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的煤矿我的煤

文/安蓝

最近热播的扶贫剧《山海情》，吸引和感动了无数观众，因为好奇，我也疯狂地追了一回剧。

用三天时间刷完23集《山海情》，生平第一次，被一部土得掉渣的献礼剧揪心揪肺热泪盈眶，除了这部剧拍得真实，演得精彩，更因为：它是如此真切地唤醒了一个煤矿工人，埋藏在生命里的那些激情燃烧的回忆。

那些回忆尽管大多来自父辈的转述和《靖煤志》，以及部分个人经历，但却鲜活而生动地流淌在我的血液中，影响和改变着我的人生。

没错，电视里的每一个镜头，似乎都在还原靖煤矿区六十年前那些战天斗地的建矿场景。

一、创业者的回忆：战天斗地苦创业

据矿上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老领导讲：1958年，当他们这些响应国家加快“三线”建设号召的拓荒者们坐火车、转汽车、搭驴车来到号称有着10亿吨优质煤蕴藏量的靖远西格拉滩时，眼前只有寸草不生的茫茫戈壁和一场接一场的沙尘暴。

靖远矿区煤炭的开采，早在北宋崇宁元年就已经开始，这些开采方式非常落后的浅煤层手工挖掘，不但产量很少不说，而且极大地破坏了煤田地质结构和周围的生态环境。加上靖远矿区地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北风一刮，漫漫沙尘便铺天盖地而来。“山似和尚头，有河无水流，一日分四季，风沙昼夜游”是开发建设之初，靖远矿区的真实写照。

在这样一片“狼不拉屎”、一无水源、二无活物的蛮荒之地，建一座煤城谈何容易。这种艰难程度显然是比《山海情》里吊庄移民艰难数百倍。

吊庄移民是在黄土地上建设一座村庄，累是累了点，苦是苦得很，但是在青天白日底下搞建设，起码是安全的。

而靖煤矿区的建设，不仅要在地面上建房屋和办公场所，更要命的是要想在地层深处挖出煤来，先要打巷道，架钢棚，铺铁轨……井下黑暗潮湿，既没有一点光亮，更没有新鲜空气，还有时不时冒出来的瓦斯、一氧化碳等等这些自然灾害的威胁。苦、脏、累，这些都不算事儿，真正让开拓者们头皮发麻的是安全问题。可想而知，最初的创业之艰难。

跟《山海情》里建村之初的情形一样，拓荒者们来到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首先要考虑的住房问题。最先抵达的开拓者们，由于资金有限，材料不足，只好就地取材，依山挖坑，用石头土块垒墙，再进行简单的搭造，成为栖身之所，这就是传说中的“地窝子”。

我们这一辈矿工以及下一代在《山海情》中亲眼见到了它们的样子，心里百感交集。它们哪里像是人住的地方，连我们现在有些养殖户家的羊圈牛棚都不如，只能算是一个躲避风沙的容身之地。

不仅是建矿区之初，即便是后来，1969年到1972年，靖远矿区共建“地窝子”等简易住房7000多平方米。直到现在，荒凉的西格拉滩上还能看到地窝子的痕迹。那一个个简陋而寒酸的地窝子，是无数靖煤人艰苦创业的历史见证，是世代靖煤人传承和发扬下来的“地窝子”精神的真实写照。

后来，随着条件稍微好点，有些勤快的工人便在隔壁荒滩上为自己找一块地方，打土坯、垒房子。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打土坯，一直打到精疲力竭，吃点喝点，接着干到晚上无法再干为止。就这样经过几个月没日没夜的打土坯、盖房子、垒院墙，一座座干打垒的房子便建成了。虽然比不上砖瓦房的坚固和美观，但起码比地窝子要好很多。

据母亲讲，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矿区紧张的住房问题才得以缓解。但也只是少数职工住上了宽展的楼房，大多数职工家属们依然住在依山而建的单身宿舍或者窑洞里。

我估计，跟《山海情》的情形一样，那时怀着一腔挣钱过好日子的心愿来到这里的很多人，面对这些生存困难，打退堂鼓逃跑的人大有人在。留下来的人，大概是始终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吧。事实上，后来时间证明了他们选择的明智。

要生存，要发展，光有房住还不行，还得吃饭喝水呀。可是，西格拉滩上大多是沙河，也就是看似有河，却没有水。只有夏天下过暴雨后，沙河才会变成真正的河。

因此，当时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将黄河水用汽车拉到矿上，矿工们领用。因为是未经过净化处理，那水看上去就是黄泥汤，矿工们每天排着队领上一桶，然后小心翼翼提回家，放上一两天澄清了才能饮用。有些人家等不到黄河水来，只好去挑涝坝里的水喝。涝坝又没盖子，当然羊粪蛋、蛤蟆衣、烂菜叶子、废纸片什么都有。但为了生存，也顾不得什么卫生不卫生了，用马勺捞掉羊粪蛋，照喝不误。

因为水太金贵，很多人除了吃饭，基本上很少喝水，再加上矿区常年风沙大，嘴唇经常裂着血口子；会过日子的人家，一盆水可以做很多事儿，比如洗菜的水，用来洗脸，洗完脸再用来喂猪；孩子们早起上学，将毛巾沾湿，胡乱擦一把，就算洗了脸……

不仅生活用水是个问题，那时工业用水更是极度欠缺。为了加快矿区建设，筹建建材厂，1970年，经过大半年的寻找和苦战，矿区指挥部的干部职工们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在枯河河床打了16眼井，横切河床，砌成地下拦水坝170多米，挖沙石1000多立方米，终于找到了水源，并利用废旧管材，把水引到了工地。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靖煤创业者们，一边扛着生活上的各种令人头疼的问题，一边千方百计地创建着矿区，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土法上马”，就是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早日把矿区建好，早日挖出煤来。

为此，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建设的创业者们，在荒凉的西格拉滩上住地窝子、喝苦水，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在动力电源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用钢钎大锤、铁锨、簸箕、架子车等土工具土办法，开工建设矿区。

1970年4月，为了能够早点造出炸药，支援矿区建设，矿区化工厂筹建小组十几名干部职工一不等厂房建成，二不等设备安装好，三不等各类人员配备齐全，就搭建了一座简易的草棚，用极为简单的工具，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土法制出了炸药，为加快靖煤矿区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以上便是当年闻名陇原大地的“地窝子”精神、“枯河取水”精神、“钢钎大锤”精神、“三不等”精神的由来，加上后来的“姬三龙”精神，形成了六十年来支撑和推进靖煤不断创新发展，逐步走向辉煌的靖煤精神。

这“五种精神”是靖远矿区开发建设初期，靖煤开拓者和创业者们用生命和血泪谱写的五首创业奉献之歌，是开创和建设靖煤矿区的无数矿工们，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坚强信念之歌。

谈到这“五种精神”，大水头矿的一位老领导长叹一声说：“靖煤的今天，是无数人苦熬出来的！”

是啊，这一个“苦熬”便清晰而生动地道出了靖煤艰难创业、艰苦奋斗的历史。“活着干，死了算，拼死拼活建靖远”是那个年代流传于矿工们中间的一句话。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包含了怎样一种伟大的精神情怀啊！这句话，同时又从侧面反映出艰苦创业阶段老一辈矿工们所面临的多少风霜雨雪、多少艰难险阻、多少酸甜苦辣。

但是因为心中有信仰，脚下有方向，靖煤人手中便有了使不完的力量。多少风霜刀剑都被他们扛了过来，多少艰难困苦都被他们熬了过来，多少酸甜苦辣都被他们硬生生吞进了肚里，也因此，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靖煤精神。

就是凭着这些精神和信仰，靖煤一步步走向了春风浩荡的八十年代、起死回生的九十年代、灿烂辉煌的二十一世纪。

二，坚守者的回忆：披荆斩棘谋发展

63年前，在风沙弥漫、荒凉贫瘠、人迹罕至的靖远矿区，当第一声钻探的轰鸣声打破旷野的沉寂，人群沸腾了！

宝积山铧尖子村钻探出了14米厚的煤层！这个消息对于当时能源极度匮乏的甘肃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1958年8月，近千名建设者从石门沟煤矿奔赴靖远矿区。他们迎着风沙，扛着烈日，风餐露宿来到靖远矿区，在一望无垠的荒漠戈壁上住地窝子，喝苦水，啃干馍，用钢钎和大锤拉开了靖远矿区的开发建设序幕。

父亲生前曾经对我们讲过靖远矿区创业期的艰难。他说，那个年代，井下哪有什么矿车，都是用背篼往出背煤的。连矿灯都没有，就是用罐头盒装点煤油，然后绑在头上照明。工人们的工作服，因为巷道上的滴水，经常是湿透的，因此很多工人，干不了多久便会得关节炎。

因为劳动保护不到位，尘肺病、矽肺病也像一座大山压在矿工们的心头。但为了能够多出煤，多挣钱，让家人过上幸福生活，矿工们也是豁出去了。煤矿工人的钱，真正是用生命在挣啊。说到这里时，我分明看到父亲浑浊的双眼里泛起泪花。

那个年代，是用双手和双脚要产量的，是真正用生命和血泪换煤炭的。因为井下工作条件差，安全设施简陋，加上管理制度比较松散，工人们普遍素质不高，因此，安全事故不断。很多鲜活的生命，在一次次事故中灰飞烟灭，给一个个家庭留下无尽的伤痛。

但即便是这样，1959年5月靖远矿务局顺利成立，从此掀起了第一次上马建设高潮，各项工程先后全面铺开。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靖远矿务局上马不久，便不知因何原因，陡然被叫停。1961年9月，按照中央政策指示，靖远矿务局全部停缓建，下马维护调整。

这一停就是7年，直到1969年7月，煤炭部重启了靖远矿区的开发建设，并且号召全国各地的创业者们奔赴靖远矿区，进行支援建设，于是，靖远矿区第二次上马，全面恢复建设。

我的父亲正是那时候来到靖远矿区的。听说，父亲为了能够顺利招工，硬是咬着牙将自己的六指用菜刀砍了。

父亲一生老实憨厚，沉默寡言，与世无争，跟人脸都没有红过，在我们看来甚至有点窝囊，却没想到竟能做出如此硬气罡罡的事情。这让我们从此对父亲不禁敬佩起来。若不是他的忍痛断指，哪有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

父亲来到矿山的时候，虽然居住条件以及生活环境比之前创业期好了很多，但矿山依然是一片荒凉和颓败。山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下井一片黑，升井黑一片。

直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百里矿区。靖远矿务局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不断深化经营机制改革，明确了企业和企业领导及职工的责、权、利，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创造出骄人的成绩，到了1990年，共建成生产矿井12对，当年生产原煤320万吨。

到了90年代，15岁的我，依然是一个懵懂的傻丫头，因为上学太晚，那会儿我才小学6年级。但似乎从来没有感到年龄的压力，可能那会儿跟我一样上学晚的同学很多吧。父亲因为一次煤矿事故，丢掉了两个手指头，后来调到了地面上，每个月四五十块钱的工资，让我们五口之家的生活，有些捉襟见肘。所幸的是，母亲是个不安分的女人，不但长得漂亮，脑子也很活络，因此经常做一些小生意，贴补家用。

于是，每个六一儿童节，我们都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有白衬衣蓝裤子穿。

九十年代，靖远矿区也遇到了不亚于创业期的艰难。据说是因为一位中央领导的决策，矿工们辛辛苦苦挖出来的煤卖不出去，积压在煤台上，成了几万靖煤人的一块心病。即便是千方百计卖出去了煤，也要不回煤款，靖远矿务局饱受“三角债”、“顶抹账”之苦，职工的工资一拖就是个几个月发不出来，整个矿区一片萧条，靖煤再一次步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我清晰地记得，那时虽然我还没有正式参加工作，但我的发小刘洁画却早早辍学在靖远陶瓷厂上班了，有一段时间，她收拾打扮很时髦，经常跟随厂子里的十几个小姐妹一起去各地游玩，说是去要账。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三角债”、“顶抹账”无处不在，很多企业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

但是，拥有“五种精神”加持的靖煤人，从来不会等靠要，更不会坐以待毙。10万靖煤人在矿务局各级党组织的带领下，毅然投入改革洪流，迎难而上，走上了一条勇往直前的创新发展之路。他们改革管理制度，创新管理机制，从源头抓起，以销定产，以产定人、修旧利废、开源节流，到了九十年代末，企业不但实现了增收节支、扭亏增盈，而且基本上摆脱了困境。

作为孩子的我们来说，整个九十年代，是我们最为快乐的时代。我们由天真无邪的童年进入了青涩懵懂的青春期。我们每日除了上学念书就是下课玩耍，要么就是守在电视机前，等待《西游记》，等待《红楼梦》，等待《渴望》。

那时的我们，既没有学业的压力，也没有作业的困扰，物质生活的匮乏，对于我们来说，根本不算事。我们就像天空的云朵，任意飘荡，自由来去，无拘无束，不像现在的孩子，成天写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辅导班，几乎成了做题的机器，真是悲哀啊。

那时的矿山，也是经历着跟我们一样的成长之痛。到处都在拆除，到处都在修建，到处都在百废待兴。但是，我们深知，没有一个成功能够轻轻松松，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二十一世纪，靖煤终于闯过风雨，迎来了绚丽的彩虹。

三，我的回忆：我的煤矿，我的煤

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十岁之前，少不更事，糊涂懵懂，不懂得人生的美好，四十岁之后，青春远去，岁月黯然，已不够美好。只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生命蓬勃而灿烂，像一副绮丽壮美的画卷；生活繁复而丰盈，像一首清婉柔美的叙事诗；人生丰富而跌宕，像一曲舒缓忧伤的歌谣。

那是最好的时光，我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出一副斑斓多彩的油画。那是最好的日子，我在矿上生活、工作、学习、成长，与最美的自己相遇。

农历1975年12月，我在宝积山矿医院出生，从此有了一个跟靖煤听起来一样的名字——靖梅。那时，大概父亲微薄的收入实在养活不过一家五口人，所以我被送回老家。老家人都知道我在靖远的某个煤矿出生，直接喊我——靖远mei。也不知道他们叫的是靖远煤，还是靖远梅，总之就是，靖远——mei。

九岁时，一个风雪交加的冬日，伯父偷偷带我离开老家，来到靖远矿务局找我父母，要求送我上学。半年后，我成了一名正儿八经的矿工子弟，大龄小学生。

我的人生好像是从来到大水头矿以后才开始的，之前的一切几乎没什么印象。只依稀记得，九岁前，我也曾跟爷爷回过靖煤一两次。那时，我家住在宝积山矿东边半山坡上，一间二十平米的屋子，既是厨房也是卧室和客厅。天气好的时候，大家都蹲在门口吃饭，各家饭菜的味道也翻墙越瓦勾结飘荡在小院的上空。邻居们都像亲戚，谁家做了好吃的，必定要端来端去的互相尝尝。

别说电视，那时连个录音机都没有，矿工和家属们的娱乐活动除了打牌闲聊，就是到矿上一个露天电影院，去看电影。说是露天电影院，其实就是一个小广场，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一天晚上，爷爷带我去看电影。去的时候，前排的位置都被占满了，我们只好站在后面看。我看不着，爷爷便背着我，电影还没演几分钟，我便睡着了。醒来时，一轮明月将银白的光涂抹得到处都是，广场上空无一人，我趴在爷爷肩上，晃晃悠悠往家走，仿佛走在一个梦里……

1984年，伯父将我送回来上学时，父亲已经从宝积山调到了大水头矿。

第一次见到的大水头矿，黑糊糊脏兮兮的，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也没有一座像样的楼房，就连平房也是破败不堪的，我心想：不过是比老家的集市大一些罢了。

现在的水暖队和区队楼，以及前面那片茂密的树林花园，在八十年代是一片荒滩，荒滩上有几排旧平房，我们家就在其中的一个小院子里，有两间房子，卧室和厨房分开着，条件比在宝积山时好多了。

家属区的北面有一个不知什么队的办公室。吃过晚饭，人们会提着小凳子到队上去看电视。男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谝着闲传，抽着纸烟，悠闲自得。女人们则一边织毛衣一边瞅一眼电视，一刻也不得闲。孩子们在人堆里跑来跑去吵吵闹闹，电视节目完了都不知道演了什么。

再北面，是一片乱石滩，穿过乱石滩是刀棱山。山脚下，有一条自东向西的水泥平台，是防洪堤。记得那时，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趴在那个平台上画娃娃。总是独自一人趴在地上，手里要么拿着一截从学校捡来的粉笔，要么拿着一根电池碳棒，快乐无忧地涂鸦着心中那些可爱的小娃娃。有时候画累了，躺在平台上，看着湛蓝的天空和刀棱山顶的电视塔出神，猜想老家的小伙伴儿梅香在干什么呢？还在放羊吗？我养的那只小羊羔长大了没有呢？

因为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加上管理松散，那时井下事故频发，父亲的两根手指头，在一次事故中不慎丢在了井下。后来借此调到了刀棱山上的北风井，我们仨有时候会爬到山上去找父亲。每到夏天，北风井的机房前面总是绿油油的，父亲种了很多蔬菜，还有菜瓜，馋嘴的我们每次去都会让好多菜瓜夭折。

1988年，30岁的大水头矿因为浅部煤层资源枯竭而被迫停产改扩建了，父亲一降再降的工资让我们的日子更加捉襟见肘。和大水头矿同岁的母亲为了贴补家用，为了六一儿童节能给我们穿上崭新的白衬衣蓝裤子，去矿上参加劳动，织钢丝网、装卸煤，背水泥……每天晚上背着一身的疲惫和煤灰回来，脸上却挂着踏实而满足的笑。也因此，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不但换了新一点的房子，还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再也不用去别人家看电视了。1991年冬天，每天晚上守在电视机前看《渴望》成了矿工家属们最喜欢做的事情。

那些年，大矿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改扩建。建井区，盖机房，进设备，完善系统，培养骨干。而我，也正在学校春风化雨地扩建着自己。可不是吗？学习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改扩建。每个人生下来，就像一个新凿出的矿井，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一切有待完善。只有通过年复一年日积月累的学习和进步，才能逐步得到成长，一天天成熟起来，完善起来，最终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997年8月1日，大矿改扩建完成，正式移交投产，设计年产量为105万吨。我也将自己由原来懵懂无知的大龄小学生，改扩建成了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技校生，设计工作能力为四级电工。然而，那时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一心想在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母亲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硬是将在兰州打工的我催了回来。

“和你一块毕业的都分配了，你再不来，就没岗位了。”母亲在电话那头忧心忡忡，我在电话这头不以为然：“哼，没岗位就没岗位，不就一个烂煤矿嘛，有啥稀罕的！”

一位好心的大哥诚恳相劝：“回去吧，毕竟是国营单位，公家的饭，好吃。”

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于是，我不情不愿地回来了。

报到后，被分配的工作是充电工，管理工人们下井用的矿灯。那时，还是酸式矿灯，每月要加一次硫酸溶液，两次蒸馏水。每次加酸时，刺鼻难闻的硫酸溶液令人头晕恶心不说，还有硫酸溅起被毁容的危险。如果加完酸液拧不紧盖子，酸液就会流出来，烧破自己和矿工们的衣服。那时，充电工像井下工人一样，穿得又脏又破，衣服上的破洞多半是酸液烧的。

然而，这样的工作，非但没有吓倒我，反而使我在一直想逃离的煤矿上扎下根来。因为当时金融风暴使整个亚洲面如死灰，而靖煤却像是恋爱了一样，到处生机勃勃，一派欣欣向荣。矿工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对生活充满热爱，煤矿的兴起指日可待。更重要的是，我的生命中终于绽开了一朵爱情的花，这花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座还不尽人意的矿山。

那时，我家早已搬进了干净宽敞的楼房，装上了电话，母亲还在楼下开了一家蛋糕房，小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了。

参加了工作，能够自食其力了，按理说，我应该也和大多数煤矿女工一样，安心工作，然后找个人将自己嫁了，老老实实过日子便好。然而，总感觉自己仍是一件半成品，需要努力学习来打磨完善。于是，学这个学那个，整日抱着书，写写画画，就像大矿一样，也一直不断在改扩建和完善，以期达到理想中的能力。

2005年，大矿核定年产量为150万吨，我顺利通过自学考试取得兰州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证；大水头矿工资制度改革，矿工们的收入普遍翻了一番，我成为班长，并被评选为矿优秀明星员工。虽然矿还是原来的矿，人还是原来的人，但我们的内里却发生了一些质的改变。

2009年，50岁的大矿迎来了第二春，经过一系列的改扩建和系统升级，大矿核定生产能力为220万吨每年。而我，也已经调出充电房，成为了一名核算员。正因为有了矿井的发展壮大，才有了开拓二队，也正因为有了我的不懈努力，才能顺利调入那个很多人羡慕的岗位。显然，我们已经不是以前的矿井和以前的人。我们用坚持不懈的努力迎来了质的成长和飞跃。

那是我生命中值得回忆的一段日子。

工资表上那些温暖的名字，那名字后面一串串令人欣慰的数字，让我感觉踏实而自豪，因为工友们美好的梦想经由我而变成现实；工友们在工资奖金表上签字时露出满意笑容，我心里满满的都成就感，仿佛为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工友们坐在我打扫干净的办公室里学习，开会，我也会心生快慰，好像他们的学习因我的工作而变得愉快了。

之前就喜欢读点闲书，涂鸦点闲情的我，那时，简直如鱼得水。每天，干完该干的工作后，便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看书、写诗，把内心的丝丝缕缕编织成文字发在博客上或空间里，得到文友们的点赞和评论，心里升腾起温暖的欣慰和小小的成就感，日子因而更加有滋有味起来。

春日晴好的时候，我总是不忍辜负那如洗碧空，更不忍辜负那绚烂的春光，揣一本闲书，悄悄来到区队楼前面的花园里，或是楼后面半山坡上的一片小树林里，坐在婆娑的树荫下，看一会书，赏一会儿花，望着蓝天发一会儿呆，想一会儿心事，时间也仿佛停下匆忙的脚步，陪着我坐一会儿。

天气好，时间充裕的时候，我会去爬刀棱山。一个人，悠悠荡荡地行走在草木山石之间，选煤楼上矸石下落的声音，制氮房泄压的声音，矿车驶过铁轨的声音渐渐远去，俗世烦恼也如尘土被山风吹散，仿佛身心都被草木洗净了，通透而清爽。

坐在山顶，看着山下生活和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大矿，暗想：那小小的人间，竟容纳了那么多的喜怒哀乐，那么多的是非荣辱，不知累不累烦不烦呢？看着绿树成荫，鲜花锦簇，人工湖仿佛一粒蓝宝石镶嵌在花园一般的大矿，看着那火柴盒般干净整齐的家属楼，玉带般平坦通畅的马路，甲壳虫般趴在停车场的私家车，内心不由生出一种难言的怅惘和自豪感来：时间流逝得多么迅疾，转眼竟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时间又是多么伟大和神奇，弹指一挥间就把一片狼不拉屎的荒无人烟之地，变成了一座美丽的花园。

2015年，全国煤炭市场不景气，国家出台了煤矿去产能政策。靖煤公司要减员增效，大水头矿首当其冲。按理说，我的工作轻松愉快，应该继续好好干着，不论煤矿怎样发展，决不会少了我的一碗饭，但是我却毅然选择了内退。不是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了，更不是我不爱我的矿山了，而是因为，我认为矿山只有舍弃了太多的负累才能轻装上阵，继续前行，而我，只有舍弃了安逸的生活，才能更深地碰触自己，接近诗歌和远方。虽然，我将自己当做包袱，提前从大矿的肩头卸了下来，可是丝毫没有减少对矿山的热爱。每每有人问起我在哪儿工作，我依然会说：在靖煤，在大矿。

与母亲同龄的矿山啊，是我的第二位母亲，她给我了我第二个生命，第二个故乡，第二个依恋。矿是我的煤，我是煤的矿，我们相互开采，互相挖掘，见证了彼此的脆弱和坚强；矿是我的血肉，我是矿的魂魄，我们互为依存，互相成全，经历了彼此的风雨彩虹、也一同兴衰成长。

回想起来，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是在矿上的日子，我人生中写出的最美的诗篇，是写给矿上的诗篇。

现在，每当站在厨房，望见东北方向两千米之处刀棱山下那小小的矿山，内心便会生出融融的暖意：哦！那些矿上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