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学校

蔡克芹

我出生于1963年，正赶上中国人口增长大爆炸时代。据统计，上世纪六十年代，这十年中新生儿出生率均达到37%以上，年净增人口平均高达2000万以上，十年加起来就是二个亿。1963年更是陡增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新生儿出生率高达43.37%，年净增人口达到2954万。

当年，我的出生地叫横路蔡，是一个总人口数一百多人的小湾子，跟我差不多大的同龄人就有二十来人。那个时候，每一个家庭，兄弟姐妹都比较多，我头上有二个哥哥，一个姐姐，脚下有一个弟弟。象我家一样，五姊妹，这种家大口阔的家庭还有好几家。

为了方便小孩入学，生产队就在村口，盖了一幢青砖瓦房，内有二间教室和二间寝室。真正用作教学用房的只有一间教室和一间寝室，其它的作为空房，被生产队挪作他用。老师的办公、做饭和睡觉都在一间寝室里。出教室门是条走廊，廊前有一个凸凹不平的小操场，竖上半边自制的蓝球架。这幢新建的青砖瓦房，同湾子众多的泥砖土房相比，也算当时湾子里新建的最漂亮的房子了。

这所学校叫蔡家小学。没有校牌，没有围墙，没有校园，仅仅一幢房子的学校。学生来源除了本湾子的外，还有来自离横路蔡仅隔一个山凸的横路石的孩子。

有了新盖的学校，两个湾子，没有读书的适龄儿童，都要求到学校来读书。

这一年，一九六九年正月。我才五岁多。按规定，我还没有到入学年龄，属于不被要求之列。我大哥大我九岁，初中刚刚毕业，他是我湾子第一个初中毕业生。我姐姐大我七岁，我二哥大我五岁，都没有上过学。姐姐已经错过了上学的最佳年龄，二哥搭上了上学的最后一班车。

我回忆不出我第一次上学时的动机，我只知道我是主动走进学堂门的。我一个人悄悄地在学校报了名后，才回来跟母亲说:"我要读书。"

对哪些不肯上学，被大人用竹条赶着，哭哭啼啼走进学校的同伴们，我总是不解:"他为什么不肯读书呢?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上学时"锅铲头"的模样。四周锑干净，中间留着一撮毛，形似锅铲，所以叫"锅铲头"。我湾子就我一个人留着"锅铲头"，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想的，什么时候给我留的。后来，我到梅田读三年级，一个班就我一个人留着"锅铲头"。我害怕在学校时同学看到我的异样目光，回家后我哭着跟母亲说:"我要留跟同学一样的西装头。"

母亲拗不过儿子的哭闹。我的"锅铲头"，终止于我八岁。

我还有一个羞于出口的，第一次上学时，我还在吃着母乳。我吃母乳吃到了七岁。我虽然吃了这么长时间的母乳，但是，从娘胎里落下的身体瘦弱的底子，一直到老，还是没有改变。

"五岁半，锅铲头。体瘦小，吃母乳。"我现在想起我第一次上学时的模样，还是忍不出笑出了声。

那个时候，有了学校，上面也不派老师。上面也没有老师可派，都是民办教师，大队自己解决。

我湾子有文化的，能当老师的青年屈指可数。刚好，我亲房叔伯因为父亲早逝，家庭困难，初一没读完，就辍学务农。于是，他成为了我的启蒙教师。他亦师亦农，边学边教，边教边提高。他在当了好多年民办后，才正式转为公办教师。后来，他离开了蔡家小学，当了好多年梅田小学的校长。现已退休在家。

我上学时，蔡家小学有一、二两个年级，三十多人。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我二哥，十一岁，我最小，不到六岁。我二哥读到三年级时，就辍学了。我的记忆中，我二哥成绩虽然没有我好，但在班上也在中等之列。

那个年代，五姊妹要想都读书，是何等的艰难。后来，我大哥初中毕业，我和弟弟均大学毕业。父母亲如此开明远见，已是相当的不容易。但是，姐姐和二哥还是成为了牺牲品，早不早的就回到了家，在家里顶劳力，挣工分。特别是我姐姐，没有进过学堂门，她有好几次跳出农门的机会，就苦于没有上过学，没有文化。

当时，学校开设两门课程，语文和算术，有统一的课本。由于只有一个老师，我们两个年级，三十多人，都挤在一间教室里。

上午三节课，下午两节课，老师自由掌握上下课时间。每节课分两部分:一年级学生上语文，二年级学生自习，自习任务主要是预习或做算术作业。然后，二年级学生上算术，一年级学生自习，自习任务主要是预习或做语文作业。天天如此，轮流进行。

我喜欢算术课。在我读一年级时，当老师上完一年级的语文课后，再讲二年级的算术时，多数时候我也跟着二年级学生听老师讲算术。有一次，老师提问二年级学生一个算术问题，叫了好几个二年级同学，都没有答对。老师看到我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点我回答，我竞然答对了。

语文课主要是认字和写字，再就是背句子。我记得第一课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语文没有学拼音，老师自己也不懂拼音，全部用土话教学。可能是我启蒙时，打下的土话发音的底子过于顽固，以至于我后来当上老师后，普通话成为了我的硬伤，越是简单的字，越是常用的字，越是读不准。

语文也没有唐诗宋词，不仅是一年级没有，整个小学语文课本好象也没有。我小时候没有背过唐诗宋词，也不知道李白苏轼。

同算术课相比，我不喜欢上语文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怕写自己的名字。蔡克勤，一头一尾"蔡"和"勤"，这么多笔画，写了好长时间，总是写不拢。母亲坐在旁边，看我写得满头大汗的样子，边跟我擦汗，边笑着说:"不要急，慢慢写。"

我问母亲:"我的名字能改不?"

母亲说:"名字是不能改的。"

参加工作后，我还在讨厌我的名字笔画太多。八九年在看了周克芹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后，跟着学样，也把蔡克勤改为蔡克芹了。我还专门查阅过周克芹的人物传记，他原来也叫周克勤，只是他为什么改名，我就不得而知了。

有人说，一个人的姓名与他的性格形成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我的姓名中有一个"勤"字，我的性格中就有勤奋的影子。说起来还真是这样，自从我把姓名由"勤"字改为"芹"字后，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都没有原来勤奋了。

那个年代，老师是亦教亦农，学生也是亦学亦农。下课后，大家不由自主地，回到家里，放牛的放牛，砍柴的砍柴。我们的课外活动，没有老师的安排，而是随着生活的惯性，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每到栽田、割谷、挖薯等农忙季节，学校还要放农忙假。有的女同学，还要把自己的弟妹带进教室，边读书，边帮大人照看小孩。我们都习惯了讲课声、读书声、哭声夹杂在一起的教室的喧闹。

我在蔡家小学读了两年书。二年级期末，梅田大队组织了统考，我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当我升三年级时，母亲见我个头小，年龄小，想我再在蔡家小学留一年。但是，梅田小学的领导不同意，说我成绩好，不符合留级的条件。就这样，我离开了蔡家小学。

蔡家小学一直办到了八十年代末期。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越到后期，学生数越来越少，多数时候只有十来个学生。

蔡家小学最后一位老师是我同学，她高中毕业后，从十几岁教到二十多岁，把一辈子最好的少女的青春奉献给了教育，奉献给了蔡家的孩子们。

在蔡家小学教书的日子里，她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山窝。她还在蔡家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嫁给了蔡家，成为了永远的蔡家人。

随着蔡家小学的停办，她也放弃了对教育的坚守，没有等到政策的到来，没有等到民办的转正。

我每次回家，从她一次次热情的招呼中，我看到她眼角边，若隐若现的，一丝遗憾，一丝不甘。

后来，蔡家要把学校转卖，在多人竞抢的情形下，她抱着势在必得的姿态，硬是买了下来。别人都说她看中了这块地基，我知道她的内心深处，更有一种不便言说的，对自己工作多年的学校，一种不舍的教育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