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犁勤耕耘

作家汪曾祺年轻时因找不到工作，曾一度悲观到想自杀，他的老师沈从文知道后，写信鼓励他说：“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沈从文的话何其自信，因为他就是用手中之笔撬开文坛之门，走向大世界的，沈从文手中之笔何其有力。

我们手中也有一枝笔，它有多大力量，能产生多大价值呢？其实，笔本身没有多大价值，即使是一只世界名牌的“派克” 牌钢笔，也不过几百元钱。笔杆只有数寸长短，被人称为“寸管”，用来打狗不如一根木棒，笔的价值在于它的使用价值，笔的力量在于使用它的人。

笔在有的人手里被用成了刀枪，最长此道者首推清代官场的“绍兴师爷”，他们被称为“刀笔吏”，当官的要想在尔虞我诈的官场应对自如，最重要的就是要聘请到一位好的师爷，他们可以摇动如椽大笔，值你的对手于死地，笔在他们的手里可以杀人，也可以活命。曾国藩在湖南同太平军交战，累战累败，在给朝廷的奏章中他如实写道：“臣累战累败……”他的师爷看后建议他改为“臣累败累战……”一字之改两重天，曾国藩不但没有受到朝廷的责罚，而且还受到嘉奖。

毛泽东曾在一首词里写道：“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他作为人民军队的统帅，从秋收起义的枪声到三大战役的硝烟，经历过无数的枪林弹雨。他虽然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但一生从不配枪，相反他一生没有离开笔杆子，在戎马倥偬之间，战场硝烟之余，他手不停挥，笔惊风雨，横扫千军如卷席。在文化上，以一首独步千古的“沁园春·雪”就让将介石及其御用文人尽折腰。在军事上，他用笔杆子草拟作战命令，在西北坡的小山村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谈笑间就使数百万国军灰飞烟灭了。

有一个作家曾写过一篇文章名叫“以笔为旗”，这谈何容易，作家或者说文化人都有一枝笔，要将一枝笔挥舞得呼啦啦作响，如一面艳红的旗帜迎风招展，吸引过往的行人以为同志，这不是一般作家所能为之。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只有两个文化人能以笔为旗，一个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他标榜“文以载道”，举起如椽大笔，一扫当时文坛上的绮丽柔靡之风，以清新的文风别开生面。另一个应该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尽管毛泽东曾将旗手的封号给了鲁迅，事实上，真正的旗手应该是陈独秀，想当年风华正茂的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以“文学革命论”为宣言，高张“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翻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三大主义为旗帜，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掀起了狂飙突进似的文学改良运动。除此二人之外，我没有想到还有谁能以笔为旗了，如果有谁认为自己手中的笔是一面呼拉拉作响的大旗，那是多么的狂妄和不自量力啊。

笔作为一种书写的工具，和农民手中的犁，工匠手中的锤一样。我早年就同文字结缘，大半生靠笔杆子安身立命、养家糊口。很长一段时间，笔就成了我的衣食父母了。我喜欢听笔尖在纸面上划动的“沙沙”声，很多个夜晚，万籁俱静，妻儿也睡熟了，我“夜深独对一灯红”，对着洁白的稿纸，写下一行行诗歌，这时候笔下的“沙沙”声，就成了最动听的音乐，我乐于享受这样的夜晚。当然，为了饭碗，我要写许多我不情愿写，又不得不写的文字，这样的文字，让我感到别扭和痛苦，恨不得把手中的笔一折两断，不再写这些让我痛苦的劳什子了。但是文人积习，往往好了伤疤忘了痛，一天不摸笔杆，就好像缺了什么东西似的、魂不守舍。

有人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聪明人是干不了这种心力和体力双倍付出的苦差事的。我自己既没有韩愈的才气，也没有陈独秀的霸气，绝不敢标榜以笔为旗，更不敢谋虎皮为大旗，吓唬别人。我情愿像农人在土地上耕作一样，把我手中的笔当作农人手中的犁，蘸着自己的心血老老实实的书写文字。我不期望自己能成为诗界的李白杜甫，不期望自己能成为鲁迅第二、莫言第二，但我愿意像路遥学习，“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种子播种了，汗水流下了，也许能开出一朵小小的花，结出一个小小的果。

倘能这样，此心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