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那天

母亲节那天，我回到老家，发现母亲并不知道母亲节。说了，她也不去听，只是在嘴里嘟囔着：“哪有这么多节？我早上泡了点黄豆，做点豆腐吃就行了。”

豆腐是母亲最喜欢的美食，从我记事时起，家里就做豆腐，不过是用来卖的，断断续续卖到我初中时。卖豆腐的技术门槛低，不需要什么资金，靠地里收获的黄豆就能开张，所以我们村里有一半的人家卖过豆腐。

在我上小学之前，不记得母亲是如何做豆腐的，只记得天还蒙蒙亮，她就挑着豆腐出门了。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村民手中的现金很少，大多是端着黄豆来换豆腐。所以到中午时分，母亲又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回来了。

在卖豆腐的第二年，母亲攒到一些钱，她托县城的亲戚买了辆旧自行车。车子买到家，她就丢掉肩头的担子，推着自行车去走街串巷。至今母亲还时常笑眯眯地回忆那段时光，她开心地说：“那时你很馋，经常在出门时拽住我的裤脚，一遍遍地叮嘱着，说，‘妈，你别卖完了，留点回家吃啊’，哈哈哈。”有次在吃饭时，母亲唯妙惟俏地学着那句话，把父亲逗笑了，父亲说：“她学的真像。”

在我小学二年级时，家中买了一头高高大大的毛驴。第一次用毛驴拉磨时，我好奇地上前看着。母亲把毛驴套上石磨，用布蒙上它的眼睛；那毛驴居然老老实实地低下头，卖力地拉着石磨，一圈又一圈地转动着。家中再也不用人力来推磨了，母亲悠闲地站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那头毛驴，感觉轻松多了。

后来我们村里有了集市，母亲发现了商机，她说街上没有卖豆腐脑的。于是她头天晚上就做好一份豆腐，第二天清晨又做出一大缸热乎乎的豆腐脑，早早地摆在街头之上。那些年，母亲像陀螺一样天天忙碌着；但她就是再忙，也不让我和弟弟插手干活，那是怕影响我们的学习和休息。

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及早地安排我和弟弟上床。我躺在被窝里，伸头看看南墙上的玻璃窗。院中那盏灯泡在不停地晃动着，把母亲的身影或大或小地映到玻璃上。我闭眼钻进被窝，清楚地听到院中石磨在“隆隆”地转动着。那“隆隆”的声音像遥远的春雷，在我的耳边不停滚动着。迷迷糊糊中，我时常听到母亲蹑手蹑脚地进门来。她在夜间做好豆腐后，会伸头看着墙上的挂钟，轻轻地数着上面的小时格，说：“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明天三点起床，还能睡四个小时。”

而待我清晨起床时，母亲早已到街面上出摊了。她的摊位非常简单，仅有两个简陋的长条桌，比我同学家的百货店差远了。我同学家的百货店有五个柜台，里面不仅有吃不完的点心，还有看不完的小人书。所以我每次上街都会躲着母亲，我害怕熟人或同学看见，更怕他们说那个卖豆腐的人是我母亲。在年龄很小时，我感觉不到难堪，而到了三四年级时，我觉得卖豆腐挺没面子的。

可让我难堪的是，同学都知道那是我的母亲，他们经常去买豆腐，买完还笑嘻嘻地说：“今天去买你家的豆腐了。”有的同学看见我，还笑着展开手中的煎饼，说：“看，这就是你家的豆腐。”我听后一言不发，可事后发觉他们并没有嘲笑的意思。我暗想村里很多人家都卖过豆腐，这也没啥可丢人的。

一天，我的数学老师上街回来，他笑眯眯地喊我的名字，说要谢谢我的母亲。我诧异地看着他，暗想你是一个拿工资的人，怎么会感谢我的母亲呢？老师说他在街上买了一包油炸花生米，明显感觉卖家给少了，可对方就是不承认。他气呼呼地拿到母亲的摊位前，要帮忙称一下重量。要知道复称是特别容易得罪人的，因为复称后都会去找卖家算账，很多人会因言语不和而大吵大闹。

母亲问清事情缘由后，她摸起花生米称了一下，说：“你呀，再给他五分钱，让他给你半斤花生米。”母亲既没说少称、也没说不少，都是乡里乡亲的，她的做法让我的老师极为赞赏，说这样既解决问题，又维持三方的和气。

在我读初二那年，母亲每次罢集回家都在唉声叹气，她郁闷地说，豆腐太难卖了，对面新来一家卖豆腐的，卖的太便宜了，我这卤水豆腐没人买了。母亲决定降价，但仅仅过了几天，她就心疼得不行，说对面那家用的是高科技，一斤黄豆能做出七八斤豆腐。母亲再也坐不住了，她骑车出门四下打听，终于学会点豆腐的新技术。可母亲做了几次后，发现那种豆腐虽然产量高，但没营养、不好吃。她悻悻地说，那是豆腐吗？在嘴里简直和水一样，再穷也不能卖那样豆腐，咱自己孩子也得吃呢。母亲决定不干了，她恨恨地说，我养蚕、种烟叶，干什么不行？！再也不卖赔钱的豆腐了！

我知道母亲喜欢吃豆腐，在我刚参加工作那年，就给母亲买了一台小型打浆机。那台打浆机整整使用了十几年，如今家中又买了第二台打浆机。

我看着眼前步履蹒跚的母亲，她已经七十岁了，她慢慢地把泡好的黄豆捞出来，慢慢地倒进打浆机，不一会就加工出一大桶乳白色的生豆汁。母亲烧开了豆汁，用卤水点好豆腐脑时，也到了晚餐时间，她盛出一小盆吩咐我给爷爷送去。

待我从爷爷那里回来时，母亲正在院中压制豆腐。天已经黑了，但院子里亮堂堂的。父亲新买了太阳能LED灯，那灯光白的耀眼，像一层雪花似的撒在院子里、撒在母亲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