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影子

那是我小时侯

常坐在父亲肩头

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

父亲是那拉车的牛

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

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老酒

等我长大后

山里孩子往外走

想儿时一封家书千里循叮嘱

盼儿归一袋闷烟满天数星斗

都说养儿能防老

可儿山高水远他乡留

都说养儿能防老

可你再苦再累不张口

儿只有轻歌一曲和泪唱

愿天下父母平安渡春秋

愿天下父母平安渡春秋

......

参加工作客居他乡以来，每当收听收看到崔京浩这首唱响大江南北，火红大街小巷的《父亲》，心里就不由自主地也跟着唱起来，尽管我五音不全，却最喜欢唱这首歌，如果周围没有人，就会放声的唱，但往往感觉嘴里在唱，心里在哭，苦苦的、涩涩的。

于是，总想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可是直至父亲去世，也没有见稿于媒体报端，主要原因还是语文基础差，驾驭文字的能力欠缺，缺少作家的灵感，永远写不出朱自清《背影》中父亲的味道来，加之父亲是个农民，没有什么伟大之举，没有什么可写之处，每次拿起笔来，也不知道从何写起，所以也就不了了之，多年来，这心里的愧疚无以言表，总觉得对不起父亲。

关于父亲题材的文章倒是还拜读了不少，但里面都没有找到自己的父亲来。

父亲去世后，每年清明，我都要和姐妹妻儿回老家为父亲扫墓送点纸钱，同时也会恋恋不舍地在老家逗留几日，修剪修剪父亲曾经亲手栽下的已经长大的各类果树，轻拂轻拂父亲几十年前亲手修建的各个窑洞、房间里物件上面的灰尘。今年清明，因为厌倦了城里的生活，在老家多住了几日，每当在尘风一隅，看到父亲打制的这件轻巧气足的风掀、这对古朴精致的老靠子、还有结实耐用的八仙桌、大衣柜、高低柜、绵软舒适的沙发、至今还在服役的石磨，还有冷落在柴房里的摇糖机子、套牛犁地用过的装备，好像在含情默默地深情地忘着我，仿佛在向我诉说着什么，我记忆的波涛再也阻挡不住了，一次又一次从记忆的深处努力寻觅父亲的影子。

（一）窑洞的记忆

父亲生在土窑洞，长在土窑洞，最后以八十岁的高龄离开土窑洞，一生都与窑洞结缘。

我家的土窑洞，是父亲自己设计、亲自领工修建的，那时候，父亲才十九岁，这是父亲的第一篇杰作。其有关的与众不同和冬暖夏凉的优点，读者可以在我的拙作《难舍的土窑洞》里耐味寻觅。

（二）风掀的气节

老家的农村，家家户户都用柴草做饭，整日袅袅升起的炊烟像一道道美丽的风景。为了节约柴草，免于烟熏火燎的难受，家家都得配备一台风掀，也叫风箱，有些人家至今还在用。

父亲和母亲乔迁新居，锅碗瓢盆油盐酱醋齐备之后，没有风掀则难以成炊，于是作为木匠的父亲只能靠自己了。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有这件风掀，这是父亲的第二篇杰作。父亲成家之前，就拜师学会了木工技艺，就会打造家具农具，就会做风掀。

父亲做的风掀，多数选用楸木，因为这种木头质地坚硬密实，不易变形。清明前后将未发芽的、将近二三十年树龄的大楸树伐倒，然后锯成段节，量身取材，一般粗长端直的下部树身留作打造家具或门窗、寿材用料，中部树身用于打造小型家具、农具，上部细小的树身或相对比较粗大端直的枝干才用来做风掀。用尺子丈量准，用牛角墨斗弹好线，把树辊子卡在专制的架子下或门框中央，然后两个人用长锯或短锯，你拉我拽，一锯一锯，改成厚度不一、长度不等的板子，阴干凉透，方可使用。制作风掀的过程实际很简单，先把预好尺寸的几块小木板用木工胶粘接在一起，形成盖板、侧板、底板，用刨子刨制的光滑平整，在板子边沿画好线，开凿好榫楔，套制成长不过三尺，宽不过一尺半，高不过二尺的长方体木箱，木箱两端各有一个方形的小木板，也叫挡板，挡板中间开有一个圆形或者方形的孔，叫吸风口，在吸气口内壁悬吊着活动的小木板，叫舌头，或叫木阀，有两根细椿木做成圆柱形或椭圆形的拉杆，拉杆一头穿过一端挡板的两个圆孔伸出在箱体外，竖直安有一小段圆木，叫拉手或把柄，另一头在箱体内，接上风坨，风坨边沿开有槽子，塞上一圈柔软耐磨的麻袧纸，再用蜂蜡密封，风坨在箱体里的运动相当于活塞运动。如果是右风掀，就在箱体的左侧面底部留有出风口，反之则反，在出风口的外面装上二寸见长的风嘴，然后钉上盖板，刷一层油漆，这样，一件风掀就打造成了。风箱拉杆不论前推后拉都有风从出风口里吹出。推的时候，前面的木阀张开，后面的关闭；拉的时候前面的木阀关闭，后面的张开，看似简单的风掀，但制作和工作的原理还是非常巧妙的。

小时候的我，经常偎在父亲旁边，看着他把一件件风掀组装成功，又被一个个叔叔或大爷拿走。

等我长的稍有些力气，经常就被父亲叫去帮忙，或拉锯，或熬胶，或拉墨斗线定位尺寸，刚开始还觉得有趣，慢慢的我就烦透了，有时听到父亲喊我，估计要帮忙做更费劲的活，我就故意的不出声，甚至捉迷藏一样，拿一本书悄悄的爬到大杏树上躲起来，或跑到高粱地里藏起来，这时候，父亲就会更大声的叫，我就更不敢出声了，害怕遭到父亲的训斥，这时候，就有母亲或者大姐、二姐出场了，帮父亲完成了应该由我做的工作，当然也有被父亲逮住的时候，这时候是很不情愿的，只能被迫就范，但父亲却从没有揍过我。等我和姐姐都工作之后，帮父亲拉锯、熬胶之类的事就非妹妹莫属了。

风掀一般放在锅台右侧，垫几块砖，离开地面一点距离，以防受潮。上面放一块稍大的木板，或者是一块案板既能切菜又给风箱增加点压力，以防拉动拉杆时，风掀来回移动。锅灶下面有几根铁棍，就是备好的炉条，炉条下面有大小两个洞，小洞洞口在锅台侧面，风掀的风嘴正好申进在这个洞口里，大洞则是漏灰存灰用的，洞口装有小门，掏灰的时候才会打开，如果关闭不严，推拉风掀拉杆的时候就会冒出灰来。锅里添上水，盖上锅盖，这时的风掀就该发挥作用了。

拉风掀也有技巧，把备好的柴禾放到灶口，点燃等火旺了再送进灶堂。只需轻轻拉动拉杆，火就旺了，再把玉米秸，玉米芯等硬实类的东西放进去，再用力拉动把火燃的更旺。左手添柴，右手拉风掀，袅袅炊烟升起，好似一条绸带，时断时续，变幻莫测，直到化为天上的云朵。这是农村最常见也最温暖的一幕场景。

在每个清晨或傍晚的村头，总能听到各家各户几乎有多一半来自父亲之手打造的风掀呱嗒呱嗒的声音，可以说这是那个年月里最动听的音乐，那一簇簇红黄的火苗，随之起起伏伏，摇摇曳曳，映红母亲消瘦的脸庞。等锅里冒出滋滋的白气，水就开了，母亲会把事先准备好的暖壶灌满水，然后把玉米糁或小米之类的东西放进去，轻轻搅拌以免糊锅，上面再搭一层用细高梁杆做的圆形井底，上面放几个高粱面、玉米面饽饽，盖上锅盖，这时就要慢慢拉动风箱用文火慢慢熬，大约半小时的功夫，一锅香喷喷的粥就熬好了，饽饽也软了，母亲把咸菜切成细细的长条，拌上嫰绿的小葱，在加点熟清油，浓浓的饭香味就溢满了厨屋。

拉风掀用的是巧劲，母亲总结出了一套拉风掀的方法，长拉慢放，快拉慢推，才能使火苗均匀又不浪费柴禾。同时，要根据所做饭菜的不同，变化拉风掀的快慢和力度。炒菜需要急火，风掀就要快拉；熬粥，开锅之前要用急火，开锅之后需要文火慢熬，拉风掀就要先快后慢。如果烙大饼，就要细拉慢拽。

风掀用的久了难免出点小故障，不会修的就来请父亲去修，父亲手头有多忙，都不会推辞，骑个自行车驮着工具箱，就匆匆的走了，并且不会收取任何报酬的，也许就是如今的免费保修或者所谓的售后服务吧！

父亲做的风掀，密封性好，轻巧风大，经久耐用，而且价格便宜，经常有人上门定做，或把父亲请到他们家里去做，价格也从七十年代的十五元，买到进入新世纪后一百五十元。父亲去世后，还有些不知道的人竟然还跑几十公里的路，上门来定做风掀。

我和姐妹经常帮母亲拉风掀做饭，煮出一大锅面条或饺子，或者炖出一大锅杂烩菜。那时的饭菜虽是粗茶淡饭，全家老老少少围坐一起，其乐融融，也为我们这个大家庭营造出一个欢乐祥和的气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今农村那些老风掀已被现代化电器所代替。家家户户用上了煤气灶，采暖炉，电磁炉，电饭煲等先进的电器。既方便又干净，做饭又快又好，省时省力。曾经袅袅升起的炊烟，慢慢变成了断落流年的回忆。

（三）老靠子的曲折

父亲的第三篇杰作，就是打造太师椅。

听父亲说，太师椅是古家具中唯一用官职来命名的椅子，原为官家之椅，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放在皇宫、衙门内便带官品职位的涵义，放在家庭中，就可显示出家族和主人的地位来。所有这些我没有去考证，也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我们陇东的民居里就有了太师椅，主窑洞或上房有八仙桌的上位，就是它的专属，凡婚丧嫁娶红白喜事，设宴待客，太师椅就是重要客人或长辈的专利。虽然豪华度、复杂度和大气度不如京城或者南方的圈形太师椅，而且各主要构件之间的联结都呈直角形，但精度和牢靠度绝对堪称一流，所以我们老家不叫太师椅，而叫老靠子。

父亲在临泾原打造老靠子是出了名的，从我记事的那天起，父亲就经常自言自语地说，我要给咱家里打造一对老靠子，我也亲自见他打造了无数的老靠子，但没有一对是我们的，都被别人抢走了，我就问父亲，为啥不留下来，父亲就会摇摇头叹息地说，唉，这是人家几年前就订下的，再说马上种麦等钱买化肥呢，你们开学还要学费，以后了再说吧！

父亲做的老靠子，主体结构主要用核桃木、楸木或槐木，这是我们村里最容易得到的硬木，坐面用松木或楸木，雕花部分多数用桐木，长方形的靠背和扶手是由手工削制成不同尺寸的圆柱形或圆锥形木杆组成的，各个构件都要用粗、细砂纸打磨光滑，然后按特定的顺序用榫楔铆套起来、不能用一颗钉子的，所以各构件的大小长短粗细尺寸、榫楔的角度精度、铆套的手劲轻重是非常讲究的，父亲每做一个构件，都好像在解一道道数学题一样，丝毫也不马虎，一旦那个步骤有了误差，就不会有正确的答案。

一对老靠子，没有一星期是做不成的。最费工最难做的，要数雕花部分了。父亲戴上眼镜，选好图册上的图案，用深蓝色的复写纸拓印在靠背板和坐面下面四面束腰的正面上，然后用一把又尖又锋利的斜刃刻刀，像刺绣一样，一刀一刀地刻，一般在靠背板的浮雕上刻制的是富贵花开、双喜临门、或孔雀戏牡丹，靠背板两侧是二龙戏珠，束腰上是富贵不断头、如意纹、蝠纹、云纹等，正面两腿则刻成盘龙柱，脚线起回纹。这时候父亲注意力高度的集中，既不说话，也不环顾四周，我就乘机偷偷学他的样子，戴个用高粱秆外皮编制的眼镜，甚至做个鬼脸，为所欲为，他也看不见，也就更顾不上泡制我了。

铆套成的老靠子，还是半成品，凡是能看得见的小缝隙、小坑窝，都要用灰刀刮一点腻子，然后刷一层底漆，阴干一两天后，再用纯黑颜色的漆、或者用红漆和黄漆调和成的金黄色漆刷一遍，阴干后再刷一遍，最后再刷一层清漆，光亮泽润，精美绝伦，简直是一件艺术品，这时候父亲就会笑眯眯的、悠闲的卷一根老旱烟点着美美地吸一口，这时候调皮捣蛋的我，用红高粱杆仿制的老靠子也成品了，猛然发现它像一顶帽子，可以戴在头上，于是，跑到玉米地里揪一把玉米缨子插在鼻孔里，一个纵身坐到老靠子上，感觉自己像老戏里的黑脸包公，得意洋洋极了。下来，父亲突然腔大一声，原来坐面上的漆还没有干透，我的裤子也被粘住了，父、母亲得为我唠叨和折腾半天。

包产到户那一年，父亲刚过五十岁，那一年，粮食丰收了，父亲高兴至极，终于给我们家打造了一对金黄色纯楸木老靠子，还做了一张八仙桌，按规定配套安放在主窑的首位，母亲每天都要把它们抹洗的一尘不染，父亲还悬挂了一副旧中堂，据说是我没有读过书的爷爷写的，文革时候被父亲偷藏在边窑的土炕箱里，才保留了下来。平时吃饭，母亲是将菜碟、筷子、盐、醋、熟油辣子，或者少之又少的金裹银馒头、粗粮面条放在长方形的大木盘子里，端到厨屋的热炕上，父亲盘腿坐首位，我们围一圈，姐姐先给父亲双手接一双筷子，递一个馒头或一碗面条，父亲开吃我们就吃，父亲先夹那个菜，我们才能夹那个菜，这都是父亲平时一遍又一遍拿出爷爷的家规家训，训练的结果。母亲往往一人在锅台案头忙，我们叫她吃，她说她已经吃了，但有几次我发现，母亲一直等我们吃毕了她才吃，但往往吃的给她就没有了，这时候她就铲锅底吃，有一次我和妹妹看见母亲铲出锅底的呱呱很脆香，竟然跑过去稀里糊涂的抢了吃，父亲就把他正吃的半个金裹银馒头放下来不吃了，下了炕，穿了鞋，一声不吭的去边窑里做木活去了，年幼的我们都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

自从主窑里安了老靠子和八仙桌，如果有晚辈的亲戚来，吃饭时间，父亲和母亲就会被他们同时礼让坐到老靠子上的，如果来的是父母亲同辈的亲戚，一个人的，父亲就陪他一块坐老靠子位，两个人的，父亲就坐旁边作陪，父母亲的长辈，就更不用说了，这时候，我和姐妹坐八仙桌一起吃饭，就要更懂礼规，格外的小心，否则，客人走后，就会被父亲或者母亲训斥一顿，被迫重温一下所谓的你爷爷当年是怎么说的。我就很不明白，这个我已经想不起的爷爷，没有读过一天书，怎么会写毛笔字呢，听人说还写的相当不错，还有那么多恼人的样样太多的家规家训。直至上了初中后有一天，父亲才对我说，你爷爷小时候，是满清年代，因为家大人多，生活困难，读不起书，靠给地主放羊喂牛为生，好在这户地主家里有很多废弃了的书和字帖，爷爷就拿几本字帖照猫画虎，边放羊边用指头或柴棍在地上练习，久而久之，竟然能够把一本字帖从头至尾默写下来，当然他是没有文房四宝的，也不知道字音字义的。地主的儿子与我爷爷同龄，是读了书的，他们经常一起玩耍，看到我爷爷如此聪悟和痴迷，惊奇不已，于是就给我爷爷教认字，教读音，背诵四书五经，硬是把爷爷教成了一个土秀才，爷爷也就成了弟兄六个人里，唯一的读了书的人，竟然还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土写家。

爷爷没有念起书，却把念书的重任强加到大伯、二叔身上，爷爷用给别人家做苦力，或者写中堂、对联、四条屏换粮食，奶奶用纺线织布换银元，供大伯、二叔读书，大伯书读得最多，初中毕业后，就被安排到屯子闫孟完小教学，可惜的是教书时间不长，因突患中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导致语言障碍，被迫回家务农，正在读完小的二叔也被迫辍学，回家伺候大伯，父亲虽然成为爷爷最后的希望，但到父亲读书的年龄，由于奶奶有病，加之战乱饥荒，爷爷已经无力支撑这个家，于是父亲仅仅上了半学期完小，就辍学了。

到了父亲手里，爷爷的前院水又流到了后院，据母亲说，爷爷去世前，再三地给父亲交代，说现在新社会了，条件好了，一定要叫娃娃把书读好，于是没有读过几天书的父亲如同爷爷当年一样，把读书的重任和希望寄托在我和姐妹身上，也就不时地拿出爷爷的家规家训来，怪不得父亲一直自言自语，念念不忘地说，要给我们家里打造一对老靠子，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了借此把爷爷写的家训中堂挂出来，教训教训我们。

我在四川上学第二学年的一个暑假前夕，不知何故，父亲应该给我的路费却迟迟没有寄来，学校就安排我们这些没钱回家的学生去参加勤工俭学，我被安排在学校图书馆抄写图书卡片竟然挣了一百多元，完全够一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当寒假来临兴冲冲的回到家里时，突然发现主窑里那对父亲引以自豪的老靠子和八仙桌不见了，只剩下爷爷写的中堂孤零零的悬挂在窑掌里，母亲身体非常虚弱，父亲也苍老了许多，听父亲说，有个熟人来掏个高价硬拿走了，我怎么也不相信，最后妹妹才告诉我，原来母亲得了急性阑尾炎，要做手术，父亲为了凑钱，便宜卖了。母亲住院期间，为了不影响我学习，叫父亲在信里千万不要告诉我。我这才明白没有收到路费的原因。我暗自下决心，等参加工作挣了钱，一定帮父亲给家里打造一对老靠子。

随着我和姐姐的相继参加工作，家里的日子也渐渐的好起来，父亲领他的弟子正奎、世海等给家里做了大衣柜，高低柜，还包制了一套沙发，打造了一对带八仙桌的老靠子，把主窑和对面的三间房布置得满满的，我们家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老靠子。原来父亲为了给我找对象，害怕家里太空荡，一旦对方姑娘来觉得太寒酸看不上家道。果然有很多媒人领了好多姑娘来看了家道都很满意，但听说我在外地工作，就弹嫌了。直至我工作调了回来，终于按照家乡老一套习俗，在老家举行了圆满的婚礼，这对老靠子带八仙桌的，还有高低柜带沙发的，就成为我的新房摆设品，并且一直保存到了现在。那一年在城里买了家属楼，客厅里没啥坐，竟然回来把老家的沙发拉了去。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浙江新式时髦家具打入并垄断了本地市场，做老式家具尤其是老靠子、八仙桌的就越来越少了，村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强，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于是父亲也就带着他的弟子及时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四处搞基建，修一砖到顶的新式房子，新式平顶子大门，引导村民逐渐的告别土窑洞。

父亲六十八岁那年，患脑梗康复之后，又悄悄地打造了一对老靠子，还有一张八仙桌，还是给我们家里打造的。也许是年老力衰，头昏眼花的缘故吧，竟然花费了将近半年时间才完成。父亲把它安放在一砖到顶的三间新房里，正墙壁上挂了一副邓博五写的中堂。这对老靠子靠背上面雕刻的图案不是二龙戏珠，也不是双喜临门，而是耕读传家，父亲不知听谁说的，黑色代表正直、严肃，所以把它们统一漆成了黑颜色。听母亲说，这对老靠子，是父亲给他正上初中的孙子专门打造的，希望孙子以后不要忘记他太爷的家训，做一个正直的人，更不要忘了根，忘了本。

（四）石磨的歌声

住在城里的母亲早在我清明回家之前，就委以重任，说她要给在省城工作的孙子装一对荞皮绣花枕头，留着结婚用，说家里还有父亲去世前一年打的两袋子荞麦，于是，我和四十不惑的妹妹搭班子，又一次把自己套上磨子，听着这动人而又哀愁的一歌又一曲，转着这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圈又一圈，这台不减当年锋利的石磨，既磨出了母亲的所需，更磨出了我对父亲无限的思忆。

这台石磨，看似笨拙，简单朴素，却是父亲的又一大杰作。父亲把新庄修成之后，回到老家牛土坪，在河滩的石坊里买了两扇毛坯圆石料，自己打琢出来的，然后凿修好磨齿，钻出大小两个磨眼，安好磨轴，一台石磨就做成了，没想到父亲无师自通，竟然还是个石匠。

两个磨扇最后在爷爷和大伯、二叔的帮助下，用两辆独轮手推车从相距四十多里的牛土坪老家硬是推了上来。父亲用土坯做好圆形台子，用麦渣泥抹光，安好石磨，定好栓磨绳的短木柱子，穿上磨棍，倒上玉米颗粒，就可以磨面了。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经常鸡还没叫就起来抱着磨棍磨面，有的时候也把我和姐姐从睡梦中拽起来帮着推磨，我们就抱着磨棍闭着眼沿着磨台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场地上一圈又一圈的转圈，最早的记忆，是我和姐姐推着同一根我举起双手才能够着的磨棍，那时候大概三四岁左右吧，虽然感到十分厌烦，但母亲一直哄着我们说，推吧孩子，天亮了给我娃烙苜蓿菜饼子吃。

那个时候村子里有石磨的为数不多，也就仅仅那么几户，我家的石磨自然也给左邻右舍提供了不少方便，他们经常挑着玉米、高粱、麦子、荞麦等粮食到我们家来磨面，所以石磨闲置的时候不多。

母亲有病的那些年月，多数是父亲晚上回来亲自驾驶他的作品，我们帮忙给磨盘上面的磨眼处倒粮食，粮食从磨眼溜下去经过磨齿被磨碎后，从磨口落在磨台上，这叫头餐磨，父亲专门做了两个大一点的木斗子，先用小木铲斗铲倒储存在一个木斗子里，然后用早已搁置在面柜里的两根横木上的萝圈来回不停地拉动萝筛，面粉就像下雪一样撒落在了面柜底部，隔在萝网上面的碎粮食则暂时倒在另一个木斗子里，待磨盘顶子上的粮食从磨眼溜完了，才能倒上去，就这样周而复始，被转动着的磨齿一遍又一遍的继续磨碎，我和姐姐手忙脚乱的一遍又一遍的萝筛，直至变成麸皮为止。

有时候父亲去远处做木活，一半个月不见回来，大姐就会去生产队饲养场，找一个叫刘家表叔的饲养员，借一条毛驴拉回来，先给吃一些草料，然后套在磨子上。这条毛驴很温顺，对推磨是轻车熟路，也很卖力，但唯一的缺点是喜欢偷吃磨台子上的碎粮食，于是，大姐就给戴上蒙眼和笼嘴，这样，毛驴就看不见了，也没办法偷吃了，只好乖乖的拉着磨子转圈圈，不喊一声“哦”，是停不下来的。我们也省了不少力气。

记得那时不管是谁家来推磨，母亲都是热情相待，有的邻居磨面的时候带着孩子，一会哭一会闹，影响大人们推磨，母亲就会主动给他们看看孩子，还把家里的蜂糖、枣、核桃拿出来让小孩吃，以不影响大人。遇到他们忙不过来的，大姐、二姐都会主动的去帮他们一会。

石磨用了一年又一年，一天晚上，父亲找来了几个邻居帮助，把石磨上边的那一扇磨盘抬下来，点上煤油灯，从工具箱中取出一尺长的铁錾子和一个短把榔头，在磨齿上敲来敲去，叮当叮当乱响，用了一夜一天的时间，把两扇磨盘的磨齿槽子全部敲了一遍。我问父亲这是做啥？父亲告诉我，石磨使用时间长了，磨齿牙就钝了，粮食不仅磨不碎，而且推磨也费力，就要锻磨一下，由此我才知道，这就叫锻磨子。原来父亲还会锻磨子，从我能记事的年龄起，父亲已经不知锻了多少次的磨子了。磨齿一年又一年的磨损，父亲一年又一年的锻磨，使上磨扇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轻，出面率低，于是父亲想了一个办法，在上磨扇周围箍了一圈铁皮，倒了一层水泥，仍然流出磨眼来，效果又和原来的不相上下。只是给人感觉好像补了一圈补丁。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村子里有了用柴油机带动的钢磨，声音非常大，一袋子小麦一根烟的功夫就磨完了，一下子减轻了石磨的负担，不过除了小麦用钢磨加工外，玉米、荞麦还得用石磨加工，但毕竟量少，这样父亲锻磨子的次数就更少了。我们村里是九十年代才通了电的，于是又淘汰了柴油机，有了电磨子。但石磨还是没有下岗，因为想吃荞面凉粉，想用荞皮装枕头，还得用石磨。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时代，石磨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具，全家人都很重视和爱惜它，父亲专门修了一只窑洞给它独享，说什么左青龙，右白虎，按风水学的说法，把它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石磨自然就不会雨淋日晒了。每年过春节的时候，父亲还要请人写一幅诸如“大粮仓五谷丰登辞旧岁，小石磨扭转乾坤迎新春”的对联，贴在磨坊门上，又一次竟然倒贴了，不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我发现，就闹笑话了，父亲夸我书没有白念。

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石磨再也没人推用了。不过我家的这台石磨，至今还在服役。每次回老家的时候，看到那历经风霜的石磨依然还在那里，便引起我万千的思绪，油然想起那艰苦的岁月，想起那个推磨的年代。

(五)蜂蜜的酸楚

谁也想不到既是木匠又是石匠的父亲，竟然还是个养蜂专家，原来父亲早在七十年代就与蜜蜂结缘了。

记得我在小学二年级暑假的一天，母亲去外婆家不在，我家的院子里突然无缘无故的飞来了密密麻麻的一群蜜蜂，落在院子中央的大杏树上，听说蜜蜂蜇人，我和姐姐都吓得远远的躲着，快到中午了，但蜜蜂都没有离开的意思，越来越多的聚结在一起，远看好像在树上挂了一个黑绣球。我和姐姐不敢进门，就一溜烟跑到临泾街道去找正在给粮所打造风车的父亲，父亲骑着自行车，前面坐着我，后面坐着姐姐，一路走，一路问，看谁家的蜜蜂跑了，可是谁都不知道。

回到家里，看着这结了一树比杏子还多的蜜蜂，父亲也犯难了，这时候在我家住的一位四十岁左右年纪的包队干部贺叔叔回来了，大人们都叫他贺老师，这下父亲仿佛看到了救星，据说这个贺老师不知是从省城什么大学，也不知什么原因来我们村的，但村里的大人们都知道他会给牲口看病。

贺叔叔说，蜜蜂选择的地方，是不会轻易离开的，于是指导父亲在崖面子两个窑洞腿子中间开凿了一个深约五六十公分的长方形蜂窝，贺叔叔和父亲用萝筛网子做了个简易的筒状帽子，然后把头脸整个藏在帽子里，戴上手套，父亲搬出一个梯子，贺叔叔从橱屋里取了一把竹编的灶篓，上面栓一小条红布，拿一把糜芒笤帚顺着梯子爬到树上，把灶篓伸到蜜蜂织成的黑绣球附近，然后向灶篓一边轻轻的挥动糜芒笤帚，好像施展法术一样，嘴里还念念有词：“蜂王上灶，家里给你修的新房带灶”......，结果呢，神奇的一幕出现了，蜜蜂慢慢的全部涌动到灶篓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还在周围飞舞。贺叔叔把满满一灶篓的蜜蜂放在蜂窝里，父亲用两块基子及时的堵了窝门，中间留了一个小孔，蜜蜂就不断的从这个小孔里早出晚归，出出进进，我家从此就有了蜜蜂。

大概过了两个月左右，突然有一个瘸腿白胡子的老爷爷柱着拐棍找上门来，说他是青龙山田大硷的，他家新分出了一窝蜂失踪了，听说我家飞来了一窝蜂，肯定是他的。没等父亲开口，就有邻居笑着说话了，说老包家蜜蜂是自己飞来的，凭啥说是你家的，就说是你的，你怎么拿回去？老爷爷竟然不慌不忙的说，拿是拿不回去的，但不能让我空来，叫我父亲给他做一件风掀顶账，父亲考虑了一下，也就答应了。看到我家里的老猫领了两只猫娃在院子里玩，老爷爷还要把我最喜欢的小黄给捉走，我和姐姐都挡住不给，最后他只能别无选择捉了一只黑色的装在一个小口袋里，一瘸一瘸的乐呵呵的走了，我和姐姐一伙娃娃远远跟在后面，也一瘸一瘸的。

就这样，父亲这个大忙人被迫无奈的养起蜜蜂来，不得不忙得不亦乐乎。贺叔叔去西峰开了会，还专门给父亲带回了一本《家庭养蜂》，可惜父亲不识字，读得节节梆梆的，于是父亲被迫放下架子，给他这个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当了学生，我放学一回来，就叫我读给他听，有个别章节，甚至叫我反复的读，读得我非常的不耐烦，非常的枯燥无味，可是父亲却听的津津有味，尽管这样，我是从来没有读懂过的，只记下了什么“工蜂最辛勤，雄峰是懒虫，蜂王是个女将军”等等，也不知道父亲听懂了没有。

不知是父亲运气好，还是怎么的，我家的蜜蜂繁殖的很快，也没有私自飞到别人家落户的。几年之内，窑间口的崖面子上，竟然被父亲挖出了一眼又一眼的蜂窝来，实在不够了，又在坡口上面的草园子里，用土坯筑修了一排蜂窝，也给亲戚邻居送了不少，院里院外几乎成了蜜蜂的世界，从早到晚，嗡嗡的叫着纷飞不停，我和姐妹小小的额头上、手脸上、或者精脚片子上也就经常被蜜蜂蛰的肿起一个又一个的大包来，肿眉烂眼，疼的大哭大叫的，母亲就会立即用蒜汁给我们抹抹，这时候我们就特别仇恨蜜蜂，也就特别抱怨父亲，但想到一放学回家就有蜂蜜蘸高粱窝窝头吃，就化悲为喜，破涕为笑，把所有的疼痛和抱怨一笔勾销了。

从油菜花盛开的春季开始，到白露之前，每个花季一结束，父亲就要从做木活的忙碌中腾出手来，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取开蜂窝门，把盛满蜂蜜的蜂巢割下来，然后再堵上蜂窝门，这时候蜜蜂看见自己辛辛苦苦酿造的蜜被人盗割，就会拼命的护巢，狠狠的蛰人，母亲就带我们躲在窑洞里，是不允许出去的，父亲一人孤军作战，把所有割下来的蜂巢拿到边窑，关起门来，装进搁置在搪瓷大缸缸口上的摇糖机子里，然后不停的摇动手柄，缸里面的机体就不停的高速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蜂蜜就被分离出来，糊糊的，黄黄的装满半缸，清香四溢，沁人心脾，无不令人垂涎。摇糖机子是木制的，联结把柄的转轴上装有两个滚珠轴承，摇起来非常轻快，是父亲绞尽脑汁发明制作的，也为父亲提高了不少工作效率。秋季最后的荞麦花季，是再不能割糖的，因为要留给蜜蜂冬季吃，开春还要哺育幼蜂。

蜂巢是一种很好的天然蜜蜡，被父亲熬制成蜡汁过滤后，用一个模子，加一根灯芯，用一部分倒制出一些圆柱形的蜡烛来，晚上点灯照明非常好用，剩下的凝固后被父亲用来立木风掀风坨。

这么多的蜂蜜先由母亲留够家里吃的用的，还有送我外公外婆以及其他亲戚、邻居的，然后就卖给上门收购的贩子了，但价格往往是很低的。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贩子来收购，为了压低价，竟然弹嫌说，蜂蜜是假的，结果惹犯了父亲的脾气，怎么都不卖给他了。

包产到户那一年，粮食丰收了，蜂蜜也丰收了，我家的蜂蜜产了足有100多斤，而且还买了个好价钱，母亲终于得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缝纫机。父亲高兴之余，还给家里买了一台收音机，5岁的妹妹第一次见到收音机，经常爬在跟前听唱歌，听着听着，还到收音机后面看看，好奇的问，里面唱歌的人怎么看不见，逗得我们都大笑。年底，父亲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一个新书包，咬咬牙给自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戴在手腕上明光闪闪的，还不时的抬起手来看一看，有一次邻居来问时间，父亲报了个时间，大家都不相信，原来是戴反了，多年来被村里人传为笑料。

父亲养蜂，前前后后大约有二十多年，在他的影响下，周围有很多人也养起了蜜蜂，也都尝到了甜头，经常有人来向他取经，这时候的父亲很自信，就像我中学带语文的祁映贤老师一样，给学生讲课是不用教案的，滔滔不绝，能讲出一大篇学问和道理来。

自从优质高效的农药问世并大面积投放使用后，父亲养的蜜蜂一年比一年减少了，随着一个又一个蜂窝的拆除，父亲的养蜂历程在新世纪的曙光来临之前宣告结束。我们再也没有吃到过香甜可口的纯正的土蜂蜜。

在父亲的养蜂岁月里，我虽然没有学到养蜂技术，却悟出了很多道理，我曾经查阅了有关资料才发现，蜜蜂的酿蜜过程是一个千辛万苦的过程，蜜蜂要酿出一公斤蜂蜜，等于接触五百万朵鲜花，等于飞行十五万次，等于四十五万公里，等于环绕地球十一圈。采回巢的花蜜中水分含量高，需要除去四分之三的水分才能制成蜜。负责采蜜的外勤蜂归巢后把花蜜吐给内勤蜂，而内勤蜂又将其吐进蜂房里。白天的采集任务结束之后，蜜蜂们夜间便忙于加工蜂蜜，它们先把蜂房中的花蜜吸到蜜囊里, 随后再吐出，最多可达二百四十次，在唾液和消化酶的作用下，蜂蜜渐渐地酿成了。为了使蜂蜜浓缩，蜜蜂们还得不停地摆动翅膀来扇风，促进水分蒸发。最后一道工序是用蜂蜡盖起来，确保其无菌。一只工蜂一生中能够出来采蜜的时间最多只有二十天，减去消耗，可以采集酿出的蜂蜜只有三克左右。

勤劳的蜜蜂，没有痛苦，是因为心有所属，情有所注。有爱不会孤独，源于心甘情愿的付出，付出是一种能动，付出是一种习惯，付出是一种品行。蜜蜂和花为伍，忙碌于花丛，不仅为了获得，更重要的是，在它的辛勤劳作里，实现了自我潜能……。

“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蜜蜂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它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直劳累到体衰力竭，才结束了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一生。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突然觉得父亲好像一只蜜蜂。

（六）黄牛的眼泪

看到牛，我就想起了父亲。在我的脑海里总会浮出这样一个画面，父亲扛着犁，穿着一身被尘土染黄的蓝布衣服，吆着一头膘肥体壮、慢悠悠的大黄牛，迎着朝阳，拖着长长的影子，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他头发花白而稀少，但吆喝牛的声音特别洪亮，脚步铿锵有力，留下像山一样的背影。

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跟黄土疙瘩打了一辈子交道，虽然经常领徒弟们外出做木活、搞建筑，却从没有跟土地脱产，也跟牛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土地、牛，在几千年的中国农村，似乎有一种亘古未变的关系。尽管现代农业对这种关系进行了不懈的改善和更新，但这个现实还依然根深蒂固，至少在我们陇东黄土高原的山区，这三者仍不失为农耕文化的代符号。

父亲六十岁以后，接揽的木工活或建筑活，多数安排弟子们去干，弟子们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最多到现场给指导一下，他本人呢，似乎从这个行业退休了，但作为农民，是没有退休这一说法，于是他退而不休，专心致志的养起牛来。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一生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是和牛在一起的。养牛的初衷当然是为了耕地。

包产到户后，我家里分到了十亩原地，这些地完全可以实现机械化耕作，但还有四亩山地，机械是无法施展本领的，还好我们家分到了一匹老青稞骡子，和我做邻居的我叫刘家表叔的分到了一条麻毛驴，于是我们两家耕地，采取“AA”制，把它们套在一起，基本上可以做到并驾齐驱，一晌耕二亩地，是很轻松的事，可是这种友好合作时间不长，三年之后，表叔家的麻毛驴好端端的突然得病死了，我家的这匹老青稞骡子，满村再也找不到势均力敌的好搭档，于是父亲拉到集市，在我大姐夫的帮助下，忍痛卖了，随即买回来一头全身深黄色的大牛犊，于是父亲就开始养起了牛。

这头牛犊，刚开始很不听话，经常把前腿跨进草料槽里，槽子被踏蹋了好几回，有一次竟然挣脱了缰绳跑到田野里撒欢，在十几个精壮村民的围追堵截下才逮住，因此也损坏了邻居的不少庄稼，害的父亲不得不上门赔情道歉说好话，或者给他们做个木盘子之类的弥补损失，直至父亲将一根烧红的铁丝穿进牛鼻子，扎了钻子，才老实了许多，也许这就是牵着牛鼻子走的典故吧。它还喜欢吃庄稼，父亲又用细铁丝给编织了笼嘴，才做到了防患于未然。不怕虎的初生牛犊，最后还是败在了父亲的手下，不到半年，就被父亲调教的长成了一头懂事的大牛，父亲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大黄。

父亲对大黄关怀备至，雨天、雪天是从来不让大黄出门的，每天都要亲自给大黄倒草拌料，一天三顿从来没有间断过，大黄津津有味的吃草，父亲就用一把特质的大木梳子从头到尾给梳理身子，这时候大黄显得非常的舒服和享受，不时地回过头来，吐出扎楞楞的舌头舔父亲拿着木梳子的那只粗糙的手，这时候的父亲双眼也充满了惬意。每天中午只要有太阳，从不忘记拉大黄出去晒晒，夕阳落山前，还要陪大黄去深沟里喝水，去沟里的次数多了，大黄竟然记下了路，父亲只要把大黄吆到沟边，在山上等着，大黄自己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路下去，到泉水边，喝个大饱，肚子滚圆滚圆的，还要在泉水边的山洼里美美地吃一阵青草，父亲觉得差不多了，响彻山谷的一声吆喝，这大黄好像能听懂一样，立即服从父亲的口令，顺着原路，慢悠悠的上来，父亲前面走，大黄后面紧跟着。父亲也经常一个人吆着大黄，就可以把山地犁完。农忙季节的每个周末，只要单位没事，我都要回家，给年迈的父亲帮忙牛圈里掏牛粪，铡草，拉架子车往地里运送肥料，或者打囫矶耱地，只有一点，大黄我是牵不动的，我曾试过几次，拉它往前走，它却趔着脖子撅着屁股带我往后退，甚至还有挣脱逃跑的危险，原来它只认父亲一个人。

父亲肩膀很宽，力量很大，虽然六十多岁了，扛着沉重的犁和耱，像个没事人一样，干农活，我是甘拜下风的。下地后，父亲给大黄套上“装备”，就开始犁地了，父亲佝偻着身子，倾尽全力扶着犁耙，驱赶着大黄在耕地里穿梭，山谷里不时回传来父亲那洪亮的吆喝声：“打！打！打！哦牛”宛如一位将军在向他的部下发出的冲锋号令！我则跟在后面打囫矶，或从犁沟里捡杂草，有几次，我曾尝试，想像父亲那样吆牛犁地，可总是深一犁，浅一犁，怎样也扶不稳犁耙，加之大黄不听我的口令，偏不走犁沟，父亲只好亲自驾驭了。犁完地，套上耱，父亲牵着大黄，让我站在耱上，开始做最后一项收尾工作，因为我比较身轻，大黄拉着不费力，按照父亲的指令，我站在耱上，脚下要不停地踩压耱口，以便磨碎土块，还要不停地跳抖，抖落堆积在耱上的泥土。这时候的大黄，仿佛已经精疲力尽了，走的特别慢，需要不停地吆喝。等到耱完地，卸了妆，大黄立马就来了劲，我和父亲还在收拾零碎，它就自己一路小跑的无踪影了，等到我们回到家里，它已经吃完了母亲提前倒的一小背篼草料。

九十年代，我们村里还没有自来水，吃水要么下深沟里去挑，要么走出村子，去外村水塔去拉，父亲竟然别出心裁的给大黄量身打造了一付特制的木架子车，父亲牵着大黄，架子车上搁上铁皮大水桶，装满一桶子水，大黄竟然能毫不费力的从几里路上拉回来，够家里一周用水。大黄也因此而出了名。

父亲自从有了大黄，凡是能耕种的土地，一寸也不让闲着，一年四季是不需要到市场购买任何瓜果蔬菜的，父亲认为，城里人吃的大棚菜都是被喷了农药的，面粉是掺了增白剂的，清油都很不纯真的，于是，每当我因工作忙顾不上回家时，他就背着大袋，拎着小袋，将老家原汁原味的面、菜、油等挤坐班车给我送来。东西一给我就走，他是绝对顾不上在城里吃一顿饭的，有时甚至不喝一口水，就匆匆忙忙的走了，拉也拉不住的，因为他心里惦念的永远是他的土地，还有他的大黄，在我认为，是土地拴住了大黄，大黄拴住了父亲。

大黄在我家，待了八年多，力没有少出，也生了不少牛犊，这些牛犊，都因大黄的名气，被周边村民提前预定了。可是，功德卓著的大黄，最后却不幸得了产后风，父亲请遍了周围的兽医，也没能治好它，看着卧在牛圈奄奄一息的大黄，我仿佛看到父亲眼里的泪花，但父亲，没有哭，绝对没有。后来，大黄被牛贩子拉走了，父亲的脸上好像霜打了一样，好多天都没有精神。

大黄走了之后，父亲又掏高价，从别人手里把已经长成大牛的大黄的牛犊买了回来，毛色和个头竟然非常接近于大黄，父亲疼爱的叫它小黄，仍然像以前对待大黄一样殷勤地伺候着、使唤着。

小黄在我们家仅仅帮助父亲犁了两年的地，拉了两年的水就歇岗了，生儿育女成了它的专职。因为我们村里的山地全部退耕还林了，我们家也通上了自来水。于是，我和母亲、姐妹异口同声地劝父亲，把小黄卖了去，父亲表面上痛快地答应着，可是等我们回城后，仍然我行我素，不但在门前给小黄修了两间崭新的牛舍，还把小黄一胎生了两只的小牛犊舍不得卖，一起养起来，父亲竟然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养牛专业户。我和姐妹，或者姐夫妹夫又不得不经常光顾老家，为小黄和它的儿女们服务。

父亲七十九岁那年，一场大病康复后，明显的力不从心了，竟然被小黄带倒了好几次，为了不让这危险重演，经我姐夫、妹夫等人耐心的劝说，父亲终于同意把小黄们卖了。小黄们走的时候，父亲用那把特制的大木梳，把小黄身上的毛发又梳理了一遍，在牛贩子再三声称不会拉到屠宰场的承诺下，父亲才交过了缰绳。望着父亲，牛眼里流出大滴的泪。看着牛，父亲眼里也流出两行泪。牛哭，父亲哭，我们也哭。

父亲的养牛历史终于结束了，我和姐妹们这才如释重负，可父亲却没有丝毫的喜悦，整天显得闷闷不乐，为了使他高兴，我们给他和母亲报了“夕阳红”旅游团，在姐姐的陪伴下，父亲和母亲第一次走出了大山，走出了黄土地，第一次感受了坐飞机、火车和轮船的乐趣，终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旅游的有趣经历，成为父亲茶余饭后的话题，村子里也经常有父亲同龄的老人来撞门子，问问父亲坐飞机、坐火车啥感觉，轮船是啥模样，也有一些年轻的后生或媳妇故意逗乐，惹得父亲就像个孩子一样，把自己的旅历“炫耀”一遍，晒晒他在西子湖畔、宋城、还有苏州园林、虎丘、无锡三国城、南京总统府、上海黄浦江畔、东方明珠塔等的一些照片，讲讲如何被玻璃门挡住走不过去，如何找不到厕所，如何推不开宾馆的门，他认为，旅游是受罪，没有他在乡下散舒，还有南方的水牛会游泳，但没有他的大黄小黄个头大，力气壮，毛色好看等等，这些乡里人进城的童话故事，若得老人们及年轻的后生和媳妇们捧腹大笑，笑声荡满了土窑洞，荡满了院子，父亲也会跟着开心的笑着。

每年的春节，就是父亲的生日。2012年春节，我们高高兴兴地给父亲过了八十岁生日后，准备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再为他策划安排一次京津冀旅游，谁料想，在农历二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他却突然得了急病，没来及住院，就悄悄地走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令我和姐妹们悲痛欲绝，我们为自己之前没有觉察到父亲的病情，没有尽到儿女的孝心而后悔不已。

如今想来，我和父亲与牛的那些岁月，如此的美好。如今老家的父老乡亲，为了脱贫致富，还在养牛，可再也没有用牛犁地了，我也再没有机会踏上耱，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旋转了。时代变了，世界变了，人都变了，我也变了，唯有对父亲无尽的思念永远不会变。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父亲是对的，万物活在世上，不就是要体现自己的价值吗？人也一样，牛也如此。父亲的大黄小黄，应该也是心甘情愿地为我们家做最后一点贡献吧！献于父亲，忠于父亲，和父亲一般伟岸，乐意奉献自己的一切。父亲一生就像他养的牛，勤勤恳恳，任劳忍怨。父亲对于这个家，对于我和姐妹，又何尝不是呢？我突然想起一首咏牛的诗句来：“渴饮颍川水，饿喘吴门月，黄金如可种，我力终不歇”。也许这是对父亲执着养牛最好的诠释吧！

安息吧，天堂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