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农村人,无论何时,身在何处,总也忘不了那浓浓的乡音、乡情、乡愁。老家金竹坨,受辖于逻沙乡龙南村,寨上居民全是高山汉族,喜欢穿着汉族特有土布衣服,住着高寒山区独特的房屋,所讲的语言全是汉话。
打小开始,我们就操作一口浓浓的汉族方言交流、玩耍、读书。渐长,离家出外求学,经历中学、中专,然后参加工作,在外闯荡几十年,走出乐业又回到乐业,时间不可谓不长,但至今仍保留一口浓重的乡音。
“高山汉族”是广西西部山区讲西南官话的汉族,主要居住在百色、河池以玉米为主要农作物的部分石山区,是明末清初开始,由于战争以及历史、政治等原因,自川湘鄂黔等地迁徙到广西,逐渐形成的广西汉族中一个生活、文化风格独特的族群。所讲的汉话称为“高山汉话”。我老家就是从四川迁徙过来的,所讲的汉话与“高山汉话”具有“曲艺同工之妙”。汉族方言,下巴我们称之为“牙包骨”,缺牙齿叫做“缺耙耙”,口吃的人叫“卷子”,小石头喊“岩果果”……有关专家和学者对逻沙高山汉族做了专门研究,将“高山汉话”从形态、形象、色彩、味觉、嗅觉等构词特点做了细致的归类,可以说形象到位、入木三分,我看了这篇文章感到非常真切,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在民间,有一个说法是:“天不怕地不怕,最怕乐业人讲普通话。”印象中,乐业人讲普通话非常“有特色”,而且版本较多,有壮话版的普通话,还有汉化版的普通话。记得小学一年级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只有高小文化,拼音不过关,当教到一句话“天快黑了”,“黑”字该怎么读搞不清楚,只好用方言教我们,这显然是错误的,后面是中心小学的校长来这里检查,指出来后才帮语文老师解了围。记得在小学三年级时,学校搞朗诵比赛,同学们很积极地报名参赛。比赛时,班上一位大胆的女同学朗诵《我的战友邱少云》,只见她时而用汉语,时而用普通话,吞吞吐吐半天才将整片课文读完,到最后已是满头大汗、羞愧难当了。可见,方言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在那个年代,普及普通话是多么重要。
在百色上中专,受到方言的影响,乐业、隆林、西林、田林等西北五县的同学大多普通话讲不准,“标”经常读成“飘”,“设”经常读成“色”,跟玉林那边的同学倒是有一比。记得一位凌云的同学,上铺的兄弟经常动来动去,影响到他的休息。这位同学似乎很恼火,于是对上铺的同学说:“我说兄弟,你在上面不要‘拗’喂”。“拗”是方言“动”意思,即将的争吵因一句“凌云普通话”就此停息,同宿舍的个个笑得前俯后仰。前段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个用逻沙方言写“骑马”的段子,讲的是骑马挨摔的故事。整篇都是用乐业高山汉话来表达,诸如山堡堡、矮子波罗,岩坎坎之类,看了令人啼笑皆非,也感到很亲切,令我不得不感叹:高手在民间啊!
一次聊天,我的一个堂兄说起这样一件事。他去南宁出差,在饭桌上,坐在他对面的一位男士从神态、语言都似曾相识,两人在用普通话交谈时,那位男士不经意间冒出一句家乡最土的土话,堂哥马上认定这位男士就是家乡人。身在异乡,听到家乡的方言,那浓浓的乡音让双方都感到十分亲切。小孩大舅在北京工作多年,岳父岳母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因此,他每年都要回乐业两三次看望父母。在外多年,接触过不同的人,听到过多种的方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讲的“乐业话”一点都没有变调,非常纯正,令我不得不佩服。这让我想起了前段参加的一个普通话培训班,授课老师谈到她对“高山汉话”非常感兴趣,自己经常下乡搞调研。接触多了,对汉话也比较了解,她可以做到“在那座山唱那首歌”,刚刚和一个老乡讲完家乡话,接电话又马上可以切换成普通话交谈,而且普通话很准,不带半点家乡口音。我想,这就是经常操练的成果。
前次老家有事,在外工作和打工的伙伴、亲人都赶回去帮忙。晚上一帮伙伴相邀一起吃饭,共叙多年的情缘。饭桌上,吃着家乡的菜,喝着家乡的酒,讲着家乡的话,谈起当年的闲情趣事,大家都非常开心。谈笑之间,不知是哪位提出,每人都要讲一句家乡土话,说出寨子附近的一个地名,说错或说不出的就要罚酒。大家都觉得这个提法很新鲜,很好玩,于是一个一个轮流讲。不知不觉间,家乡的方言和地名大部分都被大家点出来了,虽然离家多年,但是大家对方言还是记忆犹新,对家乡的地名还是如数家珍,真是难能可贵。都说乡音难改,故土难离,分别多年,难得一见,大家在酒酣耳热之际,醉里梦里都是挥之不去的乡音乡情。
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诗人通过乡音难改与鬓毛易衰的对比,委婉含蓄地表现了诗人回乡欢愉之情和人世沧桑之感。是的,远方的游子,不管身在何处,家才是最终的归宿,乡音才是最永久的记忆。
有句话说得好:“爱要大声唱出来”,而我们身为高山汉族,乡音要大声讲出来,汉话要大胆说出来,让我们的乡音飘荡四方,让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都能领略到“高山汉话”那独有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