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农耕文明

黄河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始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历经新石器时代木石锄耕农业文明、青铜时代金属器锄耕农业文明、铁器时代精耕细作农业文明、机器时代工业化农业文明、计算机时代信息生态农业文明五个阶段，从野蛮的刀耕火种中走了出来，一直发展到当今的信息生态文明。它凝结着祖祖辈辈华夏儿女的睿智和心血，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当今世界文明宝库中的一大瑰宝。

黄河农耕文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的“大”不是一般的大，其内容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涉及农业、水利、畜牧、天象、礼仪、文字等多个方面，作用惠及生活的细枝末节，真可谓是包罗万象。它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孕育了伟大的华夏族，养育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它演绎着全人类的进步，演绎着中华民族地位的不断提升；它对人类的活动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保障。

黄河农耕文明博物馆，位于山西农业大学太谷校区勤学楼一层，是山西农业大学创办的，于2022年9月5日开馆。随着三年新冠疫情防治的解封，从今年开始，它面向社会开放。四月八日和十五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两次进入黄河农耕文明博物馆参观。让我的头脑中，植入了黄河、黄河流域、华夏族等关键词，对黄河农耕文明（即华夏文明）的了解也逐渐加深。在参观前，我只有零星的、轮廓性印象，只有片面、抽象的理解。通过参观，我对它有了较完整的看法，在逻辑上也有了连贯感，基本上进入了具象化的理解层面。

一

黄河农耕文明起源于黄河，发轫于黄土高原，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

在黄河农耕文明博物馆，我看到了逼真的实物展品和照片，看到了让人顿悟的情况介绍，使我对黄河农耕文明逐渐具象化，对它的将来也有了更清晰的判断和预测。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呈“几”字形结构，全长5464公里，横跨我国的第一、第二、第三阶梯，流经北方九省（自治区）后归入渤海。水是生命之源，黄河不仅孕育了生命，也孕育了人类文明。包括黄河农耕文明（即华夏文明）在内的世界四大文明，无一不是起源于河流。巴比伦文明，起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埃及文明，起源于尼罗河；印度文明，起源于印度河；黄河农耕文明，则是起源于黄河。黄河是中华文明之源，在旧石器时代，出现了山西西侯度猿人、陕西蓝田猿人、大荔猿人、山西襄汾丁村早期智人、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晚期智人的活动。在新石器时代，形成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这些文化是黄河文化发展伊始的主要形态，是黄河农耕文明的一个起点。在黄河农耕文明博物馆里，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一幅黄河流域遗址分布图，在这幅以“几”字形黄河为背景的图上，黄河流域点缀了襄汾陶寺遗址、芮城侯西度遗址、临洮马家窑遗址、西安半坡遗址、郑州大河村遗址、泰安大汶口遗址等二十一个人类文明遗址，这些闪光的文明遗址，都是黄河孕育出的巨大成果，是先民们在黄河流域留下的深固印迹。我为这些集中呈现的文明兴奋不已，这是汇集了中华民族早期巨大文明成果的展示，是中华文明早期文化形态的精彩聚会。

在黄河流域，有一个全球唯一的黄土高原。这里是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暖热多雨，春季风沙较多，秋季天气温和，在作物生长期的4月至10月，降水量一般在400—500毫米，非常适宜粟、黍、稷等耐旱作物的生长。这是出现黄河农耕文明的“天时”。黄土高原位于黄河流域的中段，土壤松软，地貌类型复杂多样。这里河流众多，特别是在山西一带，长度在150千米以上的河流就有八条之多，这为农业及其发展提供了充沛的水源。纵横南北的汾河冲刷出一系列串珠式盆地，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这里处在农牧交错地带，处于多个植物带或植物区系的交汇处，植物类型多样，农业生物资源极为丰富，有着“小杂粮王国”的美誉。这些都是孕育黄河农耕文明的“地利”。这一带的先民们睿智而勤劳，对生存环境的改善充满期待。于是，这里就成了孕育黄河农耕文明的福地洞天。

粟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作物，与黍、稻、麦、菽（大豆）合称“五谷”，“五谷丰登”一直是中国农民的热切期盼。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原始人，在树林中采集狗尾草的种子作为食物。当洒落的种子发芽后，人们发现其中一些狗尾草长得特别茁壮，结粒特别多。于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这些种子进行人工种植，并不断筛选，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现在的粟。七、八千年之前，先民们仅能依靠狗尾草的天然变异，后来采用了系统育种的方法，使它彻底脱离了野生群，成为利于种植并优良的粮食品种。粟被驯化后，因其耐旱、耐贫瘠、生长期较短等优点，非常适合旱地种植，因此得到很快推广，为黄河流域人口的增加作出了重大贡献。粟作农业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数千年来，也一直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栽作物和精神依托。这个粟文化就是先民们睿智和勤劳的成果。想想当今在太空中培育农作物良种，依赖宇宙环境下不可预测的种子基因变异，来培育良种。这与先民们培育粟种的情况是多么地相似啊！只是所处环境不同。七、八千年前，先民们站在天然的黄土高原之上，当今的科学家则是站在了太空之中，只是高度不同而已。先民们对种子在自然环境下的变异规律茫然无知，当今的科学家则是对太空中宇宙射线作用于种子产生的基因变异规律茫然无知，但他们都有创新探索作物良种的期待。其实，二者是异曲同工的，同属农业革命的探索行为，这都体现着中华儿女的优秀品格。

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出现了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这个陶寺地区的文明成就相当可观，有规模空前的城址和与之相匹配的王墓，有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有独立的仓储区和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此时，尧是中国上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在他主政期间，曾任命羲和掌管天文，制定历法，授民农时。同时分派羲和、羲叔、和仲、和叔分住四方，负责观察日月星辰和万物生灵，以通报气候变化。陶寺已具备了国家的初始形态，其实是帝尧的都城。陶寺遗址有八大“最”：一是有了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二是有了最早的文字；三是有了最早的金属乐器；四是有了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五是有了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六是有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七是有了黄河流域史前最大的城址；八是有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陶寺之最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第一轮朝阳，是先民们睿智和勤劳留下的辉煌成果。

二

黄河农耕文明是智慧的结晶，曾被誉为“早慧的文明”。

农具的制造和不断改进，是孕育黄河农耕文明的巨大动力。在黄河农耕文明博物馆，逼真的农具图片及介绍，琳琅满目的农具展品，都生动地昭示着中华儿女的睿智。

一百八十万年前，在黄河奔流最大最急的转弯处，有一个叫“西侯度”的小山村，先民们就率先制造了中国最早的石器工具，燃起了中国第一堆文明之火。这是中国最古老先民在旧石器时代的睿智体现。

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石器由打制时代步入磨制时代，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制造了用于开垦农田和收割作物的石斧、石锛、石镰石刀，以及用于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等，进一步打开了文明之门。石刀是一种切割类工具，主要用于收割农作物，刀上的孔洞用来穿绳索，单孔、双孔石刀形体较小，使用时将手绳内握刀，三孔及以上石刀，一般为系柄使用。这是攻克了钻孔技术后的杰作。看似简单，实则与现代的量子技术研究一样艰难，创造难度都处在同一个等次内。石斧是砍伐类工具，一般都安柄使用，早期的石斧较厚重，晚期较规整。到了夏商时期，石斧仍在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石杵是用于谷物脱壳、研磨的工具，整体呈柱状，一般与臼一起使用。石铲是原始社会重要的开垦农具，体形扁薄，刃锋利，大多是石头磨制而成，主要用于翻土、除草、挖窑穴、开沟渠等。凭着这些磨光的石斧、扁平的石锄、石铲、石刀、石镰等原始石质农具，先民们育百谷、植百蔬、观节气、训畜禽、治水垦荒，在奔腾的黄河两岸孕育了最初的“中国”。这些原始石质农具，在今天看来似乎那样笨重，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这些制品，哪个不耗费巨大心思？

到了炎帝时期，神农氏炎帝制作耒耜，传授稼穑之法，加快了农耕文明进步。不过，那时的农业还处在焚林垦植时期，先民们过着氏族公社生活，但为了生存，仍需不断迁徙。后来，学会了钻孔技术，开启了木石锄耕农业。但最具影响力的农具还是耒耜，是由我国古代的翻土农具。耒是耒耜的柄，是一根尖头木棍加上一段短横梁。使用时把尖头插入土壤,然后用脚踩横梁使木棍深入,随后翻出。耜是耒耜下端的起土部分。这种农具的使用逐渐增多，甚至普遍用于农业生产中的翻整土地、播种庄稼，实现了千耦其耘的壮观场面。后来，耒耜作为农具的始祖，形态功能扩展为武器、布币、礼器等，最终成为了一系。这是当时的农业科学家炎帝在制造发明工具方面的最大功劳。

公元前4000年，人类进入了青铜时代。周朝时期，晋国先民已经开始铸造青铜农具，最早的晋国铜铲，方形、方銎、弧刃，并且此铲形状后来作为货币流通使用。青铜农具出现意味着金属冶炼技术走向成熟，预示着一场农耕时代技术革命的来临。农具给先民们造成深刻的印象，甚至引发了以农具命名的人名和地名热潮。

公元前1510年，中国出现了铁器，并逐渐扩展。到了西周晚期，进入了铁器时代。铁器的制作和使用，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获得更好的工具，进而提高了生产力。西周晚期的铁器不仅用于生产和生活，还用于战争和祭祀，铁器的广泛出现，促进了农具的多样化，出现了多种类型的种植和收获农具。在黄河农耕文明博物馆的展品中，从整地农具开始，到作物的收获农具，再到取水灌溉、日常生活用具，摆满了整个展室，如各种用途的锄地播种农具（锄头、铁锹、耧车、犁等），各种加工粮食的农具（切草刀、扇车等），提水农具（桔槔、提水车等），各种运输工具（马车、独轮车等），贮粮工具（斗、簸箕、簸箩等），还有食盒、纺机，纺车、纺织工具、镰刀、连枷、马灯、油灯、油壶、马鞍、驮架、粪桶、扁担、尖担，还有各种吃食，如剔尖、油糕、煮饼、剪刀面、栲栳栳，厨房用具饸饹床、锣和锣架、锅圈、风箱等。另外还展示出各种生产工艺，如酿酒、酿醋的制作流程等，还有剪纸展览、砖雕展览。各种展品比比皆是。展品中有很多都是我没有见过的。

铁器的出现，使耒耜变成了犁，进而又有了牛耕，实行精耕细作，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此时，黄河流域的先人们已养殖马、牛、羊、鸡、猪、狗，黄河农耕文明已融合了北方游牧文明、长江流域农耕文明，开启了传统的农耕文明时代。这一时期的黄河文明与同期世界上别的区域文明相比较，显得更为发达进步，因此黄河文明又被称为“早慧的文明”。

到了近代、现代，出现了各种农业机器，拖拉机、脱粒机、小钢磨、播种机、收割机、喷药机、联合收割机等，在黄河农耕文明博物馆，就展出了铁牛—55、东方红等拖拉机，还有2BX—6型小籽粒作物精少量播种机，1L—320型摆式双向犁，还有酿酒原料、酒曲等。

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农具展品、工艺、原料展览，凝聚着历代中华儿女的心血和睿智，让许多参观者都自愧不如。

三

黄河农耕文明是生产、生活进步的具体呈现。

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水利和畜牧的发展，是孕育黄河农耕文明的重要支撑。在黄河农耕文明博物馆里，农业技术改进的具体展示，水利设施和畜牧业发展的使用介绍、都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勤劳和伟大。

先秦时期，黄河流域普遍运用耦耕技术，二人相互配合操作。后面的人用脚踩下耒耜，前面的人立即拉起手中的绳索，土便被翻了起来。在犁耕出现之前，耦耕技术一直是较先进的翻土作业方式。先人们还发展出沟洫农业，为传统农耕文明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3000多年前，西周建立，晋国开启了600年的伟业。在农具的使用、作物种类的培育、水利设施的改进和畜牧业的发展上，都有了很大进步，从而奠定了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基石。晋国初期，推行沟洫一体的井田制，分公田和私田，中央一区为公区，四面八区是分授给八夫的私田，八家私田同养公田。把水与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适应了抗旱和排涝，促进了作物生长，使农业得以发展，先民们的生活得以改善。到了晋国后期，社会变革，大量公田无人耕种拥有土地的卿大夫纷纷自行规定亩制，将公田分给普通人民，再以私田方式收税。传统的制度逐渐瓦解。同时，受戎、狄的影响，晋国形成了农业与畜牧业并起的经济特色。

在农业技术的改进上，推行垄作法，由高凸的垄台和低凹的垄沟组成，利于防水排涝和抗旱。战国时期，采用畦种法，因地制宜、逐年更换种植。汉武帝统治末年，实行代田法，畦垅相间，是一种北方旱作地区的耕作方法，次年对调甽垅，以恢复地力。汉代开始推行区田法，将地划分为小区块，集中施以水肥，是一种抗旱丰产耕作潜能。宋、元时期采用淤田法，用混浊的河水淤泥增肥，提高产量。这些耕作方式的改革，都体现出了先民们的智慧和勤劳。

在水利方面，春秋早期普遍用桔槔取水。桔槔是指在河边立一支架或利用河岸上的树作为支点，将一根横竿一端吊水桶，另一边吊一重物，取水时可利用重物的重量，达到省力的目的。

我们的祖先们还在黄河流域兴建和利用大型水利设施：

姚暹渠，位于运城盆地内，是泄水河道。地处山西西南端，由东北向西南，沿中条西麓穿越运城盆地腹地，汇水面积2127平方千米，涉及夏县、盐湖、永济三县（市、区）。历史上姚暹渠南堤为官堤，高而厚，以保护盐池为目的，北堤为私堤，用于灌溉农田。

智伯渠，是中国水利史上最早的有坝引水工程，晋国联合韩、魏攻赵于晋阳，筑坝拦截汾水支流晋水灌城。后人利用其灌溉农田。后世多有修缮，明清两代共修四条干渠，并有分水灌溉制度。

郑国渠：西起泾阳，引泾水向东，下游入洛水，全长300余里，灌溉面积4万顷。使关中的粮食产量大增，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南北霍渠：霍泉是山西著名岩溶大泉，唐贞观年间即开发利用，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

引漳十二渠：由魏国邺令西门豹开凿，邺城一带因此而富庶。后世各朝多次整修，隋唐年间可灌溉下万亩以上田地。清代、民国时期还时有修复利用。

桔槔和以上这些大型水利设施，都是构成黄河农耕文明的要件，都昭示着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勤劳，昭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

黄河农耕文明博物馆共展有七个黄河农耕之最：

1、最早使用“牛耕”的地方。牛耕是人类最古老的重大发明之一，山西地区在春秋晚期已经进入牛耕时代。大同浑源县李峪村出土的战国铜牛尊，牛鼻穿孔有环，这是农业技术史上划时代的动力革命。

2、最早使用铜制作农具的地方。山西是中国制铜业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最早用铜制作农具的地方之一。早在夏代，这里就出现了青铜器制造业，商周时期，青铜器制造，特别是青铜铲、镢、斧等农具生产已经颇具规模。

3、最早出现人工冶铁的地方。晋国将刑法铸在铁鼎上，这代表了春秋时期山西就出现了冶铁技术，比欧洲早了1600多年。铁锄等铁制农具也是由山西首创。

4、最早发展畜牧业的地区。公元前3000年，中国就出现了畜牧业的雏形。黄帝时期，黄河流域各部落开始圈养鸟兽。

5、酿造业出现最早的地区。距今9000年前，黄河流域的贾湖人已经掌握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酿酒方法，其酒中含有稻米、山楂、蜂蜡等成分。据考证，这些酒可能是宗教仪式或者葬礼等重要活动仪式上饮用。

6、粟作农业的发源地。粟作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在山西南部，该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为粟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空间。粟作农业形成，对我国农业的发生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7、二十四节气的发源地。陶寺观象台是山西先民观测太阳运动的重要场所，与确定节气密切相关。二十四节气的产生，不仅在农业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之最”对黄河农耕文明的壮大都起了重大促进作用，是孕育文明的闪光点。

农业、水利、畜牧的不断发展，使黄河流域人口迅速增加，在8500—7000年前，黄河流域的人口只有20—30万人。在7000—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人口就达到了100—200万人。黄河农耕文明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一看这数字的对比就可想而知了。

四

黄河农耕文明内向稳定温和，有着强大的生命传承力。

黄河农耕文明是一个了不起的存在。它内向稳定温和，蕴含着“同根同源”的民族心理和“大一统”的主流意识，是增强民族认同感、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文化支柱。它对生活的影响力极大，有着很强的传承能力。它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被合称为世界四大文明，黄河农耕文明只是其中的一脉。但是，随着历史的推进发展，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均相继中断、灭亡，而我们的黄河农耕文明却唯一流传至今。这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强大所致，是中华民族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最深印迹。

我们的黄河农耕文明不同于西方的海洋文明，不会遇到困难就远走高飞，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克服。虽然会有多种不同的路径去实现，却始终尊重他人。这样千锤百炼出来的文明，一定是特别精制的文明。所以特别强大，决不会被任何力量左右。其实这都是我们华夏儿女的优秀品质使然。我的父亲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文化不高，但他在世时，干农活都很坚强。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已年近花甲了。但我明显感觉自己不如父亲有耐力，总是我先提出休息的要求。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他还组织村民搞过小麦的提纯复壮，培育优良麦种。我记得那时家里常有许多科技骨干，拿着父亲特制的脱粒装置选种，秤千粒重。父亲有几年还组织生产队搞过配种高粱。那一年，生产队里的分红由六角提高到一元。父亲就像我们的祖先一样，酷爱农耕文明，且有壮大文明成果的勇气。他想到要办的事情，都会想方设法去完成。我们的农耕文明之所以强大，之所以有传承性，都是中华儿女的品格所致。

黄河农耕文明是最伟大的文明，是中华民族原汁原味的文明，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传承下去，使之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