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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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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1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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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的灵魂与污浊的泥沼 ——解读留待的《蹼足》与艾玛的《夹叉》


                              

当下经济社会、商品时代,精神层面遭遇资本强势积压,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优秀的作家义不容辞地关注这一现实,体恤心灵在此境遇下遭受的磨难,提醒人们做某种平衡,避免畸形发展带来的残缺,以期物资和精神“比翼齐飞”。关注现实、体恤心灵,应是每位好作家的本分,中篇小说《蹼足》与《夹叉》就是留待和艾玛两位本分作家的出色表现。

灵异的《蹼足》陷进污浊的泥潭

小说《蹼足》讲述蹼足小男孩被村人逼迫游进死亡之湖捞宝而永远沉入水底的故事。小男孩大米(学名刘建军)他脚上长蹼,离开水不能超过十个小时,游进常人认为的死亡之湖犹如进入天堂,他具有灵异的水性禀赋,或说是天才。其父因说不清的案情坐牢,他随母亲嫁到深山,继父车祸死亡后,因其蹼足离不开水,母亲带他嫁到仙女湖(其实是死亡之湖,已淹死一千多人,几十年无人敢靠近湖水)边的村子。起初,大米游在湖里,全村人撇下喜酒的闹场跑来围观,看着外来的孩子“必死无疑”,所有的人兴奋得“好像正围在刑场边,期待着这犯人脑浆迸裂的那一刻。”这里作家又一次活现了看客心理。近一个世纪来,世道风云变幻几多,鲁迅揭示的看客心理却一直阴魂不散,不仅活在鲁迅的作品里,活在莫言的《檀香刑》里,还活在现世的人群中,再一次出现在作家留待的《蹼足》里。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只要有戏就看,而且看得起劲,看得热火朝天,看得不知东西南北,一直看到自己也成了剧中人。

大米的第二任继父刘加油是煤窑工人,身上残存着陈腐文化的沉渣、国民心理的糟泊。“他年近四十还没娶上老婆”,皆因传言他的“家伙废了”,“三叔”好意为他张罗对象,他却怀疑那女的是“三叔”的相好,“千方百计弄到咱村来,还不是为了用起来更方便?”标准的小人心理,狗咬吕洞宾;还嫌那女的不是黄花闺女,可他却饥不择食,背着“三叔”暗度陈仓。他故意让村人“偷窥”床第之事来证明自己“家伙”的功能,其寡廉鲜耻、内心虚弱可见一斑。内心怯懦与死要面子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与妻子的前夫(逃犯)狭路相逢,手提板砖追赶的滑稽一幕,得以深刻表演:前夫慢走他慢跟,前夫快走他快撵,前夫快跑他紧追,他扔砖头的姿态是给围观的村人看的,是证明他强大的、是争面子的。面子是他的生命线,他的继子大米给他挣足了面子,还险些给他争得全村首富。起初,刘加油嫌弃“拖油瓶”的大米,后来发现他颇有用处:看护他的妈妈防止村人觊觎(尤其严防“三叔”),充当义务间谍,他常带零食买好大米;意外得知大米能湖底捞宝(传说湖底掩藏着古帝王女儿的坟墓,宝物堆积无数),这种用途令他大喜过望,他得意地坐到村人的对面讲话、享用美妇给他倒茶捧盏,脸面光鲜;再者,他将成为村里首富(因为他继子捞宝,理所当然多占),辞去煤窑工作,天天守在家里免了担心老婆被人惦记。刘加油的阿Q土谷寺美梦未醒已破灭,湖底宝贝不是随便拿的,再说大米不愿做这种事,这不仅毁了刘的发财梦,还毁了他在人前的面子,他撕去遮在脸上笼络大米的面纱,露出对弱小者穷凶极恶的本相,一下将大米扔出一丈多远,又随即死命地掐住他的脖子。在刘加油的逼迫下,大米下湖了,他潜入湖里再也不想出来,永远地沉入湖底。至此他还未尽兴,并将怀孕的大米母亲用铁链锁起来,折磨成猿猴。一个能将那样文明的人还原成动物的东西,它身上的动物性是怎样的强大!作家以冷静凌厉的笔触,一层层揭露了刘加油身上沉淀的国民心理和野蛮的劣根性:粗暴又怯懦,无能而自大,伪善而凶恶,贪婪而残忍,虚伪好面子,精神苍白功利熏心,某些酱缸文化的沉渣混合着原始动物性(人性之恶),比阿Q有过之无不及,在凶残这个层面远远超过阿Q,这是作家留待在巨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刘加油形象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是这部小说的贡献,也是作家对文学人物画廊的贡献。

大米的母亲谢文婷随口说出的诗词都是三百篇里没有的,她的端庄优雅及讲究的生活方式,一看就不是出生在粗俗之家后天靠模仿贴上去,而是源自血脉和良好的家教,不难猜测,谢文婷是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她至于何故落到此种田地,文中没有明说,读者只能推测:捞宝故事发生在上世纪1981年,大米十一岁,已不认得他的亲生父亲(逃犯、锔锅匠、被撤的教师),这说明大米的父亲“犯事”多年前了如果是大米六岁时父亲离开,他肯定还能回忆起父亲,1981年的五年前,还处于“文化革命”时期,由此推断,谢文婷一家的灾难是民族灾难的一份子。为了安全嫁给深山里粗笨山民,山民车祸身亡,为了儿子,她又嫁到靠水的村子,成为四十岁煤窑工的性功能的证明器物儿子被逼永沉湖底,她试图逃逸死亡之地(来给儿子过生日的前夫葬身此地),却赤身裸体地被刘加油扛回来,用铁链锁进屋里。她精神失常,怀胎的孩子也自动消失,被折磨成猿猴跳跃或爬行。如果说灵异的大米是某种天才的话,母亲谢文婷就天才的土壤;大米永沉湖底是天才被扼杀,那么谢文婷从一个知识分子变成猿猴,就是摧毁生长天才的土壤。表面看来是刘加油毁了大米一家,其实是刘加油身后看客们的助力,他才一步步走上行凶的途径。质而言之,不是哪一个人杀了大米一家,是一种丑陋卑劣的集体无意识假借刘加油之手杀了大米一家。

《蹼足》中的“三叔”和小钢炮有着结构全篇推动情节进展的作用。“三叔”好意做媒将谢文婷介绍给刘加油,这是故事发生的根基;小钢炮的好奇心或说窥隐癖,挑起事端不断推动故事发展衍生成篇。他这种窥隐癖和挑事包亦代表一类人的心理,由此观之,他兼具结构和表意两种功能。再者仙女湖营造、大米的灵异有着浓郁的寓言色彩和象征意味,大米沉入湖底和谢文婷的身世充满神秘性;作家将时间揉碎重新组合,采取复调叙述策略,使叙事显示不同的色彩和层次。如此这般,不难看出作家的表现艺术在向西方现代派致敬;而在内容上立足本土,作家揭示了陈腐文化在国民心理的深层积垢,承续鲁迅作再启蒙努力,显示了他的担当和良苦用心。

生活夹叉

艾玛的小说《夹叉》中遭受“夹板”人物是谁?当然是金文玲这个人物。为了说清楚金文玲,我们先从其他人物说起。叙事人物“我”是越南反击战的“幸运”炮兵,远远地炮击敌人阵地,妥妥地享受了胜利者的快意,还收获了广博的人脉(战友)。“我”复员后开公司之所以风生水起,就得益于战友。“我”有了钱,有了豪车别墅,可“我”的两任妻子都离“我”远去(或因有些人心目中还有比金钱重要的东西)。“我”请了园艺师打理家园,闲暇之余和镇上开温泉的二嫂(寡妇)“处对象”,颇有琴瑟之意。“我”的条件无可挑剔,可二嫂就是不愿意领证,却情愿“搭伙过日子”。“我”感觉被生活“夹叉”了。二嫂不领证自有理由,不好给子孙交代,而她又不肯委屈自己的身体,就这么混沌着,她似乎也被世俗的文化与生命欲望“夹叉”了。相较于金文玲,他们这些“夹叉”只不过是皮肉而已,而金文玲才是心灵、乃至精神深层遭受夹叉。

“我”雇的园艺师就是金文玲,她也经历了越南战争,却没有“我”凯旋者得意。她所在的部队一时遭到敌人炮击,伤亡惨重。她是医务兵,没动过一枪一弹,可她十七岁的心灵经历了无比惨烈的激战。她所在的医务小组装殓了整整两个连的遗体,起初察看战士的遗容,又哭又害怕,渐渐地麻木,机械地装殓烧焦变形的战士,连续两昼夜。年轻英俊的烈士,为国捐躯的生命之花如此绚烂,在残酷的战争面前瞬间凋谢,悲伤与崇高同时牢牢攫住她单纯的心灵,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长久地深陷于愧疚的“弹坑”;同时,她又被战士们崇高的爱国情怀所熔铸灵魂得以淬火、精神得以升华。她终生背负着对年轻烈士愧疚与崇敬,再没能回到世俗中来。她复员后参加工作,拒绝伤残补助(她曾被炮弹震昏,耳朵失聪),又主动下岗让出饭碗,自谋生路承包农田经营园艺。金文玲说:“能活到现在,不管咋样我都知足,知足着呢。”她的所作所为顺着心灵的指引,而在她的丈夫王功成看来就是“虎”,王对金钱贪婪没个“够”,他们的三观不在一条线上,夫妻间更谈不上融洽,还经常打架,致使金文玲本来有望恢复的失聪反而加剧,生活自然一塌糊涂。金文玲被夹叉了,夹叉她的一方面是,为国捐躯年轻战士的崇高精神,心头压着沉重愧疚,将其精神定格在某以高度难返物欲横流的现实;另一方面是她丈夫(现实物欲的化身)无尽物欲,迫使她终日深陷繁重的苦力,甚而打骂。金文玲背着崇高精神的十字架,在俗世的生活中受难,也就是所谓的夹叉。

文中对“夹叉”有两处精彩的描述:炮兵射手“测定目标后故意加点距离打一炮,再减点距离打一炮,然后两弹着点一平均,第三泡十有八九能命中目标。”这就是“夹叉”炮击目标。还有一处描述如何“夹叉”炮击侦察敌兵的。这显然是隐喻性的描述,不仅解释了夹叉的含义还预示了主人公金文玲被夹叉的人生。还有一处有关弹坑安全的探讨,“感觉她就没挪过地方,这么多年来一直呆在那个炸聋她一只耳朵的单坑里。”这依然是隐喻性地描述,有论家解读为心理创伤深重,她的生活未能走出心灵的“弹坑”,导致她的生活一直伴随着阴影。我的理解是:金文玲亲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如前文所述),心理上肯定受创伤,由心理我们知道,心理创伤因个体特征不同,有积极和消极两种转化,从金文玲的生活态度来看,她是积极的正向转化,由心理创伤(心理震撼)带来的心灵洗礼,再到思想(精神)上升到超脱世俗的高度,并始终固守着那种高度,这决定了她的生活态度。为此,她在现实生活中格格不入显得另类,遭受丈夫(俗世物欲)折磨金文玲定格于崇高的精神,受难俗世生活,而并非“战后心理综合症”。同样经历了越南反击战的“我”,未曾“精神受孕”,在物质的现实中撮得缸满盆溢,混搭逍遥于栾二嫂的“汤上”,且“越活越快活”。为此可知,金文玲的精神定格关乎越南战争(环境),更关乎她的个体特征(内因)。

说到底,金文玲的遭遇只不过是当下新常态的“一个例子”。权利与资本交姘物欲横流,精神空间紧缩,灵魂受难已然是不争的现实。受夹叉的她就是现世中怀揣灵魂、众多“不识时务”的普遍境遇。

蹼足的作者留待和夹叉的作者艾玛都是山东作家,若果说《蹼足》有着十足的现代性,那《夹叉》具有新颖的现实性,如果说前者是发觉批判丑陋的集体无意识,那后者是通过“这一个”提醒当下的精神困境,若果说前者是缤纷多彩的,那后者是淳朴憨厚的。但潭门有着共同的质地:洁净的精神(天才)受难于所处的环境,以至于湮灭,给人以警醒和震撼,尽管表达上或犀利或隐忍。

(本文原刊于《作品与争鸣》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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