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季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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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无论在中国文化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众多的文化现象。他们是文化史上的诸元。而其中的触点有时是通过一个简单的汉字。而中国的汉字也的确有着丰富的张力。有时一个单音节字就能掀起一种文化波澜，释放出斑斓的色彩。在他们的后面，是一种链状结构的文化呈现，从而引发出一连串的文化气象。从而形成了一种独到的文化品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最终演绎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咏叹调。在这些文化掀起的浪花中，我们信手采撷，就会令我们欣喜。一个是“拍”字，一个是“登”字。虽然是两个简单的单音节字，却彰显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蕴，寄寓了饱满的文化气韵。
“拍”字使我们想起了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登”字使我们想起了王粲的《登楼赋》。
它们是具象的，更是写意的。
正是这两个字，在我们眼前呈现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好像一幅文化史上的动人图景。这两个简单的动词，恰好是人体的重要肢体。“拍”是手的舞动，“登”是足的应用。这足以说明，古人在表达情感上，是多么富有创建和诗意。西汉学者毛亨为《诗经》所作的《大序》里写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正是这一“拍”一“登”，我感觉到，仿佛整部的中国文化史也在我们的眼前舞动起来。
我想，既然是动感十足，就应该是活力四射，轻松愉悦。但是它们虽然动力充分，却不是想象的那样轻松。其实，舞得很辛苦，蹈得颇沉重。
如果把它们置放于中国文化的脉系上面，让我们侧耳倾听，会感觉到，它的脉象是沉郁的，它的波次是缓慢的，我们仿佛听得见从里面发出的一声声沉重的叹息。
因为，在它们的后面，交织着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萋萋情结，而在文人的后面，则是整部厚重的中国文化史。而中国文化史的每一步进程，还是要靠人力来充当纤夫的。因为，几千年来，它们是紧密关联的，是一脉相通的。
它们化为空灵的视觉元素融入诗词中，渐次升华为寄托情思的审美意象。
它们已经化为一种深厚的栏杆情结，登临情怀。
让我们欣赏一下关于“拍”字。
辛稼轩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李煜的《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是一组和栏杆有关的意象，这更是中国文人对于国家民族的一种发自肺腑的情感交织和情怀。
关于“登”字，当然是登高，关于这一点，具体的主要是指山和楼。无论是哪一点，都是登高望远，抒发情怀。我们这里姑且局限在登楼吧。这一意象更加具体。提及登楼，我们的意识中，会立即迸发出繁纷的联想和意象。首当其冲的一定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中的名句已然成为格言、警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已经演绎为忧国忧民的象征。
二
其实，关于登楼，并非是唐宋文人的独创，古已有之。在汉朝，就有那么一位文学家，也是登楼，而且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散文，《登楼赋》。他就是位于建安七子之首席作家的王粲。
无论是“拍”，还是“登”， 无论是拍栏杆还是登临意，都是抒发一种情怀，一种惆怅。而栏杆的意向也是和楼相关的。如此，作家、楼、栏杆组成了三位一体，成为一组登临抒怀的意向组合。它们已经不仅是一种视觉的画面，而是俨然成为源自心灵深处的意象，情怀，化为文化史上标志性的风景。而这种情怀决不仅是狭隘的个人利益，而是赋予了民族情节，渗透了家国情愫。
登高抒怀，凭栏远眺，这种意象承延了几千年，这种声音在中国历史的天空鸣响了几千年，直至今天仍然在我们耳际萦绕。
他们是深刻的，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无论是辛弃疾的栏杆拍遍，还是岳飞的壮怀激烈，抑或是李煜的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他们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和心灵感应。让我们看一下他们抒发这些情感时的时代背景，便可了然。
李煜为南唐后主，亡国之君；岳飞和辛弃疾正是南宋时期国势危殆时刻；王之涣处于盛唐时期，在登高望远中展示不凡胸襟抱负；范仲淹因为改革身处遭贬中。
我们看到，这些感情的抒发，无论是什么朝代，何种背景，他们的情感都是相似的，心灵都是相通的，心境如一。辛稼轩的慨叹，岳飞的激愤，李煜的愁绪，王之涣的抱负，范仲淹的磨难，都含有同一个母题：国家安危，政治抱负，建功立业，民族危难。由此，
栏杆成为心灵的遥感，做着心灵的传递；
登楼成为精神的道场，做着思想的弘扬。
作家的情怀与精神世界，是取决于时代的背景，文明的进程，成为作家的传感器。国家的运势，成为作家风格的晴雨表。
三
王粲生活的时代也是这样。
据方志记载：王粲（176年－217年），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曾祖龚、祖畅，皆为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粲少年时即为大文学家蔡邕所器重。博学多识，善属文，蔡邕见而奇之。尝宾客盈座，闻粲在门，倒屣迎。粲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座皆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荆州避难，依刘表十六年，建安十三年归附曹操。辟丞相椽，封关内侯。随操征战。十六年，迁军谋祭酒，始与丕、植诸子交游。十八年，拜侍中。
初，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暗诵乎？”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帕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也不能加也。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年四十一。在“七子”中，粲为其首。
虽然文字简略，但是内容还是丰富的。从王粲的出世，家庭背景，才华，从政经历，直至去世，都有了提纲挈领的介绍。这也引发了我的极大兴趣，作为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邹城，早已视为我的第二故乡，自然是感情有加。我也深深以其为荣。这座小城竟然有那么深厚的文化内蕴。既有思想家孟子，学者匡衡，还有文学家王粲。而且上朔自2000多年以前，从战国时期，到东汉。今天，他们无论是影响，还是实力，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享有盛誉，确是实至名归。这种现象出现在一个县城，实属有因，绝非偶然，况且2000年前，那时的邹县无论是人口，还是城域规模，抑或是社会的稳定，文明程度，人们的生活水平，和今天是无法比拟的。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俊杰迭出，这基本上成为一个特质，是和这里的一方水土相关，和这里的历史、文化有着血脉渊源的。
从以上的文字记载可以看出，王粲为“七子之冠冕”，文学成就最高。而且王粲的出身还是显贵的，应该算是官宦家庭，属于“贵二代”、“富二代”。可以说是他的头上罩满了光环。应该是衣食无忧，可以尽情享乐了。只是他这个富二代不是凡俗之徒，这一切对于他只是浮光掠影，只是虚幻的东西。他不仅天性聪慧，才华横溢，而且他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建功立业的理想。远非今天的富二代们可以望其项背。关于他的才华，可以看出，少年时就才华显露，为大文学家蔡邕所器重，不然，蔡邕不会发出“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的惊叹。当然，这里面有赞誉的成分，但是还是可以看出这种才气的彰显。蔡邕是当时的文坛巨匠和领袖，此人才学过人，朝野闻名，人们对他无不敬仰，家里常常宾客盈门。有一天，王粲去拜访他。蔡邕早已听说王粲的大名，听说王粲到来，慌忙出迎，连鞋子都穿反了。王粲进屋后，宾客门见他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而且身材短小瘦弱，容貌丑陋古怪，大为惊讶，弄不懂蔡邕为什么要如此看重王粲。蔡邕明白众人的心思，就说：这是王公的孙子，有特殊的才能，我是不如他的。我家的书籍文章，都应该送给他，才算物归其主。从此，两人便成了忘年之交。
关于他出众的才华，在他的诗文中多有表露。他以诗赋见长，《初征》、《登楼赋》、《槐赋》、《七哀诗》等是其作品的精华，也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和诗的代表作。这里就他的博闻强记略具一例，可以窥斑见豹，领略其过目不忘的风采。《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他“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作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王粲的语文算术成绩都好，是一个文理科俱佳的全才。《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的两件小事，证明了王粲确实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
有一天，王粲与几个伙伴到郊外玩耍，走到半路上，发现路旁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碑文。勤奋好学的王粲见碑文写得不错，就大声读了起来。伙伴们早就听说他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就和他开玩笑说：
“王粲，你读完这一遍，能背下来吗？”
王粲谦虚地说：“试试看吧。”
于是，他把脸背过去，一句句地背诵起来，竟然背得一字不差！
四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的文明时代，例如，青铜时代，黄金时代，均是以那个时代的文明程度而言。那么英雄时代呢，顾名思义，是以英雄辈出为标准的。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是英雄迭出，就像《东周列国志》那首开篇词《西江月》所云：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诚然，这些诸侯都是英雄，也涌现出了已被历史定位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但是都有一个局限，他们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战，而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分裂。无疑，都是内战。就像历史上所云，春秋无义战。而东汉时期的三国时代也是风云时代。群雄并起，英雄辈出，魏蜀吴三国演义。虽然也是属于军阀割据，也在无义战的范畴，但是总的趋势还是趋向国家统一，基本上和历史的发展趋势相吻合。特别是曹操，始终把统一中国作为终极抱负，这也使得他的理念有了终极的定位，把自己放置在了一个与历史同步的坐标系上。 在整个的中国历史上，这片历史的天空也是风云变幻，云蒸霞蔚，彰显着独特的魅力和亮度。这其中，出类拔萃的代表是曹操。不论后人怎样评说，褒贬，什么奸雄，枭雄。曹操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无论是政治抱负，气魄，还是他的文学才能，都是气势如虹的，也是刘备、孙权无法比肩的。
较之曹操年轻20多岁的王粲，虽正值雄姿英发之际，却空有一腔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此时，王粲一直在刘表的府中，却一直不被重用，人们说，惺惺相惜，王粲一直是胸怀大志，跃跃欲试的想建功立业。他却投错了门下。刘表没有什么大的志向，属于碌碌无为者。刘表（142年－208年），字景升，山阳郡高平（今山东微山）人。原来还是近邻。他是汉鲁恭王刘余之后，东汉末年名士，汉末群雄之一。他身长八尺余，姿貌温厚伟壮，少时知名于世，与七位贤士同号为“八俊”。虽然相貌堂堂，身材高魁，在政治视野上却是短视，在志向上更是短板。就连毛泽东也是褒奖曹操，抑制刘表。三国人物中，曹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红人，并亲自为他平反。而对于刘表，却是极尽挪揄。其实，也不是刘表无能，而是因为曹操太优秀。作为雄才大略的毛泽东，自然是英雄相惜，他的参照物自然高格，性价比肯定优良。而刘表对待人才问题上的糊涂，也是为毛泽东蔑视的。比如对于刘备的态度，等等。叶剑英在他的诗中也有同样的评价“景升父子皆豚犬”。
可想而知，王粲投靠他的结局也就明了。公元193年，东汉献帝初平四年，王粲时年十七，司徒辟之，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而皆不往就其职。于是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以王粲其人貌不副其名而且躯体羸弱，不甚见重。王粲在他的门下境遇可以想象，于是整日落落寡欢。的确是荒唐，刘表竟然嫌弃王粲的长相丑陋，以貌取人，不仅是狭隘，而且是一种政治家的性格和人格的缺陷。如此，我们对于后人对于他的中肯评价也就释然了。
虽然已经成为历史，我们还是感受到了荒唐可笑之外的三味。人才观，不仅在古人那里，就是在今天，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虽然我们现在建立了人才任用选拔机制，虽然以貌取人的狭隘人才观已为人不齿，其他方面的不足是否就完全杜绝了呢，其他方面的问题是否就没有了呢。
可见，王粲的心情是很低落的，精神萎靡不振，理想无着，抱负落空。他不仅是在炼狱中经受考验，而且陷入了很大程度的孤独。真正有思想的人都是孤独的。孤独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成全。这不是单纯生活中的孤单，如同旅游不同于旅行。这是弥漫着浓郁的精神感伤，是源自撕扯肺腑的大的孤独。这种大的孤独，自古有之。他们都是高昂着头，有着恢宏的气势，向着高处，向着人类精神的深处，发出猎猎长啸。屈原是大孤独，对于他而言，人世间已经没有了参照，已经皆浊，他唯有对着茫茫宇宙发出苍茫的《天问》；王之涣是大孤独，登山了幽州台，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慨叹。此时的王粲也是大孤独。他左顾右盼，都是世俗的人们，心绪茫然。没有心语者，没有安慰的人，没有志同道合者。后面没有来者，前景一片虚幻。
王粲这种状况持续了15年，这是何等的残酷，对于一个有着雄鹰般志向的人，却曲附在一个鸡群里。这是多么残忍的现实。如果不是坚强，意志如铁，就像虎狮一样，被囚于笼子里，机能会发生异化，功能会退化，纵使冲天的理想也会枉然。幸运的是，王粲不是这样。他的心灵是煜煜的，他的思维没有紊乱，他的豪情更是没有减弱。只是，他心灵的痛苦也是深刻的，他需要找到一个缺口，一个载体，来表现，来宣泄他内心的压抑，明鉴他的理想，喷薄他的思想。人的一生中，坎坷、磨难有时就是如影随形。其中也有积极和消极两重性，但是还是因人而异，而且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转折。特别在意志坚韧者那里，在思想者那里，痛苦和挫折带来的不再是消极，而是一种动力，是对于自身思想的一种添薪加柴，是一种崔燃剂，是对于思想的一种推波助澜。这时，火山的积累已经到达沸点，他的压抑已达到临界点。他急需要倾吐，需要一个投放。这时候，只是看他所选，不是选，而是他所遇见的哪个载体有这种历史的幸运了。有可能是一个楼，也可能是一座山。无论是哪一种，必须是高处。就像火山喷发，总是从高点开始。
他唯有独自登高。于是，他带着这种大孤独，去寻觅一个精神的“制高点”。
正值青春气盛，怀有强烈建功立业的他，就在这种忧郁的情绪下，东汉建安十三年年（公元208年）秋，荆州刘琮投降曹操后，王粲以降俘之身随大军南下，途径襄阳城的仲宣楼。仲宣楼在今湖北襄阳城东南角城墙之上，他信步登上阁楼，纵目四望，此时，他心中的“火山”已经达到了沸点。于是，一篇集思乡、压抑，壮怀、希望诸多情感与一体，传诵不衰的名赋华章《登楼赋》喷薄而出。
五
鉴于这首作品很短，现原文抄录于下，至于里面的艺术，结构，特点，思想，还是见仁见智，自己欣赏吧。
登楼赋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邱。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惨恻。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
王粲站在楼上抒发这种情感时，我想，经过了15年的遭际，当此际，他的身心一定非常放松，眉宇间会英气四射。他的身躯是直立的，目光是深邃的，表情是沉郁的，胸臆间奔腾着汹涌的波澜。人们说，好的文章都是喷涌出来的。不错，优秀的文章不是汉字的叠加，而是思想的涌动。经过15载的压抑，此时，他的喷发滔滔不绝，一泻千里。他的思想闪烁着煜煜的光芒，天空的云朵也在这种璀璨的思想映照下，发出七彩之光。周边的山水也呈现着亮色，树木也宛如披上了锦缎。随着他的吟诵，情思与才思齐飞，哲思与美学交织，苍郁与豪迈共鸣。
我诧异，一座不起眼的楼台究竟有几许文化的承载量，能鼓荡起几笛历史之风。
这就是一个中国古代文人的情结，一种文人的烛照。一个杰出的作家，一篇好的文章，不仅是才华的流泻，思想的积淀，还是挫折的挤压，苦难的集成，当然还有人格的高贵，茕茕孑立的处事风格，邈远的理想等等的结晶体。只有他们在一个文人的身上，不断聚集，融合，有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燃点，才会凝结成一首绝唱。
我有时感到困惑的是，王粲区区381个字的《登楼赋》，不仅千古流芳，而且制造了那么大的冲击波，带来了撼人心魄的文化效应，原因安在哉。我们今天的写作，就像机械制造一样，流水线式的加工，每天有千千万万的文字变成铅字，遗憾的是，绝大部分都是垃圾，甚至是精神污染。那动辄几十万字，几十集的所谓精神食粮，电视剧，无论是思想内容，格调，蕴含的正能量，都是多逊风骚。其影响远远也不如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封建文人的381个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比例。难道只是为了赚取一定的物质利益？真是令人堪恨更堪怜。相比之下，扪心自问，难道不使我们的作家、编剧汗颜。作家作为文明、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情何以堪！我们并不奢求流芳百世，但是起码应该具备作家基本的要义，符合创作的宗旨，应有作家的良知。虽然原因诸多，但是其中的一个内核是，现在的创作者，缺乏一个基点，就是，人格的缺失，责任的匮乏，理想的破灭。
王粲在登楼抒发情感时，他的萎顿的精神得到了一次放飞，禁锢的心灵得到了一次突围，低沉的情感得到了一次升华。他不知道，他的这一举止，会在历史上，文学史上留下多么浓墨重彩的一笔，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当量，会成放射状辐射历史文化几千年。不仅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而且羽化成中国文人的一道文化盛筵。
因为这一次登楼，不仅是一篇文章载入了文学史，而且她相得益彰，散发出多元的馨香。一座名不见经传的阁楼被泽上了浓郁的文化色彩，成为了历史的一个元素，这座城市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我不知道，是谁成全了谁。但是对于一个楼，这是一个偶然，对于王粲，这是一个必然。对于历史，这是一个节点。对于思想，这是一段华彩。
“王粲登楼”演化为一种文化意向，这种意象也成为后人的依照。以此作为抒发乡愁，倾吐情感，释解郁愤，怀国思乡的滥觞，并被当做汉语语序里的一个典故，而倍受追捧，屡屡提及。这应该是中国士大夫心灵深处的一种共鸣。
此处的“楼”已不再是一个物质，一个个体，而是演变成为一种精神，一种共性，一种高度，一种共享的文化意志。
从此，中国文人的这种登楼情结便被固化下来，后人也多以附会，发挥。宋朝的高似孙《木兰花慢》：“只问寒沙过雁，几番王粲登楼。”周密的《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 明朝许三阶的《节侠记·遁荒》：“休休，绝塞羁留，怎如王粲登楼？”
抒发完情感的王粲，就像如释重负，或许是感到疲惫，或许是一身轻松，总之，有了解脱感。他身心愉悦，抖擞了一下精神，走下楼，或许是携带着这种豪情。终于，一直怀才不遇，不甘愿成为池中物的王粲，走进了曹操的府中。而此时的曹操，也正在吸纳人才。一个招贤纳士，求贤若渴；一个汲汲营营，心似箭出。再加上两人文心相映。于是，正在四处寻觅政治舞台的他，因为历史的机遇，投向了年长他20多岁的曹操。这时的曹操，正是事业的起步之时，正在广纳俊才。王粲的命运在这里有了一个拐点。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王粲来到了曹操的府中。
这与其说是王粲个体的投入，不如说是历史的机遇，时代的大潮把他裹卷了进来。
在这里，历史成为最大的推手。
六
如果说王粲是曹操欣赏的“海中物”，曹操本是就是大海。
一场波澜壮阔的事业在召唤着他，面对机遇，他义无反顾地纵深跃入滚滚历史洪流中。
这是一个改变他命运的选择，这是一次历史的契合。从此，王粲如同龙归大海，虎入深山，真正的走向了历史舞台，融入了统一中国的广阔伟业，开始了他崭新的生命征途。
只是，曹操的用人之道是高迈的，没有特殊之才，不是俊杰，是纳不进他的眼帘的。王粲既然不是“池中物”。他也不会让曹操失望。他备受曹操重用，官拜侍中，赐爵关内侯，在兴革制度、谋划军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8年的一天，王粲缝曹操大宴宾客之际，给曹操献了一个计策，也算是晋见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刘表病死后，王粲力劝刘表的儿子刘琮归附了曹操。荆州平定后，曹操任命王粲为丞相掾，赐王粲爵关内侯。一次，曹操在汉水边设宴款待百官，王粲给曹操敬酒说：“当今袁绍崛起河北，倚仗兵多将广，志在夺取天下，但虽爱惜贤才却不能重用，因此那些奇士终归离他而去。刘表盘踞荆楚，从容不迫，坐观时变，自以为可以仿效周文王。那些避难到荆州来的贤士，都是海内的俊杰，可刘表却不善于任用他们，结果当国家危难之际却无人辅佐他。明公您平定冀州的时候，下车伊始就忙着整顿冀州的军队，收录当地的豪杰各尽其用，因此能称雄天下。等到平定了江、汉，又征召这一带的贤才各居其位，使天下归心，望风归附，文武并用，英雄尽力，这些都是夏、商、周三代开国国君才能做到的事情啊！后来，王粲又被调任军谋祭酒。
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魏王国建立以后，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一同被任命为侍中，王粲因博学多识，总能做到对答如流。当时旧礼仪制度废弛殆尽，需要重新制定，王粲与卫觊等负责除旧布新，制定新的典章。据《决疑要注》记载：汉末丧乱时，玉佩断绝消失。而王粲认得旧佩，才重新作之。西晋时的玉佩，都是受法于王粲。
有时我想，作为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曹操可谓是英雄，可谓是慧眼识英才。但是，按照世俗的观念，他还是一个“奸雄”，枭雄。他和王粲有着怎样的因缘，走到了一起，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契合点。仅用历史的机遇，巧合来解释，是不能厘清的。这需要从政治和文学，曹操和王粲各自的政治理念加以解析。
自古以来，政治对于文学好像本源上就有着敌意和排斥，一次次的文字狱也说明了这一点。政治对于文学只有迫害和抑制，对于统治者而言，文学对于政治好像总是在揭疤亮短，出政府的丑。政治家和文人也是有着大的鸿沟。出于洁身自好也好，明哲保身也罢，文人往往对于政治总是敬而远之，唯恐避之不及。而文人往往还有着独特的人格，他们注重特立独行，富有人文情怀。其实政治和文学虽然看似格格不入，“一对冤家”，其实是一脉相通，什么时候也没有真正的隔离过。政治本身没有过错，关键是从事政治的人。政治自身也有两面性，有着阳光的一面，也有暗影。看似是一个高危的领域，好像不可叵测，云遮雾罩。从事政治，确实需要相当的智慧和艺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合。而作为政治家，他们的情怀往往和治国平天下相连。只是他们的作为，手段更加具有诡秘性，甚至是血腥。特别是作为政治家的曹操，这种本性表现得更加露骨，赤裸裸。一般人，特别是文人很难走进他的世界。被他加害的知名人士不在少数。比如建安七子之一的文学家孔融，医学家华佗等等。这一切，的确留下了历史的阴影。当然，就像一面镜子，这毕竟是一个背面，还有它的正面。不同之处就在于，曹操不仅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还是一个文学家，他欣赏的是“海中物”，而非“池中物”。他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济世情怀。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曹植、曹丕在独具特色的建安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次将汉献帝年间的七位文学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与“三曹”相提并论，七子与“三曹”往往被视作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
就如同曹操创建的帝业一样，他的文学才能也是彪炳史册的。他的政治抱负就如同《观沧海》那样浩茫，辽阔；他的政治理想好像《短歌行》那般恢弘灿烂；他的志向恰如《龟虽寿》那样坚毅。他集政治家和文学家于一身，兼收并蓄，刚柔相济，在他身上，文学和艺术高度融合。这在中国历史上确实鲜见。这也说明了一个特点， 政治和文学系于一人的时候，并不是没有矛盾的，只是作了高度融合。而一旦分离时，具体表现在两个人身上， 其中的矛盾便显现出来。但是也是有异同的，是因人而宜。在政治圈子里，关键是如何把握好政治和文学，政治家和文人的关系。
而王粲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既有政治抱负，又有文学才能，属于兼具形的。
这一点，他们两个是有着相似和共同点。这也是他们的一种缘分。
就这样，王粲开始了他新的人生，就像他的《登楼赋》一样，开始一路走高。
就这样，在时代的浪潮中，在政治的波澜里，政治砥砺了王粲的豪情，文学又得以载道，给与了政治以智慧。两者本来是不相关联，无法兼容的，在王粲这里却是融为一体，有了很好的交融。本来复杂的关系被他打理的井井有条，和谐自然。
就这样，王粲在曹操的幕府中，如鱼得水。而且他还得以善终，没有被政治漩涡吞没，在那时的环境里，也是一个奇迹。
在曹操幕府，王粲不但受到赏识和重用，而且他同曹丕、曹植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众所周知，曹丕、曹植哥俩都是著名文学家，但是他们的关系却是水火不容。后来的《七步诗》就是兄弟阋墙的例证。但是曹丕、曹植均非常尊重王粲，关系也很融洽。他们之间经常有诗赋往还。这固然是给文学诗话增添了一个景观。这不仅是文学的牵线，这是其中一个因素。其中的曲径是怎样通幽，他怎样在这个充满险情的环境里超然物外，洒脱自如，轻松走太极，一定有着玄机。这说明王粲不仅有着超人的心智，出众的文学才华，还有着高超的政治智慧。这也说明了政治和文学，政治家和文学家也是可以兼容的，尽管这里面有着很大程度的偶然因素。
在落魄荆州时，王粲的作品主要抒发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如《七哀诗》；在归附了曹操，从了政以后，依然没有放弃对于文学的追求，仍然密切关注时运和人间疾苦。因为在他看来，忧国忧民和百姓的疾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他把这看似有区别的两点，自然融合在一起。这样的关心，更加增加了他的文学的现实性和深刻意义。因为有了施展的政治舞台，又为北方地区即将统一的现实所鼓舞，他的创作风格呈现出激昂的旋律。加上他跟随曹操东征西战，对于国家的现状和战争带来的破坏，人民的流离失所，有了更加直接的感受，如分别写于曹操西征关右和东征孙权的《从军诗》五首等。
七
此时的王粲正值盛年，本可以大显身手的时候，厄运却盯上了他。就像人们常说的，天妒英才。英才短命，这在文学史上不乏先例。王勃，李贺，王令，随便举出几个例子，我的内心就会感到隐约的心痛。这几乎成为英才俊杰的一种宿命。他们侥幸没有被政治的漩涡吞噬，却都逝于疾病和意外。王粲也是如此。他正在政治舞台上春风得意马蹄疾，文学上屡有建树之时，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冬，曹操兴兵伐吴，他随军南下。次年暮春，在返邺城途中，不幸染瘟疫而终，年仅40岁。的确令人扼腕。尽管死后哀荣无限。曹操、曹丕亲临吊唁，曹植作《王仲宣诔》，赞扬他“既有令德，材技广宜，疆记洽闻，幽赞微言。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咏，下笔成篇。”又云“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和琴瑟，分过友生。”作为肱股之臣英年早逝，曹操父子又是文坛上的风云人物，文人相惜，都在情理之中。然而，作为“太子”的曹丕，以后将承继大统的他却不顾身份，不分场合，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要学驴叫。他的举动，令众人一片骇然。他自己学也就罢了，而是让大臣们和他一起学。大家虽然面面相觑，却也不敢违抗。于是，在王粲墓前，响起了一片驴叫的声音。此情此景，我想，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原来，曹丕和王粲生前的关系非同一般，可谓情谊笃厚。王粲生前有一个癖好，喜欢听驴叫，每次听到驴叫，他都手舞足蹈，兴奋不已，如痴如醉。只是，此时面对这番情景，不成体统，有违常规之举，若九泉有知，不知他是何种感受。如果是作为政治家，曹丕断然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举止的。然而他还有另一个身份，文人。但是也可以看出来，曹丕和他的情谊是多么的深厚，对于王粲的去世是切肤的沉痛，他是以这种方式寄托了自己的哀思。而曹丕同时也在无意中展示了他性格的另一面。
八
落日楼台一笛风。虽然人去楼空，却演绎了历史的一阙绝唱。
今天，人们仍然在登高，然而，现实环境已然失却了那种古韵，人们已经没有了古人的那种境界，更是稀释了思想的内敛。站在高处，只是单纯的看一种自然景色，一种娱乐，一种物语。而不会再有高古的情调。现实版的高层、小高层摩肩接踵，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直冲云霄。人们已经无须刻意登高，还有那些处于高位的“公仆”们，无论工作，居住，时时刻刻位居高处。人们都在崇尚产品的高端，物质的高度是有了，精神的高度却在萎缩，思想的品味正在下滑，道德的底线趋于低端。
当我旅行时，站在任何一处楼台，我的眼前仿佛依然闪映着王粲的身影，他的《登楼赋》常常在我的耳际萦绕，回旋，而我仿佛在倾听思想的声音。
今天，作为一名作家，我们可以不再登楼，但是，我们一定要经常吟诵一下《登楼赋》，因为它不仅是对于自己境遇的感慨，更有着对于国家动乱，渴望统一，心系苍生的深厚的家国情怀。
而这，正是我们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