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一个人的春节

今天是2021年2月9日，距离今年的除夕只有两天了。除夕在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是一年中最隆重的日子。今年的除夕与往年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响应北京就地过年的要求，这个春节我不能像往年那样回去看望年迈的父母了。

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度过了八十载春秋。在她生命里的八十个春节里，今年春节注定是她最不寻常的春节，因为，由于种种原因，老母亲只能一个人过年了。

很多年以前，在我还是一个幼儿的时候，过年的记忆总是和大青沟这个地名联系在一起。“大青沟”虽然有一个“大”字，其实却是一个小小的镇子，在中国地图上，在河北省地图上，甚至在张家口地区的地图上，都很难找到它的位置，或者只能找到一个小小的黑点。小小的“大青沟”啊，承载着无尽的乡愁，只适合安放在游子的心底。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线一衣来之不易，一粥一饭必要珍惜。而生活中总有无法解释的悖论，比如，在那个年代，“衣裳简朴古风存”的人们却能把每个节日都过得有声有色，可圈可点。如果那时的节日可以冠之以“文化”两个字，那么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是一个小镇的节日文化也从不缺乏仪式感。元宵节做花灯，逛灯会，猜灯谜；端午节家家粽叶飘香；七月十五捏面人；中秋节则摆放出平时舍不得吃的各色鲜果，吃月饼，供月亮。至于一年中最隆重的过大年，哪天熬腊八粥，哪天洒扫庭院，哪天送灶王爷上天，哪天贴窗花贴福字贴对联，人们更是一丝不苟。

“继霞继霞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在大青沟，在腊八粥甜香的气息里，在裹着小脚的姥姥慈爱悠长的歌谣里，“年”郑重其事地拉开了序幕。我还是馋，不过并不急迫，我其实更享受那些充满期待的日子。我像个守着糖罐的孩子，一次次把手伸进糖罐里，找到一个又一个惊喜。母亲已经为我准备好了新衣裳，只等除夕清晨，我一睁眼就能看见放在我的枕头边、叠得整整齐齐的新衣裳，那是不是我做梦都想穿上的红底碎花的漂亮的小棉袄？父亲已经为我和哥哥准备好了压岁钱，只等除夕夜接过“神”，我和哥哥给父亲、母亲、姥姥拜年就给我“压岁”，我的压岁钱会不会比去年多一毛？有了这笔压岁钱，我就会像个小财主一样阔绰，我能不能买到那本让我惦记了一个冬天的小人书？还有还有，因为过年，平常的日子里异乎寻常地出现了太多太多的期盼和惊喜。于是，一年又一年，“年”隆重地来，又隆重地去，我也一年年地长大。

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举家搬到了县城南壕堑。那是父亲单位的家属院，住着十几户人家，分前院和后院，我家住在前院。院子里有一棵大榆树，树龄或有百岁，亭亭如盖，浓荫匝地，清风徐来时，枝叶婆娑。那棵树下总是聚集了一群前后院的孩子，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树上总有羽毛华丽的不知名的鸟儿鸣啭啁啾，似以鸟类的语言与我们上下呼应。如今，当年的孩子都已为人父，为人母，天各一方，风流云散，在某个怀旧的时刻，他们是否会想起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手机，不知何为“打游戏”的年代里，我们曾一起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那些月朗星稀的美丽的夜晚？

那些年，准备过年的年货不啻是一项繁重系统的工程。在那个年月，市场上几乎没有加工好的半成品或者熟食出售，我和哥哥不惯家务，所有的活计都需父母亲力亲为。父亲用自制的烧红的铁钩细致地把带毛的猪头、猪蹄、羊头、羊蹄收拾干净；母亲麻利地蒸馒头、炸油糕、炸麻花、压粉条，用大铁铲在铁锅里翻炒葵花子、炒南瓜子、炒花生，如果能幸运地买到板栗，还要炒栗子。母亲那双粗糙的手（恐怕连手的主人都已淡忘，曾几何时，这双手也曾是自带滤镜的一双“玉手”）刚在刺骨的冷水里清洗猪肚，又忙着刮鱼鳞，冻得通红的手上便粘满了腥气的鱼鳞。有时候不小心划伤了手，她也不在意——能让孩子们开开心心地过个年，这点伤痛和劳累不算什么。夜深了，母亲还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我的视线渐渐模糊，坠入梦乡。在我的梦里，在一呼一吸间，都是溢在空气中的馨香的浓浓的年味。母亲像是商量似的问我：“年夜饭，上六道菜够了吧？六六大顺。”年少的我只知一味贪多，马上抗议：“不够不够，妈，年夜饭至少要有八道菜，不，九道菜。” 母亲笑着答应了，我高兴地跳起来。母亲温柔地抚摸着我的马尾辫。瘦弱的母亲因为连日操劳显得更瘦了，可是此刻的她脸上一扫倦容，眼睛里闪烁着对女儿满满的溺爱。

那些年，吃过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我和哥哥必要守岁。守岁就是熬年。年少的我们精力充沛，对于熬通宵这样的传统习俗乐于身体力行。直到天已经蒙蒙亮，直到大人们再三催促，并无一丝困倦的我们才在不绝于耳的爆竹声中意犹未尽地小睡一会儿。很快，又精神抖擞地从炕上爬起来，因为不能错过大年初一的早餐，那是母亲在除夕夜里包好的饺子。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诱人的香气便充满了整个房间、整个院子，咬一口，一个字：香！两个字：真香！吃上几个饺子，突然咬到硬硬的异物，心头一喜，原来大年初一这顿特殊的饺子总是暗藏玄机：母亲在里面包了代表幸运的硬币。我把硬币高高地举起来，像宣布什么重大新闻似的宣布我就是那个被“幸运硬币”选中的幸运儿。母亲笑着说：“继霞就是运气好！”父亲也连声附和，在哥哥羡慕的目光里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小得意。

守岁的时候，我家照例会聚集不少一起守岁的同伴。男孩子们是哥哥的发小、同学、朋友，女孩子们是我的同学和朋友。大家喜欢来我家守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家新买了一台大彩电。那台日本进口的东芝牌十四英寸大彩电像是徐徐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窥见一个新世界，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光怪陆离充满诱惑的新世界。在除夕夜，我们围坐在电视机前，跟着春节联欢晚会的节奏时而大笑，时而叹气，时而评论几句，时而反驳刚才的评论。大彩电里的春晚更像是另一顿丰盛美味不可替代的精神年夜饭。

怎奈好动是少年人的天性，虽然春晚的节目异彩纷呈，只要有谁提议去他（她）家，我们不问距离远近，抬起腿便大步流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回来吧回来呦，浪迹天涯的游子，回来吧回来呦，别再四处漂泊……”“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我们的歌声在清冷的空气里远远地飘荡，我们这支“队伍”也一路走街串巷。这个院进，那个院出，途经的第一家桌上都摆满了糖果、糕点、瓜子、花生，在这个美妙的除夕夜即使最严苛的家长也会绽开亲切的笑脸，跟我们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说几句吉祥话，好像我们这群毛孩子是今夜家里迎来的最尊贵的客人。我已经吃得很饱 了，嘴巴还是闲不住，如果碰上什么平时吃不到的稀罕东西，更要抓住机会“一亲芳泽”；一边吃着一边玩一会儿扑克，我们又兴高采烈地再出发。空旷的街头，已经有人从家里搬出一捆捆的花炮，摆开阵势，开始放烟花了。一道光哗地闪了下，我抬头，不自觉地屏住呼吸，像见证某种神迹似的看着一束束的光呼啸着飞升，在高空迸射出大丛的恣肆花火，“更吹落，星如雨”！彩色烟花一朵接着一朵，一蓬接着一蓬，把夜空映照得一片透亮。刹那繁华，刹那寂灭。一只小花猫不知从哪里跑来，蹲在我的脚边和我一起看烟花，喵呜喵呜地叫，好像它也为如此壮丽如此绚烂的烟花赞叹不已。过一会儿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落在“队伍”后面，不过我并不急于去追赶哥哥的“大部队”，提着出门前母亲给我的小红灯笼，我在这辞旧迎新的街上“跟着感觉走”。有飞舞的雪花落在我的新衣裳上，我伸手想要抓住它，可是洁白的雪花落在我的手心，马上融化了，我的手里依旧是，空空如也。几朵调皮的雪花飞到我的嘴边，我舔一舔，凉、甜丝丝，像入口即化的棉花糖。在地处塞外的家乡，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春风不度玉门关”，可是在那一刻，我分明嗅到了春的气息，浅浅的，淡淡的，却那么真切。

凌晨两三点，我和哥哥已经游历了半个县城，回到自己家，因为要拢旺火，要“接神”了。父亲早已在院子里堆了一堆晒干的树枝，还有一些耐燃的胡麻柴。一俟全家人都来到院里，围在柴火的四周，父亲先背着风用火柴引着一点儿胡麻柴，然后用一截粗木棍挑着柴火，火借风势，风借火威，“旺火”瞬间就燃烧起来。全家人齐声喊着“接神了，接神了”“旺了，旺了”，此时火堆里的树枝噼啪作响，散落的灰烬像围绕着火堆翩跹起舞的火蝴蝶，天地之间一片喜庆。母亲牵着我的手，让我多烤一会儿旺火，因为母亲相信，除夕的旺火能带给我好运和福报。那时我已经长高了，个头快到母亲的肩头了，在震耳欲聋的二踢脚的炮声中我仰起脸，看见红红的旺火照亮了母亲的脸庞，母亲正微微地笑着，眼角那深深的皱纹并不能稍减这张脸庞的秀美，反而使她增添了一份端庄的美。这样美丽的母亲令人亲近，也令人敬畏。

时光飞逝，我到外地求学，后来，背着梦想的行囊孤注一掷地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再后来，我在北京结婚生子，母亲来北京帮我带孩子，忙不过来的时候父亲也会来北京“助力”。大约在乐乐上小学前后的时间，父亲、母亲搬到孔家庄一个新建的小区居住。

乐乐总是嚷着要去姥姥家过年，我问他为什么，他眨眨眼，认真地说：“人多，热闹，可劲儿地放炮。”我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理由足够充分。一进姥姥家，乐乐仿佛即时“变身”为一匹脱缰的野马驹，他小小的身体里似乎蕴藏着源源不绝用之不竭的精力和能量，这栋房子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他清脆的笑声和跑来跑去的身影。我发现他又把姥姥的床当成蹦蹦床，跳上去蹦，可是我还来不及担心那张“嘎吱”抗议的床要鞠躬尽瘁轰然倒下，他又从床上跳下来，跑到客厅去“大闹天宫”了。

到了除夕夜，热气腾腾的年夜饭摆满了长方形的餐桌，父亲、母亲、哥哥、嫂子、我、乐乐爸爸、宇宇、乐乐，八口人围坐在桌前。乐乐和宇宇早已忘记一分钟之前的小别扭，争着跟姥姥（奶奶）、姥爷（爷爷）碰杯，给姥姥（奶奶）、姥爷（爷爷）敬“酒”，父亲、母亲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有点絮叨地对儿女、孙辈说着过年的吉利话。窗外，鞭炮声、冲天炮声、二踢脚的炮声、各种花炮声响成一片喜庆的海；窗里，我们这个平凡的八口之家吃着年夜饭，笑语喧哗。我虽然没喝酒，在这融洽的欣欣向荣的气氛里也不禁熏熏然。

饭后，自封为“摄影爱好者”的乐乐爸爸用佳能5D Ⅲ，拍下了我们八口人的全家福。母亲穿着宝蓝色梅花盘扣刺绣夹袄，齐耳的短发虽已花白，但依然浓密，梳理得一丝不乱，她的腰身也依然挺直，嘴角有一抹乐天知命的微笑，神态与逝去多年的我的姥姥竟有几分微妙的相像。乐乐笑得一脸灿烂，坐在姥姥腿上，好像姥姥温暖的怀抱是专为他预备的舒舒服服的太师椅。父亲穿着炭灰色圆领羊绒衫，正襟危坐，满头银发，脸色看上去倒是红光满面，这多半是因为他刚喝了酒，父亲一向是沾点酒就会脸红的。宇宇依偎在爷爷身旁，已经是个有点羞涩的小少年的模样。哥哥、嫂子、我、乐乐爸爸齐刷刷站在后排，似也站出一种大家庭阖家团圆的气势。我偶一侧脸，有点惊奇地注意到哥哥的鬓发又添几根醒目的白发，竟不知他“何处得秋霜”？

那一年，哥哥把我们的全家福打印出来，配上精致的相框，摆在孔家庄那栋房子的客厅里。

我不知道，在那些儿孙绕膝的时刻，在嫂子、我、宇宇、乐乐围着母亲一边聊天一边包饺子的除夕夜，母亲会不会想到，当她的生命走到风烛残年，她要一个人，过大年。也许，母亲早有预感。其实在很多时候，母亲更像是一个“先知”。有一次，母亲闲话家常似的跟我说起她在一本小册子上看到晚景凄凉、命如孤雁之类的句子。那时我心头一凛，却装作若无其事，劝母亲不要相信那些所谓预测的愚昧的小册子。母亲说：“这都是命啊。”她的语气异常平静。是的，福也是命，祸也是命，聚也是命，散也是命，如果将一切都归结为命，人生中似乎没有什么境遇不能接受，不能面对。

我为什么要写下这样的标题？现在，只是轻轻地念一遍：“一、个、人、的春节”，我的心已经颤抖。很久没有这样的体验了：眼睛突然那么酸、那么涩、那么胀，有泪涌出，用睫毛噙住，想要把它逼回去，可是，终究，眼泪夺眶而出，脸上瞬间一片冰凉；下一秒钟，更多的眼泪流下来，简直可以用上“汹涌”这两个字了；然后，我听见自己压抑的、狠狠的啜泣声。我，又哭了？

小时候我有一个坏毛病，就是特别爱哭。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哭的事，每每我却大哭特哭，就像受了什么莫大的委屈，而且哭起来没完没了，无论大人们怎么哄怎么劝都无济于事。或许是一个爱哭的孩子的确让人不胜其烦，或许是母亲担心我哗哗的眼泪会淹没大青沟、淹没南壕堑，或许母亲只是觉得有必要给我一次深刻的教训，一向将我视为掌上明珠的母亲狠狠地甩了我一耳光！说来也奇，自那次以后，我真的改掉了爱哭的坏毛病。

流泪，真的是可耻的吗？一些诗句不合时宜地在我的脑子里闪出来：“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在诗词的世界里，每一滴眼泪都闪烁着诗意的光芒，就像绽放在浩瀚大海里那些独特、唯美、冷香的水花。可是，正如回忆里的阖家团圆不能替代母亲形单影只的现实，文学的光其实并不能照亮人生的至暗时刻。母亲是对的：流泪，的确是可耻的。

“老妈，你总是给钱、买东西，买东西、给钱，问题是你难道不知道姥姥最需要的是什么？”乐乐差不多见风就长，他的个头已经比我高了很多，他的嗓音也不再是清脆的童音，而是一个男子汉的声音了，有着某种金属的质地。我对上他清澈的眼睛，他那一瞥目光——犀利的目光？我不想使用“犀利”这个词，可是此时此刻，除了“犀利”我竟无法找到其他更适用的词。都说知子莫若母，其实知母者同样莫若子。乐乐，他太了解我的软肋在哪里，他太知道我的矛盾、我的懦弱、我的逃避。同理，我又岂能不知母亲最需要的是女儿温情的陪伴？每一次我试图愉快地陪母亲聊天，“母亲是对的”“母亲当然是对的”“不管母亲说什么，我都要顺着她说”“不管母亲让我做什么，我都要答应下来，我什么都能做到”，这些声音在我心里不断响起不断警示，可是，往往是，随着话题的深入，这些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最终消失在我心里某个黑暗的角落，就像消失在宇宙中的黑洞。我知道，母亲心里淤积着太多的委屈，半个多世纪的委屈，我一直都知道。可是我没能给她一丝抚慰。百无一用是继霞。我，真没用。

2021年2月11日，今年的除夕如约而至。即使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也不能阻止时间的脚步。在位于北京学院路的家里，我和乐乐、乐乐爸爸一起吃年夜饭，我对乐乐主厨的葱烧海参、大虾天妇罗赞不绝口，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春晚，我对着愁容满面的贾玲笑得前仰后合，我走马观花地刷一下朋友圈，顺便点了无数个赞，我在微博上集福卡，我回复了朋友们发来的新年祝福的微信和小视频……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不是真正的“我”，或者说那不是完整的“我”。因为有另一个“我”，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浑然不觉，只是聚精会神地想象着在孔家庄的此刻的母亲：母亲会不会穿上我上次回家时给她买的那件玫紫色牡丹印花羽绒中式夹袄？也许会，依母亲的个性，即使是一个人的春节也要把自己收拾得清爽利落，那更像是她面对命运的一种永不言败的姿态。母亲是不是侧耳倾听？她听到，像往年一样窗外鞭炮声、冲天炮声、二踢脚的炮声、各种花炮声响成一片喜庆的海，而那片喜庆的海更映衬出母亲的孤寂，像一座孤岛。母亲是不是缓缓地、缓缓地从卧室走进客厅？客厅里灯火通明，摆放着哥哥和嫂子的婚纱照、我和乐乐爸爸的结婚照、我们八口人的全家福……，那些过往的一段段时光在小小的相框里宛如凝固，就像黄金时代的我、白银时代的我、青铜时代的我、黄金时代的哥哥、白银时代的哥哥、青铜时代的哥哥，一个又一个的我，一个又一个的哥哥沉默地注视着腰身已经佝偻、白发苍苍的八十岁的老母亲。母亲会不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打开电视看一会儿春晚？不，不会的，母亲近来患有严重的耳鸣，每天一过中午她就不能接电话，更不能看电视了。可是，也许她会打开电视，仅仅是为了让电视里的欢歌笑语充满每个房间的角角落落，这栋空荡荡的房子就好像又有了些许热闹的人气。

刹那间，我的眼睛就像被上天赋予了无穷魔力，我的视线穿过千山万水，穿过孔家庄那扇被烟花映照得无比瑰丽的玻璃窗，清楚地看见了窗里那个孤单的老人——她是我的老母亲，又不是我的老母亲，其实她是多年以后步入晚年的，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