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在石棉厂燃烧的岁月

包焕新

人生如梦，岁月如歌，弹指一挥间，离开石棉厂已经28年了，这28年的风风雨雨，将青春年少的我，已刷洗成了风浊残年。无情的岁月，虽然模糊了很多记忆，却难以泯灭我记忆深处曾经在石棉厂工作、生活的四个春秋。昨天的石棉厂虽然已经不复存在，很多同事也失去了联系，或已作古，但回想起当年的一切依然亲切，往事如烟，温馨如昨，一声声呼唤，宛如从前。重温那段一起走过的日子，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不禁心潮澎湃，彻夜难眠，手中的笔不由自主地开始挥洒，桌上的稿纸已悄然铺开......。

一、初到石棉厂

1987年7月，21岁的我，在国家建材局直属的四川的一所高校毕业了，在全国轰轰烈烈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中，我本人作为来自大西北之一甘肃省庆阳农村的学生，义无反顾的被分配到甘谷石棉制品厂，一块分配到这个厂的还有同班来自甘南的王翠花和机15班来自平凉的多永兴。我们从绵阳坐上火车，带着满脸的稚气和学生娃的清纯，欢歌笑语，一路向北，越秦岭，到宝鸡，再换乘陇海普客，向西行进，经过一天一夜的旅程，终于到了甘谷县，期间，旅途的辛劳不必赘诉，更多的则是激动和喜悦，因为我们将要工作了，将要离开父母的供养开始自己挣钱了。

出了甘谷火车站，眼前一片迷茫，走一路问一路，虽然当地老乡非常热情，但他们浓重的方言，我们感觉比粤语还难听懂，竟然走错了好多的路口，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石棉厂。

当年的石棉厂就坐落在渭河北岸，地处新兴镇姚庄村，距火车站约1公里，距甘谷县城约3公里，虽然冠名甘谷石棉制品厂，却是省建材局直属的一户国有中型企业，始建于“文革”时期的1967年，第一代建设者多数来自于北京、天津、上海的支边知青，那时候他们也就是十七、八岁的年龄，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离开学校、离别亲人，不远千里，从繁华的大城市来到甘谷这个穷山僻壤之地，在一片荒滩上，从修防空洞开始，挥汗开启了建设之程，1970年后，又有从西安、兰州、天水、平凉、庆阳等地分配来的青年学生陆续加入到了建设大军的队伍，一座座厂房、一个个车间在他们手里拔地而起，他们才是真正的石棉厂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那时候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他们热情高涨，无私无畏，以惊人的速度，难以想象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从建设到达标投产，用了不到五年时间。据说最早是计划生产军工产品的，建成后改产石棉制品，以生产刹车片、石油钻机闸瓦、离合器片、石棉线、石棉布及橡胶板为主，为一汽、二汽及主要微型车和离合器总厂配套，部分产品还曾一度出口东南亚及欧美等国。我调走的那一年，经过几代人的付出和努力，年生产能力已达5000吨，并且更名为甘肃省摩擦密封材料厂，似乎为了摆脱 “甘谷”字眼的尴尬。

在计划经济时代，当时的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厂部设有党委、厂办、组干科、宣传科、团委、工会、企管、劳资、生产、技术、销售、供应、总务、动力、科研所、设备等科室，车间有梳纺、编织、橡胶板、压型、新产品、机修等。后勤服务及配套机构有职工医院、招待所、幼儿园、子弟学校、技校、夜大、电大、职工之家、澡堂、液化气服务站等。职工大约1000多人，厂区及生活区基本占据了甘谷县城的五分之一，宛若一个“小社会”。

与石棉厂隔河相望的还有甘谷油墨厂，这两户企业在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在甘谷县乃至天水市工业企业中，都是纳税大户，是两颗耀眼的明珠，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到厂部报到时，组干科科长李长华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并亲自为我们办理了有关手续，她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女性，温和典雅，很有领导风度，当时还有个叫张剑的副厂长简单的问了一下我们的学校及和专业情况后，就安排我们自己去找总务科联系住宿，工作岗位等候通知。由于当时厂里住房紧张，我们被临时安排住进了厂内招待所，一月之后，我们住进了“四合院”的北楼单身宿舍楼。和我们一同先后入住“四合院”的还有天水师专来的蒋志杰、杜智勇、苏兴权、上海建材学院来的张文杰、王宝平、兰州冶金工业学校来的潘新华。

说起这“四合院”，还算标准。在生活区东边，划出了一块地，沿这块地的东南西北方向各修有一幢三层单面楼，中间是一个正方形的大院，故称“四合院”。这里居住的都是单身汉或“两半户”，还有刚结婚不久暂时分不到小套住房的双职工。每天晚上总有歌声、笑声、锅碗瓢盆声、划拳喝酒声、搓麻将声、孩子哭闹声或吵架声不时从某个楼的窗口飘出，形成颇具特色的“交响曲”， 当然这“交响曲”中的之一如果“演奏”的久了，影响到其他人的休息，就会隔空招来一片谴责和谩骂声，尤其是在寂静的夜晚非常醒耳，可却从来没有人打架或其他绯闻，可见职工还是很有素质的。在石棉厂的四年，八小时以外，我就是在这热闹的“四合院” 纷杂的“交响曲”中度过的。

二、上班第一天

入住招待所的第二天，我们接到通知，多永兴安排到橡胶板车间，我和王翠花安排到机修车间，说是上班，实际是实习，当时政策有规定，大学生进企业，必须在基层实习一年的，也就是现在的试用期。到机修车间上班，先是要到设备科报到的，进了厂区大门，沿着林荫大道往南走，经过科研所、新产品和压型车间，拐个弯，有一幢小二层楼的就是，二楼是设备科办公室，一楼连着一栋厂房的就是机修车间，车间的西、南、东面依次是热处理、钳工班、车间办公室、锻压卷板机房、白铁房、电焊班组、木模加工班组等，实际上，设备科和机修车间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承担着全厂设备、零配件的采购、安装维修、模具加工和外协加工联系，机修车间可以说是一个小而全的机械加工厂，除铸件靠外协外，其他机加工设备一应具有，从车床、刨床、磨床、钻床、滚齿、插齿各型设备到热处理、电镀等设施等样样齐全，完全能够完成中小型模具或零部件的加工和流水线作业。

当时在设备科上班的领导有科长王继绪，副科长穆春瞬、吴松岩（兼机修车间主任）、董世第，科员有康振兴、魏养谦、许天福、张炳英、张熠炯、王斌，设计员和描图员有王凯、郁玲玲、县永兴、牛曼英，保管员有张华杰、李兰珍、焦玉玲，工艺员是谢健强，核算员是芦义芹，质检员是张明珠。王继绪科长是个老牌大学生，五十左右年纪，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他是地地道道的甘谷人，讲一口浓重的方言，经他安排，我和王翠花到钳工班实习，于是，对我而言，真正意义上的紧张而有序、枯燥而有趣的上班，从这一天开始了。

三、快乐钳工班

钳工班是机修车间的一个大集体，人员最多，成分最复杂，但却是最团结、最快乐的一个班组。

先说班长郭德林，本地人，大高个，八级工，资历老，做事公直，坚持原则，钳工班由他带出来的徒弟不下四人，可以说技高一筹，德高望重，深得大家信赖。他带领的钳工班在每年的“技术大比武”、“大练兵”中获得多次荣誉。

资深的老师傅还有颉万安、孙广德、孙荣生等。他们平时除了关心的问我们几句，从来不和我们年轻人开玩笑，对他们，我是无比的尊重的。和我交往最多的，还数机修车间和我同龄的年轻人，记得有吕国良、王录义、王安禄、刘勇、王小键、任卫东、黄东强、张屹民、安举明、魏忠杰、乔海丽、尚勇、孙岩、张东明、许陇刚，还有外车间的令界民，他们有的和我同龄，有的比我大几岁，或小几岁，所以我们之间都是称兄道弟的。八小时之外，我们经常几个人约在一起，在渭河的林荫小道散步，登大像山观景，去麦积山游玩、甚至骑自行车去武山逛水帘洞踏春，或者顺着火车道一路放歌往前走，或者利用周末时间去八里湾钓鱼打猎吃野餐，去县城看电影，去职工之家打乒乓球、读书看报，甚至和本地的纨绔子弟约架。那时候尽管工资很低，留过生活费，还要给父母寄一点，但生活的还是无忧无虑，有滋有味的。

钳工班的师傅们每天早晨八点准时上班，多数骑着自行车，车把上还套一个空心饼，签到后，全部坐到休息室内的长凳子上，一手端个茶杯，一手拿着空心饼，边吃边聊，吃完再抽一支烟，这时候山高皇帝远，海阔天空，烟雾缭绕，上至三皇五帝，下至黎民百姓，谈论的津津有味，或者互相揭个短，说几句挖苦、讽刺的话，但都很开心的，从没有谁生气，也有说黄段子的，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害羞的低下了头，说段子的人就更加得意，这时候就有老师傅善意的劝阻，说有娃娃呢，收敛点，于是大家的目光齐刷刷投向我们这几张红脸蛋，以后习惯了，谁也不在意，他们就更加放肆了，笑声、骂声、打情骂俏声在这个时候是充满了休息室的。孙荣生是个上海人，就是当年石棉厂第一批的建设者，劳苦功高，八十年代落实政策，他们那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多数都回城了，他因为在厂里成了家，有了孩子，所以就回不去，每当这个时候，他意见最大，爱发牢骚，讽刺挖苦甘谷人，说甘谷如何如何的差，甘谷人如何如何的不地道，当年如何骗了他，又说上海如何如何的好，于是引来本地师傅的不满意，大家群起而攻之，这时候也是大家最开心最热闹的时候，孙荣生虽然脾气不好，但人缘好，没有他，钳工班还真的热闹不起来，我调走之后，据说他全家人终于如愿如偿回到了上海，但也从此就杳无音信了。

大约半小时之后，大家换了工作服，开始干活了，几十人分散在一个大工房里，一人一个工作台，上面摆满了锯弓、锉刀、榔头、卡尺之类的，虎头钳上夹着待修磨的模具，谁干什么活，基本形成了定律，没有人争，也没有人抢，没有人说累，也没有人说苦，根本不用班长分工，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是自觉的，严肃的，没有人说笑，更没有人串岗，除非互相之间借用个工具走动一下，工房里瞬间仿佛变成了一个大乐坊，锯、锉、锤、铆发出的声音好像是在吹、拉、弹、唱，汇集成了悦耳动听的交响曲。在钳工班，我就是在这样的“交响曲”中学习陶醉了半年。

四、结识良师友

在钳工班的实习很快就结束了，王翠花被安排到设计室画图，我被安排到生产调度室，实际就是车间主任办公室，做工艺技术员，每天一进办公室，桌面就是一大堆等待编排加工工艺的图纸，这些工艺很多都是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形成一系列成熟的东西，对我这个学习过机械制造专业者来说，加之半年的实习了解，已经是游刃有余了，但是也有犯难的时候，尤其是遇到新设计的模具的加工，个别需要附加一些特殊的加工工艺的，为了降低成本，不影响精度，我就要翻阅大量的资料，在还是拿不准的情况下，就向我的领导吴松岩请教，他是我的第一任领导，而且与我对面相坐，给他汇报工作很方便，不过，在与他两年多相处的中，我却从没有称过吴科长或者吴主任，而一直把他称为吴老师，因为他教会了我很多在学校没有学到的知识，是我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任老师。

吴老师是天水人，陕西理工大毕业，长我十四岁，他专业精通，学识渊博，为人厚道，正直随和，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搞不懂的专业问题，就会及时的向他请教，他也会毫不保留的的指导我，帮助我，或者与我一起研究，共同寻求解决的办法。生活中，他也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有时周末或者节假日，都要叫我去他家里吃一顿，他的贤内助王晓梅师傅更是热情大方，不断地给我夹菜夹肉，令我非常感动，他们非常同情我这个来自革命老区庆阳的穷学生。从他们身上我学到更多的还是爱岗敬业，乐于助人的精神，也懂得了更多做人的道理。

两年之后，正当我与吴老师配合非常默切的时候，他却调回了设备科，另有任用，新产品车间主任杨玉生调任机修车间主任，成为我的第二任领导，在随后的日子里，也成为我的良师益友。

杨老师也是天水人，四十左右年纪，最早也在机修车间，是一名优秀的车工，由于他的好学，考上了厂里电大，毕业之后，就走上了领导岗位。他同样是一位学者型领导，除精通机加工专业外，对哲学、古典文学和世界历史文化很有研究，讲起话来很有水平，口才堪称一流，滔滔不绝，一套一套的，我很钦佩他，我的很多文学常识就是从他那里耳闻目睹学来的，受他的感染，工作之余，我也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从他身上，我也学到了对待任何工作，必须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从小处做起，从弱处抓起的方法。这对我以后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和行政工作，帮助很大。

模具零部件加工的流水线作业，是要靠手工搬运来完成的，我和吴老师以及后来的杨老师，每天多半天时间都在车间，要对照图纸、对照工艺，一个工序挨着一个工序的查验，然后将半成品铁件转入下道工序，车间有一辆小推车，就是我们的搬运工具，小的零部件，直接拿过去，大的重的需要我们两个人抬到小推车上拉过去，更大更重的则要启用电葫芦空运过去，这就是所谓的“调度”，我们是标准的脑力劳动加体力劳动者。原材料出库、产成品入库，都有严格的程序，最后一道必须有车间主任签字，这些签字多数是在车间进行的，吴老师和杨老师往往和我边“调度”，边签字，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但我们从来没有感到枯燥和烦恼，反而身心非常舒畅，也正是经过这样的锻炼，造就了我后来的一副强壮的身体。

五、机修大家庭

机修车间的师傅们，都是些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但却在最平常的事情中，处处显示出人格的伟大来，虽然他们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操着不同的口音，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不忘初衷，牢记使命，用自己勤劳的手、善良的心，认真做事，踏实做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期的机械式上班，把他们也变成了机器人，一进入工作状态，个个沉默不语，那专注的神情、绷紧的面容，如刀刻泥塑一般，只有下班之后，出了厂门，回到家里，他们才返朴归真，面露笑容，又开始八小时外的劳作。石棉厂正是因为有像他们这样一大群人的严肃认真，无私奉献，才迎来了长足的发展。

机修车间的师傅们，看似“机器人”，但他们在集体活动中，尤其是在全厂或者车间组织的各项“技术大比武”、“大比赛”中，却处处显得多才多艺，身手不凡，有一种永不服输，勇争第一的优良传统，比如车工马尚义、闫丽霞、崔来喜、张屹民，磨床工田守谦、郭德余，刨床工刘洁玉、刘干枝，插床工蔡振华，滚齿工龚卫平，木模工郑安保，电工齐玉成，白铁工王家书，划线工解春荣，热处理的邹选民、艾继忠，电镀牛旭升等，这些师傅他们都是技术能手，魏养颐、刘勇还是歌台王子，康振兴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教授”，蔡振华是围棋高手，“女汉子”乔海丽多年禅联全厂乒乓球冠军。

在这个大家庭里，大家都情同手足，一人有难，百人支援，记得车工崔来喜师傅儿子发生不幸，全家人无比悲伤，大家都自发地去慰问他，陪他，好言好语劝他，使他终于振着起来。就是这样一群极为普通、极为平凡的劳动者，他们有的人也曾给了我无尽的鼓励和无穷的帮助，至今没齿不忘。

我刚参加工作的头一年，工资很低，每月就是几十块钱，所以不得不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快立冬了，还没钱买一件厚衣服，李兰珍师傅用她自己的钱买上毛线，并亲自为我编织了一件毛衣，当时穿在身上，心里感到无比的温暖。

孙荣生师傅为了帮我能少花费，吃好饭，多攒钱，亲自教我怎样炒菜做饭，并把他家的煤油炉子送给了我。

康振兴师傅家里藏书很多，我第一次读的《红楼梦》，就是他借给我的，书中一些诗词典故、佳句妙语，我几乎重抄了一遍。

在这个大家庭里，每时每刻发生的、感人事情太多了，我这支拙笔实在是难以尽述的！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惜我为了走自己的路，在这个光荣的大家庭工作、生活的时间太短了，还没来及报答他们就自私的调回了庆阳，直至今日，一直是深藏在心中抹之不去的遗憾，只能默默的祝福他们，好人一生平安！

六、难忘老乡情

在石棉厂的短暂岁月里，还有我庆阳的一对老乡夫妇，令我永生难忘，他们是唐明祥和鱼晓玲，唐大哥是职工医院的大夫，鱼大姐在职工之家图书阅览室上班，他们当年也是在我这个年龄，离开庆阳，投入了石棉厂的怀抱，我在石棉厂时，他们的确是幸福的一家人，隔三差五，总叫我到他们家里吃饭，把我视同家里的一员，我也把他们作为在甘谷唯一的亲人，工作之余，我也经常去他们家，帮助他们干点家务，给两个孩子看看作业。唐大哥由于在工作岗位长期劳累，积劳成疾，在我离开石棉厂后不久，没想到他在退休之前就去世了，鱼大姐身体也不太好，大哥去世后，带着两个女儿唐莉、唐苑艰难生活，如今女儿都已成家立业了，剩下大姐一个人孤零零的，但愿她好人有好报，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七、迟到的重逢

人生的路上，总是点缀着各种各样的离别。当时，我们坚信离别是为了重逢，所以，说了再见。其实，世界太大，有时候一次的离别，就可能是后会无期，天涯两忘。再见，其实不是告别，而是一句承诺。

离开石棉厂最初的日子里，我和一些要好的师傅、朋友还经常有一些书信往来，但后来由于事业上的曲折和磨难，生活上的困苦和艰辛，加之远山重阻、交通不便，联系的越来越少，再后来，由于通信日新月异 、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和石棉厂似乎永远的失去了联系，但越是联系不上，越是魂牵梦绕，越是想着再见。

早期晚盼，当新世纪的时光已经进入到2009年，我终于有机会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石棉厂，这时，距我的离开整整过去了18年。

驱车驶入甘谷县城，我却迷路了，昔日窄小的街道、低矮的楼房、乌七八糟的货摊以及记忆中的“地标性”建筑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挺拔的高楼大厦、宽敞的柏油马路，还有穿着时尚、精神焕发的人群，一座现代化城市呈现在眼前，奔流不息的渭河也换上了新装，不但开通了南北滨河大道，而且全部绿化亮化，水流虽然没有往日的宽阔和雄涌，但是清澈了许多。过了渭河大桥，钻出铁路高架，就到了姚庄，哪熟悉的大门、古旧的厂房、还有脱落了外皮的家属楼、裂了缝的“四合院”、锈迹斑斑的职工之家，迫不及待的一一钻进我的眼球，这不就是魂牵梦绕的石棉厂吗？可是大门紧闭、厂区落满了树叶、长满了杂草，没有昨日的机器轰鸣，更没有当年喧闹的人气，昔日“小社会”荡然无存，我感到无比的诧异和纳闷，一遍一遍的问自己，这是怎么了？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告诉我，石棉厂早在2007年就破产了，当时说要破产重组，但是也没有重组起来，听说现在城市规划要开发，我们正在等待开发商进驻呢！职工已全部下岗，老职工有的随同儿女去了大城市，年轻的多数去北上广打工去了，留下的就是我们这些走不动的老弱病残。听完老者言，一股酸楚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呆在路边，好久才回过神来......。

这18年，变化太大了，18年，足以让一代人新生，也足以使一代人变老，对石棉厂而言，成为一个划时代的符号。不过仔细想来，这是国企改制的政策所向，历久弥新，推陈出新，谁也阻挡不了，谁也改变不了，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必然吧！

到厂区和生活区转了一大圈，竟然没有找到一个熟人，问了几个记忆中的名字，都说去某某地方了，找到鱼大姐的家里只见房门紧锁，邻居说去广东中山市的女儿家了，于是费了很多周折，才找到老同学王翠花，她是当年我们一块来的学生中，在甘谷定居的唯一，因为她的老公在铁路部门工作，他们在甘谷火车站附近有一套住宅，这一年，她的儿子刚考上大学。

在她的帮助下，才找到了老领导杨玉生、老师傅许天福、崔来喜，还有当年的年轻人王小健、张屹民、黄东强。久别的重逢，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容，使我们紧握的双手久久不愿松开，张开双臂的拥抱竟然能感觉到互相的心跳，对视的眼神强装在笑，实际在哭，因为这18年，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失去了太多太多，想念的的太长太久.....。

晚上，我们小聚一桌，畅饮丰谷，回忆当年，诉说时下，不醉不归，彻夜无眠，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们都愿回到从前。

短暂的相聚又到了离别的时候，但是我们没有悲伤，只有欢乐，因为大家都互相记住了手机号码，有了联系方式，还打听到很多以前的同事们以及老乡鱼大姐的电话，并且当场打通，验证了惊喜，互道了祝福！

回到庆阳，在和老乡鱼大姐的多次通话中，得知她回老家探亲的愿望非常迫切，也想借此探亲机会，来看看当年的“小包”变成了啥模样。在2010年的一个夏天，鱼大姐终于回来了，我亲自开车到车站接了她，虽然她已满头白发，步履蹒跚，但我还是打老远就认了出来，因为她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和妻子按照家乡的风俗接待了她，带她重温了一下陇东黄土高原的风土人情，她还执意到我的老家看望了我的父母，临走时她非常高兴，说她还会再回来的。

2012年，我借去陇南的机会绕道甘谷，再次回到石棉厂，这时候的石棉厂又变成了另一幅模样，因为开发商已经进驻，部分拆迁已经开始了，所到之处，所见之物，已是满目凄凉，但这些都在预料之中，可以不必去过多的关注了，我仍然再一次拜会了昔日的同事，这一次收获更大，见到了李兰珍师傅，她虽已两鬓霜染，但身体精神还可以。还见到了刘勇、魏忠杰、乔海丽等当年的年轻人，他们和我一样，额头都已布满了岁月的年轮。

晚上和老同学王翠花、老乡鱼大姐、还有王小健、魏忠杰、黄东强、张屹民、乔海丽等再一次在甘谷酒店聚会，遗憾的是有很多老师傅、还有杨玉生老师因为身体不适，都没有参加，当我们再一次端起酒杯的时候，更是感慨万千，因为我们喝的不是酒，而是石棉人的酸甜苦辣。第二天，鱼大姐还特邀我和同事到他家里，吃了一顿他和女儿唐苑亲手包的“团圆饺”。

相聚是短暂的，但友情却是长久的，这是此生此世，永远也忘不了的......。

八、激情在燃烧

当手机微信进入人们的视野后，我和石棉厂的同事们距离更近了，闲时间既可以聊天，也可以视频，不论身处何地，不论海角天涯，都是近在咫尺，魏忠杰专门建立了“甘摩厂岁月悠悠机修群”，还有张华杰师傅建立的“甘摩厂机修群”黄建华老师建立的“石棉厂朋友群”，所以石棉人的朋友圈更大了，相见的机会也就更多了，当然我们谈论更多的，永远还是石棉厂的当年，因为我们曾经有几代人在那里流过汗、流过泪、扎过根、安过家。如今的石棉厂虽然已经被开发商的高楼大厦所覆盖，长眠于地下，踪迹全无，如同沧海之一粟，但一年四季滔滔向东的渭河水永远不会忘记，曾经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甘谷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还有我们这些还健在的石棉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的一切，都被大像山的千年石佛时刻印证着，我想，石棉厂40年的历史，在《甘谷地方志》里，定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无情岁月增中减，当年我们这些年轻人也都逐渐的老了，我也退居二线了，终于摆脱了昨日政务的烦扰，也终于有时间写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今年夏季的一天，借绍兴参加文化研讨会的机会，拜见了离别28年的同学多永兴，1996年他离开石棉厂，孤身一人去深圳闯荡，终于闯出了自己的事业，如今他定居无锡，事业发展的很不错，而且家庭美满，儿女优秀。我们在宾馆彻夜无眠，重温了在“四合院”居住的日子，把在石棉厂一起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岁月又刷新了一遍，他让我有时间，把有关石棉厂的记忆写一写，我便欣然应诺。今年5月份在金城，又欣喜的见到了当年我最敬重的老师吴松岩夫妇，还有老机修刘桂珍师傅，没想到安举明也在兰州，我们一起相聚，话离别、忆往昔，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还有张华杰师傅熬夜费心制作的《欢天喜地大家庭，兄弟姐妹情谊深》精美大相册，更使我激情燃烧，思绪万千。

每当万籁俱寂，夜深人静的是时候，我记忆的闸门就打开了，从记忆的长河里费力寻觅着石棉厂冰山一角的点点滴滴，如烟的往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浮现，于是，手中的笔，桌前的纸，还有琴弦般的键盘，笨拙的敲出了一页又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