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翟妍的小说《长河长》

——评翟妍长篇小说《长河长》

布日古德

最近读了白城市作家翟妍发表在大型文学期刊《江南》2018年第五期的长篇小说《长河长》很有感触。作为一个读者读了这一部长篇小说，首先，觉得这一条霍林河末端的一个榆村这样一个小村庄，河对岸的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嘎罕诺尔镇，能够有过这样鲜为人知的历史，以及鲜为人知的故事和人物，实在佩服作家挖掘农村生活题材的眼力。其次是作为一个读者从故事情节上看，从这一个个围绕着主人公“我”即王玉娥所展开的矛盾线索上看，故事还不够生动，人物的个性化描写还没有突出出来。三是小说采用素材提炼后的衔接吊装法，线索不紧凑，没有为读者留下扣人心弦的回味感。

一部小说的思想性、时代性是第一位的。这一个第一位的矛盾焦点就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都不是有关于生活、故事的再复制。作家要站在一定的制高点上为时代服务，为改革开放、为讲好中国故事服务、为彰显中华民族的爱与恨服务。要进一步通过一系列的故事、人物，以及人物和故事的错综复杂关系集中梳理再现出来，让我们的读者进入一个时代的画廊前面。在这一幅历史与现实交汇的长卷中或回味、或反思、或高瞻远瞩，通过长河长里的人物、故事去真实的再现那一个时代。古今中外“四大名著”，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鲁迅的《孔乙己》、萧红的《呼兰河传》、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等都无不与我们的现实社会有关。尽管我们的作家有意识或者无意识避开了一些问题或者很难用文字处理的棘手的一些现实矛盾。翟妍的长篇小说《长河长》在展现农村的这一幅历史长河的长卷上，字里行间贯穿着“我”也就是王玉娥“在线”主播一样讲述王家（包括王三五）、胡家（胡二爷）司马徽则家（善医堂）的“所见所闻”。作家试图在这一部长河长的巨幅画卷上把民国、日伪时期、东北光复、松嫩平原上的旱灾、虎烈拉瘟疫、遭遇土匪窝、农民建立政权、土地改革、斗争地主富农，抗美援朝、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民公社解体、改革开放、民营经济发展、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等一系列的政治、政体的史实“提溜”出来。把人性的真善美、爱与恨植入到霍林河两岸，让这些故事具备了呐喊的声音和条件，具备了炊烟袅袅上的疼痛。于是，便围绕着这些历史故事的发生、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嵌进、产生了一系列的小人物。在这些小人物与大事件的搅拌中，让王玉娥和胡德才一家的疼痛感在水深火热之中找到读者的共鸣。

王玉娥，先做了填房，后又改嫁给胡二爷的儿子胡德才的一个大脚女人。司马徽则，一个通过抓壮丁逃跑了，后又回来做了土改工作队负责人、解放区区长的共产党的干部；王三五，一个在基层土改工作中的“运动乐”，农村人民公社化前后的一个党的基层组织的代表性人物；葛红一个下乡农村教学的知识青年；邹大云、秀草、长庚等一系列人物在作家的笔下尽管都有了自己每一个阶段历史的角色。但是作家对他们的形象刻画、内心世界描写、语言个性风格、语境炼达等等都没有彻底的一刀见血，力透纸背。

王玉娥作为《长河长》的一条主线，这一个95岁高龄的老人见证了霍林河两岸的人和事。小说的长河长，无非是用大兴安岭西南坡松嫩平原上的一条霍林河来比喻社会变迁的这一条人生长河、历史长河。然而，从另一方面一定值得肯定的是小说的标题考究，不但寓意好，也有新意。

一、《长河长》泥土美的个性

小说的人性化叙述与描写在翟妍的《长河长》中有很多的章节是从地域风俗写起的。这一个具有明显的东北民俗主要集中体现在一些生活的细节描写与刻画上。

1、烙土豆片。比如《江南》170页左侧第一列的第二自然段“冬天总是最温暖的。我爹会在炕沿儿底下支一个铁炉子。小炉子一烧，所有的寒冷都拒之门外了。夜晚来临的时候，一家人围在旁边，母亲纳着鞋底，父亲招来三两个村中的老友喝茶、嗑瓜子，有一句无一句闲聊着。而我和铁锤是绝对不会安静下来的，跑到土豆窖里摸出几个大土豆，在铁炉边上放一块木板，让祖母用小刀把土豆一片一片切下来，贴在炉盖子上烙着吃。火候要找得好，烙出的土豆片灿灿金黄。最好是玉米瓤子火，玉米瓤子着到火焰已落，却正炭火猩红，温度最高，把土豆放上去，一正一反一个翻身，熟了。飘出土豆的香气来金黄金黄的两面锅巴，光看着也定会馋死人的。”这一个关于土豆的章节在第三章的33节基本上是过去、现在时松嫩平原上的“栽土豆、土豆开花、土豆地里间种红芸豆、或者食用豆角、起土豆、窖土豆、烀土豆、烤土豆的一系列“栽种、收获、贮藏、食用”的环节。

 2、南北炕。“炕是南北的。那时候西满之地的炕都是南北的，我们叫南北炕，就是一间屋子搭两铺炕，靠北山墙搭一铺，靠南窗搭一铺，两铺炕中间是过道儿。睡觉的时候，拉两个大幔帐，南炕一个，北炕一个，谁也看不着谁。”南北炕一般都指的是松嫩大平原上的土平房居住，（小说中提到的“西满”地域表述不准确）。

3、做火盆。东北冬天炕上放着一个火盆，主要是取暖，也可以烧烤着一些小事物，如烧豆包、土豆，也可偶尔蹦爆米花，温酒、炸辣椒等等。“做火盆，对泥的要求总是挑剔的，不能有砂砾杂物，还得细腻粘稠。以往要做火盆，黄泥都是我娘去掏，可那年八月我娘小产下不了地，铁锤就张罗着自己去了。我祖母为了奖励他的能干，答应教他怎么做火盆。一般来讲，黄泥掏回来是要在阴凉处放上几天饧饧的，过过性气，像和面一样，那样做出来的火盆就不会有裂缝，用起来年头越久越会光溜溜的。可铁锤总是等不及，隔一会儿就会跑到阴凉处看看那摊黄泥，后来，我祖母看他实在急，就让他提前把一团乱麻秧剁碎，说到时候掺在泥里，做出的火盆结实劲道。祖母把一个瓦盆扣在地上，盆外敷一层草灰，把麻秧揉进泥里拍贴在瓦盆上，再放进阴凉里，隔上个三两天，把这模型取下来，就是个半成品了。接下去精打细作的活，像收口啊、加底啊、拍平啊、擀光啊，都由着铁锤去做，铁锤用琉璃瓶子擀，把火盆擀得跟涂了漆似的，阴干十天半个月，拿出来自己都吓一跳，第一次做火盆，弄得像模像样的，一直舍不得用。”

4、欻嘎拉哈。松嫩平原上的嘎拉哈是小孩玩的一种游戏工具，有猪骨头和羊骨头两种。而翟妍《长河长》的“嘎拉哈是羊骨的，小巧上手，我能玩耗子嗑房薄、羊羔拉粑粑、大姑娘摸嘴唇、小媳妇戳花针，铁锤会玩抓单、抓双、单裹、双裹。他总耍赖，我一抓，他在一旁扯着脖子喊：捂一花，亮一花，不够十个给人家。”

5、驱鬼。“驱鬼，我的祖母每到夜晚星星出全时，就跪在灶膛前把大黄纸点着，用手捏着，顺着转三圈，倒着转三圈，然后，爬起来弯着身子往外跑，一直跑到大门口，撒手一扬，灰飞烟灭。对着纸灰飞走的方向，祖母还要再跪下去，磕头，一边磕一边念念有词，那些词都是村子里跳大神的李三老教她的，所以她念的时候，也学着李三老的样子，戚戚咕咕的，分不清到底说些什么。但是很灵，烧了三个夜晚，我祖母说我身上的鬼走了。因为我的眼眶不黑了。”

6、捕麻雀。“天一亮，窗前的麻雀一叫，他（铁锤）就钻出被窝，提上裤子往外跑。他是个捕鸟高手，平日里总会在院子里用棍子支一个筛子，筛子下面撒上瘪谷，一旦有麻雀落进去，他就把提前拴在棍子上的绳子猛地一拉，麻雀就罩在里头了。刚下过雪的日子，是捕雀子的最好时机。”

小说中泥土上的个性美，不是可有可无的。以上的这些细节描写如果抛去直白的说明、介绍该是很好的民风民俗。这些有关于地方民俗的细节描写增加了读者的兴趣。通过这些民俗、民风能够为《长河长》的咸淡增加一些佐料，让小说的趣味性更浓，霍林河的长河长更有地域性。翟妍小说的泥土个性美应该是农村题材小说近年来出现的较好的一部样本。

二、《长河长》人物的成功与失败

《长河长》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翟妍在文字的故事情节上以“我”为主线，“滋生”了霍林河岸边榆村、嘎罕诺尔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几个特定的人物。王玉娥作为故事的延伸链，像一条绳子一样把民国、日伪时期、东北光复、共产党建立政权、土改，抗美援朝、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后的人民公社解体、土地分田到户、允许私营经济发展等等政治、政体上的大事件串到一条线上来。作者表现在文本上的绳子就是这一条与榆村、嘎罕诺尔镇世世代代息息相关的霍林河。

小说一是作家能够用十五万多的文字来展示松嫩平原上霍林河畔的地域风貌，风土人情。二是在人物的形象塑造上，作家极尽可能地创造机会极尽能事的表现笔下的人物。像胡二爷、张宝全、王三五、长庚等几个人物在历次的政治风雨中、政体的冲击下，像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石头形形色色的暴露在政治的暴风雨中或者暴风雨过后。三是作家在故事的情节行进中，通篇采用平和的叙述法，一条“我”的主线贯穿始终。整部小说四章58节，故事就像霍林河草原上的一些无名小花采来一束束放在一个行将就木的95岁老人王玉娥的面前。王玉娥作为一个几个家庭、几段社会历史的见证者，无论是回忆、还是面对都有历史真实的另一面。四是《长河长》里作家写了胡德才一家，面对着嘎罕诺尔镇善医堂司马徽侧一家，王三五一家，里面的头面人物司马徽则、胡二爷、甲长张宝全、后来做了土改后贫雇农头头的王三五，以及次之的德才、长庚、这些家族式的大人物、小人物、以及外来的敖登、长大了的布日固德、葛红等等构成了故事整体的完整性。作家在这一部中篇小说里的人物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这些人物是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必须具备的人物。没有人物就没有故事，有了故事才会有矛盾和情节。因此说这些人物在翟妍的笔下文本推进故事发展以至于高潮的时候，没有空洞的说教，也没有一贯推崇的高、大、全。人性的真善美已经通过了一些细节描写体现出来。

小说中人物的刻画失败也很明显。比如主人公王玉娥，比如胡二爷、王三五、比如司马徽则。王玉娥作为一个由旧中国走到新中国、走到改革开放今天的女性代表的人物，应该有着无可替代的“风云变幻”的好故事。但是作家一直没有透彻的立起来，人物刻画的裹足不前、唯唯诺诺，个性化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在语言还是在一系列的故事描写上没有明显的爱憎分明。王玉娥与第一个丈夫司马徽则两年婚姻，与胡二爷的儿子胡德才的一辈子婚姻，与自己经历过的“逃亡遭遇土匪、旱灾、虎烈拉瘟疫、土改批斗、抗美援朝、人民公社化”等等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所见所闻”没有通过故事进一步的跌宕起伏、峰回路转。换句话说，政治面孔在王玉娥的眼睛里却是残暴的，比如王三五这一个典型的贫下中农所参与的一切，批斗的会场上“王三五跳起来，说把她给我摁下去。”王玉娥“慢慢地倒在铁板上。羊水和血渗透裤子，从铁板上淌下来，我听见有婴孩的啼哭声幽怨地飘出来，同霍林河水的呜咽一样，远一下近一下。”“我听见长庚给台上的王三五叩头的声音，听见他哭着对王三五说，三五姥爷，你放了我娘吧！”这一段描写细致入微的再一次暴露出农会干部王三五的凶狠残暴，土匪、狼一样没有人性。王三五以关照的名义诱奸了知识青年葛红，生下扔掉的弃儿“芦儿”，王三五逼着胡二爷分财产等等，作家以这样的“正面人物形象”刻画与塑造党的基层农民干部，把王三五（“姥爷”）残暴、自私，官报私仇叙述的淋漓尽致。文本中以王玉娥的身份作为故事的主体，甚至主人公显然给自己戴上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枷锁。那么可以得出结论，这一个枷锁本末倒置。

还换句话说，如果王玉娥以一个童养媳、妇女主任、甚至共产党的政权主人公的身份见证霍林河的兴衰，在人物的刻画上，文本的故事层层推进要比现在的小说文本好得多。尽管我们提倡的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但是这一个社会主义国度，在以人民为主体的政体制度的大前提下，党是政体制度领导下的先进政党，要求我们的作家不但不能淡化政体制度，也不能用故事来含沙射影；也不能通过王玉娥的故事、甚至她亲力亲为的见证，让我们感觉像王三五这样党的（农村生产队、大队、公社）基层干部比国民党、土匪、地主、日伪时期的保甲长还残暴，一个个没有人性。这是一个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也是思想问题。这一个王三五的形象塑造恰恰与讲好中国的好故事大相径庭，完全背道而驰。这一点提醒作家的是，任何一部作品都要有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前进路上的思想高度和政治站位。

三、《长河长》与《呼兰河传的》根本区别

《呼兰河传》产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一个特定的国民政府时代，作家萧红的立场是站在人性真善美的客观的角度，以松花江北岸呼兰河和呼兰县的老县城为轴心写出了那个时代生活在呼兰河岸边、呼兰小县城、县城周边乡下的一些小人物。这一些小人物无不包含着世事沧桑，世态炎凉，人间冷暖。萧红笔下的人物真实可信，萧红不但是亲力亲为见证者，还是一个时代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因此《呼兰河传》具有不可抹杀的呼兰河畔的时代烙印。

而《长河长》尽管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传”的色彩，但是对于霍林河、榆村、嘎罕诺尔、甚至莱安县城这样的地域性地标，作家在提炼素材，挖掘硬核上显然受到了阻碍。《长河长》《呼兰河传》的根本区别是前者像一条绳子，后者像一条绳子系上的圈。显然线和点的关系不在一个层面上。再者就是如果把呼兰河看作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萧红是在锯倒了树，写枝丫、写树叶、写鸟雀的巢，写巢里的蛋，写锯倒了大树后的疼痛，写看到落叶后的悲伤。火烧云就是火烧云的快乐，呼兰河发大水就是发大水的快乐。呼兰河既然是传，还有作家萧红的童趣思想护佑、支撑着，这一个支撑就是对黑土地上的平凡小人物的爱与恨，对于泥土芬芳产生出来的爱。而《长河长》通篇没有这样一个声嘶力竭、咬牙切齿、刻苦铭心的“爱与恨”。没有爱与恨的小说故事情节很难达到情节的跌宕起伏以至于出现最好的高潮的。但是，长河长里的人物塑造显然有了一定的错位。

不能回避的是，《长河长》在选取素材、提炼主题、塑造文本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的时候，作者忽视了一部作品的思想性、时代性、前瞻性。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最起码的写作常识就是“截取的一个时代要有文本价值。”也就是说，任何一部小说都不可能脱离社会。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也是如此。从鲁迅的小说《药》《故乡》、从沈从文的《边城》、从陈忠实《白鹿原》、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上看，每一部作品无不打上一个时期、一个阶级的时代的烙印。一部小说脱离了时代背景、脱离了生活政治、脱离了主体思想，脱离了人物的爱与恨，便是一部作品、一个作家脱离了艺术。因此，人物的爱与恨也就是无血无肉的一株枯草、一把挥之而去的尘土。翟妍的小说既没有魔幻，也没有超现实，既没有先锋派，也没有所谓的意识流，只是作家在运用笔法上像她写着的霍林河，河水越来越浑浊，越来越没有原始的汛期，以及春夏秋冬的滋味和浪漫。

萧红在她的《呼兰河传》里留给读者的是眷恋，是乡愁，而翟妍笔下的《长河长》留给读者能够咀嚼回味，值得深思的东西太少。

再换句话说，萧红是站在了一个民族抗争不屈不挠的的高度，而翟妍笔下的人物没个性或者非个性的东西没有彰显出来。也就是说作者没有让这一条长河的水变清，到处可以见到鲜花烂漫的中国梦的前景。展望不足，远景不够，自然体现在人物的局限性描写与刻画中，故事的局限性限制了一条长河的深邃、辽阔前景。祖母也好，王玉娥也好，她们的悲喜剧该是在历史的、民族的、祖国的、现实的这一个大舞台上。她的小说人性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描写、内心世界的刻画没有高超的技巧。小说的人性含量与非理性含量站在了人性与阶级的另一面。作家张炜说“过分简单化、过分简单对待历史问题、革命问题、改良问题，就像简单的养生一样是错误的。”尽管翟妍的小说讲述故事比较成功。

小说要有作家自己的语言个性风格。陈忠实曾经说过“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挖掘人内心的情感，只有这样的句子，才称得上属于自己的句子。”从翟妍的小说《长河长》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了翟妍使自己的语言风格趋于乡土，但是时不时惨杂着一些主观臆断，甚至生硬的非农村个性化语言。比如“屋檐下的腊肉已经成了黑色，一只老鼠蹲在房梁上张望，这是它一生中第多少天垂涎这块腊肉了？它不知道。”“那段日子，嘎罕诺尔镇的铁匠炉打不出镰刀，海龙王烧锅烧不出酒，杂货铺买不到杂货。夜里点灯，用麻油。没有火柴，就把艾蒿搓成绳子，晒干，挂在墙上当火绳。

日子变得破破烂烂的，铁锤从公学堂退学回家去了，天天和我爹去熬土盐，偷偷卖了，还能换一点钱。”

还应该看到《呼兰河传》是围绕着故事写人物，而《长河长》是围绕人物“贴故事”。这样一来《呼兰河传》这一部小说就非常具备了读者所需要的最真实的东西。而《长河长》里面表现出来的矛盾焦点、故事高潮一直没有达到主副线纠结缠绕到淋漓尽致的程度，以至于一部小说的故事平铺直叙，跌宕起伏感不强，塑造的人物平平，故事的高潮、结局都不尽人意。

就主人公王玉娥来说，她是一个传统的封建式的农村女人。王玉娥作为一个家庭里的主妇在《长河长》里的反抗往往是被动的。比如再嫁，比如沿着火车道逃跑，在土地改革斗地主的批判会上，都是以被动的形式走向前台的。女权的维护意识，女人的本能反抗意识，女人的男尊女卑意识等等都没有在作家的笔下以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刻画出来，所以这一个王玉娥不能有血有肉，更不能栩栩如生。

这一点《呼兰河传》里的几个人物都有明显的社会性、时代性。像冯歪嘴子在萧红的笔下是一个敢于向封建礼教叫板的人。他追求爱情和幸福胆大包天，争取做人的权利倒行逆施，他敢于和王大姑娘自由恋爱结婚，冯歪嘴子就是冯歪嘴子，他只管自己走自己的路。

《呼兰河传》里的团圆媳妇的描写有一段是这样的：“我们有几家邻居，西边的一间破草房租给一家喂猪的；还有一间草房租给一家开粉坊的，他们常常一边晒粉、一边唱歌，过着很快乐的生活；厢房里还住着个拉磨的；粉坊旁的小偏房里还住着个赶大车的胡家。胡家养了个小童养媳——小团圆媳妇。她是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成天乐呵呵的，可胡家想给她个下马威，总是无端打她，左邻右舍也支持胡家的行为，都说应该打。胡家就越打越凶，时间也越打越长，小团圆媳妇被折磨得生了病。老胡家听了跳大神的人的话，决定给小团圆媳妇用开水洗澡。洗澡时，很多人来看热闹，只见她被滚烫的水烫了三次，几天后终于死去了。”

另外，萧红的《呼兰河传》注重、突出的是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的个性描写和对话。而翟妍的《长河长》恰恰就忽视了这一个致命的地方。比如在司马徽则的马背上、在圆房之夜的对话、甚至在地主批斗会前后与王三五的对话都过于牵强。

一个社会责任感极强、有良知的作家，其创作主题的思想一定是第一位的。这一个第一位就是在大环境背景下切入时代的烙印，把人物形象植入到一个时代的社会横断面中来，让他们笔下的小人物、大人物形象越来越完美，越来越成熟。

四、《长河长》的文本瑕疵

2018年12月8日《光明日报》在推介《长河长》（长篇小说）时说“霍林河孕育了榆村，霍林河也见证了榆村。小说从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起笔，写了她一个世纪的岁月。这既是一个人摸爬滚打养儿育女含辛茹苦的一生，也是一个家族你争我夺互相扶持的百年，更是一个村庄风云变幻雾霾丛生的历史。其间既经历了战争、瘟疫、干旱、社会变迁，也经历了大时代背景下被急遽放大的个人和家族恩怨。小说写大事件又写小人物，到处充斥着幽暗与光亮的人性；小说写曾经也写现状，时间长河中弥漫着无限的悲凉和温情。人性之殇，命运之茫，有时光的混浊，更有岁月的光华。”

 我不同意上面很笼统的说法。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作为《长河长》的文本瑕疵一是为谁立言、为谁创作确实值得探讨。二是小说在语言的运用上，有时候主人公由于王玉娥没有现代性的文化知识，导致了出现一些很富有诗意的语言、语句。这与主人公王玉娥的身份极不相符、语境不符。三是作家本身的观点、思想意识在文本中盖棺论定的语句、段落较为明显。四是偶尔出现的散文诗化的段落也冲淡了叙述的主题，造成了文本的不伦不类。比如第四章55节“多想，一伸手还能够到自己年轻的样子。多想，一回首还能真真切切爱一场。多想，岁月总是在原地打转，那样，最近的人就总也走不远。”“我忐忑的是，我死了，这村子也将不复存在。不会再有孩童缠在一个老祖母的膝下追问霍林河的过往，不会再有那样的过往值得讲述，不会再有那样的讲述令人一整晚都不肯睡去。河水还在流动，向东。我在等待死亡，向西。”再比如第四章开头的一段描写“西边的太阳掉进霍林河里去了。喜鹊落到了树梢，麻雀钻进了屋檐。晚霞护着羊群，牧羊人的鞭哨声从西边的草原响过来。”一直到碱蓬草长成了红色的海，等等，这些是作家的叙述，还是“我”主人公王玉娥的所见所闻，文本上交互混淆，不清晰。一般情况下，从诸多的著名小说家的小说中可以看出来。像陈忠实的《白鹿原》鲁迅的《孔乙己》，萧红的《马伯乐》《生死场》都没有这类的瑕疵。五是作家在处理《长河长》的结尾时过于匆忙，小说明显的虎头蛇尾。比如，霍林河两岸栽上了柽柳、河水变清了等等一带而过。这样就明显的看出来作家是也许作家觉得这样处理可能很正常了。我认为这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方法处理《长河长》文本历史长河中的矛盾，显然掩饰了作者的创作目的。因为小说就是小说，还是利用故事、解决矛盾处理结尾最好。

总之，像翟妍的小说《长河长》这样一部目前以农村题材为线索构成的地域性、地方民俗风物性的农民和土地、农民和环境、农民和生存、农民和利己主义者冲突再现的文本不多。这一部小说如果作家在人物刻画上注重观点、立场；在思想和政治体制的故事人物形象塑造上，把地主的角色换成贫雇农，把王三五、耿才等人换成地主的角色，把人类同大自然的抗争，同集团利益的抗争，把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恨的斗争宜粗宜细的叙述、刻画、塑造出来，这一部小说应该是一部没有争议，也很完美的小说。

当然，笔者并不是想通过这篇评论，一味的纠结思想性，用以对作者打棍子、扣帽子。一分为二地看，客观公正的评论，让更多的读者、评论家去研究，会更有广泛的空间和意义。既然已经变为面世的小说，就该接受、允许广大读者去说三道四。

人生的长河就像霍林河一样，无论小人物、大人物，无论霍林河作为一条主流或者支流，最终的归宿是大海。它的天然美，她或他们的人性美、至真、至善，会天地永恒，海天一色那样纯净、高远辽阔。

（2020年5月7日星期四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