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变了我的命运

1974年冬，我高中毕业。那时，作为农村青年，唯一的出路是回乡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虽然报刊上，广播里，一个劲儿地宣传“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我丝毫感觉不到“大有作为”的希望，只是感到了天地的“广阔”。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重复中，我默默承受着种种艰辛，渐渐学会了种种农活儿。

看到或听说一个个同学进了工厂，当了售货员，当了民办老师，我羡慕不已，同时，也愤懑不已——要知道，在校读书时，他们的学习成绩远远不如我，我曾是他们羡慕的对象呢！后来，我又听说一个曾经闹过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四分之二笑话的同学也当了老师，心里更为愤懑，也颇有些纳闷儿——他能教书吗？凭啥呢？类似的事情见多了，我渐渐地心平气和了，这些同学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咱没有，应该让咱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同时，我也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学习成绩好是没用的，七大姑八大姨等种种关系才是有用的。

沉闷、乏味的日子一天天走过去，在我百无聊赖时，希望的亮光在我眼前出现，我精神一振，以为改变命运的时刻到来了，殊不料……

那是1975年冬的事。国家要征兵，我参加了体检，合格！村里还有一个小伙子与我同时合格，我俩都争着去，都想通过当兵走出山沟。公社武装部让村里给我们俩排队，我很自信，以为排第一是理所当然的事——论家庭出身，我是贫农，他是上中农，论政治面目，我是共青团员，他是群众，怎么排，也应该是我第一。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村干部没有坚持真理，他们说：“不用排队了，跟上级说说，让他们俩都去吧。”话是这样说，可他们暗地里给那个小伙子使劲儿。那年，村里只有一个指标，我落选了。转眼，1976年冬天到来，又是征兵的时候，我又一次体检合格。这回，村里共有三位青年合格，其中一位是大队干部的儿子。三人合格，一个指标，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又一次落选。我默默地承受着希望破灭的痛苦，继续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那时，我实在想不明白，既然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为什么稍有关系的人，都不想让自己的子女在这里呢？为什么偏偏我应该在这里“大有作为”呢？在学校读书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可这有什么用呢?难道那些东西白学了么？难道没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所有的好事就永远轮不到我么？难道我的命运就永远如此么？

1977年秋天，突然传来一个消息：邓小平一槌定音，要恢复高考了！那年，我担任小队会计，天天忙着分配秋收作物，分完谷子分玉米，分完玉米分山药，等一切分完后，我才有时间复习，但此时距离考试只有半月多一点儿了。我夜以继日地复习起来，想通过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到底会怎样呢？所有的人都认为不可能，我自己心里也没底，难道真的要凭考试成绩上大学，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关系不起作用了？

那天，我到公社报了名，回村后，有人问我：“报名费多少？”我说：“5毛。”那人笑笑：“你说这不是白扔钱哩？”我无言以对，默默离去。考后不久，公社广播站通知我参加体检，教育干部又让我去开各种社会关系证明，也就是参加所谓的政治审查。所有的事情忙完后，又陷入漫长的等待。人们仍然不相信我能考上大学，就连我的亲友们也认为没有这个可能，大伯对我说：“甭抱什么指望，咱们没根没梢儿的，哪能轮到咱们。甭看一开始有你，慢慢就没有了，就和你当兵一样。唉！事儿都是这样！”

尽管许多人泼冷水，但我还是急切地盼望着，希望如愿以偿。我一遍又一遍地安慰自己：“怎么能和当兵一样呢？当兵靠的是关系，考大学靠的是成绩，咱没根没梢儿，可咱考试过了关，还参加了体检，参加了政审，就等着发通知书了，那么多有根有梢儿的，为啥连体检也参加不上呢？通知书就更没有他们的份了！说不定，这世道儿要变变呢！”

经过一番漫长的等待，通知书终于来了！我高兴，父母更高兴，大伯一向料事如神，这回判断失误，他有些迷茫地说：“咱这没根没梢儿的，能考上大学？看来，邓小平上了台，这世道儿就是不一样了，要凭真本事了。”

有人对着我发感慨：“哎呀，你能上大学，可得感谢邓小平哩！”我点头称是。的确，要是没有邓小平的复出，上大学的好事哪能轮到咱这没根没梢儿的人呢！真是邓小平改变了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