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税票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父亲整理屋子，连同把锁在抽屉里的一些证件、票据等翻出来晒晒，正要把几张过时没用的票据丢进垃圾桶，我留意，那是父亲的税票。

一张是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年猪税收定额完税证，税额为叁圆；一张是二零零二年农业税完税证，税额为壹佰陆拾伍元壹角壹分。完税人是父亲的名字，完税时间没用逾期。

“那些年杀猪都要交税。”父亲笑着对我说：“不管收成好坏，每年还要交公余粮和农业税。”

在我的记忆里，那些年，每年秋收完毕，就得把玉米、大豆、麦子等粮食晒干，把颗粒饱满的筛出来，备足公粮背到离家十几里远的集镇粮食部门上交。公粮都是义务上交，余粮倒还有一点点的报酬。

那时的耕种，土地广种薄收。

家里人口多，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父亲每年还要租别人家几亩地种苞谷、洋芋，并把自家地边地角闲置的山地开垦出来种上杂粮。虽然种得多，在禾苗生长的时节，家里没钱买多的肥料，施肥不足，收获少，每年基本没有余粮。尤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就没粮食了，父亲只有向有结余的人家借点苞谷维持一段时间，等到地里种的洋芋半成熟，就用洋芋代替苞谷充饥，直到地里的苞谷成熟。

祖祖辈辈居住在“高山”，气候条件不适合种稻谷，穷人家想吃上一两顿大米，除非“矮处”有亲戚，过年的时候，“矮处”的亲戚便会送上十来斤大米作为过年的礼物。那年头，“矮处”的姑娘们都不愿嫁往“高山”，“高山”的姑娘们能在“矮处”找到一个婆家是一件很荣幸的事；“高山”的小伙要想娶到“矮处”的姑娘，除非他家是当地的“万元户”，有大米吃。说起“万元户”，并非家里有上万元的存款，在一个寨子里有户把能有三五千元存款就很不错了，人们就称之为“万元户”，乡邻们大多数都很贫穷，相互接济过日子。

卖粮食，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虽然每年家里也养了一两头猪，但一年下来，只能长一百来斤重，年关交了屠宰税后，就可以揪一头杀来过年，另一头变卖，猪价便宜，卖不了几许钱，所得的钱还不够买来年庄稼的肥料。为了补贴家用，需要用钱的时候，不管粮食缺口多大，还只得拿出来卖。

逐渐，我们去外地求学，每年家里的花费增多，紧靠卖点粮食远远不够开支。不管天晴下雨、严寒酷暑，父亲都不辞辛劳做工，哪怕一天只能赚三五块钱，都要把屠宰税和农业税交上，都要让我们能读上书。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逐渐好转。农闲时节，壮丁都出去打工，大多数人家都能买上大米吃。家里留下老的老，小的小，每家种点地，收点粮养头肥肥的年猪。

“现在好了，不再上交屠宰税和农业税。”父亲说：“国家不仅把农业税返给农民，还给予各种扶持。”

是啊，随着新时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正向着小康迈进。看着父亲满脸幸福、慈祥的笑容，看着父亲手里已经发黄的税票，真想，时光从此定格，父亲不再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