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我心归处是敦煌》

我于近几日才知晓《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本书的出版。书的作者（口述者）是我国著名石窟文物保护专家---樊锦诗先生。

我于近两年先后得闻：樊锦诗先生于2018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称号；2019年习近平同志签署主席令，授予其“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一位年逾八旬的祖母级的老人，被学术界、文物考古界尊称为“敦煌的女儿”。

网购之后，我两日读完。之所以读得这样迫切，实是缘于自身与文物、与敦煌，冥冥之中有着一种较为久远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某种丝缕的联系。

2005年秋，“李慧英先生书法艺术展”、“《李慧英书法集》首发式”、晋城书法晋京展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行，我因作品入展得以首次赴京参加了此次书法展览和书法研讨活动。老友宋刚毅时客京华，在他的陪伴之下，我游览了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在王府井步行街附近的一个书店，我买了很多书，其中就有一本《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著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荣新江先生。敦煌，在我心中一直是圣地。“莫高窟创建于公元366年，迄至14世纪，其间连续建造时间达千年之久，”“莫高窟的艺术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吸收了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和中亚地区的文化而融汇成的多元文化艺术宝库。”当时，我还是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或是出于朝圣的情结而购买了此书。2007年，借调泽州县爱卫办期间，我通读了该书，文物、学术等方面都弄不懂，大抵是把它当作历史书去读了，懵懵懂懂，不求甚解。

若说我与文物的关系，那便是20多年来，对晋城市范围内的碑版、摩崖、造像等石刻书法的高度关注，以及广泛收集《晋城文物精萃》（上、下册，殷理田先生主编，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晋城文物通览》（遗址墓葬石窟造像卷、寺庙观堂卷、府邸观堂卷、近现代史迹卷、馆藏文物卷、碑刻卷，刘金锋先生主编，山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隋唐佛都青莲寺》（上、下册，刘金锋先生主编，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泽州碑刻大全》（四卷本，樊秋宝先生主编，中华书局2013年版）、《碧落寺》（裴池善先生著，世界华人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寻佛问道访仙家》（裴池善先生主编）、《泽州岱庙》（李正根先生主编）、《品读泽州》（王天明先生主编）等相关文物类的书籍。我读书之外，喜爱藏书。这些文物书籍，因查询方便，我更多的是把它们当作工具书去对待。

没有想到的是，有朝一日我真的干起了文物工作！

2019年5月21日，一纸红头文件把我调整到了文物科。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我不得不感谢领导对我的再造之恩。的确很意外，之前，我还一门心思想着能不能完全从事书法教学和创作的工作？毕竟书法是我的兴趣所在。然而，我觉得文物和书法比较起来，有着更多的文化内涵和底蕴。它们之间不矛盾，不排斥，相反却有着深厚而广泛的交融和联系。我便欣然应允了领导对我慎重的安排。

不知不觉，我从事文物工作一年多了，感觉像刚读了小学一年级，兴奋、激动、好奇的心情一度占满了我的心田。经常下乡检查，让我对文物古建、塑像、石刻、壁画等等充满了期待，更像是去探望久别重逢的故人，那般亲切、随意，而又肆无忌惮。

而对文物的无知，令我不得不尽快去学习和充电。我非常遗憾地失去了一次文物考古的培训机会。去年十月，我正准备参加山西省文物局、北京大学在陕西联合举办的长达二十多天的文物考古培训。突然又接到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组织“四个一批”人才到厦门大学参加“文艺人才培训班”的通知。因时间冲突，我不得不有所取舍。

刚到文物科时，我深感自己是个外行，便自行申请了全国文博网络学院业余网课的学习，但漫无目的，收效甚微。不料，今年8月9日至15日，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举办“2020年度全国石窟寺管理人员线上培训班”，我有幸参加了此次学习。课程内容包括：中国石窟寺考古、保护、起源与分类、壁画保护修复以及敦煌莫高窟保护管理与监测、川渝石窟的历史与价值等等。授课老师均为业界著名专家、学者。可能因此次学习有考试的压力，比起全国文博网络学院网课的学习，仿佛收获多了一些。“壁画医生”苏伯民先生讲的壁画病害的种类，比如：“龟裂”“空鼓”“起甲”“醎酥”等，我县一些“三普”文物点也普遍存在，由于保护级别低，保护经费少，不能最大限度地彻底解决而望洋兴叹。此次培训，我县文物局仅有几人参加。据悉，而敦煌研究院的所有工作人员则全部参加了。我通过参加线上学习，反复观看视频，认真记笔记，最终通过了“2020年度全国石窟寺管理人员培训班”的线上考试。

樊锦诗先生是我国文物界的前辈，读她的书，也是加强文物学习的有效途径。

《我心归处是敦煌》是樊锦诗先生的自传，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但却有着强烈的学术性。尤其“千年莫高窟”“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敦煌石窟艺术”“保护就是和时间赛跑”“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春风化雨润心田”“四十年后终成卷”这八个章节，几乎都是敦煌研究院的具体工作和敦煌学的研究范畴。我读了以后深受启发，颇有收获，相信一定会对我现在的本职工作有所促动。

宿白先生（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奠基人）讲：“考古学不能离开田野考古，田野考古是考古生命力之所在。”樊锦诗先生说，“绘图是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项技能。”“到了敦煌才发现，不能不懂佛教艺术和绘画。”“佛教考古只要钻研进去，是没底的。”我距离考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佛教艺术，我却非常感兴趣，像季羡林先生一样，不做佛教的信徒，从事而不加入。梁启超、季羡林、赵朴初等学者以及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等著作，我曾一一拜读。先前，我搞书法，诸师友多倡导我可再进行绘画的学习，看来绘画的行当我是不得不搞了。

非常羡慕张大千先生，1941-1943年住在莫高窟，临摹窟内历代壁画300余幅，完成《敦煌石室记》，对绘画艺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成功举办“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形成“敦煌热”。现在，因文物保护的高标准和高要求，恐再无可能住进去了。

“旅游和（文物）保护是永远的矛盾。”“（文物）遗产的保护必须依靠法律，不能是哪个个人说了算。”《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2条指出：“保护的目的是真实、全面地保存并延续其历史信息及全部价值。”旅游成为多少党政干部频出政绩的捷径，但却与文物保护事业背道而驰。读了《我心归处是敦煌》，知晓樊锦诗先生对敦煌的守护何其执著，像母亲对婴儿般的无尽的呵护。

习近平同志视察敦煌莫高窟，在座谈会上讲：“文物保护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旅游是第二位的，不能只盯着几张门票追求经济利益。”这让文物工作者挺起了胸膛，敢于和无文物保护意识头脑的领导说“不”！

樊锦诗先生说，“敦煌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仅靠一个专业是做不好研究的。敦煌学的研究要多专业、多学科结合，方能做好学问。”“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学术研究的真正意义，这是学术研究的寂寞所在。”没有共产党员的崇高信念，没有对敦煌艺术的执著追求，没有守得住寂寞的恒心定力，就不会有常书鸿、段文兴、樊锦诗诸先生以及更多的“打都打不走”对敦煌艺术“永远追随”的年轻一代的莘莘学子。

“我们都是历史的过客。”“我活到现在这个年纪，明白名利这个东西，其实是虚的，人都是要死的，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82岁的樊锦诗先生如是说。所以，我们只有踏踏实实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勤勤恳恳做好自己追寻的事业，真真切切付出自身坦诚的奉献，才能不负豁达、磊落、光辉的一生。

但更感人的是，樊锦诗先生50余年如一日在敦煌默默奉献的“莫高精神”。敦煌，藏在莽莽大漠之中，冬季异常寒冷，水土不服，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其丈夫“老彭”（樊锦诗先生称呼其丈夫彭金章先生为“老彭”，樊先生的父亲也称呼其为“老彭”），也是北大同学，毕业后分配至武汉大学做文物学教授，他（她）两地分居长达19年。最终，“老彭”舍弃自己在武大创建的文物学专业，毅然奔赴敦煌和樊锦诗先生相聚，妇唱夫随，共同为敦煌文物事业奉献了一生。“老彭”生前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得到了宿白先生的赞誉。樊锦诗先生穷50余年之力，把敦煌研究院建成世界领先的石窟考古、保护与管理学术研究高地，建设“数字敦煌”，科学保护使敦煌永生，“四十年后终成卷”，完成《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获得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

“相识未明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最为感人，也成为最美的诗句。

未名湖是北大标志性的风景，他（她）们是北大的骄子，他（她）们在这里相识。武汉大学坐落在东湖西南岸边由十几个相连的小山组成的珞珈山，他（她）们在这里相知。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是樊锦诗先生一生追求的事业。为了爱情，“老彭”远离武汉大学，走进敦煌，和樊锦诗先生一道，成为敦煌莫高窟最真诚的守护人。

《我心归处是敦煌》于2019年10月出版，即被评为该年度“中国好书”。至2020年8月，已再版印刷第10次。可见此书的畅销程度！我于今年9月方才得闻该书出版。近览微信，刚刚考上北大考古系的留守女孩钟芳蓉，早已将该书收入囊中。

风云际会捷报飞，简闻陋记何迟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