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面挺

一天，我到饭店就餐，临散席时，要上主食。这是我们山西人去饭店的就餐习惯。于是，食友们议论起要上的主食。这个说，上碗西红柿鸡蛋面吧；那个说，上碗肉炒面吧；又一个说，还是上碗清汤面吧。这些主食都是以小麦粉为食材的，是就餐的人普遍要点的主食种类。就在这时，一食友一反常态，提出要吃红面剔尖。我是最反对吃红面的，当即就反驳起来，到饭店还吃这个烂饭？要吃就吃白面面条！但我却遭到了众人的笑话，他们都指责我落伍，说现在吃红面是时尚了。于是，服务员综合了大家的建议，为每个人上了一碗红面剔尖，也就是我们老家所说的“杂面挺”。

记得在五十年前，也就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十来岁的毛头小子，正在老家的学校里上小学。那个时代的农村，家家户户每天的午饭都是雷打不动的红面剔尖，这种饭口感粗糙，难以下咽，是谁都不想吃的午饭种类。但在那个温饱尚未解决的年代，若农田中种了小麦，就填不饱肚子，肯定是要挨饿的。于是，在农田里大多种了高粱。这样，红面剔尖就成了老乡们天天要吃的午饭。但红面很难吃，尤其是靠天天吃红面度日，就成了我们最反感却又无法改变的饮食，甚至产生了度日如年的厌恶感。

在课余时间，我和同学们聊起了午饭。我说，你家今天中午要吃啥饭了？同学说，能吃个啥了？还不是杂面挺！语气激越，满脸都是嫌弃和无奈。在我们晋中这一带，尤其是农村，都管红面叫杂面，红面剔尖就叫成了杂面挺，也许这是方言的缘故，把“杂面条”说成了“杂面挺”，也许这是因为红面中加了有黏性的东西，面条似乎都挺了起来，把“杂面条”就都说成了“杂面挺”，反正我们都这样叫。在那个经济不发达的集体管理时代，粮食够吃就不错了，哪能允许人们去挑食呢！那时，白面是的稀罕物，只有在过节或待客时，才能吃到。那时的农民都很自卑，似乎比市民都低了一等，都以“受苦人”自称，而且对生活、工作上的期待也很低。他们吃着红面，心里就不好受，但嘴里却像鲁迅小说中的阿Q一样，来一个精神胜利法进行自我安慰——一个受苦人，还想吃个啥了？这样一反问，似乎也就缓解了吃杂面挺的不悦情绪。

在做又脏又累的活儿时，老乡们也是这般去反问：一个受苦人，还能干个啥了？就得干这种活儿啊！你不干，让谁干呢！当看到城里人穿戴时髦服装或者购买鸡蛋时，羡慕的不得了，也是照样来一句怨气十足却又满带自我安慰的话：人家是工人！咱怎能和人家比呢！这就算找到了只有市民才能过好生活的理由了，自己也就接受了过低等生活的现实。那时，村里人养鸡是为贴补家用的，平时哪舍得吃呢，鸡蛋就是卖给城里人吃的。而且，由于自卑，都管城里人叫工人，那时的工人是一等公民，似乎这样称呼就放对了自己的位置。其实，老乡们这样认可城里人的尊贵和高级，根源都由吃食引起，城里人是吃供应粮的，每个月都能领到一定量的白面，白面是细粮，红面是粗粮。多领了细粮，生活自然就高级了。事实上，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老乡们 穷，而且没有致富的途径。所以，在那个年代，“杂面挺”就成了老乡们的日常午饭，这都是很无奈的事，是他们贫穷的烙印标志。我是农民的儿子，对贫穷烙印的体会自然要深得多。

厌恶吃红面只是那个时代的贫穷标识之一，在各种吃食中，我们那里还有一个更为典型的饭种——菜饭。“菜饭”也是方言的叫法，并不是指菜做的饭，而是城里人口中常说的“和子饭”。那时，农村是要交公粮的，交公粮的实质是农业税的征收方式。由于各级干部在工作上的较劲，粮食产量造假特别严重。他们向上级汇报产量，都很张狂，一直夸报到公粮上交量达到了最大极限。因此，那时的各级干部都在粮食亩产量上大做文章，在诸多的政治口号中，就有了“过黄河、跨长江”之说。但我记不清了，好像那时的粮食亩产达到四百斤就算达“纲要”了，也就是相当于农业工作合格了；粮食亩产量若达到五六百斤，就算是“过黄河”了，这似乎成了其工作炫耀的初级资本；若超过六七百斤，就算是“跨长江”了，那可是最大的一种工作荣耀了。在那种激越的工作环境下，粮食总产量肯定会报得老高老高的。但这样一来，就要多交公粮，公粮一多，自己享用的粮食就所剩无几了。

在这种形势下，老乡们都掰着指头过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为了节约，老乡们还把早饭和晚饭变成了喝稀饭，汤水多了，灌饱肚子所需粮食就少了。不仅如此，老乡们还在减少吃饭顿数上想主意，一到冬天，就由一日三餐改成一日两餐了。这样，早饭和晚饭就指定要喝稀饭了。因此，早晚的稀饭与中午的干饭就都有了较为固定的饭种，菜饭就是其中的一种。但菜饭可稠可稀，稀的，里面根本就没有几粒粮食，喝足菜饭的当时，肚皮是鼓起来了，但不耐饿，人们在大部分时间中，都是饥肠辘辘的，这也是老乡们的一种无奈啊！因此，在我们这里，就有了“菜饭，吃到肚里快转”的说法(“快转”为方言，是“易消化”的意思）。由于菜饭是最普通的早晚饭，在语言交流时，人们就都说得顺了口，成了相互问候的口头禅，一问早晚饭吃什么，都会有一句“菜饭”脱口而出。一次，几个年轻人在一起聊天，当问及春节这天早上，家里吃了什么饭时，一句“菜饭”便脱口而出，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都戏谑地反问那个年轻人，你家过年还吃菜饭？直问得那个年轻人张口结舌，满脸尴尬，恨不得立马钻到地缝里去。

在那个年代，老家除了这些贫穷的吃食标识，还有偷自行车铃铛、抢军帽、到已收获的农田里搜寻漏收果实等趣事、糗事。一次，我与一个曾偷过自行车铃铛的人聊天，当谈及偷自行车铃铛一事时，我问，你当时为啥要偷铃铛了，他说自行车上有铃铛就高级，尤其是有那种双盖旋转的铃铛，就显得特别高级！我又问他一共偷了多少铃铛。他说，早记不清了，现在家里还有半箩筐呢！我说你要那么多铃铛干啥？他说当时是偷习惯了，我们几个年轻人还比赛谁拿的最多呢！抢军帽的也都是这样，抢帽者也是觉得军帽样式新、档次高，戴在头上就威风凛凛。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上中专时，还时常能遇到这种事发生。至于到已收获的农田里去搜寻漏掉的果实，更是普遍，我就到已收获的花生地里翻过漏下的花生，到拉了苗的西瓜苗上摘小西瓜吃。由于篇幅有限，这类尴尬之事，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总之，那都是贫穷给我们这代人留下的硬伤。

食友点了红面剔尖，服务员马上就端上几碗红面剔尖来，我端起一碗细细品味起来，感觉香喷喷的，确实很好吃。在口感上比五十年前的“杂面挺”要好吃得多。食友介绍说，这种红面剔尖并不是过去那种红面加榆皮(为团住散的红面，把榆树皮磨成粉，加入红面中，可增加红面的黏性)的杂面挺，而是在主料食材的细粮、小杂粮中，加入少量的红面，此红面已不同于彼红面了。

散席后，我想，这面食里终归是放了红面的，红面是地地道道的粗粮，怎么加了粗粮，反倒比纯细粮的白面好吃了呢？我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通，看来，这贫穷硬伤确实是严重了，以致在事实面前都不愿放弃过去的观念，看来，我们这代人真的是被贫穷整怕了，这种怕已深入到骨髓之中、意识之中，深入到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曾经受过的苦，是很难忘记的，但愿这种精神之苦，能够从灵魂的深处及早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