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

在古山中学，张老师是个独具一格的人，也有点不明事理。

那年，岳母来我家中住。一天，她在校院里转了一阵子，回来后说：“有个放羊的，在你们校里转过来转过去，不知道干什么哩。”我和妻子都纳闷儿：“怎么会有放羊的？”岳母极为肯定地说：“就是一个放羊的！”随后，她说了那人的特征。我俩一听，明白了：“那可不是放羊的，人家是老师。”岳母说：“一个老师，怎么穿成那样儿？一身劳动布衣裳，洗得发白了。”

要是光看打扮，他还真像一个放羊的，一双旧得不能再旧的布鞋，肥肥大大的劳动布裤子、褂子，满头白发，似乎好长时间没有理了。那时，他正在学校管劳动，也就是把工具分发给参加劳动的班级，劳动结束时，收回工具，放到库房里。别看张老师穿成这个样儿，干这个事儿，他可是大学本科毕业呢。只可惜，他1964年秋考入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到1966年，“文革”爆发，他的求学也就完全停止了。名为本科毕业，实际上只上了两年大学，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后来，他到中学任教，先教语文，后教历史，再后来管劳动。随着工作的变化，他的打扮也就越来越不像一个老师，怪不得岳母说他是“放羊的”。

后来，学校没有什么活儿可干了，也就不需要他管劳动了。恰好，收发室的老郝因病回家了，学校让他管收发。过了一年多，他也该退休了，学校安排肖老师接替他的工作，等交接完毕，他就完成使命了，就可以回家歇着了。

张老师毕竟上过大学中文系，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不停地购书，收藏了许多文学名著，锁在书柜里，谁也不肯借给谁。他喜欢写作，但从未发表过。他老婆是个农村妇女，嫌他一个劲儿地买书，不止一次地嚷嚷他：“你买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哩？以后，谁还看哩？等你一死，孩子们就当废纸卖了！”老婆说的是实情，他家三个孩子，都不喜欢读书，老大连高中也没有考上，修地球去了。他不理老婆的嚷嚷，还是一个劲儿地买书。买来之后，锁到书柜里，有的连他自己也没读过。

那时，我担任学校语文组的组长。一天，校长打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校长说了他的想法：让语文组办一份校刊，专门刊登师生的文章。在此之前，我主管过文学社的工作，办过一份油印的刊物，深知其中的艰辛。我说：“老师们都上着课，忙得团团转，没有时间办校刊——工作量太大了。”我又提议：可以办一份文摘性的校刊，从公开发行的杂志上选摘适合中学生阅读的文章，还可以加一个栏目，就叫‘师生文苑’，专门刊登师生的文章。这样的话，工作量小一些，语文组可以办。校长同意了，让我着手去办。

我从报刊征订目录上查了好长时间，终于选定了二十多种适合中学生阅读的报刊。我拿着所要订阅的报刊清单，到了收发室。他接过清单看了一会儿，很不高兴地说：“你们语文组怎么订这么多？我光给你们组送也送不过来！”

我耐心地告诉他：这不是语文组订的。校长让语文组牵头办一份文摘杂志，目的是给学生们提供课外读物。订这二十几种杂志是校长批准的，就是为了从里边选择适合中学生阅读的文章。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他还是嘟囔：“我光给你们送也送不过来！”随后，他又说：“要是让我当个编委，我就给你们送。”

我有些不耐烦：“你要是想当编委，得找校长说哩，我可做不了主。这杂志来了以后，你不用送，打个电话我来拿。”

准备接替收发工作的肖老师笑道：“送送也不要紧。”

张老师这才无话可说。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想的，明明就要离职了，还说那些话干啥哩。也许，他是爱书之人，见语文组订那么多杂志，有点羡慕嫉妒恨吧。不管怎么说，他真是不明事理！

说起他的不明事理，我想起这样一件事。那年，他承包了学校的小卖部。有个老师在石家庄师专进修，妻子在古山中学教书，他常常回来。张老师让人家捎过一些货物，还对人家说：“你看见有什么便宜东西，估计着可以卖出去，给我捎回来吧。”那位老师很高兴，可以挣点路费，这是双赢的好事。一次，他给张老师捎回来一大包袜子。张老师一见那么多，拍卖不了，说：“我不要袜子，你还退回去吧。”对方没法，只好背到家里，准备返校时去退。张老师他老婆听说此事，嫌他做事糊涂，找到那位老师家中，说：“他办的不是人事！这袜子不管能不能卖出去，你捎回来了，我留下。”他老婆当即付了款，把袜子背到了小卖部。此事传遍全校，人们都说张老师还不如他老婆懂道理。

张老师退休了。因为无事可干，便捡起废纸来。这个垃圾堆上扒拉一阵子，那个垃圾堆上扒拉一阵子，好多编织袋子摞在那儿，都装满了废纸。听人说，他老婆嫌他有失身份，不让他捡，可他不听，振振有辞地说：“我不偷不抢，捡一天挣十几块钱哩！”

然而，这实在有失身份。老师们说三道四，把他贬得狗屁不如。后来，他突然不捡了，也不知道是何人的劝说起了作用。

再后来，他迷上了种地。上着班时，他便到周围村里拾荒地，种玉米，种谷子，栽山药，种各种各样的菜。退休后，他更加痴迷了，种得更多了。人们经常见他穿得破破旧旧，一趟一趟地担大粪，比个老农还老农。他把种的菜卖到学校食堂，又把玉米弄到集上卖。看他的打扮，看他的行为，谁也不相信他是个退休教师。

有一次，他所住小区想让他看大门，每月800元，这远远超过他种地的收入。可他不干，说：“我嫌那死巴哩！我就是愿意种地！看着庄稼一天天长大，长得那么强，我心眼里可高兴哩！”

不管人们说啥，他依然我行我素，一门儿心思地种地。时间长了，人们习以为常，也就不再说三道四了。

在古山中学，张老师独具一格；就是在更大的范围内，也很难找出像他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