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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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故事喜欢平铺直叙，不是我不懂得制造悬念，是我不愿意把啥事都整得紧张兮兮，按部就班地讲述一件事有个好处，心态坦然。这件事我也是从头到尾细细道来。好吧，闲话少说，故事开始。
1
我走进市委大门口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钟，在我们这个北方的城市里，九月初的太阳很热，加上我身上出了汗，乡下人的身份比较明显，这可能是大门口旁收发室的人拦截我的原因。
“你干啥的？上哪儿去？”坐在收发室里的一个四十多的男子瞪着眼睛问我。
我虽然来自底层，但并不害怕，我有充足的理由进这个院子，所以平静地说：“我是从北山县来的，去找高天起。”
男子依然警惕的神情，问：“高天起在哪个部门？是干啥的？”
他把我当成进市委找人的了，我说：“他不是哪个部门的，他家住在市委办公楼的后面，我们俩是同学，我来找他上学。”
男子似乎松了一口气，但是，对我并不客气，职业习惯吧？他说：“这是办公的地方，哪有人家住！”
我要是进不了这个院子，就没办法跟高天起联系了，我有点着急，争辩说：“我刚从市文联来，文联的人说他家住在市委办公楼的后面。”
男子站起来，看样子要强行赶我出去，我恐慌地不知道如何是好。幸好站在他旁边的那个男人抬头看看我，停住摆弄桌子上报纸的手，五十左右岁的脸有着慈祥，和气地说：“我知道高天起，是住在后院，你进去吧！”
谢天谢地，我能够见到高天起了。我朝办公楼后面走。
屋里传来两个男人的争辩声，隐约听见不让我进的男人责怪让我进的男人随便往里放人，让我进的男人压低声音跟他解释什么，声音越来越低。
我感慨道，不在于遇到什么事，而在于遇到什么人，同样是看大门的，同样是面对一个乡下人，一个坚决不让进，一个痛快地放行。
绕过办公楼，是一排水泥平房，那么多房子只有一个门口，我敲了门，有脚步声响到门口，门打开，高天起站在门里。他三十左右岁，早些年当过工人，身体壮实，头发稀疏，白眼仁大，看人的眼光温和。和我一样，他主要写小说。
他惊讶地问：“你怎么找到我家的？”
我说：“市文联王主席告诉我的。”
他似乎不愿意让我进门，可能是我已经来了，总不能撵走吧，犹豫一下，才让到一边，表示我可以进去。我迈进门里，动了一下心思，是不是城里人对于同学关系比较淡漠？或者城里人不像我们乡下人那样习惯到家里找人？这种心思就是一刹那，就回到了现实。过道两边生长着蔬菜，有茄子，豆角，青椒。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问：“你咋来市里的？”
我说：“坐班车。”
他又问：“你们北山县离市区多远？”
我回答：“三百二十公里。”
“走了几个小时？”
“六个半点。”
进了屋，是个走廊，左右各有一个门口，高天起说：“进右边这个屋子吧。”
我边推门边问：“这里是不是家属院？”
他耽搁一下，说：“借的房子。”
我进了右边是卧室，身后的高天起说他和妻子、儿子住这屋。屋子里的摆设很简陋，北边的炕上叠着两套行李，靠南边的窗户下立着一个躺式木柜，连个坐着的凳子都没有，我有点失望，他的家比我想像的要穷。猜测着问：“你们是不是刚搬进来？原来住在哪儿？”
他支吾着说：“也不是刚搬进来……”
没有坐的地方，也不能这么站着，我找个引子朝外走，说：“我看看你们家别的屋。”
高天起跟在我后面说：“我们家不富裕，没啥看的。”
走廊西边是个大屋子，有三四间房子大，地中心有个花池子，花开的很鲜艳，我对于花不感兴趣儿，不细看是什么花；大屋子那边是个卧室，高天起说他父母住，我理解提示我不要进去。走廊的后面是厨房，旁边还有一个卧室，那个卧室和这个大屋子之间有个窗户，窗台上放着两部电话。我很奇怪，个人家怎么会有电话？且有两部？我好奇地走过去细看电话，一个号码盘上写着01，另一个是五个号码。我们市的所有电话号码都是五位数。
我问高天起：“这电话是你们家的？”
他说：“公家的。”
我问：“公家的怎么安在这儿了？”
他扫一眼电话，没有正面回答，无所用心地说：“快撤掉了。”
看他的神情，好像不愿意说这些。
高天起问我吃饭了吗？我说班车要进市区的时候，停在路旁的一个饭店，听车上的人说是班车司机的吃饭点，我和旅客们都在饭店吃了饭。他说：“我得吃点饭，做饭不赶趟，热点剩饭吃得了。”
高天起热了剩饭，吃完。我不常坐火车，怕误了点，催促他快走。他收拾东西，窗台上的电话响了，他接电话，听对话是对方要用车送他去火车站，他连连说：“不用，不用。”对方问他怎么去火车站？他犹豫一下说：“我有办法。”
放下电话，我问：“谁给你打电话？”
他搪塞地说：“朋友。”
我问：“朋友怎么知道你要出门？”
他边整理东西，边说：“这院有个小车班，朋友是小车班的班长。”
我很奇怪，我们那一带农村管毛驴车叫小车，市里怎么会有毛驴车？而且还有一个班？我问他：“怎么有这么多毛驴车？”
他笑了，说：“不是毛驴车，是小汽车。”我还是奇怪，我们县最高级的小汽车是吉普，都是县领导乘坐，这市里也没有几辆小汽车，大街上很难看到，怎么这个院就有个小车班，而且管车的人主动要出车送他？
他见我皱眉思量，问：“你是怎么把行李弄到火车站的？”
我说：“下了汽车扛到火车站的。”
他笑了，说：“那老远你可真能！”
我说：“我在农村干过的活比这累多了，扛个行李算啥，我帮助你把行李扛到火车站。”
他说：“行吧，咱们俩轮流扛。”
他家离火车站三趟大街，我们说是轮流扛行李，主要是我扛着，他拎着零用东西，朝火车站走。还有半趟街到火车站，一辆小汽车停在路边，下来一个年轻的男人，叫高天起，说：“我来送你。”
高天起说：“你回去吧，不用了。”
那个男人说：“那个扛行李的小伙子，把行李放到车上来！”
我说：“不用了，这就到了，已经看见火车站了。”
那个人无可奈何地开着车朝回拐。
我问：“他是谁？”
高天起说：“是市委小车班的。”
我惊奇，市委小车班的人怎么会来送他？在高天起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
2
看了上面这段故事你对一些事情可能奇怪，比如上学带行李，家庭电话，单位的小车等等，那就对了，因为我给你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1984年，我在乡村中学当老师，8月份，市文联推荐我去考省文联主办的文艺研究班。被市文联推荐参加考试的红山市业余作者，一共七个，结果考上高天起我们两个人，我和高天起是在考试的过程中认识的。听市文联的领导说，高天起在市下属的红山区文化馆当业余文艺创作辅导员，别的我对他一无所知。
文艺研究班我们简称文研班，设在省师范大学，归属汉语言文学系，三个人一个宿舍，我们的宿舍是我和高天起及兴安市的张文福，张文福在他们市的文工团当团长，他不写小说，写剧本，据他说他们剧团演的剧目都是他创作的。他的床在门口旁的一侧。这个故事和他没有关系，我只讲我和高天起的故事。
我和高天起的床靠窗户的两侧，中间隔着我们俩用的两张桌子，我们分别坐在床边上说话比较方便。学习之余我经常和高天起闲扯，一个市的人，闲扯的话题比较多。他问起我的家庭，我告诉他：“父母都是农民，我的哥哥姐姐们都当农民，我是考上师范学院毕业参加工作的，在乡中学教八年级语文。”
我问起他的家庭，他说：“父亲在红山市委工作，母亲在税务局，一般工作人员。”
他父亲在市委工作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问他：“你父亲叫什么？”
他说：“叫高有文。”
我们乡村中学的老师，成天忙乎、思考、议论的都是教学方面的事，县里有什么机构，谁当什么领导都不关心，也就不清楚谁是什么官职；市里离我们学校更加遥远，感觉在另一个地球，我没听说过他父亲的名字。我问：“你父亲在市委什么部门？”尽管我不知道市里都有什么部门，他父亲咋也得有个工作的地方吧。
他犹豫地说：“没什么部门。”
我发现他有个特点，一说到他们家的事，他就犹豫，好像不愿意说，或者是说不明白，我奇怪，家里的事有啥隐瞒的，有啥事说啥事呗，他问我，我就毫不保留，有什么说什么。
他吞吞吐吐，让我郁闷，我换一个方式问他，就是引导式，在我们教学中叫启发式，我说：“你爸应该四五十岁吧？那大年龄咋也得是个科长吧？”
他不以为然的口气说：“他哪有当科长那两下子。”
这让我意外，在一个地级的机关工作，科长算不上啥官，到处都是，连个科长都没熬上，太完蛋了吧！没有部门，也没有职务，那是什么工作呢？对了，我想起来了，问他：“你爸是不是在收发室工作？”可能是他父亲混得太差，他不好意思说。
他犹豫一下，点着头说：“离收发室不远。”
我猜不出收发室之外还有什么部门或者工作的地方。心里话，干了大半辈子，连个收发室的工作都没熬上，太惨了！可能他爸水平低，能力不行、也没啥文化，干的是扫地打水送报纸打杂那类工作。别问了，再问不等于拿人家抹不开吗！
3
星期五的下午，我们班不上课，有的同学在教室复习课程，有的上街买生活用品，有的去图书馆看书，也有的窝在宿舍。我和高天起在宿舍里写老师布置的论文。
班长进来，拿着一叠表格，对我们说：“老师让全班同学填履历表，上报存档，你们两个今天就填，填完交给我。”把表格给我们，出去给别的宿舍同学发表格。
我和高天起坐在桌子旁填，要填完的时候，我顺便看了一眼高天起的履历表，他在父亲职务那一栏填的是干部。我奇怪，在离收发室不远的地方工作的人，还是干部？我怀疑他为了面子，拔高他父亲的身份。当然这不归我管，由学校去审查。
我们把表格送到班长的宿舍，回到屋，取报纸的同学把学校给我们班订阅的当天报纸送进我们宿舍，星期五有文艺副刊，我接过来，打开四版的副刊，看看都发表了什么文学作品，是否有我的作品或者我熟悉的作者作品，诗歌，散文，小说，浏览完了，没有我的作品，也没有熟悉的作者作品。我无所用心地翻到头版，扫视新闻，一行大字映入眼帘，题目的内容是省里的党代会要召开了，下方有各个市和地区来省里参加党代会的人员名单，看看红山市代表名单中有我熟识的人吗，嗯？高有文，这不是高天起的父亲吗！我刚想跟高天起说，随带着扫一眼右侧的党代会主席团人员名单，也有高有文，这可是重大发现，我兴奋地对高天起说：“你爸来省里参加党代会了。”把报纸递给他。
高天起伏在桌子上写什么，好像是抄一篇稿件，无所用心地扫一眼报纸，说：“你弄错了。”
我着急地说：“我没弄错，是你父亲的名字，你好好看看！”我把报纸往他面前推了推，并指点他父亲的名字。
高天起认真看看那名字，我想他会兴奋，自豪，他却平淡地说：“那是另一个人，和我父亲同名。”
让我意外，我问：“市委也有和你父亲同名的？”
他说：“有，这不是开会来了吗！”
我泄气了，怪不得我告诉他父亲来开会，他带搭不理呢，原来不是他父亲。想想也是，他父亲没有任何职务，连个部门都没有，收发室的工作都没熬上，在离收发室不远的地方上班，肯定是最下层的人，哪有资格来参加省党代会，更何况还上了主席团。同名这种事我也经着过，我们北山县就有两个王玉河，人称大王玉河、小王玉河，大王玉河是县人大主任，小王玉河是县农业局的一个股长，基层工作的就分不清这两个人，乡村老百姓就更没听说过这两个人。
4
开饭的时候，我喜欢抢先去食堂打饭。我有经验，到了开饭的时间，很多学生刚下课，或者在图书馆没回宿舍，有的在体育场上活动，大多来不及去食堂，早一点打饭，窗口的学生少。我打了饭返回宿舍，大部分同学才朝食堂走。两男人从对面走来，他们是去打饭，四十左右岁的男人朝我喊：“嗳，陈显，你用饭盒打饭不合适，得找个大一些盆打。”
他们是干部训练班的学生，分处级和科级两个班，喊我的人是处级班的吴振雨，和我们文研班一样，他们属于进修性质，他们的宿舍和我们的宿舍在一栋楼里，他们的宿舍在楼的东边，我们的宿舍在楼的西边，去食堂都走同一条路线。我本不认识他，他时常到我们宿舍找高天起聊天，聊了什么大多我没用心听，不经意间听过两次，吴振雨说：“咱们这人面矮，就是埋头干工作，不知道和领导打进步，有的人一门心思咔嚓尖了脑袋往上钻，我是看不惯。”
我不愿意听这类自我表白的话，谁好谁坏，周围的人自有评价。过后我问高天起：“他在咱们市里是干什么的？”
高天起说：“市财政局长。”
我吃惊，这么大的官呀，按说挺高尚的，怎么会说出这么不高尚的话？我问：“你怎么认识他的？”
高天起支支吾吾地说：“我也不太认识他。”
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太认识，一个管钱的官员跟你套近乎？是的，我看着吴振雨跟高天起说话时，有讨好高天起的意味，一个处级官员跟一个搞写作的套近乎，这很不合乎情理。
此时，跟在吴振雨旁边的年轻男子朝我友好地笑，他三十左右岁，叫王日，是我们市政府的办公室的秘书，在科级班，他有一次上我们宿舍找高天起，邀请参加他们班的一个聚餐，顺便叫我也去，我就这么和他认识的。不过那次高天起没去，我也没去。过后高天起说：“咱们搞写作的和他们从政的别乱掺乎！”我不去的原因倒是没想那么多，是我喝不了酒，也不习惯和一大帮人闹哄，还有一个隐蔽的原因，他是叫高天起去聚餐，叫我是出于礼貌，虚让，我还能不知道深浅吗！
听吴振雨这么一喊，我看他们两个手里端着的饭盆——是的，饭盆，就是比家庭盛饭小、比大碗大一些的瓷盆，问：“为啥要用大一些的盆打饭？”
吴振雨刚想解释，走在他旁边的王日说：“你跟大师傅说要一份饭，他用勺子舀一下，扣到你饭盒里，你的饭盒小，看着饭很多，要是你用我们这种大一些盆，大师傅扣到盆里同样的饭，看着少，他就再添一点。”
吴振雨解释说：“一顿饭添一点，一个学期下来，就是个不小的数字。”
哦，倒是财政局长，精打细算呀！我说：“好的，明天我就到商店买个大一点的饭盆。”
他们对我的关怀，让我感到温暖。我思量，他们为啥这么关心我呢？又一想，也许人家就是热心人，要不，人家怎么能升官呢，这叫素质。
星期日，我和高天起正要去图书馆看当月的文学杂志，王日进了我们宿舍。他神色匆匆，也不管我们要走，拉着高天起坐回床边，他隔桌坐在我的床上。我尽管担心去晚了抢不上座位，也得勉强坐在椅子上等待王日说完事再走。
王日跟高天起说：“求你一个事，我舅舅在部队是团职干部，转业到咱们市里，等待分配工作。他爱好集邮，在全军的邮展上获奖，想上市邮电管理局当局长，你给安排一下！”
我很诧异，这事跟高天起说，不是找错了人吗！
高天起和我的心思一样，说：“这事你跟红山市委组织部说，我怎么能安排了。”
是的，这很滑稽，一个搞写作的，咋能安排这种事了。我涌上来恶作剧的心态，跟王日笑着说：“你找我给你舅舅关照一下得了！”说完我就开心地笑。
本想我这么一开玩笑，王日也会自我解嘲地笑，没成想，他不笑，仍然一本正经地跟高天起说：“你别推辞了，帮个忙，给安排一下！我舅舅特意嘱咐我好好跟你说说！”
我这才觉得，王日是严肃的，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我笑不起来了。
高天起很着急，尽量压制着心态，用安慰的口气说：“这是正常的工作安排，你跟市委组织部说，组织上会给安排。我实在是办不了。”
他们僵持着，而且都一本正经，我插不上话，在旁边影响他们商谈，对高天起说：“我先去图书馆了！”站起来朝外走。
高天起说：“咱们一起走！”跟着我走出屋。
王日跟着我们下楼，闷着头，出了楼门回他宿舍了。
5
寒假。
乘着火车回家。火车要到站时，我跟坐在座位对面的高天起商量：“下了火车我跟着你去你家，给我家里打个电话。”
高天起疑惑地看着我，问：“你不下了火车直接坐班车回你们北山县？”
我忧虑地说：“放假前几天，我接到了我媳妇的来信，她问清楚我哪天到市里，说她从老家乘班车来市医院看病。”
高天起问：“她什么病？”
我说：“甲亢，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
高天起哦了一声，问我：“你给谁打电话？”
我说：“给我媳妇回信说了放假日期和到市里的时间，信发走后咱们学校提前放了三天，我想让她别等三天再来，明天就来市里。”
高天起思量着，好像为难。这有啥为难的，打个电话也不是啥大事。我上车就想这件事，如果写信，得七八天到我们北山县，显然不行，我要是回北山县，到家就得往市里返，麻烦，唯独打电话跟媳妇说明我们学校提前放假，我在市里等着她。从市区往北山县打电话，是长途，人们习惯用单位的电话打，或者到邮政局打，以时间计算钱数，在市区我没有熟悉的单位借用电话，正好高天起家里有电话，借用一下，方便。
高天起面露难色，说：“我们家的电话是公家的，不能乱用。”
这就太不尽人情了，别说是同学，就是熟人，打个电话咋的啦，我说：“我就说几句话，用不了一二分钟。”
本以为他会同意，他却说：“要不，你到邮政局打，电话费我给你掏。”
这是啥话，我不怕花电话费，是图个省事，既然他这么说，那就算了，我说：“我去邮政局打吧！不能让你掏电话费。”
他嘀咕似地说：“对不起，让你费事了。”
我赶紧说：“没关系，没关系，不费事。”
看看吧，我倒安慰起他来了。
6
毕业了。
我很忧虑，回到北山县，我还得回乡下中学教学，我写作知识用不上，不是白学了吗！要是能在市里找个适合写作的工作就好了，可是，我没有那个能耐。
高天起提议：“咱们去《草地》编辑部看看李延年老师吧。”
我也是这么想，这二年我在省文联办的文学刊物《草地》杂志上发表过三篇小说，都是小说组长李延年老师编辑发表的，他的老家在西山县，和我们北山县是邻居，他大学毕业留在了《草地》杂志当编辑，每次见了我们，他都很热情。
进了李延年办公室，他正埋头看稿件，见了我们，非常高兴，站起来让我们坐。我们坐在椅子上，高天起说：“李老师，我和陈显毕业了，过两天就回红山市，来跟你告个别。”
李延年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面带微笑，问高天起：“你还回你们区文化馆当文学创作辅导员吗？”
高天起说：“还没定，回去看看再说。”
李延年问我：“陈显回红山市有什么打算？还回乡下当老师？”
这正是我的心结，一想到学一回文学创作，用不上，还得到乡下教学，心情沉重。我低着头不说话。
李延年跟高天起说：“你回到市里给陈显安排一个适合文学创作的工作，别让他回乡下教学了。”
奇怪，高天起的工作还定不下来，怎么会安排我的工作？就他一个搞写作的，哪有这么大的能力？
高天起低着头，不吱声，好像是很为难。
我想跟李延年说：“别难为高天起了，他办不了。”可是，我又说不出口，好像我瞧不起高天起似的。我绕个弯说：“他也可能干不上和文学创作有关的工作，还是别给他添麻烦了。”
李延年不以为然，微笑地说：“那有啥麻烦的，一句话的事。”
我惊奇地看着李延年，顺口说：“他哪有那么大的能耐！”
李延年平淡地说：“他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他爸有呀！”
我疑惑地看着李延年，说：“他爸连个收发室的工作都没干上，在离收发室不远的地方上班，还管得了别人的事！”意思是你不了解他们家的事，我对他们家特别知情。
李延年问我：“他爸是红山市委书记你不知道？”
我目瞪口呆。
怎么离开李延年办公室的我不知道，朝学校走的路上，我和高天起谁也不说话。他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说他父亲是干什么的呢？按说，他该炫耀他父亲的社会地位，以得到我的羡慕，他却相反。我之所以没想到他父亲是个不一般的官员，是因为官职太高了，高得超出了我的想像，试想，我的家族都是种地的农民，我当年考上学的时候，妈妈对我的最大期望就是能成为公家人，“能干上天天往各村送信的或是到各家收电费的就挺好，只要是公家人，掏大粪也行！”乡长、县长离我们家族太遥远了，更何况是市委书记，想想都吓个半拉死。
我一点也不怨恨高天起，人家父亲当什么，愿意跟你说就说，不愿意跟你说就不说，凭什么要告诉你；再说啦，高天起也没撒谎，说他父亲工作在离收发室不远的地方，没错，市委书记的办公室离收发室确实不远。
回到市里，高天起对我说：“我的工作父亲都不管，你的工作我帮不上忙。”
我本来也没指望他，我的想法很实际，路由自己走，这之前我不都是这样活过来的吗，以后，我尽心尽力地待人待事，我会活得很好！
高天起还回到他原单位上班，我回乡下学校当老师。
几年之后，我因为经常在各级党报党刊上发表文学作品文化随笔、杂谈，被调到市党报当记者，我到报社报到的时候，高天起来看我，听别人跟他打招呼，才知道他当上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了，别人告诉我，是高天起向报社领导推荐调我来的，他说最了解我：勤奋、乐观、勤俭，有人民大众情结。
我对于他的推荐很感动。
我问起他的父亲“是不是还在离收发室不远的地方上班？”
他笑着说：“已经退休了。”
我想起了第一次到高天起家，他说房子是借的，电话快撤了。我这才明白其中的深刻含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