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活,总会有不适应的时候。但在此时,你千万别幻想着改变环境,让环境去适应你,因为个人力量与环境力量相比,只是“九牛之一毛”。
人类在宇宙中,是极其渺小的。你说自己有多大多大的本事,你说自己是无所不能。但那只能是在极狭隘的范围之内,若放在浩瀚的宇宙中,这些炫耀都不值一提,且会成为笑谈。人类与宇宙环境的力量关系就这么悬殊。
可是,人类总想改变环境,试图让大自然环境适应人类生活。从大环境的改变来说,修长城就是最典型的一个,据说从月球上看,是唯一能看到的人类痕迹。但尽管有这么大的改变,在大自然环境中,这也是微不足道的!长城虽抵御了侵略,但那也只是改变了人类自身的活动方式,大自然环境并无丝毫更改,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依旧轮回着。而要改变四季的变更,恐怕只有两个选择:一、除非你撼动地球,让黄道面与赤道面重合,这样,地球上光照角度就成为恒定,也就没有春夏秋冬了;二、设法停止地球的公转,让光照时间恒定不变,这样也就没有春夏秋冬的变更了。可人类有这个本事吗?
20世纪70年代,搞劈山填沟造平原,搞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还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口号。可造出的平原又有多大呢?在地图上,就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这能算平原吗?平原该有多大,你心中是有数的。若想在地球上造出个大平原来,恐怕得把喜马拉雅山削平,把马里亚纳海沟填平。可你有这个本事吗?喜马拉雅山长2450千米,宽200千米至300千米,高8848.86米。马里亚纳海沟全长2550千米,宽70千米,深10925米。这么大的改变量,仅凭人之力,能实现吗?除非你把《愚公移山》中的大力神夸娥氏请来,让他把喜马拉雅山填进马里亚纳海沟里。但这世界上有神仙吗?你如何能请得来!
人之力与环境之力相比,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以人之力去改变环境,只能是一种妄想。即便在微观上进行,也是很微小的改变,并算不上环境的改变,只是作了个微调,对环境而言,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这些人为改变,会触动其它因素的互动,引发其它方面的变化。这种其它方面的变化,也是受大环境支配的。总体来说,这也只能算是大环境的“家事”。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为提高粮食产量,搞过毁林建粮田;为提高经济收入,进行过大工业生产,并大规模地排污。可过了几十年后,就导致了环境污染的严重超标,天空不蓝了,水受到污染了,空气质量变坏了,温室效应严重了,受到了大自然的疯狂报复。无奈之下,这多少年来,只好亡羊补牢,大范围地搞退耕还林,投巨资遏制环境污染,以回归几十年前的环境模样。看来,面对大自然环境,我们必须首选适应,而不是改变环境。凭人的力量改变大自然环境,就是蚍蜉撼树,纯属幻想。
人类之力在大自然环境面前,简直不值一提,并无改变环境的资格。个人在社会环境面前,也是如此。虽然社会环境之力远小于大自然环境之力,但那也是众人之合力所致,远比个人之力要大得多。凭个人的微小力量,也只能适应社会环境,而非改变。社会环境的改变,是由量变的积累到质变的过程。在具体的环境面前,个人只有适应的份。
可是,个人虽然改变不了环境,环境却能改变个人。就拿我来说,六十多年前,我在老家上学,曾有过严重的偏科现象。那时,我酷爱学数理化,在全县统考及其他各种考试中,也均以数理化成绩占绝对优势。那时的具体考试成绩大多记不清了,但那次中专考试成绩却记忆犹新:数学88分,理化82.5分,语文48分,政治61.5分。由于我偏爱数理化,学得特别用功,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那时,农村的文化娱乐工作很落后、很糟糕,一年都看不上几场电影。但我宁愿把自己关在家中学习数理化,也要舍弃一次难得的看电影机会。我在日常生活上,也是极爱研究或谈论数理化,绝不把语文放在心上。比如,钟表的时针、分针、秒针,多长时间会重合一次?冰块上吊个重物,为何能够割断冰块?水里放了正负电极,为何会产出氢气和氧气?对这些问题,我都是特别感兴趣。而对语文及有关的政治、历史之类的文科东西,却毫无兴趣,甚至特别厌恶,还生发出了一些很偏激的发问:知道了这些文绉绉的东西有何用?能制造出价值吗?那个时候,正值恢复高考和录取学员办法上的大改革,因在这之前,普遍耽误了我们的文化知识学习,考分都上不去。要提高考分,相当不易。而考试成绩是多门文化课成绩之和,语文仅占一门且极难提高。当初统考课程是四门,即语文、数学、理化、政治。其中,数学、理化属逻辑思维类,考分较易提高,而语文类,除了逻辑思维的成分,还有描述等成分,涉及到较多的基础内容支撑,考分是很难提高的。于是,在社会上就有了“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传言。我深受其影响,对数理化就偏爱了起来,对语文则没了丝毫兴趣。记得那时,学校也是设法激发学习兴趣的,但具体做法并没有规范,都是由各科老师自我操作。数学老师出了许多有趣味的平面几何题,让学生做。讲圆周率时,也用了很多三角形拼凑的圆木,散开这些三角形,再对望方向合为一体,便成了一个长方体。这样的讲法形象具体,极有趣味性;物理老师做了摩擦起电实验,还在考试时,让学生到外面感受冬天的刮风方向。这与实际密切结合,就提升了我的学习信心;化学老师用指示剂做实验,让两瓶无色的液体会合成红色的液体。我对这些,都是特感兴趣的。但语文就不同了,老师让学生在课间读小说,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同学们都各自买了自己喜好的小说来读,且都读得兴致勃勃。在课间的休息时间,他们还兴致勃勃地谈论小说中的用词和精彩之处,讲得精彩绝伦。而我却感受不出一丝趣味来。我只买了一本很薄的小说读,读得如同嚼蜡,只是为了应付。在当时的学习环境之下,我就被引导到了学数理化之上,成了数理化迷。其实,任何文化科目都有兴趣之处,只是自己未领悟到语文趣味。
就这样,我疯狂地迷上了数理化,把语文甩到了一边。即便在工作之初,我也都自学了高中阶段的物理课程,对物理的研究变得爱不释手。由于对数理化的偏爱,我当时还用土法制造那些能够立竿见影的东西,比如太阳灶、简易收音机等等,甚至我还动手改进过家里的日光灯电路,研究起了时间常数。可是,我的工作性质是行政服务,接触的事情也都和语文有关。那点浅薄的语文基础,让我在工作上吃尽了苦头。这让我很是难堪,常因写应用文问题而发愁。无奈之下,我最终还是被逼上了梁山,学起了语文。并于2014年爱上了文学,写起小说、散文来。可见,环境的力量有多大、多猛!居然让我改变了顽固的兴趣,适应了我当初自己最反感的文科工作,而且使文学成了我一生中的最大兴趣。
其实,像这样因环境改变兴趣的人也很多。我退休后,就发现了许多这样的人。20世纪90年代后,行政部门的腐败渐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些人大多是在这个时期当官的。在工作的时候,他们都是耀武扬威,官架子十足的。有时,还会亮出睥睨之态。遇到我这样地位微弱的干事,他们都是爱答不理的。为抬高自己的形象,他们都是不择手段的,编出一些很低俗的顺口溜羞辱他人,以抬高自己的地位,抢先得到升迁。在行政部门,地位大多是凭关系的,能力的大小、态度的好坏、知识的多少,都处于次要考虑。他们特别适合这样的环境,都在腐败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戴上了不同等级的官帽。但他们并不想干好工作,都是在混。他们工作时,大都是阿谀奉承式:对上级仰视,对平级显摆,对下级俯视,养成了趾高气扬、蛮横霸道和出风头的习惯。但退休后,他们失去了这种环境,没有了曾经的优势,与普通人成了一样的地位。他们只好痛苦地适应着,时间一长,就慢慢适应了退休后的环境。在遇到曾经看不起的人时,也变得礼貌起来。我退休后就碰见过他们,他们都主动向我打招呼,说话也变得谦虚起来,再不是那种让人厌恶的蛮横之态了。或许,他们是为自己退休前的失礼,而深感内疚呢!
看来,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环境之力都是特别宏大的。在环境之力面前,个人之力就显得特别微弱。基于此,在环境面前,我们就要“适应”和“想方设法适应”,绝不能让环境去适应人。
2024年12月8日完成初稿,12月13日完成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