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峰人（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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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所听到的故事几乎都是与我无关或者是相隔甚远，然而，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的节点上，由于社会领域的种种举措，带来了一种社会改革思潮的氛围。于是有了表哥们受邀进京拜访50年代初期——原内蒙古包头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杨德松’与母亲‘梁家’渊源的故事。
此故事，把民国与澧县城关镇以及当时‘梁家’与‘杨家’的人情和社会风貌等元素穿梭交织，多少带点历史的韵味，保留了一份心底的记忆与沧桑，从而散发出一种‘梁杨’的两家不朽传奇。当时，我有幸在场，又亲耳聆听了表哥们向‘梁家’尚键在的长辈即我母亲（四伢）汇报，整个过程，我依然记得是那么样清晰而又回味。所以，至今回想起来，连同自己整个的“精神世界”仿佛都被载上了一种心情的兴奋感。
故事中的人物和所发生的事件距今都已经非常遥远了，但是，当
一位曾经由赤贫而转化为后来的权贵时，当这一位权贵与‘梁家’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时，过去和现在，贫穷与富贵以及一种攀附心理的纠缠转化内涵并呼之欲出。其实，贫穷与富有是融合成一种社会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不管是哪个年代都会存在的，世上的人，难免有穷有富。人贫穷时，便想要富贵，富贵时，就害怕失去。其实贫穷与富贵，都是流动的。
一般我很少用‘眉飞色舞’的形容词来描叙自己表哥们讲话的神态，因为我知道，对淋漓世风的批判中，人都有一种结识某种荣誉过后的那种炫耀，人活到世上，谁都得卑躬屈膝几回，过去讨厌别人脸上的讪笑、讨好、怂、俗，现在全出现在了自己脸上，有过之无不及。背上预料的包袱来‘趋炎附势，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虽无法高攀到获得实利的地步，但都只是充满着神秘感和崇拜感，因此以有机会结识来炫耀自己，使得虚荣心得到满足，就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心理状态，这都是人性的本能。
我试图用理性的思维来看这个社会，把‘梁家’与‘杨家’的人情和社会风貌融合成新的叙事结构，酿成一副深邃潜藏的影像画面，然而，昔日澧县城关镇上的宽容和美好将随着二十一世纪一月的寒冬瞬间冲动永远一去不复返了。那些些零碎和模糊，即使算超强清醒的记忆，也已经是局部流失和经过删改的信息了，必然是残缺不全的重构物。
不管怎样，自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表哥们口里的故事和人物当初的确在常德澧县城关镇的‘梁家’大院子里发生过。
古镇是一种介于古城与古村之间的存在形式，多指商业居住性质的集镇。二、三十年代澧县的城关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保留了民国初期的风貌，古朴而精致。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中，以水路为主的交通起到无可替代作用，它的便捷几乎决定着绝大部分古镇的命运，澧水河也不例外，沿着水路两岸往往也是最发达地区，毗邻澧县的津市就有‘小上海’之称。
外公、外祖母、舅舅们和母親一大家子就居住在这整栋连片的澧水河畔，河边时常飘荡着几艘乌篷船，古镇沿着澧水河岸得以平静下来，远离了喧嚣，有种被遗忘的感觉，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在这湘北边陲的小镇上凝固。清晨，细雨霏霏，走在小镇街道上，石板路被一夜雨水冲涮的格外干净，晨曦中河水泛着倒影，小街沿澧水河弯弯曲曲南北伸开，两边是住家和店铺，时辰不到开门的不多，偶尔飘来袅袅炊烟，真像一幅江南古镇水墨画。‘梁氏’家族的老宅子大门在城關鎮上有种超级的豪华和气派。清晨，两尊石狮子后门的大门声，咔吱、咔吱的被打开，门里带着几分神秘，一些佣人呼前扶后，外祖母踮着小脚迈起细细的碎步从后房往堂屋走到太师椅旁坐下，丫鬟替过水烟袋，外婆从中拿出一把烟丝放在铜质的烟箱里，然后又掐一支用细黄色草纸滚成的‘纸梅子’点燃水烟袋，叭、叭吸了几口，便则身望了一眼旁边厢房里杨德松之父‘老杨头’。
曾经听母亲说过；此人身板硬朗，做事勤快，但性格却十分固执，他有一个特点，不喜欢睡床铺，而更愿意睡在木凳子上，他长期把两条一米多长的老式长木凳拼在一起睡觉。据说他是外祖母的什么亲戚，投靠在梁家，吃喝、拉啥全部落在这老宅子里。可以说梁家对‘他’应该还是有养育照顾之恩。时近晌午，门外来往行人多了起来，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茶馆里传出常德汉剧和丝弦的声音，那舌尖顶着上颚，压住高亢近乎尖叫的旋律，在小镇上空徐徐回荡。
以前，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母亲从未提起过此类事情，改革开放，政治环境的宽松，加上表哥们谈论‘此事’，母亲偶尔才会扯起几句，真正知道‘杨家’这些细事，还是几个表哥进京见到这位远房亲戚之后的事了。于是，‘杨家’更多的细节并一一浮现出来。
‘老杨头’有两个儿子，比母亲年纪稍大，但都没有读过书，估计家庭生活非常贫困，所以帮有钱人家打工，做点小生意是他们生活的救命稻草，只是这根稻草在那个年代也开始逐渐下沉。大儿子的头顶上有些癞子，话语不多，人比较本分，而小儿子的性格却截然相反。他每天提个竹篮子在镇上一个炸油条老板那里批发些油条去卖，然后赚点小钱维持生活，这个小儿子得钱后常在一些地方去‘投舌子’一种赌博形式，甚至把卖油条的货款也赌输了，油条老板虽然也多次埋怨，但还是比较宽容，仍然赊账批油条给他让其继续去卖。试想，当时如果他们兄弟家境尚可，一定不会陷入这样的死局？这也许就是命运的造化？
30年代初，随着世事风雨飘摇，生活所逼，两兄弟一起投了军听说是贺龙的部队，后来贺龙率红军攻打澧县县城，杨德松在混战中抢了一桶‘洋油’（其实叫煤油）放在梁家的后门，以感谢外婆、大舅舅对他们父亲的照顾。此事，表哥去北京时杨德松还亲自提起过：说那时候，红军还是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所以，他抢了别人的洋油后只能偷偷地放在‘梁家’宅子的后门，当时也不知道‘你们拿到没有’？此事足见其人从小的狡黠和仗义。
时过境迁，长沙解放初期，澧县公安局找到了大舅舅家并且还送来一张照片，是一个军官骑着高头大马，腰里别着一把手抢，照片上的人非常神气，此人就是多年失去联系的远房亲戚‘杨德松’。那个时候，应该说他已经是功成名就了，现在来找他自己的父亲则是顺理成章之事。当‘杨德松’把他父亲接去过幸福的日子时，老辈却扛着自己生活的习惯，燃尽了烛光并没有得到长久安享晚年的梦想，最终还是敌不过匆匆岁月和人间烟火而去世了。
大舅舅送走‘杨父’后不久，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开始。因为大舅舅曾经当过澧县‘伪国大代表’，又是地方土豪劣绅，很难度过这一场政治的暴风骤雨。于是，他收拾金银软细，一个人往北方向逃跑，我想，此时他应该是投奔‘杨德松’而去了？大舅的一身的装束和口音终抵不过政治年代机警的民兵，刚刚下北京站就被盘查出来了，十足的南方口音马上就暴露了身份，最后只能以逃亡人员被扣住，不得已，大舅只好说是；找‘杨德松’司令员，于是，电话打到包头军分区，参谋长接后十分熟悉的说‘知道这件事’，因为‘杨德松’以前经常与参谋谈起他与‘梁家’的事，所以，参谋长也十分了解大舅舅的情况，一个电话拨给在北京协和医院疗养的‘杨司令’，并派车将大舅送到协和医院。听表哥说；他父亲当时在协和医院正碰见‘董必武’与‘杨德松’在一起，当时，董老看见大舅穿的衣服非常寒酸就跟杨德松说；‘帮他换一件衣’， 杨找人给大舅换一件军大衣后并一起回到包头。
在包头住了一些日子后，杨问大舅；‘你今后就住在这里，在这里找工作算了，一切我可以跟你安排好’。不料，大舅说；‘他还是想回到湖南老家’。杨说；‘你这个情况现在回去比较麻烦，既然这样，那我就帮你找人安排到离湖南较近的武汉去工作’。不得已，大舅舅只能听其安排，拿着杨司令写给武汉某负责人的信件动身去了武汉。可是工作一段时间后，不知什么原因，又不知道大舅犯了什么事，最后被遣送回湖南，杨知道后，嘱咐大舅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狱。再后来，大舅的情况就如同许多那种被管制、被监督的人命运一样度过余生。
当岁月走过沧海桑田才明白，人生已斑驳了一地的破碎。无论当初你的出生和身份怎样，随着世事巨变，最终都是一句话；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穷人；不管你才华横溢，还是平庸至极，其实，你都是这个世道中的一份子，自然就会受到世道潮流的影响。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史记》中；“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下层人们的反抗精神和意志在‘杨德松’兄弟身上得到了验证。老兄虽然在战争中阵亡，可弟弟活了下来，而且还身居高位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由此可见，其人很不一般。
曾经听母亲唠叨过；‘梁家’也出现过‘死即举大名耳’者，即是我家的满舅舅。他二十年代，十几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学校读书时闹学潮、搞运动被捕，后经大舅舅托关系找人放出来，最后因肺痨病死在家里，每每母亲提起此事不仅摇头叹息，不然，他闹革命成功后，也将与‘杨司令’一样落个‘功成名就、光宗耀祖’。
撕开两个阶级生活遮蔽起来的幕布，放在一起看个究竟，‘梁家’与‘杨家’的政治身份由于社会动荡的巨变，划分却已经是泾渭分明了。这个带有彼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复杂的、不易为后世所理解的感性意义，终究还是被生活柴米油盐的平淡，人生的苦旅和挫折坎坷的洗礼所屏蔽了。
解放初期母亲与他们有过一段联系，只是后来相互身份变换较大，彼此内心情感，心态限制了这种联系，加上当时政治时局，所有这一切就隔断了这个远房亲戚的往来，只不过，那次表哥们去北京看望‘杨德松’时，他特意提起了母亲的事，并要表哥们替他带问母亲好。正是改革开放之际，还听表哥们说；他被‘邓公’ 重新启用，担任过北京军区什么职务？
在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文化虽不高，出生也卑微，但他们对命运有一种不屈不饶的抗衡，能知难而上、执著、知恩图报，他们做人实在、光明磊落、讲义气、重感情、关键时刻，为你挺身而出。
又或许，每个人一直延续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对天地的理解，倘若给他们一个机会，过一个‘有情有义的人生’，他们定不会拒绝。只不过这个机会不容易得到，但 ‘杨司令’用这个机会做到了。
时间还是挪到解放初期，当时的‘杨德松’已是解放军中的高级干部了。从身份到地位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每个人或多或少思想观念都会有很大的变化，有的人会一反常态，抛弃良知，做人之绝是你想象不到的。而有的人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语）。‘杨德松’便是亦？
如果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那么事件的发生就是记录回忆的载体，通过两件真事，让一个高级干部的灵魂变得有形化。前面所提，‘杨德松’小时候多有‘不务正业’，在澧县街头常与一些‘游手好闲’的‘狐朋狗友’混在一起。解放后由于所走道路不同，人生走向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当了解放军高级军官，而他那些儿时的个别朋友却进了大牢，但是，我这个远房亲戚只要回澧县都会抽时间去监狱看望他曾经的那些‘五不烂’，甚至还请这些人吃饭，但还不忘记告诫他们要；‘要好好接受政府的改造，重新做人’。此种撇开所谓；政治身份，放下面子的光明磊落、讲义气、重感情之举深深吸引我，感动我。这，可能就是他的人格魅力。这也正如贾平凹说，‘活得有趣，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倘若你觉得生活无趣，归根结底是少了懂美的心’。
当一个人拥有了足够的生活阅历时，他总能看得惯一切事件，以及一切人与事的奇葩，包括更诡异的状况，也能淡定听、看、触摸，不是麻木了，而是善于理性与平静。在故事的结尾处，还有一件值得击节赞赏的是，50年代初期，他回到澧县时，去看望了那位曾经批发油条给他的老板。为感激油条老板的宽容、理解和生活上的支持，我听说，他送了一件虎皮大衣给他，而且还把油条老板的儿子送到部队，据说，此人最后官至团级。许多故事的细微之处，使人窥探到真实的人性，稀缺的人生经历你只需试读几页，就会被这些故事意蕴悠长而深深吸引。
像‘杨司令员’那样的人物，在战争年代，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躲过枪林弹雨，当了高官之后，以人品做底子，不畏惧政治影响，不昔高官身份，本着‘贫贱之交’放一桶‘煤油’于‘梁家’后门，去监狱看望昔日的朋友，感激曾经帮他度过难关油条老板，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美德。他赢在格局上，赢在胸怀里。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因为胸怀，才是成功者的标志。生命只有走出来的精彩，沒有等待出来的辉煌！
最后，我想起一句话：“世界上的事情本就是各自下雪，各人有各人的隐晦和皎洁。”
最后引据以下资料佐证；
1952年2月成立的包头警备司令部的领导是：
政委
陈登昆（兼）河北省故城县
副司令员
杨德松
副政委
姜文然
参谋长
2021.1.23于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