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我要告他

“我要告他！”

“抗疫”宅家，除了亲人朋友的问候和衔接工作上的事情，我的电话几乎处于静默状态。

在电话里气哼哼说要告人家的，是我的同乡好友侯超，侯超要告的，也是我的同乡好友，罗越。

事情难办了。

这次，你拦我也没用！侯超依然火气很旺的说，没有他这样做生意的，平常往来，中规中矩；一遇大灾大难，就掉链子、耍手段，不讲诚信！居然不将蔬菜卖给我了，说没货！他今年种的几千亩莴笋和花菜，去哪里了？叫我怎么给我的客户交待？我面对的可是几千家人，几万张嘴啊！

我劝他先稳定情绪，消消火，给客户做好解释工作，待我问问情况，再说。

还得先说说旧事。

我、侯超、罗越，是同乡，同龄，同学，老家是同一个村、同一个村民小组。我们从小学到中学，都在一个班。是当年大家眼里公认的“铁三角”。那些年，连我们的理想都惊人的相似：侯超的理想是当养猪大户，小时候，他家里条件相对差些，平常吃猪肉难于上青天；罗越则想买一部手扶式拖拉机开，东家请西家喊的，过上每天桌儿上桌儿下的好日子；而我则打算在街上摆一个炸油勺的小摊摊，等我毕业那天，请婆婆给我编制一个篾条加黄泥的移动柴火灶，地点都选在了老家场头的小桥上。我们当年的理想，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相对于其他同学当科学家、教师、警察的理想，确实拿不上桌面。

嘲笑也是动力。我们三人的学习成绩却一直保持在班级前列，罗越后来考上了省内的一所农校，侯超考上了省外的一所商贸学院，而我的专业，却是会计。

人心不死就折腾。多年后，罗越辞去了乡农技站的工作，自己承包了成都郊区的土地种蔬菜；侯超压根儿就没去什么单位上班，一直自己在重庆做生意；而我，一直在新闻、文艺单位晃来晃去，从乡镇到县上，从县上到市上，十多年前又来到了成都。

后来，在我的倡议下，罗越和侯超联手打造了一条产销链——罗越生产出的蔬菜，大多直接销往了侯超在重庆打造的社区销售网络。多年来，大家联手挣钱，合作非常愉快。

疫情期间，突然卡壳。我毫不客气地打电话责问罗越，并要求他马上赶到我家，说说到底什么情况。

罗越在电话里不紧不慢地说，这事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等疫情过后，再说吧，我这会儿确实正忙着呢。

我对罗越的态度很是不满。

我如实将情况告知了侯超。侯超在电话里气得只差骂娘了，他说，几千家人、几万张嘴啊，我去哪里弄那么多蔬菜给人家？完了，这一次是彻底完了！我要告他，立刻、马上！

我大声打断了他的吼叫。我说，过年过节的，你能不能想点好的？先静下心来，联系一下你其他的蔬菜供应商，先想法把这个缺口补上。这个链条断不得！我顿了顿说，明天，明天一早，我就去罗越的菜园子找他！

侯超嗯了一声。好一阵后，他才说，我先联系商家补上我这边的供应缺口，你就是冒死也要去帮我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阴谋！

我再次给罗越打去电话，说我明天一早去他的菜园子找他，罗越说，别去，去了我也不在家。后面我再给你们细谈吧，便挂断了电话。

我对罗越的态度更加不满！我不知如何回复侯超。

媒体在灾难时期的作用不可低估，这段时间，我家的电视几乎没有关过。看完那条新闻，我摇摇头笑了，这小子，有种！

第二天一早，我便打电话给侯超。还没等我开口，侯超说，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这个坏东西，他也该事先给我们通个气啊，真是服了他！

那条新闻是这样的：新闻画面里，一辆装满蔬菜的川A牌照的大型货车，停靠在武汉的一家大型超市门口，有工人正从车上卸货。记者说，我身边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昨天一早从成都运来自己农场种植的10万斤蔬菜，全部捐给了武汉人民，这种川鄂一家亲的精神，感动着我们。新闻里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侧面对着镜头说：十多年前，在我们遭遇震灾时，武汉人民倾情援助；今天，武汉人民被疫情所困，我拿不出别的，我只能将农场里这一季种的所有蔬菜，一苗不剩的捐给武汉人民。

尽管他戴着帽子和口罩，但从他那蹩脚的、熟悉得再也熟悉不过的“川普”里，我们一下子就知道了他是谁！

（载《华西都市报》《精短小说》，《微型小说选刊》2020年6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