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鹤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鲁迅文学院学员
我的家乡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它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三都县地处月亮山、雷公山腹地，全国60%以上的水族人口都居住在这里，因此三都称得上是“水族大本营”。
跟中国很多偏僻、闭塞的山区一样，外出务工在三都县兴起的时间相对较晚。三都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境内山多地少，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温饱问题仍然是三都县急需解决的头号问题。而在这个时候，打工潮在外面已风起云涌，当它的触角伸到三都时，恰恰为当地居民找到了一个谋生的出口。
然而，大量青壮年纷纷外出，直接导致了农村精英（包括文化传承者）外流，农村出现了“空心化”发展趋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有专家提出，对于农村而言，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导致文化的边缘化，进而导致农村文化本身的虚化。这种文化上的虚化，实际上已成了一个隐性的、事关乡村社会生存命脉的大问题。
上世纪末务工潮的兴起，让全国各地的农村青壮年自发地涌向了城市，使那些原本就繁华的城市因为人群的聚集而变得更加热闹起来。
“外出虽苦，但总比留在故乡强。”这是务工人群在被问及为何不留在故乡时，回答得最多的一句话。
他们说的应该是实话。因为如果留在故乡，一家人在田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地耕作一年，即使在风调雨顺之年，也只能解决一些口粮问题。而家庭的日常开销、红白喜事的人情礼，加上化肥、种子、农药等费用逐年攀升，孩子的花销不断上涨，面对种种入不敷出的情况，外出务工成了大家唯一的出路。
对于那些在农村长大后才涌向城里的人来说，内心深处自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故乡之思。而在城市里出生、成长起来的孩子们，跟他们的父辈就明显不一样了。这些农民工二代，几乎没有乡愁可言。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不是故乡，但他们却在城市生活；农村对于他们来说，是故乡，但他们却不在那里成长。他们是水上的浮萍，顺水而漂。城市，他们无法真正走入；故乡，他们又不愿回去。于是，他们就成为了没有故乡和乡愁的一代人。对于故乡，在他们的心中，就是父母偶尔提起的那个遥远而又偏僻的老家，至于老家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并不知道，只有在填写一些表格的“籍贯”一栏时，才会想起父母言说的那个遥远的故乡。
民以食为天。青壮年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粮食不够吃这个生活中最大的难题。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看来，三都县外出务工的水族人群中，只有极少数能够在城里买房定居，绝大部分除了解决家庭的基本生活开销之外，并没有让生活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如果从涌向城市的水族人群本身寻找原因会发现，受教育程度低是他们最大的短板，加上他们缺乏相关的专业技术培训，导致他们在城里谋生时只能做别人不愿意做的活。那些最苦、最累、最脏的工作成了他们主要的工作，而做这样的工作获得的劳动报酬无疑又是最低的。
很多人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每年入冬之时，不再盲目地奔向繁华的大都市，而是成群结队地走向广东、广西、海南等盛产甘蔗的地区，靠干苦力即砍伐甘蔗来获取收入。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不管是远离故土、进城务工，还是避开城市、走进外省农场谋生，这些水族人的心中总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思念与牵挂。眷恋故土的那一份乡愁，是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情感之一。回归故里，对于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水族人来说，是生命和心灵的最后归依。
故乡，是一个让人在年少时极力想要离开、而在年老时却费尽周折也要回来的地方。对于外出的人而言，故乡拥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磁力。在经历人生变故、世事沧桑之后，那些在外打拼的人总想回到故乡，寻求心灵最终的安宁，这也是落叶归根这种故土情怀埋在远离桑梓的人心中最后的期待。
当外出务工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之后，逢年过节返乡看望健在的亲人自然也成了务工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每年端节（水族传统节日，相当于汉族的春节）和春节，外出务工的水族儿女和大多数外出务工的国人一样，如候鸟南归般回到贵州南部山区。
如今，水族村寨的干栏式木楼大多已经被推倒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原址上盖起来的或暗灰或暗红的砖房，这些用砖头垒起来的建筑被当地人称为“甘蔗房”。这样的称呼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反而更加恰当，因为这里的大部分砖房的确是当地人靠砍甘蔗获取的收入而搭建起来的。而修好的砖房，也只有在端节、春节期间才热闹那么一阵。年节一旦结束，屋子里的人们便奔向远方。如此周而复始、永不停息的生活，似乎成了人们的宿命。那些他们花费巨大心血搭建起来的砖房，真正有人居住的时间极短，院子的大门常常紧锁，房子里巨大的空间也被赠予蜘蛛去结网。
砖房比木屋更能防火，但仅仅为了防火，似乎也不需要付出这么多的精力、汗水甚至心血。摧毁一个民族沿袭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木结构传统建筑，融入所谓的现代潮流，跟人们的理念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农村山寨，当大家纷纷推倒木楼建造砖房时，哪户人家若没有一栋拔地而起的砖房，仿佛就成了一件极为丢人的事情。于是，大家都在暗地里较劲，比哪家的房子最大、哪家的房子最高，这种攀比心理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未来，他们终将走向衰老，当体力用尽、外出谋生已无力气时，这些不土不洋或半洋半土的砖房便成了容纳他们肉身的场所，可这些砖房能否为他们奔波无尽的一生提供灵魂的最后安宁，就不得而知了。
当务工人群在城市或农场为谋生而四处奔波时，他们日思夜想的故乡从里到外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作为贵州世居民族的水族，拥有一种流传于民间的水书。水书就是水族的文字，水语称其为“泐睢”。这种文字由“水书先生”世代相传，其形状类似甲骨文和金文，主要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民俗等文化信息。水书在水族社会生活中原本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水族人的婚丧嫁娶一般都按照水书记载的“水历”来推算和决定。不过此种情况近些年来出现松动，很多外出务工的水族青年男女并没有按照这些传统习俗来决定自己的婚礼日期和婚礼仪式，相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开始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时间和仪式来完成自己的婚礼。值得警惕的是，受外界影响，近年来常出现以恶搞新郎为乐的现象，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习俗符号，如果说水书和水族婚礼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功能出现退化，那也无可厚非。但水族葬礼上发生的一些显性变化，却引人深思。水族是一个非常注重葬礼仪式的民族，葬礼往往是对逝者的最后一次送行，这种仪式表意尊重，因而葬礼的庄重通常也是逝者家属的尊严所在。但近年来水族地区的葬礼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原本庄重肃穆的葬礼现场常常变成了喜乐喧嚣的场所。葬礼上出现的花灯队伍，轮番欢吼着《香水有毒》《纤夫的爱》《大花轿》等流行歌曲，尽管它和葬礼肃穆的氛围极不相符，甚至显得非常滑稽，但大家看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习以为常之后，人的内心对于反常的事物也渐渐地接受了。
离开就会思恋，因而回乡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大问题，但归来往往收获的却是失望。熟悉的长辈逐渐离世，熟悉的房屋逐渐空荡，熟悉的传统逐渐变味。
物是人非时，我们尚可借物思人；如果物人皆非，我们还有何人可依、何物可恋？
水族人的乡愁，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历史上的乡愁，一种是现实中的乡愁。历史上的乡愁是一种文化，它源于辗转迁徙后对故土的一种深切眷恋；现实中的乡愁源于生活，它是对故乡悄然远离后的一种深沉思索。
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如今，传统的寨老影响力日渐式微，他们靠人格力量形成的号召力已经荡然无存，但新的价值观念又尚未完全建立，这时候，一个人拥有金钱的多寡往往成为人们的崇拜标准。
精神上的困窘，使返乡人员灵魂无处可依，导致打牌和赌博成为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这不单是水族地区，也是全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真实现状。
在对乡愁的一次次回味中、在寻找民族文化体温的征程中可以发现，就精神层面而言，文化导向的树立和价值观的重建问题已经急迫地摆在我们的眼前了。只有重塑乡村精神，才能让庞大的返乡者获得走向未来的勇气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