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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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最后一天，一口气读完《不朽的丰碑〈白鹿原〉》，这是何启治和叶梅柯两位先生，在病毒围堵城市角角落落，老少均有被感染的危险情况下，亲自邮寄的，想想都后怕。我与二老这份情谊来自作家赵凯，这种情有多珍贵就有多珍惜。读这本书的整个过程，手里没离开过笔，随时点点圈圈，一本书读完，读后感慨如一曲天籁，余音久久低回，情绪也久久翻涌着波涛。
对于《白鹿原》，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没有资格点评太多。但我始终把《白鹿原》蕴含的文化信息与《神秘九寨沟》源源不绝的神奇内蕴连在一起。尤其这次阅读何老《不朽的丰碑〈白鹿原〉》，我更确认，九寨沟探寻不完的大自然宝藏与一部文学巨著的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处。九寨沟的瑰丽和神奇、沧桑和神秘，皆为山水之灵、花草树木之内蕴。当然这些只是表面，大自然真正的伟大在于鬼斧神工的山体里，岩浆是如何爆发出的炙热，还有嶙峋山谷里流淌的清泠气韵。这些的发现需要与大自然能通灵的人，他们能听到四季交叠的声音，能感觉到山水树木的情绪。所以发现、挖掘、诠释的人就是与之通灵的人。“通灵”也许有人会说是神论，可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能灵魂相通的人，都是通灵人，不单单指异界。其实，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不同种类的生物拥有不同种类的灵魂。我们人类是一个拥有欲望和思辨能力的灵魂。
关于《白鹿原》这本书，我认为作为《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和责任编辑之一的何启治先生与作者陈忠实，进行了20年马拉松似的艰辛跋涉和跟跑，这其间跨越两个年代，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学艺术界、身份和地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有的甚至物是人非，毕竟人生没有几个20年。而何启治先生对作者的关注和鼓励却始终如一，经历了灵魂诠释灵魂的长跑20年。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得遇这样的编辑老师是何其幸也。最重要的是，何启治先生对作者的信任和了解，好像作者就是神秘美丽的九寨沟，而何启治先生则是那位与大自然通灵的人，发现地表之下的炙热和深谷清泠的气韵。在别人眼里看到的是远山近水，而在通灵人的眼里、心里都是内质的光芒在隐隐闪烁。这些光芒，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发现。这种发现能让群山肃立，天地寂然。能让经历大孤独和大挣扎之后的作者，有飞蛾扑火般的决定，这种决定来自一份大信任，这种信任来自作者与编辑20年的心灵相通。比如这本书中有陈忠实这样一段话“在作家协会招待所的客房里，我只是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交给他们，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还有“绝然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第二十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别人读这两段文字感觉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确实泪流流满，我理解陈忠实内心那种渴望又恐惧的情绪，在矛盾中纠缠继而爆发的感觉，这其中包括信任、期盼和如释重负，这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心理过程，就算有信任，但如果没有编辑对作品的深度理解和不偏不倚的认知，那么再好的作品，也会成为夭折的天使。
值得欣慰的是“《白鹿原》在《当代》经洪清波、常振家、何启治、朱盛昌依次审稿并写下一致肯定的审稿意见，又在当代文学一编辑室经三位责任编辑（刘会军、高贤均、何启治）的三审后获得一致通过。”从而《白鹿原》连载于《当代》杂志（1992年第六期和1993年一期）
这本书中反复出现何启治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在编辑生涯中能遇到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的确是我的幸运，当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幸运。”事实上，作者陈忠实才是最幸运的，遇上苦等他20年的编辑。20年我想就是等待初恋情人也该放弃了，何况还不是。
在何启治先生四十年的编辑生涯中，如果遇到陈忠实和《白鹿原》是偶然或者是幸运，那么张炜的《古船》就不能用幸运来解释了，这足以反映出一位职业编辑的远见卓识。
人间都是平常路，能走出不平凡人生的，都是敢于发现、勇于发现并为此全力以赴的人。本书中收录了残疾作家赵凯与何启治先生的访谈录《文学依然神圣》。赵凯因为1992年，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载《白鹿原》而不过瘾，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求购一本《白鹿原》。因为读书有感，渴望交流，那时瘫痪五年的赵凯想到给何启治先生写信，没想到居然收到何启治先生的亲笔回信。这封信在当时无疑是赵凯看到了黑夜里划过的一道强光，照亮了他未来的人生。我是熟悉赵凯的，他当时的困境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表达的。访谈中，赵凯问过何启治先生，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那么忙怎么能给一个残疾青年回信呢？
何启治先生回答简单，他说：你是弱势群体里的一个啊。我们搞文学的人，都强调文学的人性化，要特别关注弱者，能帮的尽量帮。然后赵凯又提到陕西残疾作家贺绪林，赵凯写道，何启治先生当时为了鼓励和帮助这位作家，从北京坐火车然后倒客车，再步行十多里路，一路辗转，一路风尘，找到作者家。当赵凯问何启治先生为什么这样做时，何启治先生说：“因为你和他一样，都是因为追求文学而改变了命运。”如果说，尽心竭力扶持名著是何启治先生的工作职责，那么对这些默默无闻作者的帮助，而且如此淡然，又该如何理解呢？我个人以为，这是人格的魅力，而且毫不夸张地说，这种魅力彻底改变了赵凯的命运。因为何启治先生在退休后，觉得继续关照居住在辽宁农村的赵凯有点鞭长莫及，便联系了好友，当时是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的刘兆林先生，请他就近帮忙关照。
此后刘兆林先生不负老友所托，不但在文学上鼓励赵凯，在生活上也为赵凯多方奔走，联系医院，免费置换人工关节，让瘫痪十八年的赵凯重新站立起来，重新学会走路。而且赵凯这一走，就走出村庄，走进都市，也走上作家之路。如果说陈忠实、张炜等作家是作品和个人潜力打动了何启治先生，那么赵凯和贺绪林这样的作家在当时不只是默默无闻，何启治先生却倾其所能地帮助他们，这便不是职业操守问题，而是人性人格上的高贵。至少他是没有一点点私心的。
我不知道现在人文社发稿流程和扶持作者是否一如当年。因为在何启治先生这部书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编辑的职业操守和纯净的人格魅力，我由衷地敬畏。并且被那时的编辑与作者“共荣辱 同进退”的精神深深打动。书中提到当《白鹿原》在评论界掀起大波动时，负面声音也是不绝于耳，书里也有引用那些负面的声音，我不想重复。但当时作为《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和责任编辑之一何启治先生，非常自信和客观地阐述了《白鹿原》的深度内涵，他说：“陈忠实就把这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生活浓缩地化为渭河平原上白鹿原这个村镇里，白鹿家族两代子孙的矛盾纠葛和恩恩怨怨：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血雨腥风，剑拔弩张，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战栗。在作者精心结构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振聋发聩的人生活剧”何启治先生已经走进作者的内心，与作者灵魂相通，深刻灵魂的对接轰鸣与共才敢这样发声，尤其白鹿原从出版到获奖经历了很多曲折。何启治先生说，十年后直到今天才能比较从容地、坦然自信地来回顾《白鹿原》，这句话足以体现在当时情况下力挺一部作品的压力和勇气有多大，需要的先知卓见有多远，我也是细读了这本书才知道的。尤其细读了陈忠实写给何启治先生的23封信，这23封信从1974年到2010年，36年的跨越，作者的成长心路和作品成长的历程还有渴望，透过纸背，也能见到斑斑痕迹。有意思的是，作者给何启治先生写了23封信，而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评议，从1995年启动到1997年12月19日揭晓，居然也历经23人专家审读小组的艰苦努力、反复磋商，而终于有了结果，陈忠实的《白鹿原》名列其中。
“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爱戴、拥护、崇仰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堪称为“大书”的优秀作品,而不知呵护、赞赏和热爱的民族，也同样是可悲的。”《白鹿原》当时也受到压制，“幸而，想为难甚至压制《白鹿原》的毕竟是很少数人。” 而且有人文社这支强有力的团队支撑，《白鹿原》的命运总算有惊无险。
在这本书里，我看到陈忠实从未写过长篇创作到成功完成一部著作的过程，最直接的感触就是，不是作者单一的执着和坚持就能成就一部作品的，其中编辑的鼓励和支持乃至长久的耐心，更是这部作品或这个作者成就的原动力。
作为《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和责任编辑之一的何启治先生，在这本书中一直说作为《白鹿原》的编辑者，他是幸运的。但是我在这种强调的语气中，深深感觉到一种力量和信任。不是编辑幸运，作者也是幸运的。两种幸运碰触一起的时候，一部《白鹿原》横空问世，便是一种必然了。何启治先生跨越20年去陪伴一位作者的成熟和成长，如果非得用友谊诠释，那就是伟大的友谊。
人生别说20年，就是三年，都会发生人所未知的变化。而何启治先生20年中一直做着一件事，鼓励支持一位作家写中篇、攻长篇，真想象不出这种信任来自何方？于我来说，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灵魂相通，灵魂共振，何启治先生能感知陈忠实灵魂里涌动着一个强大的创作磁场，所以他坚信陈忠实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卷。
这部书中，我第一次知道一部作品诞生的程序有多繁琐，其间经历多少曲折，同时也对一些编辑的工作及精神素养有了更高一层的认知，这种认知是敬畏。我不知道现在的编辑，包括《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和一些省级名刊，编辑选作品，是否还走着《白鹿原》的这种刊登程序，是否坚持神圣职业操守的路线。但我清楚地感觉到那时编辑对作品和作者的爱护，由心而发。这部书里赵凯有句话说：“编辑是作者的保姆”，从作品孕育到出生，每一步的成长和完成，编辑都像呵护婴儿一样，保持耐力和信心去一路扶持。
一部文学巨著的诞生，就像我们面对神秘而美丽的大自然，大家可能看到的是它表面美，而总有一些人要把思维延伸到美丽的背后，捕获不为人知的内蕴。因为一部好的作品，无疑就是一个开发不尽的艺术宝藏。就像职业编辑对作品的关注点，就是通过作品本身挖掘艺术神秘而美丽的内涵。这是一种灵魂上的发现，是一种通灵性的发现。何启治先生和人文社编辑对《白鹿原》《古船》都有着这样的通灵感。这些著作的推出，已经不能用偶然或者幸运来诠释，这是编辑们让后世观瞻的审美高度所在，也是艺术灵魂和思想格局的深度体现。说明他们本身对艺术就潜藏暗涌着最灵动的触角，有着超越于常人的敏感度。当然，这种独具慧眼也是学识和知识的积累，还有对艺术的崇高追求。这么多年，如果何启治先生不是编辑，那么他肯定也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产高质作家。陈忠实在给何启治先生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你本来可以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的，不仅仅是报告文学，然而却把精力倾注在如我一般的众多的作者的作品上去了，应该算是一种伟大的牺牲精神了”。还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我现在翻看当初给您看的那一篇底稿，自己都觉得无法看，而你从中看到了主要之点，而终于促使了这部稿子的发表”。读到这段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想法，如果这辈子，我遇到这样的编辑，我会对他磕头的。因为他对作者的了解，已经远远胜过作者对自身的了解。
陈忠实说：“我终于把握住了属于自己的思想。我在迈近50岁的时候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何启治先生说：“忠实是文学献身的殉道者牺牲者。他为真正的文学耗尽了心血。还不到60岁就煎熬得满脸沧桑，满脸深壑纵横。”读到这句的时候，我有点想哭的感觉，何启治先生居然如此懂得一个作者心力交疲的状态。这种理解有那种心贴心，灵魂碰在一起的熨帖感。
本部书中，有叶梅柯老师一篇《自古青山遮不住》，这篇对陈忠实的《初夏》发表前后经历的一些过程，介绍得比较详细。其中有这样一段“陈忠实先生是以复杂的心情修改《初夏》，承受了一次非常困难的修改过程……这自然也有何启治的鼓励。”事实上，《初夏》的成功，何启治鼓励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而且叶梅柯老师详细介绍了何启治先生与陈忠实交往的细节末节，从中不难发现两人的友谊早已经脱离编辑与作者的范围，两个在用心交流，用灵魂对话。包括何启治先生在尘封多年的纸箱里又发现六封信时的那种意外和惊喜、竟然如老友重逢。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从中体会到何启治先生与叶梅柯老师的那种相濡以沫，相知相惜的情感，因为她是唯一读懂何启治先生见信如见老友激动难抑的人。人生有伴如此，共同编辑文学经典，共同创作文学高峰，在时间与空间中，擦出日子里迷人火花，然后彼此莞尔，是何其幸也。
最后，借亚里士多德一句话：“我们应该庆幸现在还拥有着手脚，而不是为明天的折断而悲伤。”走在文学路上的人，都有一个文学梦，能遇上何启治先生这样编辑的机会几乎为零，创作路上作品夭折应该是家常便饭，但真的不能悲伤，因为除了文学，我们还有手有脚创造活着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