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师范的老师们

   　1978年3月至1979年11月，我在河北正定师范学校求学，有多位老师让我终生难忘。下边，说说其中的几位。

                                         周建民老师

1978年3月，我到正定师范学校读书，正定县的周健民老师教作品分析课，并担任班主任，。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一个学期，但他却是我终生难忘的老师。

我不会讲普通话，每逢我开口，有的同学瞪着眼直笑，有的模仿我说话，更有的朝我嚷道：“你说的是啥呀！”在这种情况下，我真有点儿噤若寒蝉了。一次，周老师与我交谈，他耐心地听我讲话，竭力弄清我的意思。我不无自卑地说：“平山话不好听。”周老师微笑着，说：“听惯了一样。”

“听惯了一样。”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却给了我巨大的鼓励，巨大的温暖。周老师，听了你的话，我觉得你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慈祥，心中的感激真是难以形容。直到现在，每想起这句话，我心里都是热乎乎的。

当年，正定师范的教室都是平房，也很破旧。我们的教室，后门关不紧，也没有插销。有一天，起了大风，沙尘弥漫，昏天昏地。正上着课，后门“哐当”一声大开，狂风挟着沙尘，猛地扑进教室，书桌上，人们身上，落满了沙尘。一节课，这样的情景出现了两三次。

第二天早晨，我离开教室晚些。出门不久，便碰到周老师，他手里提着一把小锤子，笑眯眯地打着招呼，嘱咐我快点儿去吃早饭。走了一段路，我扭回头，看见周老师在教室后门口鼓捣什么。

周老师干什么呢？吃过早饭，我带着这个疑问，早早地来到教室。一推后门，紧紧的，明显地与往日不同。仔细一看，发现门框上有了变化：4个小钉固定了一小块方形的木片儿，中间钉了一枚图钉。我恍然大悟，关上门，又推开，又关上，又推开，反复体会这种变化的妙处。

此后，不管刮多大的风，都没有出现过风沙破门而进的情景。

周老师的课分析透彻，条理清楚，一板一眼，十分严谨，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课。每上作品分析课，他的板书都满满当当，整整齐齐，每个字方方正正，一笔一画，没有一丝马虎的地方。他上课有个习惯，每节课，总留下几分钟的时间，让同学们消化一下所讲的内容。同学们看书，看笔记，他利用这几分钟的时间，拿起板擦，不紧不慢地擦起黑板来，直到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

一天，两天，许多天过去了，他总是这样。同学们不忍心，劝他别擦了，他微微一笑，说：“没事儿，我顺便擦一下，同学们下课后可多休息两分钟。”就这样，他把擦黑板一直坚持到期末。几个月如一日，那是怎样的不易呀！我读书多年，从未见过这样的老师！

还有一件事，周老师让我终生难忘，我后来的为人处事，也深受他的影响。

学校有农场，种着菜，校院里也有一些菜地，有时，学校要分给每个班一些劳动任务。一次，轮到我们班参加劳动了，出发前，周老师讲了一番话，其中有这样的内容：“同学们，到了农场，要听从工人师傅的指挥，要尊敬师傅。以后，不管走到什么地方，要跟做服务工作的同志搞好关系，门岗也好，炊事员也好，人家都是为咱服务的，咱得尊敬人家。关系搞好了，人家高兴，咱也沾光，何乐而不为呢？千万不能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对人家不尊重。”

在农场劳动时，有位五十来岁、个子很高的师傅谈起周老师，他说：“周老师是个好人，一点儿架子也没有。每回见了面，总是笑眯眯地跟咱打招呼，还给咱递烟，跟别的老师就是不一样！”

1978年8月，周老师调到省教委去了。此后，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但我一直记着他，感激他，他是我终生难忘的老师。

                                                   胡鹏图老师

周建民老师调走后，井陉县的胡鹏图老师接任作品分析课，我和他来往较多，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忘不了他。

因为一篇作文受到他的表扬，我对他亲近起来，常常问他这问他那，有时，也拿上刚刚写出的作文让他指点。他知识渊博，特别健谈，也极为和蔼，极为热情，每次都让我满意而归。

一次，我在阅览室的杂志上得知散文家秦牧写了一本《艺海拾贝》，是谈语言运用的。我极想阅读此书，但在图书馆借了几次都借不到。那时，学生是不能直接到图书馆借书的，想借什么书，在纸条儿上写上书名，交给班里的图书委员，再统一借阅。我一连写了几次《艺海拾贝》，但借来的都是别的书。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找胡老师说了此事。他说：“我去给你借，这是一本好书。”第二天，他把书给了我，说：“慢慢看吧，几时看完了再还给我。”我翻开书，一看便入迷。看到精彩处，我拿出笔记本，一字一字地抄起来，抄了好多。多年后，我还保存着那个笔记本。此书在八十年代初再版了，我买了一本，又津津有味地读了一遍。胡老师借来的书，我记不清读了几周，终于读完了，赶紧还给了他。

在作品分析课上，胡老师讲了契诃夫的《变色龙》。我见注释上有“选自《契诃夫小说选》，汝龙译”，便迫不及待地想阅读此书。借了几次，仍然像上次那样。无奈之下，只好又去麻烦胡老师。他笑着说：“行！我去给你借，好好读一下。契诃夫是世界短篇小说三大巨匠之一，他的小说值得精读。”第二天，他把书给了我。此书，我一看数周，其中的《凡卡》《装在套子里的人》等篇目，我读了好几遍。

1979年8月，我到平山县塔崖中学实习。那时，粮油关系还在正定师范学校，由学校转给教育局，再转给学生。我把粮票和油票交给了学校管理员，他把油票退给我，说：“你这油票是1978年的，不能用。”这可怎么办呢？我想起胡老师，便写了一封信，把油票寄给他，让他帮忙换成1979年的。不久，我收到胡老师用毛笔写的信，里边夹着我寄去的油票。他告诉我：收到来信第二天，便去找学校问了此事，答复说，1978年的油票能用，你跟学校管理员解释一下。我把油票再次交给管理员，说明了情况，此事便这么解决了。要不是胡老师帮忙，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呢。

1985年秋，我考入石家庄师专中文系读书。那时，师专还在“五七路”，离正定师范学校不远。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去看望胡老师。听说我考上师专，胡老师极为高兴，说：“真好！这可不容易！趁着年轻，多学点东西。”他问起我的写作情况，我如实作了汇报。他高兴地鼓励我：“接着写下去，总有发表的时候。写作这事情，不能怕失败。”中午，他炒了四个菜，让我喝了酒。

胡老师，我永远记着你，永远感激你！你写给我的毛笔信，我一直珍藏着。

                                                 李嘉图老师

学校开了一门课叫政治经济学，任教者是李嘉图。这不是他的真名，是同学们给他起的绰号，真名我早已忘记了。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李嘉图”是个外国经济学家，名气很大。有几节课，李嘉图大讲特讲这位外国佬儿，不管是言辞，还是表情，都显出他对此人的赞赏、钦佩。“李嘉图”这三个字在他的课上出现得太频繁了，课后，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李嘉图”。此后，凡是提起他，都说“李嘉图”，谁也不提他的真名了。

李嘉图是个高个儿，胖瘦适中，长条儿脸，皮肤黝黑，一双大眼炯炯有神，脸上表情极为丰富，也有点儿夸张。他口才极好，一上讲台便侃侃而谈，讲得极为流畅，也很少看讲义。有时，讲得同学们大笑起来，可他还是那个样子。同学们给他起绰号的事，不知他后来知道了没有，即使知道了，也不会生气吧。平心而论，他知识渊博，课也讲得好，是颇受同学们欢迎的。可因为一件事，我对他有点儿看法，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我越来越觉得他的做法欠妥。

有一次上课，他进了教室，身后跟着一个小伙子，搬着一把椅子。他上了讲台，小伙子关上门，把椅子放在两行课桌中间，可他没有坐，而是走到门口，站在那儿。李嘉图扫了大家一眼，说：“河北师大来了一个实习生，叫李润秋，今天给大家上课。”随后，他在黑板上写出“李润秋”三个字，走下讲台，坐到椅子上。大家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

小伙子走上讲台，挺沉稳的，看不出实习生的紧张。他说：“先更正一下，我姓名中的‘秋’应改为地球的‘球’。” 边说边拿起板擦，擦去“秋”，又放下板擦，拿起粉笔，写上了“球”。当时，我觉得好奇，为什么用这个“球”呢？“秋”字多好啊！李润球开始讲课，我也就顾不上好奇了。他讲得很有条理，表达也很清楚。依我看来，还是可以的，只是不如李嘉图讲得生动。

突然，李嘉图站起身来，走向讲台，对李润球说：“你先下去，我讲讲这个问题。”李润球走下讲台，又站到原先的位置；李嘉图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不知讲了多长时间，他停下来，对李润球说：“你还接着讲！”然而，时间不长，下课铃响了，他只好停下来。

课后，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姜还是老的辣！李嘉图就是讲得好！讲得清楚！讲得生动！”有的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就看出高下了。”有的同学在入学之前当过民办教师，对教师这一职业是有所了解的，他们为那个实习生鸣不平，对李嘉图的做法提出批评：“李嘉图有点儿不厚道，人家跟着他实习，应该让人家完完整整地上完一节课嘛，有什么意见下课后再说，哪能中途把人家赶下讲台自己去讲呢！这太叫人家没面子了！”

我不知道李嘉图是怎么想的，是见实习生讲不清楚而着急，还是想借此机会显示自己技高一筹？可他想过实习生的感受没有？要是他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实习生，就不会那么做了吧。说话也好，做事也好，都应该考虑他人感受，为他人着想一下，不能只图自己痛快。

                                                  郭俊生老师

周建民老师调走后，束鹿县的郭俊生老师接任班主任。他担任美术课，每周两节。我跟他交往不多，但因为一件小事，我对他终生难忘，也非常感激他。

课外活动时间，我到校门口去，碰见上作品分析课的胡鹏图老师。他说：“收发室有你一个邮件，是河北人民出版社来的。班主任郭老师拿走了，你找他拿吧。估计是清样。”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清样”，但我知道，那个邮件是河北人民出版社连环画组的退稿。在此之前，我多次把他人的小说改编成连环画脚本，但一次也没有成功，只收到退稿和稿纸，还有一封铅印的退稿信：“曹同志：来搞已阅，不拟采用……”

我找到郭老师，他递给我一个16开、牛皮纸的大信封，又热情地招呼我坐下歇会儿。他笑着说：“你喜欢写作，这很好，一个人就得有个追求。”随后，他谈起他的一个同学：我有个高中同学姓程，起了个笔名叫王和合，也就是把他的姓拆成‘王’与‘和’，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那个‘程’字。他在报刊上发表了好多文章，他跟我说过，写作这事，没有窍门儿，就是多读多写，读得多了，写得多了，慢慢地就会写了。说完他同学的事，郭老师又鼓励我：“写作不能怕失败，好多人就是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才走向成功的。以后，你就多多地写吧，我祝愿你成功。”

告辞了郭老师，在回宿舍的路上，我拆开了那个大信封，掏出退稿信看了一眼，又赶紧装进去，生怕有人看见。在高中读书时，班主任出于好奇，曾经拆了我的信件，可郭老师没有。郭老师也想知道里边的东西吧，可我怕他笑话，没有当他的面拆开。

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感激郭老师对我的鼓励，也感激他没有拆开我的信件，感激他没有追问里边的东西，否则，我会难堪的，会无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个洞，一头钻进去。稿子不成功，我自卑、害羞……现在想来，郭老师是不会笑话我的，可我当时，就是怕他笑话，就是不想让他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