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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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中学时，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制，我的中学时代共四年。回想当初，有多少令人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事啊！可在当时，人们都虔诚地、深信不疑地去做。现在想来，那是何等的可笑！何等的荒唐！
1971年春至1972年冬，我在西洪子店中学读初中。那两年，正是邓小平复出搞整顿的时候，教育上也抓得特别紧，老师竭尽全力地教，学生老老实实地学。期末考、期中考，都是几所中学统一考试，统一阅卷，互换老师监考，还按成绩给各中学、各老师排队。在这种形势下，老师们拼命地好好教，想方设法地逼着学生们学。常有老师占用自习课讲课的情况，其他老师不高兴了，给校长提意见。根据老师们的要求，校长把自习课分给了各位任课老师，规定某节自习课只能学某一科。尽管如此，也有老师犯规。有位年轻的数学老师见同学们都不会做某道题，急了，便占用自习课讲起来。正讲得起劲儿，门“哐”地一声开了，语文老师怒气冲冲地闯进来，对着同学们厉声喝道：“你们的语文都学好了？”说完，门也不关，走了。原来，这节自习课是分给语文的。数学老师脸红脖粗，尴尬至极，说声“明天再讲吧”，走了。
除了期中、期末考以外，老师们也常常随堂考试，还把同学们的分数排起队来，贴在教室墙壁上。为了让同学们重视平时的学习，老师们上课还经常提问同学们，并根据回答情况给分，登记在册，算作课堂提问分。到期末时，期末考试成绩占一定的比例，期中考试成绩占一定的比例，课堂提问分占一定的比例，三者相加得出某位同学的学习成绩，以此给学生拍队，还把这填入家长通知书。
我所在的村离校8里地，我们村的学生不能到学校上早晚自习。为了督促我们学习，班主任要求我们村的学生按居住地划分学习小组，集中到某一家学习。班主任除了找小组长询问情况外，还利用晚上的时间，悄悄地到村里检查，遇上不好好学习的情况，是要严肃批评的。我初一时的班主任韩国钧老师，初二时的班主任杜文老师，都曾在其他老师的陪同下，到我们村检查学习情况。
老师们很敬业，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都教给同学们，升初二后，数学老师换为一个女老师，小巧玲珑的，但似乎能量无限，她一个人上了三个班的数学课，每周18节。我从未见她缺过课，每天批改厚厚的三摞作业本，一直是那么认真。当学生时，我不觉得她的工作量大，直到我从教后，才知道她是何等的不易！那工作量是何等的大！别看她身材瘦小，口气却比其他老师大。记得她第一次上课说过这样的话：“甭说你们，就是全公社的数学老师们集中到一起，也难不住我！”当时，一听这话，我觉得她非常了不起。
平心而论，她的课上得不错，也极为敬业，但我对她没有好感。有一次上课，她讲完一道数学题，随口说道：“这道题有两种解法，我只讲一种，另一种就不讲了。”此话激起我的兴趣，便琢磨另一种解法。不一会儿，我用另一种解法做了出来，很高兴，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等老师转到我身边时，我恭恭敬敬地站起来，问：“老师，你刚才说，这道题有两种解法……”还未等我说完，她便打断我的话：“像你这样儿的，学会一种解法还不行吗？”我不服气，赶紧说：“您看，第二种解法是不是这样儿的？”到了这个份上，她才弯下腰，看我的本子。看过之后，高兴地说：“对！就是这样儿的，就是这样儿的。”老师直起腰，向前走去，没走几步，又停下来，转回头，打量了我好一会儿。
“像你这样儿的……”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着这句话。也许是因为我相貌平平，不像个学习好的学生吧？也许是因为我穿得破破旧旧，不像个有出息的孩子吧？也许是……到底因为啥，老师断定我学不会第二种解法呢？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老师是凭啥做出断定的。其实，她刚教我们，不清楚我的情况，不知道数学是我的强科，不知道在初一的多次考试中，我的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一。我的同桌儿为我抱不平，悄悄地跟我说：“她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在咱们班，你要是学不会第二种解法，谁还能学会呢？”
我的语文也学得相当不错。在初二时，我的作文《驳“破罐子破摔”论》受到老师赞赏，老师在课堂上做了讲评，还让全班书写最好的同学抄在教室外的大黑板上，引得全校师生观看。有个村干部到校办事儿，看到我的作文，还让班主任领着他看了我一眼。
转眼，到了1972年冬，老师带领我们，踏着厚厚的雪，到古月中学参加升学考试。1973年春天，我升入古月中学读高中。据说，当年的升学率为30%，有许多同学未能考上高中。在高一第一学期，耿淑芳老师担任班主任，她教政治课。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在课堂上讲过的话：“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大约，这是当时报刊上流行的话吧，绝对不是耿老师杜撰的。除此之外，我不记得耿老师讲过哪些东西了。在整个第一学期，老师们还是竭尽全力地教，学生还是老老实实地学。在期中考试时，我考了全年级的第一名。那时，是按平均分排名的，我是85分，第二名是79分。
1973年夏天，大学的招生办法改变了：由过去的单纯推荐改为文化考试加推荐。正是在这次考试中，“白卷英雄”张铁生出现了，媒体上大肆地宣扬他的事儿，号召人们闹革命，反潮流。随后，邓小平又被打倒了，教育上又乱了起来，老师们也无法竭尽全力地教了，学生们也不能在教室里安安生生地学习了。你瞧，上级要求“开门办学”，老师们带着我们去工厂劳动，去水库工地劳动，去农村帮助贫下中农除草灭荒……即使在学校，老师们也无法教学，不是批林就是批孔，我们在老师的组织下，写大字报，画林彪、孔子的漫画。高一第二学期和整个高二，我们就是这么糊里糊涂地混了下来，去工厂劳动，去水库工地劳动，去庄稼地里除草灭荒，这是上学吗？何等的荒唐！然而，在当时，全国上下都这么做，所有的人都深信：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不会错！真不知道，当时的领导人是怎么想的！一个交白卷的，竟然成了“英雄”，这是什么逻辑？
高一第二学期，耿老师调走了，语文老师闫德瑞先生担任班主任，这是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位老师。闫先生当时三十来岁，中等个儿，圆圆的脸，大大的眼，身材敦敦实实的，声音格外洪亮。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我的一篇题为“太行平原”的作文被他看中，他指导我修改了两次，又让我誊抄后寄给《石家庄日报》副刊。虽然此文泥牛入海，但我的写作热情却被大大地激发起来，我迷上了写作，如痴如醉。闫先生告诉我：“写作不能怕失败，要不断地写。”
有时，闫先生想出一个故事，让我去写，借以锻炼我的文笔。从工厂劳动归来，闫先生让我写一首诗，抒发一下内心的感受。我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模仿贺敬之的《在西去列车的窗口》，写了一首30多行的长诗。其实，那也不叫诗，只不过是分行的字句罢了。我乐滋滋地交给闫先生，他看了，摇摇头，说：“太空洞。诗，不能只喊口号。”过了两天，他根据我的意思，写了一首8行的短诗，题为“愿在炉中炼成钢”。实际上，这已经完全是闫先生自己写的东西了。可过了不久，这首短诗发表在学校编辑的油印的师生作品集上，署了我的名字。我知道，这是闫先生变着法地鼓励我写作，我很感激他。
有时，闫先生还从学校图书室借来我想看的书。他说：“多看看，看得多了便能受到启发。”那时，教育上已经乱套了，学校也不敢正儿八经地抓教学了，老师们也没法像前两年那样教了。在这种形势下，我的热情和精力被吸引到了读课外书和写作上。我读了好多书，也写了好多东西。我投了好多稿，但一篇也没有发表，可我仍然痴心不改，还是一个劲儿地写。
闫先生对我的鼓励，不仅仅停留在我当学生时，在我从教后，每次相见，他总是过问我的写作情况。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有个大学同学叫刘英民，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如果需要帮忙，我可以给你联系。你可以找找他编的东西，看看怎么样。”我到图书室翻阅图书，找到了责任编辑是刘英民的书。有小说集，也有散文集，编得相当不错。然而，那时，我没有像样的东西，也就没有让闫先生帮忙。后来，闫先生弃教从政，当了石家庄市政策研究室主任。有一次，我跟王素亮老师去市里办事，打算去看闫先生。但走到半路，一看时间太紧了，便没有去。
此后，数十年过去，我一直没有见到闫先生，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在他看来，是我忘了他吧。其实，我一直记着他，也一直对他感恩戴德，但我不好意思见他。若是见了，他依然声音洪亮、两眼充满期望地问：“明法，这么多年了，写出什么东西没有？出书了吧？”我该如何作答？我会汗颜，我会恨不得地上有个洞，一头钻进去，再也不露面。
闫先生，真是辜负您的期望了！但我没有灰心，仍在奋力前行，正如中山先生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推算了一下，闫先生已超越古稀之年了。不知此生还能否见到他。
转眼，到了高二第二学期，这是我中学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了。那时，毕业后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回乡参加农业劳动。恰在这时，学校又有了新花样儿——四个班重新划分，改为写作班、会计班、电工班和农机班。学校做了一番动员，让学生们根据爱好报班。我喜欢写作，自然入了写作班。班虽然如此划分，但主体课程并没有什么变化。我所在的写作班仍然学习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只不过语文课多了两节。
既然成了写作班，学生们便不想学习数学了，个别同学干脆连作业也不做了。数学老师嫌同学们不做作业，在课堂上发起火来：“就算写作班，毕业后也不能天天写通讯啊！数学也还是有用的啊！这作业也得做啊！”然而，这话毫无说服力，同学们知道，毕业后就是回乡当农民，数学是用不上的。大环境乱了，即使老师想好好教，也是徒劳无益。写作班里有许多写作迷，大家不停地写，也互相交流所写的东西。那段时间，我读了好多课外书，也写了好多自认为是诗歌、散文和小说的文字。
农历1974年底，正是寒冬腊月的时候，我高中毕业了，我的中学时代结束了。两年之后，也就是1977年，邓小平复出，高考恢复。那年，大学招生和中专招生是分开进行的，考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任选一种。看看高中课本，似曾相识，但又迷迷糊糊；再看初中课本，印象颇为深刻，觉得颇为简单。于是，我决定报考中专。1978年3月初，我如愿以偿地到河北正定师范学校求学，读了文科。毕业后，当了中学语文老师。
感谢我初中的那些水平不高但特别敬业的老师们，他们多为高中刚毕业的青年人，没有受过科班训练。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倾心付出，我才学会了初中的课程，才得以在后来的中专招生中胜出，由一个农民成为中学语文老师。感谢闫德瑞先生对我的种种帮助，正是因为他的指引，我才爱上了写作，才有了后来的一点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