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文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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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80岁的生日恰巧遇到了周末的星期六，作为儿女的我们一早就为此而忙碌着。虽然在此之前我们嚷嚷着要给她好好地过上一个生日，但她还是嗔怪地说简单些就好，不要现在的日子好过了而忘记了以前是怎么辛苦过来的！母亲在吃着我们张罗的饭菜时，像往常一样不忘地倾诉着我们家以前日子的困苦。
母亲和父亲成家那会，刚熬过了大饥荒，大姐出生时，母亲所谓的坐月子也只不过是吃了几顿南瓜稀饭！紧接着到了二姐、三姐时，坐月时尚可吃上几个鸡蛋，但为了挣工分坐不了几天又开始随大队集体出工了。到了排行老六的我，村里已经开始了分田到户，双手勤劳的母亲糊口地经营着我们家的三亩二分地，虽然也时常处在饥饿的状态里，但一大家子的生计总算是有了着落，家什虽然简陋，日子却过得井然有条。
记忆里，母亲在农忙之余，总会一个人在家里的阁楼上忙碌着。所谓阁楼只不过是村里祠堂分给我们家的一间单房。祠堂分为上、中、下三级，每级两旁各两间单房，每间单房里分为上下两层，村里分到祠堂单房的人家，几乎就可以解决一家子的住宿问题了。那时为了人多挣工分，每家几乎都是住得满满分当当的。每到傍晚，各家各户的炊烟四起，菜香溢满了整个祠堂上下。要是那家家里来客了或是遇到什么喜事要热闹一下的，从漂出来的菜香，家里尚未做好饭围在中、下两级厅堂玩闹的伙伴们纷纷打赌着说是什么猪肉闷油果、鸡肉炒木耳或是“筑长城（微火炒熟黄豆后打上几个鸡蛋，然后就着火候炒出若干黄豆粘着鸡蛋的分离状，当地用来下酒的有名小菜）”“过清龙（豆腐生闷伴葱花）”……，然后等到这家的小伙伴盛菜端着饭出来和我们玩耍时逐一进行验证，受罚的形式或是无偿赠送烟纸牌、弹珠，改天帮打水、放牛，又或是刚好学校当值约定放学后一起清扫教室什么的。
由于我们家人口比较多，家里就两间房，一间作了厨房。分到的单房下层摆上的两张床仅能住下父母亲和我们三兄弟，三个姐姐记忆中大部分都是和邻近叔伯的姐姐们搭伙着住的，单房的上层也就成了家里存放值钱家什和收成农作物的阁楼。上层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开了个不到一平米的口，母亲托人做了一把木梯子方便上下，平时的梯子母亲会在下阁楼后随手放到上层的地板并推尽里头，儿时的我们在下面往上看，只见到梯子末端两只分离的木头圆圈。成人伸手可触及的梯子，成了儿时矮小的我们想要到达阁楼的“天梯”。
每过农忙，母亲收拾并分拣着家里收成的红薯、芋头、花生、土豆、黄豆……，就连母亲要到过年或民俗重大节日用来做糍粑、糥米饼的冬瓜糖、黄糖、芝麻，统一放到了阁楼上若干摆放整齐却大小不一的瓦瓦罐罐里，像防小偷似的“东放西藏”。当然了，那些母亲没选上的丑小的、有伤疤的红薯、芋头呀，她会率性地放在下层的门角边，让我们饥饿的时候自行煮来充饥。要是想吃那些大的、长得好看的红薯、芋头，或花生、黄豆、冬瓜糖，我们姐弟们需要合力在母亲外出农忙时越狱似的爬上去逐个瓦罐地翻看“寻宝”，由于年幼的我们缺乏“作案”经验，每次偷吃后不善于伪装一片狼藉的“现场”，或看着逐渐稀少的个体、数量，母亲会第一眼识破，然后逐个逮着了主从“案犯”。然而母亲看着瘦小的我们，每次都是眼泛泪光地嗔怪我们要注意安全，不要摔坏了身体。
随着日子的慢慢好起来，母亲在阁楼上用她作嫁装时买的“宏远”牌缝纫机给我们缝制过年时激励、表扬我们学习进步的新衣，稍有空隙之余，也帮着邻里叔伯、婶婶家缝缝补补被褥、孩子的衣裤。等我们长大些懂事后，我们才从隔壁的叔叔那里得知，母亲有一次为早点完成叔叔急用的衣裳而挑着煤油灯赶工至深夜，在下楼梯时不小心从一米多高的地方摔了下来，而当时我们都已跟随身为教师的父亲在二十公里外的镇中心小学上学住校。隔壁的叔叔也是在次日早晨在接过母亲递过去的新衣裳时，发觉到了母亲身体的异样，可母亲却轻描淡写地应付过去了，这也为日后她的腰椎不定时地疼痛落下了病灶。儿女不在身边的母亲渐渐地减少了些农活，农忙之余大部分的时间，她都是在帮邻里甚至是住在十多里外的小姨、小姑家缝制、缝补衣被，而这些活儿，她都是不提报酬的，邻里和亲戚也为此经常在农忙时节为我们家给予些力所能及的帮忙，平时也会给我们家送些好吃的。
父母亲上年纪后，我们住在同一城市的几个儿女执意再次把父母接进了城。而每每节假日几个家庭聚餐时，母亲时不时地都会说起过往日子的点点滴滴，而对已作为父亲的我来说，从阁楼窗口照进的夕阳打在坐在缝纫机前母亲身上，在身后所形成的长长的影子，却成为了儿时的我从阁楼开口处抬头叫唤母亲吃晚饭的恒久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