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舍的土窑洞

包焕新

前年的盛夏，城里实在太热，八十岁的母亲一直嚷着要回冬暖夏凉的老家窑洞去住，于是周末的一天，我和妹妹先一步回去，和侄子及侄媳妇把各窑的卫生收拾了再收拾，把主窑的土炕烧了再烧，赶尽了窑洞及土炕的潮气，各项指标达标，这才兴冲冲的回城，准备接母亲回家。

不料母亲却病了，而且得了一场大病，住进了医院，无奈的母亲在我和姐妹的陪伴下，被迫在医院的煎熬中度过了这个高温的夏季。

出了院的母亲继续嚷着要回家，可是我们谁都不愿意送她回去，因为她这一次病得不好，彩超检查，肝上长了一个恶性东西，县医院建议去西京医院再做进一步治疗。这给我和姐妹心里猛然像挂了一块石头。为了找一个合情合理的不能送她回家的理由，我们给母亲编了许多美丽的谎言，比如说我们单位最近在搞精准扶贫，请不到假，等忙完了再看；或者说老家正在修道路，回家要绕道很多山路，路不好走；或者说侄子侄媳妇打工走了人不在，老家的窑洞门锁着进不去；或者说等康复一段时间了再回去。为了防止母亲明白自己的病情，我们也没有立马送她去西安，每天在她面前仍然强装欢颜，开心的陪她说笑，吃完饭继续围一圈听她讲过去的故事，好的一点是母亲不识字，而且还有点耳背，很容易上当受骗，除了对我们的谎言有所怀疑外，对自己患的所谓的“胆结石”还是深信不疑。一直推拖到国庆节过后，母亲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为了使她高兴，我们还给她过了一个简单而又隆重的八十岁生日，在她心情很好的一天早晨，我们终于以引她检查治疗眼病为由，经过将近5个小时的车程，来到了西京医院，如果说去治疗胆结石，她是坚决不去的。

检查了眼睛，治疗了鼻腔过敏，在大夫的建议下，我们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哄她以做胆结石微创手术为名，做了肝部介入治疗。在此之前，我们都很担心和揪心，没想到母亲却分外的平静，她说胆结石能做就做吧，反正我已八十岁的人了，你们的孝心都尽了，好就好了，不好你们就马上送我回老家的土窑洞里住上几天，走了我也甘心了，听母亲这样说，我们都差点忍不住的哭出声来。

为了预防不测，我们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背着母亲给老家的侄子打电话，又把老家的热炕烧了一遍。

看着病榻上憔悴的母亲，我和姐妹心如刀割，盼望她一天一天的能好起来。母亲的各项指标正常后，医院方一天都不让多住，出了院的母亲仍然很虚弱，我们只能暂时客居在我舅家放平表兄在西安的房子里，等母亲再康复一段时日。

也许是苍天有眼，菩萨保佑，我们无意中遇到了交大附属医院邱根权教授，在他的中药制剂治疗下，我可怜的、善良的母亲终于奇迹般的康复了。

我们是慕名找到邱教授的，专家门诊排了很多号，母亲是最后一个，没等到电脑语音叫母亲的名字，就被他诊室里一个女娃提前叫了进去，原来他出去上卫生间，竟然细心的发现了母亲是就诊人群里的最长者。第一次见到他，发现他人很和蔼，大高个子，六十多岁年纪，学识的渊博和学术上的艰辛付出，全部见证在已无半根发丝的头顶上。没想到他第一句话，问的不是母亲的病情，而是以陕西口音惊奇的问，你们是从庆阳来的？你们那里还住窑洞吗？这无疑打开了母亲的话匣子，母亲像给我们讲故事一样，把老家的窑洞叙说了一遍，他竟然毫不生气，耐心的听完，高兴的说，我一定要找机会去看看你们老家的窑洞。当看到母亲的名字，他更惊喜，问我母亲的娘家在哪里，听母亲说在陕西永寿县渡马乡翟家村，他又问到和渭南白水翟家村里的人是不是家门，能不能论来班辈，当然这些事我和母亲都是不知道的。等他程序性的进行完了老中医古老的一套“望、问、切”，详细的看了各类检查结果，开了药方，最后才感叹的说，他的母亲也姓翟，八十五岁了，住在老家白水，名字和我母亲一字之差，还说他因为工作上太忙，没有时间伺候老人，非常内疚。我们听了非常惊奇，如果说没有奇缘，也许这就是吧！

母亲回到县城，继续坚持服用邱教授开具的中药，康复的更好，邱教授也会经常利用闲暇的时间和我们网络视频，像关心他母亲一样，询问病情，了解效果，并不时的把药从西安托付给熟人捎回来，或寄回来，有时还捎些苹果、纯牛奶之类的，这份盛情，我和姐妹再三致谢和推辞，他却用陕西话生硬地说，“不要客气，再这样我就生气了，你妈就是我妈”。让我和姐妹无话可说，无言以对。

母亲天天提醒我，叫我电话给侄子说说，把老家窑洞的门窗打开通风着，收拾干净，一旦邱教授来看，惹人家笑话呢！我就给母亲说，人家忙的很，要坐门诊，还要处理住院部的病人，要给交大研究生上课，还要受邀参加国家中医学会的各类学术研讨，再说咱们这山高路远，穷山恶水，老家的窑洞既古老又过时，人家不会来的，你好好把病养就是了。

话是这样说，可是在母亲的一再催促和提醒下，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回家，一次又一次抚摸和亲吻久违的土窑洞，抚着摸着，猛然间，我记忆深处的尘封被拆开了，蓦然发现，老家的土窑洞是一种无形的美丽，无声的语言，令人深思，令人神往，因为她镌刻着岁月的印记，见证着时代的变迁，承载着几代人的故事……。

儿时的记忆，永远是土的记忆，窑洞的记忆，如同黄土一样的厚重，永远地沉淀在我记忆的深处。

广袤的黄土高原，沟壑雄奇、苍凉而贫瘠，是中国的四大高原之一。高原上除少数石质山地之外，表面都覆盖着一层黄土，它们薄者数米，厚者可达200多米，地下水位低，而且土壤结构紧密，直立性好，适于凿挖。于是，先民们因地制宜，在与大自然的残酷搏斗中，创制了这种极具特色的“黄土建筑”—窑洞。行走在沟壑纵横、墚峁交织的黄土高原上，视野中经常会出现与黄土浑然一色的窑洞，这种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民居景观，形成了黄土高原的特殊符号，它无言的记录了中国北方民众最真实的生活。

传统的窑洞从外观上看是圆拱形，如今在许多村落中都能看到。主要有崖窑、地坑窑和箍窑等三种。

崖窑：即沿直立土崖横向挖掘的土洞，每洞宽约3～4米，深5～9米，直壁高度约2米余至3米余，窑顶掘成半圆或长圆的筒拱。并列各窑可由窑间隧洞相通。也可窑上加窑，上下窑之间内部可掘出阶道相连。

地坑窑：是在平地掘出方形或矩形地坑，形成地院，再在地坑各壁横向掘窑，多用在缺少天然崖壁的地段。也称“北方的四合院”，人在平地，只能看见地院树梢，不见房屋，缺点就是难于防御洪水的侵袭。

箍窑：不是真正的窑洞，是以砖或土坯在平地仿窑洞形状箍砌的洞形房屋。箍窑可为单层，也可建成楼窑。若上层也是箍窑即称“窑上窑”；若上层是木结构房屋则称“窑上房”。

窑洞的数量及排布都是有讲究的，总数不能出现偶数，其排布多数以正面子三孔或五孔、两侧面分别一孔或两孔，对面两孔或四孔为主。

正面居中的窑洞是主窑，两边为次窑，可能就是现代意义的主卧、次卧，两侧面就是厨屋、磨坊、贮藏室，对面是柴窑、农具窑或牛羊圈等等。

主窑是家里辈分最高的老人居住的，这里是家庭活动的中枢，也是接待客人的“客厅”，待客议事都在这里举行。为了使洞穴般的居室里亮堂一点，有钱人家，就在窑洞的四周都刷上白色的石灰，窗户上也贴满白色的窗格纸。

作为厨房的窑洞，炕和灶是其中最主要的生活设施。一般炕头和灶头是挨在一起的，当地有句俗话叫“锅台挨炕，烟囱朝上”，做饭时的烟火顺便就能把炕烧热，一举两得。

进入陇东地界，走到黄土层最厚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里的人都居住窑洞，我的老家——临泾镇黄山原畔也不例外。

我老家的窑洞诞生于1954年，虽然窑龄不长，但造型独特，与上述窑洞都不相同，它既是地坑窑，又是箍窑，是父亲自己亲手修建的，可以说也是父亲的一大杰作。

听父亲给我讲，解放前，我爷爷兄弟姊妹多，家境窘迫，难以维计，为了逃避战乱，自谋出路，各自东西，我大爷去了临泾包庄，二爷、四爷去了屯子潘山，三爷、六爷去了太平何湾，留下我五爷（我亲爷）独守屯子镇包城牛土坪。我们家是上世纪50年代从牛土坪搬迁来的，那时候，刚解放不久，全国开始土改，由于家大人多，山上土地干旱贫瘠，广种薄收，于是我爷就到临泾包庄找到我大爷，通过他联系，在黄山原畔开垦了40亩荒地耕种。每年我爷带我大伯、二叔，往返奔波几十公里，耕种收割，打碾晒场，然后将一袋一袋的粮食驴驮车运，翻山越岭，储存到牛土坪老家，因为原上没有庄基，不能修庄，加之害怕土匪抢劫，所以是不敢存放的，说是车运，实际是木制的独轮手推车，前面一人挂绳拉，后面一人推，走走缓缓，歇歇停停，从黄山原畔出发，经祁焦、杨庄、石羊、骆驼坡巷，开始下坡，下坡的手推车最难驾驭，没有技术和力气是不行的，到了坡底，一条大河横在眼前，那时候是没有桥的，为了防止粮袋子湿水，我爷领我大伯、二叔把粮袋子从驴身上、手推车上卸下来，一袋一袋的扛过河，再把驴拉过河，把手推车推过河，然后又一袋一袋地装上车，驮到驴身上，上一扇三公里左右的长坡，才能运到家，可以说是一路汗水，一路艰辛。

我父亲在我叔辈里排行老三，小时候因家境贫寒只读了半年书就辍学了，小小年纪，放了一段时间的羊之后，我爷就领他到石羊豆庄，拜师豆君新，学习木工技艺，在众多弟子里，数他最聪颖，出徒最早。父亲成家之后第一次随我爷、大伯、二叔去临泾包庄黄山原畔收麦，收着收着，就产生一个懒想法，不愿意再这样长途运输，认为耗时费力，于是他向我爷建议，在原面上申请批一处宅基地，修一处庄子，落户在这里，省去一年四季往返奔波的劳累，这一想法很快遭到我爷、我大伯、二叔的极力反对，我爷给讲了很多不利因素，比如修庄要花很多钱，关键是一旦世事乱了，土匪来了，粮食藏不及，人也跑不掉等等，可是父亲坚持认为，都到新社会了，再不会有土匪的，家里没钱我不要，我给人做木活挣钱、还工自己修，结果我爷执拗不过我父亲的倔强，麦子收完打碾后，就和我大伯、我二叔生着气回去了，留下了十几石小麦，这就是修庄的唯一“经费”。

父亲就临时借居在别人废弃的窑洞里，在我大爷的帮助和张罗下，雇人挖地坑、打土坯。为了省工省料省钱，父亲将庄子设计成了半明半暗的地坑土箍窑，就是在挖地坑的同时，丈量预留好箍窑腿子，在这本土腿子上用土坯箍制出半圆形窑洞顶子，顶子上面用土填埋，做出坡度，以利水流，然后扎好窑间子，安好门窗，筑好土炕、烟囱，贴上窗纸，厨房还要排好锅台，院子里用土坯砌起院墙、修好大门，一处新庄就落成了，当然门窗都是父亲自己亲手打造的，那年父亲才十九岁。

父亲修的新庄，坐西向东，正面子三孔窑洞，分别是主窑、厨屋、牛圈；侧面子各一孔，左边是小客屋，右边是磨坊；主窑洞对面是院墙和大门，为了防水，在院子中央还挖了一个深约两丈的大渗坑。出了大门就是通往平地的坡巷。这种半明半暗的地坑土箍窑，光线虽然比不上崖窑，但比纯粹的地坑窑要好一些，坡巷也比崖窑和地坑窑短平一些，当然也就“洋气”的多了。这在当时的临泾原是绝对的“上档次”建筑。

从夏收结束开始修庄，直至种麦竣工，历时两个多月，当时落后的劳动工具，简陋的施工条件，艰难的付出不言而喻，这座新庄，也处处无不凝聚着父亲的艰辛、汗水和智慧。

立冬前，窑洞还没有完全干透，父亲用借我大爷家的毛驴接了我母亲，从包城牛土坪一路颠簸，到了临泾黄山原畔。宰了一只黑山羊、杀了两只大红公鸡，全村人来响了炮，嚷了院，吃了酒席，就算正式乔迁了新居。

春节前，又把爷爷奶奶接上了原，住在主窑里。

大姐、二姐、我和妹妹就出生在这半明半暗的地坑土箍窑里，从这 “上档次”的窑洞里一年年长大。

老家的窑洞是冬暖夏凉的，非常舒适的，但在我记忆的深处却是苦涩的，听母亲讲，入住新庄后，父亲因会木工手艺，被社办厂招去做工，不分昼夜的要为农业社打造农具、风车，还经常被调配到其他乡镇村队修造场房或饲养场，做工兑换工分，养家糊口，一年四季很少回家。生活的重担大部分落到母亲和弱幼的大姐身上。

大姐经历了五八年饥荒，差点饿死，小时候还被炕烟熏伤了双眼，严重弱视近视；母亲在年馑里因吃树皮草根，落下了严重的胃病，曾经有七、八年左右就卧床不起，大姐为了伺候母亲，很小时候就学会了做饭、煎药，用父亲做的小水担，挑两个小陶罐，到深沟里担水，背个小背篓到山上砍柴、扫树叶，童年的大姐因母亲有病，缺吃少穿，没有上过一天学，没有读过一天书，没吃过一天饱饭，偿遍了辛酸，受尽了苦难。

六二年以后，年馑过去了，生活有所好转，母亲相继生了二姐和我，父亲也利用在平凉做工之机，购置些玻璃，用手推车走了九十多公里的路才推回来，父亲自己剪裁安装，把五只窑洞上的窗纸全部换成了玻璃，老家的窑洞又换了一副新的面孔，明光闪闪，格外气派，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一个新的亮点，要知道在六十年代，能见到玻璃窗的只有县城机关单位和乡政府才有，农村有玻璃窗子的十分罕见。于是，我家从此成了上边下乡来的干部接待点，加之母亲茶饭手艺好，把家里收拾的干净整洁，上边来的干部，吃住几乎都选择我家。可见当年父亲的理念是非常超前的。

母亲生了我，由于病体虚弱，骨瘦如柴，又一次卧病在床，没有乳汁，我被提前断了奶，大姐抱着我这个无奶的孩子，满村讨奶吃，和我同龄婴儿的妈妈，几乎都给我喂过奶,正因为她们的关爱和无私，才延续了我的生命，每当想起这些伟大的母亲，我总是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心存感恩，难以忘怀。

儿时的我和所有的农村娃一样，流着鼻涕，光着脚丫，浑身泥土，光屁股疯癫在村子的沟沟洼洼，和泥巴，溜土洼，打土仗，涝巴里抬水灌黄鼠，和土结下了不解之缘。白天玩累了，一溜烟跑进土窑洞里，吃了母亲做的香喷喷的饭菜，一头钻进热烘烘的土炕被窝里，很快就美美地睡着了。

正因为小时候的顽皮，七、八岁时候，就跟着生产队里的大人们学会了放羊，早晨打开土窑洞羊圈的门，羊群蜂拥而出，吆出黄山原畔，穿梭在各沟小岔，羊津津有味的吃草，我们蹦蹦跳跳的玩耍，玩够了，渴了饿了，摘吃一些野果，爬倒身子，两手扶地，像鸟儿一样把嘴扎进山涧清凉甘甜的泉水里或者溪流里，美美喝几口，然后赶紧拾一篓半篓的羊粪豆，或者砍一半捆柴蒿。夕阳落山，羊儿肚子吃的滚圆，就是牧归的时候，我们提着篓筐，背着柴蒿，跟着大人把吃饱了的羊群一遍一遍的点数，数够了才吆回来，圈进土窑洞做的羊圈里。没想到给羊群点数，成了我学前最好的启蒙算术，上小学前，我就能从1数到50，大人们都夸我了不起。不过那时候，是给生产队放羊。包产到户之后，我和姐姐已经上到初中，父亲为了供我和姐姐上学，特地买了两只新疆细毛羊，几年之内就繁殖发展到十几只，母亲的身体经过与病魔将近十年的争斗，终于康复，之后又生了妹妹，之后她除了操持家务，洗衣做饭，几乎成了专职羊倌，每年羊毛的收入就是我和姐姐的学费。从我上小学开始到去四川上学之前，每年的寒暑假，放羊这活，也就成了姐姐和我，或者我和妹妹的“必修课”。

老家的土窑洞不是很大，使用面积约三十余平米。记得小时候，我经常会担心的问父亲窑洞会不会塌，父亲说：傻孩子不会的，多少年都过来了，赶紧睡吧。我这才可以放心的睡去。人气最旺的是厨窑，尤其是冬季，暖烘烘的温度和香喷喷的饭菜，把人们都吸了进去。一进门，窑洞靠里约三分之一的地方被打造成全家人的热炕头，大人小孩都挤坐在一起，与炕边缘相接的拐角处垒砌了锅台，锅台是用土坯筑起来的，是有技术含量的，根据大锅和小锅的尺寸，预留好锅腔，用炉渣和泥抹好，然后用净水土泥或水泥做个罩面，干透凝固了，就把大小锅安上去，锅台右侧有个手拉风箱，锅腔里的火候全依靠它来掌握，新灶做饭必须找阴阳先生看个开灶的吉日，这一天要请灶神、烧香表、念灶经，然后煮锅、烧水、做饭，柴火烧后的废气通过了炕下方的烟气通道，冬天里把炕烘的暖乎乎的，不得不佩服在资源匮乏的年代古人的智慧。

这样简陋而又朴素的窑洞，在父母年轻的生命里却是如此重要。在那个经济匮乏的年代，父母抚养我们长大，把吃饱穿暖作为人生头等大事，每日在村长的号令下出苦力挣工分，艰辛的劳作。或许是因为有父母双翼的庇护，或许是因为我家土窑洞有玻璃窗子，冬暖夏凉，让我免受风寒，童年的我很少生病，以至于现在的我都不知道发烧是种什么感觉，只知道每次儿子或女儿发烧时我们着急的坐立不安。父母不仅把我们照顾的很好，也把土窑洞打理的很好。我们家的土窑洞只有两件大家具，叫五斗柜和小立柜，是父母搬上原上的的时候，爷爷奶奶分给他们的。母亲再忙，每天都会用半干湿的抹布或者自制的鸡毛掸子把他们擦拭的干干净净，五斗柜上一般都整整齐齐的摆着大小不一的玻璃瓶瓶，也都擦得油光锃亮。立柜顶上放的是母亲做针线的莆篮，里面有线绳子、顶针、锥子、大小不一的布条。柜子里一般都是摆着母亲做的新布鞋，每次打开都很舒心，很暖心，浮现在眼前的便是劳累一天的母亲在灯光下细针密线的纳鞋底或赶着把鞋帮和鞋底缝在一起的不辞劳苦的身影，还有我和姐姐爬在热炕头的煤油灯底下看书写字做作业的情景。

上中学阶段，那是我埋头苦读的岁月，也是父母亲付出最多的日子，那时候，虽然离临泾中学远，村里一起读中学的同学都住校，可是爱好干净穷讲究的我在学生集体宿舍住了一周，就不愿意住了，父亲不得不把自己用来走乡窜户驮运木工工具的旧自行车让给我，我成了村里唯一的通宿生，他自己则像个货郎，担个木活担子去步行。每天早晨，母亲天不亮就早早地起来给我烙好干粮，装在书包里，挂在车头上，把车子从窑洞里推出来，然后叫醒我，等我穿好衣服洗把脸，再把我送出家门口，千叮咛，万嘱咐，看着我够不着车座子，骑在横梁上的身影出了村口不见了，她才回去，又开始新一天的忙碌和劳作。这样的情形，寒来暑往，从没间断，直至我初中毕业去县城上了高中。多年来，每当我从外地回来，母亲总在家门口远远地等着我，当我假满不愿离去，依依不舍走出村口的那一瞬，我的两眼不由自主的就模糊了，一回头，母亲那瘦小的身影还是那样在家门口远远地望着我。母爱是伟大的，是催人奋进的，是倍受鼓舞的，母亲的勤劳和善良，更是不容做儿女的产生惰性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如愿如偿的考上了学，成为黄山原畔第一个走出家门的农村娃。二姐也考上了镇原卫校。

我走出去了，到四川上学了，这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同在家务农的同龄人相比，显得更为强烈。最起码我可以不用再烧炕了，这种单纯而幼稚的想法，在现在看来确实显得有点可笑，但在那时却一点都不夸张。土窑洞的冬暖夏凉，实际是用土炕的温度来调节的，所以住在土窑洞的人们，每天必须烧炕，不要小看了这个工作，它可关乎着一家人的冷暖，就如同城里人的烧锅炉供暖一样，不得有半点马虎，你的认真与否，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个心酸的经历，让老家的土窑洞在我心里又多了一个灰色的记忆。这个伟大而艰巨的工作，随着新学业的开始，而就此告一段落。

父母亲从此也挺直了腰杆，这一年，父亲用做工挣的钱，杏干、黄花菜、花椒、羊毛等土特产收入的钱，动了一个大工程，用砖头箍了窑水间，在主窑对面修了三间土坯青瓦房，还在紧挨左边小侧窑旁边利用原有的地形修了一间小土楼，这在八十年代当时我们的村里是独一无二的。

苦尽甘来的日子终于来了，我工作了，二姐也工作了，这种感觉是真实的，是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真实，那是正儿八经跨出农门的真实。父母亲的心里是快乐的，我成为他们炫耀的资本，就像父亲当年刚修成的的半明半暗的新窑洞一样。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经意间，父母亲都已年逾古稀，我也当了父亲，这个曾经让父母亲引以为豪，承载了我们一家人梦想的土窑洞，经过岁月的洗礼已变得满目疮痍，苍老不堪。看着村里多数人，尤其是我的同龄人，他们通过打工挣钱，早已把家里的土窑洞变成了一砖到顶四合院，父母亲急了，催着我尽快也修一处新庄，为了不让父母失望，我满口答应，只是借口说工作忙，没时间修，一直推脱，事实上我没有一分钱的储蓄，加之城里买房，供妹妹上学，欠了很多债务，经济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经常从老家背面拿菜吃，村里有人曾经取笑说，你怎么干的国家事，吃的家里粮，我只能尴尬的笑一笑。

记得我参加工作十年后的一个秋季，单位领导为了鼓励我参加干部公选，给单位争光，竟然给了我一月的假让我回家复习，这一月的假，把我高兴坏了，对我来说，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来没有享用过这么长的假期，于是，我首先想到的是，赶紧回老家，给父母修一院新庄，可是东凑西借，我手里只有一万块钱，当我回到老家，给父亲说了我的想法后，父亲沉默了，父亲是个匠人，也是个土建筑师，他详细的算了算说，现在修一栋三间房，至少都得三万元，知子莫若父，父亲已经看出来我手头的拮据和生活的窘迫，竟然违心的放弃了修新庄的想法，说他不喜欢砖房，还是土窑洞好，冬暖夏凉，住着舒服，只有我心里明白，父亲是为了不给我造成新的经济负担。于是父亲做主，说修庄的事不要我管，叫我回单位赶紧复习去。父亲叫来了他的几位得意弟子，尽钱打豆腐，用砖包了崖面子，换上了新式门窗，铺了院落，翻修了土坯青瓦房和土楼子，重修了大门和坡道，在门外新修了水泥窖，取代了原来的土渗坑。一月以后，当我考完试回到老家时，老庄的面貌已是焕然一新，虽然比不上人家的四合院，却成为窑洞中富有特色的佼佼者，凡是亲戚朋友、村邻行人路过，都为父亲的独创和杰作，再一次赞叹不已。

六年之后，妹妹也财校毕业工作了，我也还清了欠账，加上平时稿费的收入，我手头终于有了一点积蓄，这才给父母修了三间带有卫生间的一砖到顶的房子，还做了简单的装修，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想让父母感受一下住砖房的感觉，可是父亲直到去世，也没有住过一天，听母亲说，他们准备把好房子留给正在上大学的孙子假期回来住，害怕孙子在城市住惯了，回来住窑洞不习惯。

父亲去世后，为了方便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我和姐妹凑钱，在城里给母亲买了一套房子，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母亲才勉强同意跟我们去城里居住，把她平时用惯了的莆篮、老缝纫机、还有一些旧物件都带到了城里，我也终于和老家的土窑洞说再见了。到城里时，母亲感慨的说，终于不用烧炕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绝对不是母亲离开老家窑洞的欣慰，而是母亲对以往生活习惯的一种眷恋，她始终舍不得的还是老家的土窑洞。在以后的日子里，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是无法理解上一代人对故土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怀。但这作为老家土窑洞的一个又一个灰头土脸的记忆，只能永远的留在梦里，而真实的场景将不会再现了。

如今，我家住的是楼房，在单位上班，办公室也宽敞明亮，窗明几净。我却常常会想起老家的土窑洞，一有机会就会回去在老院里驻足凝望，任凭思绪徜徉，甚而是泪水悄悄的滑落，毕竟这里曾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父母饱受苦难用青春赌明天的地方，更是撑起全家希望和未来的地方！她教会了我们如何去努力，如何去吃苦，如何去孝敬，如何去做人！让我们终生受用！

去年五一长假前的一天，正当我一笔一划，东拉西凑，捕捉搜寻这岁月深处与土窑洞有关的记忆的时候，邱教授给我打来了电话，不容我谢绝，说他已经从西安启程了，来看看母亲，看看我老家的窑洞，我惊喜万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时间可以说是用小时来计算的。我这才想起母亲每天不厌其烦的唠叨和提醒是多么的及时。

他终于来了，下了小车，穿着便装，提着母亲爱吃的果品，好像归来的游子，出现在母亲面前，“老妈妈你好！”，一句亲切的问候，问的母亲老泪纵横，我们也都哽咽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没有山珍海味，没有佳肴美酒，我们在老家的土窑洞里，用标准农家饭菜接待了他。

他对这农家的原汁原味，津津有味，赞不绝口。

“你妈妈还好吗”，母亲关切地的一句，竟然使邱教授放下筷子，哽咽起来，我们这才发现，他的右臂上戴着一个黑底白字的“孝”字袖章。一切都再明白不过了。我们都陷入了沉默之中，这种沉默，是对一位伟大母亲的缅怀和追思。

带着对黄土高原山沟梁峁的好奇，带着对土窑洞的眷恋，带着我们的祝福，邱教授好像离别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依依不舍的回到了西安，连续几个晚上，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了许多的有关窑洞和母亲的照片，说他还要回来，还要看看母亲，还要看看土窑洞。

是的，老家的土窑洞，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已变得黯然失色，陈旧不堪，却是母亲日日夜夜的牵挂，是我和姐妹们的精神家园！是我生命永恒的支点！她时刻期待着远方游子的归来。

老家的土窑洞，我永远难舍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