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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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一天， 我正在麦太隆广场压腿，朱红丽走过来神秘地对我说：“魏玉萍想见你，你要有意就联系我。”
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了她的肖像：圆剪发，两弯烟眉，齐眉刘海，红扑扑的瓜子面脸，一双似喜非喜水汪汪的大眼睛，给人一种很秀气的感觉。她与朱红丽是好朋友，这么多年了，她俩竟然还联系着。
我退休后，人们常说的“老窝、老底、老伴、老友”一应俱全。闲暇无事，写写文章，游游山水，有时免不了空虚。她想见我，勾起了我想她的愿望。现在时兴同学聚会，见了面，正好在她面前显摆显摆，我决非昔日的穷小子了。
我上学晚，十三岁才上四年级。那年春节后，魏玉萍转到了我们班。听说她妈离婚，她随母亲住在临近我村的双道岭姥姥家，属借读生。她说话有明显的河南(我们这黄河北岸就是河南省)人口音，多用四声，挺新鲜的。她的长相，读了《红楼梦》后，我感觉像林黛玉那样可爱。她坐我前排，上课总爱倒背着手，大声读书或回答问题，一点也不像我们乡下的学生，吊二郎当的；她的衣服挺“洋气”，一点不像我们破破烂烂的。下了课我们都爱围着她，听她说话，欣赏她唱歌。其实那时我们并不懂得什么叫欣赏，大概就是喜欢吧？
她一脸高傲，就像连环画里“骄傲的小公主”。她的到来，让学校，让我们班蓬壁生辉。我们教室前有棵枝繁叶茂的老樁树，调皮的男生好捉树上的毛毛虫吓她。屋后农家喂的老母猪，常拱开教室的秫秆泥墙“光临寒舍”，冬天取暖夏天乘凉。对此我都深感遗憾，感觉椿树上的毛毛虫与教室后的豁洞都委屈了她。
她很快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当上了学习委员，我班长，同在班委接触自然也就多了。我经常帮她收发作业，她也常帮我做些管理工作。我喜欢叫她名子，她也喜欢叫我名子，后来叫我廓哥。下午放学后，我们仍不回家，在教室里继续学习。很多时候她问我的都是已经会了的题，这一点我能从她的“胸有成竹”的表情上感觉出来，但仍不厌其烦地讲给她听。我也故意问她一些题，她也耐心辅导我。常常让在教室外等她的朱红丽抱怨与催促。
站队，她爱挨着我。抬水，我喜欢与她在一块，把桶移得靠近我。我给她制个红缨枪，她给一个花橡皮。一次跳远，我刚起跳，她随后飞来，像天外飞蝶一下子砸我身上。我咧嘴摸着磕疼的头，愤怒地吼：“谁的事？敢压迫我！”她说：“对不起，廓哥！”我一看是她，连说不疼，觉得被“压迫”得十分幸福。
光阴像只幸福的小鸟，一年多的时间飞驰而过。一年多来，学校是我幸福的场所，生活是甜滋滋的蜜桃，学习成绩是爬竿的猴子“嗖嗖”的往上窜。老师没找谈话，学生没说是“早恋”。事实上，那时候的我们单纯得很，只是觉得在一块好玩。
分别是在下年的三月三。那天，早饭后我因为干点家务，到预备铃响了才进教室。一踏门口，我立刻感到气氛有些异常，同学都看着我笑，还有人指我的书包。朱红丽说:“魏玉萍爸接她去老家上学，她哭着要见你，买包糖块放你书包里，被她爸拉走了。”我心一沉，掏掏书包，果然有包糖，往前排看看，她的座位空空的，心里立刻感到空荡荡的。同学们伸着手嚷:“喜糖！吃喜糖！”
我木然地坐着，内心一片空茫。上课铃响了，教室靜下来。老师讲的眉飞色舞，可我一句都没听清。
下了课，我拿起那包糖，跑出了教室，跑过了校园的土围墙，顺着麦苗绿毯中间的土路，一口气跑到黄河渡口。
村西北黄河渡口空无一人，见到几个“红灯记”牌空烟盒、三三两两的“一头拧”烟头与一片杂乱的脚印。黄河水，浪涛滚滚，哗哗东流；河面上，水鸟翩翩，上下翻飞；河岸边，杂草缕缕，丝丝晃动。我想哭，又想唱。那时刚看了歌剧《白毛女》，不由唱起了杨白劳的词“漫天那个风雪，一片唉白……”长长的调子，很能抒发当时的感情。那天上午何时回了家，何时吃了午饭，都忘却了。只记得由于无故旷课，下午罚了站。
时间是个好东西，它能在人不知不觉中冲淡一切；生活是个坚强的汉子，他于人失意时仍能继续前行。
二
上初一时初夏的那个夜晚，晚饭后，我摘下蛐蛐笼子，掐一朵北瓜花塞笼子里。这个笼子是用高粱秆皮编制的，米字花形，与小伙伴们的一样美观。那时候也许是听了《聊斋》“促织”的故事，我们都喜欢上了养蛐蛐，它“得啦得啦”叫得十分动听。
“廓哥。”我隐约听见有人叫，忙跑出来，没见人影。正疑心是狐仙临门，从屋后蓖麻棵里跳出来个女孩来。借着初升的月亮，能看清，她瓜子面脸，两个不长的辫子搭在前胸的白花褂衣襟上。我惊喜地认出，她是扩大了的魏玉萍。诸多话语挤向喉咙，竟无语凝噎，只是搓着手笑。她拉起我胳膊就向西跑，我忙随着跑，随她跑到村西的由东南通向西北双道岭的林荫小路上。这条小路白天都少有人走。
风很轻爽，不时传来麦浪的“唰唰”声。一轮圆月从村树梢上升起，夜很静，很安祥，不时传来黄鹂的歌声。我们像黄山上的“连理松”一样站在小路边，我问了她的学校，她问了那棵老椿树与教室后墙的猪洞。
“日落西山红霞飞一一”歌声从西北小路方向传来，渐响渐近。她慌忙躲到了树丛里。过来的是我同班的铁哥们大国子，他是从双道岭姐家抄小路回家的，唱歌一定是为了壮胆。他狐疑地问我与谁在一起，躲这里是捉迷藏还是打土坷垃仗？我一时不知如何搪塞，就说:别问了，明天我再告诉你。那时我是班长，有一定的权威性，他很服从我的“命令”，便唱着歌一蹦一跳地走了。
“出来吧。”我小声说。她从树丛后闪出身来，我们走到柳林深处，找个干燥土台。我脱下鞋坐下，她掏出手绢展开与我并肩坐了。我们从天上的嫦娥，谈到河里的龙王；从远古变人的类人猿，说到亚洲巨人穆铁柱。
月上高空，听她姥姥喊她回家，她忙跑走了。我跟着她跑，她转过身来摆摆手又挥挥手，我站住了，直到听不见姥姥姥骂她的声音才回了家。
那以后，一年多没再见面，只是从朱红丽口中知道，她每次来看她姥姥都问到我。
后来我去县城上了高中。一个星期天我到代销点买东西，代销员给我一封信，看看邮戳是河南省的，便拆开看，只见一纸娟秀的字:廓哥，遥在黄河北岸，天高地远，禁不住向你发出亲切的问侯一一你的身体健康，学习进步，生活愉快！……信中谈到了她的学习，说她爸是人民公社社长，她妈是医生，在她的努力下，二人复了婚，很幸福云云。最后说很想在她学习的北坝中学见到我。
我立刻回了信，选择自认为最美的文字最激情的语言表达了最诚挚的友谊。过星期天，我步行二十多里回了家，心里仍盘算着去北坝中学的事，乘船钱，礼品，这额外的费用都没有着落。正巧，在部队的二哥探亲回家。那时候，我很敬佩他，感觉他就是电影《侦察兵》里的连长，便毫无保留地把我俩的事告诉了他。他的确是军人雷厉风行的风格，当即决定明天过河。我高兴地翻了两个斤斗。二哥像作战前动员一样有力地挥了一下手：“你们现在还小，应努力学习。婚姻爱情受到现实生活的各方面影响，咱家不富裕，你要先立业再成家。你们发展友谊是可以的，别误学习。”我压根没想过立业，没想过成家，更没想过婚姻爱情以及爱情与诸多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让同学给班主任捎去了病假条，第二天二哥骑自行车载着我早早地出发了。自行车小轮发出的“得得”的响声，听着格外清脆悦耳。
玉萍的学校在黄河对岸的北坝镇，离我村直线距离不过十多里路，只是由于隔着黄河交通不便显着远了。乘船去时感觉黄河水浪并不大，河道并不宽。我们下了船，沿大堤往西走二里多路，下大堤路口东便是北坝中学。木大门旁竖挂的白底黑字木牌处，坐一位戴红袖章的老头。二哥对他说从部队探亲回来，要见一下叫魏玉萍的亲戚。那时候“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很受欢迎。老头马上派学生去叫，不一会魏玉萍便跑出来。她看见我蝴蝶振翅似的扬扬胳膊笑了，又见我身边站个军人，便收住了笑。我说这是我二哥，她点点头。
我二哥让我们俩单独说说话，她领我上了学校南边的大堤。横贯东西的大堤两边长满了柳树，堤坡开满了红绿黄紫的野花。水红花开得最艳，把大红大紫的花穗张扬地举到头顶。我们在分洪大闸栏杆处停住了脚步。她跑到堤坡采一把野花，闻了又闻说:“站堤坝上就能看到南岸模糊的村庄，可是收到你的信得四五天，咱俩养个讯鸽就好了。”我感到养鸽子的想法很可笑，也很有意思！临分別时，我把二哥送我的、又写上“友谊之树常青”的笔记本，还有一支英雄牌红杆银帽刚笔赠给了她。她很喜爱，爱不释手。
离别时，我二哥给她几元钱，她不要。我二哥又与她单独谈了话，至于说了什么我全然不知，估计无外乎先成业再成家之类。我们返回时，她直接去了学校，没与我告别。
返回的船行到河中心，天空布满了乌云，又起了大风，浪涛把三桅大船一会推向峰顶，一会又拖入谷底。感觉河道很宽，浪涛极险。上了岸，二哥说:“天上乌云滚滚，不一定能下雨。”。我不知道他说的是那天的真实天气，还是另有含义，只是觉得他对我与玉萍的关系，没有赞美，也不作评论，感到有点失落，继而有些生气。
三
高中毕业后，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的家本来在农村，就毫无异议地回到了家乡。那时候高中生还比较稀缺，我先在生产队打面机房当了三个月会计，麦后在我村联办初中担任民办教师。魏玉萍来信说她在北坝医院当了医生。
冬天的一天上午，我放了学到家门口，见一个面容有些熟悉而又陌生的中年妇女在我家屋后看。我兄弟仨，老大分了家，二嫂随了军，我只有三间土坯房。母亲说今上午，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妇女来咱家东瞅西望的，大概是发救济款的。我说，可能吧，没放心上。
第二天晚饭后，我像往常一样，要去学校备课。刚出家门，听见有人叫我廓哥，一看是魏玉萍。她仍像小时侯一样，拉起我就跑。我赶忙甩开她的手，因为我是大小伙子了，怕被外人看见。在农村，舆论的威力是吓人的，有时候，舌头真能嚼“死”人。她仍然坚持拉住我的胳膊，我只好随她快跑。幸好，我家住村西南头，一会就跑到那条东南西北的小路了。她拉我到柳林里放声痛哭，哭得我汗毛都立起来了，茫然不知所措。
夜幕黑糊糊的，夜风吹着秃树枝“沙沙”地响动，不远处好像有马蹄子的声音。我腿有点控制不住地颤抖，心里“咚咚”地跳。
借着月光，能看见她汪汪的泪水。她说:“我爸不管，我妈嫌你家……”“哦——”，我长长地出了口气，这消息并没有让我有多震惊，因为我那时想得最多的是“扎根农村，艰苦奋斗”。只是觉得我们友谊很深。过了一会，她说:“明天我妈从县城坐汽车到郑州去，你送送她，好好表现一下，看能否让她回心转意”。我说:“行。”真的，如果不是她提出这个计划，我还真没想过好好表现博得她妈好感促成婚事的问题。直到那时才想到我已经二十岁，与王萍友谊深厚再结成夫妻也不失为一个美好的选择。
我请一上午假，向学校会计借了六元的半月工资，借了我大哥的大金鹿自行车，早吃早饭在村西南官道上等。
北风吹得路旁麦苗不安地晃动。
不大会，见前天在我家转悠的那个中年妇女走过来。细细打量，的确与玉萍相像。不对，准确地说，应该是玉萍很像她。我赶忙献殷勤，以大娘呼之。她问了我姓名，坐上了车，一路上详细询问了我家的人员，我的工作收入。到汽车站，我买二斤点心，让她带着。她说:“只要你俩合得来，我没有意见。”我“唔唔”应了两声，不知话如何说是好。
送玉萍妈第二天是星期六，那天午饭后，玉萍乘渡船回家。我远远地看见她随人上了船，远远地看船桂上了帆。东北风“呼呼”地吹，岸草“吱吱”地响，河水“哗哗”地流，船到了对岸，人影散尽……
送玉萍第二天星期天，逢大集日。我在赶集的路上，遇见魏玉萍的两个妗子，便客气地给她俩打了招呼，快步走过去。过五六步远时，听她大妗子说:“教个小学，玩个蛤蟆蝌蚪，咋配得上咱外甥女。小蠓虫吃天鹅蛋——心高妄想。”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那时我教初中，虽然没觉得了不起，但也从来没自卑地认为自己是小蠓虫。
一月后我收到了魏玉萍很长的来信，大意是非常爱我，由于家人全力反对，只好下辈子再结合了。信纸上能见到她的点点泪痕。我很礼貌地复了函，大意是说，我也很爱她，世间有两种爱，一种是同志间的爱，另一种是超出同志间的爱。既然得不到第二种爱，那就永远珍惜第一种高尚纯洁的爱吧。我烧了她所有的来信，决心彻底地忘掉她。我虽然有因她唤起的“失恋”的痛苦，但决没有因为失恋而痛苦得死去活来。第一次恋爱，让我明白了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激起了我奋斗自立的决心。
自那以后，我们便彻底失去了联系，只偶尔从朱红丽那里听到她的一些情况，嫁个公社干部，当了院长之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成熟，明白了不属于自己的不能强求的道理，更何况，我们的家庭也不在一个层面上。我很快忘了她，因为生活不因人的情绪而停止，并且各人有各自的生活。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师范大学，毕业教高中，娶妻生子。由一级转为高级教师，由教研组长转为教务主任再到校长，教学生几千人，奖金工资绰绰有余。退休后身体健康。但生活大抵都得划一个圆，也应该是一个封闭的圆。偏偏魏玉萍仍没忘我，偏偏我也想见她一面。这也许就是有人发现的“人生环形结构定律”吧？
四
与朱红丽见面后，我很兴奋，便确定了去见魏玉萍的日期。那天早饭后，我开车准时到了黄河大桥收费处。朱红丽头包丝巾一闪身开门坐在了车后排，很有点像战争片地下工作者的模样。
初夏的风很凉爽。汽车沿着宽阔平坦高高悬起的黄河桥行进。
黄河还是那条黄河，飞动的水鸟依旧，可不见了当年的渡船，只能望见近旁的吊桥高柱、粗壮的钢缆与桥下远处渺茫的河水，它们把天空衬托得格外高远。
我们到了北坝医院，问了医院办公室的人。一位很青春的姑娘说，县里领导来看望魏院长，她在小会议室搞接待。朱红丽让她通报了我们的姓名，我们便在办公室等。
上午十一点钟，几个大肚子坐车走了。一个像魏玉萍的人，给身边人说了几句什么，便走过来。真的是她：仍有小时的模样，只是鬓角有了白发，个头比我上中学时没高多少，瓜子面脸下额比那时略丰富了些，面皮发黄，鼻洼里明显增添了那时所没有的黑痧。她微微给我点点头，与红丽亲切握手说笑，把我晾在一边，使我激动的心凉了许多。她坐办公桌上打了电话:“老高呵，南沿姥姥村来两个同学看病，你去黄河湾酒楼安排四个人的饭菜，十二点去陪客人吃饭。好，挂了。”她给我俩倒了水，说有事需安排一下，让我们先喝茶。
她去后，我很尬尴地坐沙发上，有点后悔贸然来见她。原想着她会亲热地与我们单独会面，抚今思昔，共话友谊。实际情形与我想象的大相径庭。我小声对朱红丽说，我们走吧。朱红丽都以“与她说好了不妥”为由拦住了我。
上午十二点，她招呼我们吃饭。她的车在前，我们的车随后。欧式建筑黄河湾酒楼依水傍堤，处在各类游玩设施中，显着很别致，很另类。
刚进酒楼大厅，一位银发背头干部模样的人迎上来。玉萍说:“这是我们家老高。”然后又介绍了我俩，他使劲握住我的手，像久违的老友。席间，魏玉萍与朱红丽喋喋不休，像在谈论老年人的“三高”。老高一边劝酒一边说话，夸魏玉萍如何优秀，他俩如何幸福。话是他多我少，他又从钓鱼岛说到南海，从扩大内需谈到中美货易战，能看出他是个很有水平的热情健谈的干部。
饭后，我与老高魏玉萍都互通了联系方式。
返回时，我感觉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此行都像一碗白开水淡而无味，并且很有被冷落的感觉。最重要的是，我没有“显摆”成，反被别人“显摆”了一通。我再次后悔不该多此一举。到黄河大桥收费处，朱红丽扎上头巾，匆匆骑两轮电车走了。
过了两个月，我收到魏玉萍一条短信:“廓哥，多年不见，甚盼单独会面一次。”我犹豫再三，根据上次会面情形权衡着还有没有必要再回信息，回信息又该如何措辞。犹豫一阵还是回了:“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罢！”
又过一月，她又来条信息:“甚盼你来北坝医院，能见上一面，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正赶上那几天文友有活动，忙完之后，又犹豫几日最后决定，还是与她单独见上一面罢。我给她发条信息，说明天见她，让她定时间定地点，连发两遍，等三小时，无有回音。又打了电话，“你拨打的电话已停机”。我决定仍然去一趟。
第二天，天气阴沉，还下了几滴雨。八点半钟我到了北坝医院办公室，接待我的还是那位青春姑娘。我问:“你们魏院长呢？”她偏偏脸然后回过头来问我:“怎么，你还不知道？”“知道什么？”弄得我一头雾水。
“她走了！”
“去哪了？”
“退休后走了，不知住址。”
“啊！怎么可能？两个星期前还给我来信息呢！”
“她得肝癌两年多了，长期与丈夫不和，魏院长总是把气憋在肚里。你们上次来那天，她正安排去北京住院。第二天她病情加重了，去北京三0一医院住了两个月院，坚决要求回北坝医院，治疗一段最后办了退休手续走了！”她递我个合子：“魏院长嘱咐我，若你来一定当面交给您。”
我打开看，原来是我那时送她的英雄牌红杆银帽刚笔。里面还有一张纸片：真的难忘你！
我張开的嘴巴很难合在一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