睐的眼神让我想起曾遇到的那个男孩。

那是在1998年，我还在徐州铁路分局瓦窑站工作。春运快结束时，天气还是很冷。一天下午，我看见站台上远远地走来几个人，前面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的个头不高，肩膀上背着两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他在大蛇皮袋后露出一个脑袋，他手中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身后还跟着一高一矮的两个男孩子。

他来到行车室前问：“大哥，去徐州的车是几点的？”“徐州？”我一愣，晚上哪有去徐州的车啊？我想了一下说：“明早六点多有车。”“嗯，”他点头说，“就坐这个车。”他把肩膀上的袋子放下，坐在上面休息。我看那个最大的男孩大约十七八岁模样，个头已经超过这个男人；他走到站台边缘，好奇地看着一列列通过的火车。最小的男孩依偎在男人的腿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他的脸蛋胖乎乎的、长相十分可爱。他见我回到行车室，伸头好奇地向内张望着。

站长走了过来，他笑着朝小男孩挤挤眼，那男孩咯咯地笑着，把头藏到男人的身后。站长上下打量着这个男人，还有那两个硕大的蛇皮袋，他上前问道：“你到哪里去？”“去广州。”“哎呦，”站长一怔说，“明天早上才有车，怎么现在就来了。”那男人说：“六点多的车，太早了，明早怕赶不上。”站长明白了，那时的交通不便，很多村镇之间还没有通车。他蹲在台阶上问：“你去广州做什么？”“在鞋厂做工，”那男人微笑着说，“一个月能给八百块钱呢。”“呦，”站长惊喜地说，“不错啊！这和我差不多啊！”那男人乐了，笑容立刻浮现在脸上。

站长指着孩子问：“这三个都是你的？”“是啊，”男人笑呵呵地说，“我都带过去。”“这么小的孩子你也带出去？”站长指着小男孩问，“他妈呢？”那男人一听，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他没说话，把头低了下去。

那个小男孩瞪着圆溜溜眼睛，好奇地看着我们。站长便转移话题，逗他说：“小嘎子，几岁了？”“哈哈，”小男孩又笑着藏在他父亲身后，那个大男孩笑着围过来，说，“你叫他小嘎子，哈哈，他五岁了。”“哎呦，”站长担忧地说：“你出门带这么多孩子，能行吗？”“行，”男人抬头说，“大孩能做工了。”

天色暗了下来，那男人起来解开蛇皮袋，从中掏出一大叠煎饼。他抽出几张给孩子卷了起来，把大块的炒鸡蛋卷在其中。那小男孩双手抱着煎饼卷，津津有味地大嚼着。男人又掏出一个大搪瓷缸，问：“有热水吗？”“有，”站长指指室内的水壶说，“刚烧开，自己倒去。”那男人倒了满满一大缸热水过来，小男孩嘟嘴凑过来，轻轻地吸了一口。

“大哥，”站长笑嘻嘻地说，“我们商量个事吧？把这个小嘎子送给我吧，你带出去吃苦受累的，我来帮你喂。”那小男孩知道是在开玩笑，他咧嘴“嘿嘿”地笑了，把身子向父亲身边靠了靠。

那男人木讷地笑了，他看了看怀中的孩子，轻轻地说：“舍不得啊。”说着，他用手摸了摸男孩圆溜溜的脑袋，男孩还在歪头香甜地吃着煎饼。我知道站长是开玩笑的，因为他已经有三个儿子了，他在有第一个儿子时，一心想要个闺女，但没想到一下子来了两个儿子，他的家庭负担并不轻松。

“哈哈，”站长开心地笑着，指着不远处的候车室说，“你夜里去那过夜吧，那里有大椅子。”说完，他又逗那个小男孩：“小嘎子，晚上跟我住吧？”那男孩张开嘴，笑哈哈地说：“不去。”

三个男孩打闹着向候车室走了。那男人道谢后，也弯腰背起了两个蛇皮袋。旁边有个中年女人一直在听我们闲聊，我知道她是工务工区的职工家属，她快步走上前，小声地和男人说了几句话。那男人站住脚，在暮色中抹了一下眼睛，喃喃地说：“不行，俺舍不得啊。”我远远地听着，夜色中那三个男孩看不见了，但不时传来哈哈的嬉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