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

每年的清明，照例要回了一趟故乡，今年亦是如此。按计划，上坟祭祖之余，还去旧居看看和野外转转，以了却蓄积多时的心愿。

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不知道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这里的故事，何以总不经意间潜入我的脑海，闯入我的胸怀，让人梦魂牵绕，久久难忘。

车在回乡的路上飞奔，看着窗外不断掠过的村舍和树影，我的思绪也随之飞奔起来。

故乡没有名山，只有一座无名的小山，因为在村的南头，又是村里地势最高的地方，故大家称之为南山。其实南山仅是一处长而大的坡地而已，虽样貌平平，然别有趣味。

记得小时候，山上长满青草。每到大雨天，山南边紧邻的芦塘便大水漫堤，水顺着南山流过来，鱼儿也随之顺水而下。由于草丛的阻滞，鱼儿如同进了迷魂阵，只有在山上打转，很难游出草地。每当水势退去，一条条鱼便搁浅在草丛或细石上，抑或在浅水中裸泳。白晃晃的一片，任由捡拾。这个时候也是村民猎鱼的最佳时机，大人小孩拿着虾袋（一种渔具）、鱼篓纷纷上山，一番劳作，满载而归，足可以改善大半个月的生活。

故乡没有名水，但水源极为丰富，村子从南到西再到北被五、六口大水塘紧密包裹成半月形，芦塘是其中之一。稍远还有无数的池塘形成第二包围圈，第三包围圈。加上土地肥沃，人们勤劳，因此这一方水土上的人们，旱涝保收，丰衣足食。这也是本村原居先人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地主的原因之一。

1981年，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大大激发了农村活力，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农民高涨的种粮热情，使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本村农民向国家超卖万斤粮的故事在国内名动一时，县政府给超卖的农户奖售兑现，上海自行车厂还送来 “永久”自行车，我们村便成了远近闻名的“永久村”。

同年，我家也获得了一辆“永久”。当时在武汉上大学的我，看到《湖北日报》上一则新闻，说的是我的家乡变好了，农民日子富足了。新闻还特地拿父母举例，说儿子在武汉上大学，父亲骑着“永久”欢欢喜喜载着母亲逛街等等。当看到这里时，我喜极而泪又感慨良多。

故乡没有载入史册的人文历史，但有着说不完的故事。小时候听大人们讲，以前本村的建筑远近闻名，雕梁画栋，亭台楼阁，深宅大院，这些由村里大财主四大房头拥有，完全不输电视剧《红楼梦》中官家园林的建筑风格。

抗日战争时期，本地抗日武装将一名日军探子处决于村南头的芦塘东北角。驻守县城的日军闻讯带领小队人马前来报复。也是在芦塘东北角，被新四军小分队伏击，日军头目一条腿被击伤，所乘坐骑被打死。随后展开疯狂报复，一把大火把这些古典建筑烧了个大半，并抢劫了无数的家畜、家禽和财物。其中包括一匹膘肥体壮的大白马，那可是我祖辈、父辈的做生意的本钱，家里的全部财产。

日军的暴行激起了人们的更大的反抗，许多人纷纷放下农具，走出农田，拿起刀枪参加抗日队伍。我的二伯也从此也告别家人，参加了新四军……

不知不觉间，车已驶过百余里路程，开进了村里，稳稳地停在老屋前。

屋前的枣树和刺槐早已不知去向，只有老屋艰难而倔强地站立在那里，仿佛在等待和迎接着远方的游子。这是一座土砖青瓦的三间平房建筑，由于后任房主远走他乡，房屋年久失修，前后两面的墙壁已荡然无存。屋顶靠近大门的瓦片又比去年跌落不少，露出光光的椽子。堂屋的中间多起几根长长的木杠，吃力地支撑着重重的屋顶，使之不至坍塌下来。这不禁令我想起当年年迈的老祖母拄着拐杖，艰难地站在路边等候我们回家的身影。看到这些，我的心情沉重起来。

我离开故乡已经四十年载余，八零年我上大学后告别了这个地方。之后去了别的城市工作和生活。八四年，父母又卖掉了老屋，举家搬迁到临县的一个镇上生活。那时，因交通不便，又忙于生计，没有特别的事情也不会回来。从此，老屋渐渐变得遥远，老屋的影子也只能更多地出现在梦中和回忆里。

在儿时的记忆里，屋顶高不可及，数不清的黛瓦中偶尔安放其中的透光的玻璃瓦，称之为亮瓦，这便是白天家里照明的光源。到了夜晚也只有煤油灯相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就在昏暗的油灯下，我把一本本书看到天明。

屋里总是空荡荡的。立在地面的家什，除了几张木床，一张竹床，一张方木桌，几条板凳，就是一个旧木柜。木柜分三层，上两层存放衣物杂什，下面一层是一个方形米仓，用于储存谷物粮食。悬在空中的，就是檩子下方系着的几根铁丝，铁丝的下端吊着寥寥几块腊鱼腊肉，鱼肉的上方则用一口旧锅或旧瓷盆罩着，以防高客（老鼠）侵扰。从年头吊到年尾，只有来了贵客才会切下些许款待，而自己家里人一般不会享用，即使双抢农忙，农活最辛苦的时候也舍不得吃掉这些“稀罕物”。

同样空荡荡的还有永远填不饱的肠胃。每天晚上在饥肠辘辘中昏昏睡去，每天清晨在辘辘饥肠中被一种熟悉的“嘭、嘭”声吵醒。那是剁锹剁胡萝卜的声音，剁出的胡萝卜丁和大米一起煮食，以补充粮食的不足。这种声音太熟悉了，太震撼了，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那么清晰，那么有节凑，那么令人难忘！

这些情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迅速改变。那时候，农民可以承包责任田了，可以养猪养鸭搞副业了，农民真正丰衣足食了。一九八零年我家用小队年终分红的钱，花一百三十多元从县城买回一个穿衣柜，一九八一年购得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随后不久又添置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

“上山咯！”父亲的一声吆喝，把我从沉思中拉回了现实。随之，一些亲友和旧邻迎了过来，大多是老者，大家自然嘘寒问暖一番。

上山祭祖的路，要经过前面讲过的南山。这时的南山，靠西的半边被几栋民房所据，而房屋的主人，当然是村里的年轻人，早已离开家乡，另谋发展。其中一两栋房屋年久失修，部分垮塌。而南山的东半边，只留下泥泞小道供人行走。还没走出几步，我一双干净的运动鞋早被污泥吞噬得面目全非。

返程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曾经贫穷的故乡因何变得丰足，丰足的人们因何又抛家舍业奔向他乡，而远在他乡的人又因何日夜思念故乡。这是穷则思变使然？对生活的更高追求使然？满足了物质需求后的精神需求使然？

那些破败的房屋，空巢的老人，也许只是故乡变革过程中的一幅侧影，是乡村涅槃过程中的一个掠影，是乡土新生过程中的副产品。

离开家乡的时候，村民们说，上面已经计划把我们这个自然村全部拆除变为耕地了，村里的人另行安置。我在想，明年清明回来的时候，我的故乡还在吗？故人还在吗？故居还在吗？

我又想，不管故乡如何变迁，只要这一方陪伴我成长、承载我少年梦想和饱蘸我满腔情感的山还在，水还在，我就会回来。

故乡，我还会回来！我会年年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