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吉魁老师

1985年9月至1987年7月，我在石家庄师专中文系教师进修班读书，高吉魁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当时，我对他的宽容和忍让颇有意见，甚至，我觉得他有点儿窝囊。如今，我理解了他，他是对的。

班里有43位同学，30位是参加成人高考录取的，其余的都是各单位出钱送的进修生。前者发毕业证，后者发结业证。同学们的年龄参差不齐，大的42岁，小的20来岁，许多同学比高老师还大。大家心知肚明，也就是熬够时间拿个大专文凭而已，学多少东西是次要的。这么一个班级，又多是拖家带口的学生，其管理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有的学生，星期四下午回家，下周二傍晚才来，到星期五又走了，连假也不请。高老师生了气，在班里三令五申，要求大家遵守纪律，好自为之，别闹得不像话。不管怎么强调，总有人不当一回事儿。有个元氏县的刘同学，一走十来天，走时不吭声，来后不说明。高老师气得不行，到班里发了一番火，那火从未有过地大。同学们也觉得刘同学太不像话了，该处理一下了，可高老师发过火之后，又什么事也没有了。在宿舍里，大家议论纷纷，这个说：“光发火有什么用呢？杀一儆百，看谁还敢这样？”那个说：“有校规校纪在那儿放着，把他交到系里去，让系里处理得了。”另一个说：“处理一个，以后的事儿也就好办了，也就不用发火了。”我觉得高老师太宽容了，太忍让了，简直有点儿窝囊了，但这话没有说出口，只是心里想。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要是高老师稍微强硬一点儿，刘同学敢那样吗？高老师一味忍让，有些人便得寸进尺，甚至，便不把高老师放在眼里了。

高老师担任中学语文教材教法课，这是一门比较枯燥的课，但高老师能上得大伙儿愿意听，这是很不容易的。平心而论，高老师备课很下功夫，上课特别认真，内容充实，逻辑性强，绝对没用糊弄同学们的时候。正因为他的认真、不糊弄，才在上课时发了一次火，弄得同学们极为尴尬。在上课时发火，那是仅有的一次。

师专的作息时间，名为12点吃午饭，可11点半，学生们便涌到餐厅，食堂便开始卖饭。要是等到12点再去，好饭好菜没有了，也凉了。夏天还好些，要是寒冬腊月，那就叫人受不了啦。绝大多数老师，要是自己的课排在上午第三、四节，便尽量打紧时间，把该讲的东西早点儿讲完，然后，一到11点半便准时“下课”，同学们赶紧跑回宿舍，拿上饭盆，跑向食堂，争取打点儿可口的、热乎乎的饭菜。其实，大学的课，多讲一点儿少讲一点儿，本无多大的关系，又不是中学，有中考、高考的升学率压着。老师们都知道这一点儿，便不在讲多讲少上较真。有个老师，到了11点半，即使还未讲到一个段落，也毫不犹豫地说：“下课。”校方知道这种情况，也听之任之，根本无人管这鸡毛蒜皮的事。一次，高老师上第三、四节课。将近11点半了，他仍然讲得上劲儿，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同学们虽然着急，但碍于情面，只能耐心地苦等，盼他早点儿下课。然而，11点40分了，他仍然在讲，且劲头十足。同学们着急了，都合上书，收起笔，准备撤退，教室里出现了明显的骚动，也有了说话的声音。高老师正讲在劲头上，哪能容忍这种状态？他“噔噔噔”走向门口，把门“咣”的一声打开，声色俱厉地喊道：“谁不想听了，马上离开！”他这么一变脸，教室里即刻鸦雀无声，仿佛掉根针也能听得见。高老师见大家安静了，又声音洪亮地讲起来，硬是讲到了12点整。同学们气呼呼地、懒洋洋地回到宿舍，又慢腾腾地走向食堂。大家吃着挑剩的、凉透的饭菜，心里恨着高老师。有人说：“这老高，可真是高！硬是讲到了12点！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高老师虽然朝同学们发火，可对同学们还是非常关心的，同学们和他的关系也挺好。到了周六晚上，同学们便一起涌到他家看电视。一次，去的人格外多，座位不够了，便坐在床沿上看。突然，“嘎嘣”一声，铁管床的焊接处断了，连人带床砸到地上。大家满脸歉意，不知所措，高老师一个劲儿地安慰大家：“没事儿，没事儿。”众人一齐动手，找来几块砖头，帮高老师把床支了起来，先凑合着睡觉。尽管碰上那样的窝心事，高老师连句埋怨的话也没说。

2017年秋，在同学们毕业三十周年之际，几位热情的同学经过一番联络，同学们在微信上建了一个“大班群”，又回到了高老师麾下。大家纷纷和高老师打招呼，热情地问他近况，祝他生活幸福，身体健康。高老师十分高兴，跟大家说这说那。那位元氏县的刘同学，给高老师写了老长一段话，对他当年的宽容表示感谢，也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表示歉意。高老师回复：“区区小事，不足挂齿。老师宽容学生，理所应当。”

直到此刻，我才理解了高老师，觉得他是对的。要是高老师不那样，把刘同学的劣迹报到系里，系里再报到学校，学校再按有关规定处理了刘同学，那他的前程岂不毁了？高老师忍一时之气，宽容了刘同学，让他顺利毕业，正显出他的厚道和善良，也显出他的能撑船的肚量。高老师带那样一个特殊的班级，就得那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