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土匪》

我身边的《土匪》

遇见是四十九年前的事，离开却是知青想回城的决定，那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知青们聚会，常常会扯起下放农场时的经历。自然，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一切都会嚼在舌根上。于是，一个冠有‘土匪’名声的人就自然的被知青们常常提起，并且绘声绘色的说起他身上那神秘而‘不朽的传奇’。

很多时候，回想过去一些事，总会有种萦绕耳际，挥之不去，呼之欲来的感觉。按说，在70年代初的政治生态环境里，在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早已经没有‘土匪’存在的踪迹了。‘土匪’两个字仅仅只是出现在小说和影视剧中。但是，在我下放的湘北边陲东山峰农场，在二分场三队我却真正结识了一个本地土生土长有点‘匪气’故事的人。

这个人，真名叫‘田辅仁’，是农场初建过程中从本地征收转到农场的职工，但他的身份如同山峰的云雾一样扑朔迷离，谁也搞不清楚他倒地是哪里人，祖籍何在，又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倒是他的土家族装束和硬朗的身板子和‘田土匪’的别名，还有当地浓厚的石门口音让我记住了他。

记得，72年3月初到知青点时，雾锁朦胧的烟雨下，远处的山坳中，蹲守着孤独的一栋茅草房，三面是小山包的遮挡，幽暗的灯光一闪一闪，全然没有了一丝活气，仅仅北面方向露出的一扇平坦才稍稍使人缓解。如果遇见晴天，站在这道口子上放眼望去，莽莽的群岭，蜿蜓的山脊，林海耸翠，紫烟笼罩，那景象，仿佛可以隐藏着千军万马，的确是饶有奇趣发人遐想的。

知青与‘田土匪’就同住在这一栋茅草房里。他离我住的房间不远，顶当头朝南的半间茅草房就是住的他们一家三口。因此，我与他便有了缓慢的接触和了解。

当真情轻敲残酷的现实时，细观其人的印象；他中等个子，正直中壮年，但背脊稍有点弯躬，头上微微有些秃顶，穿一件土家族琵琶襟上衣，一条用蓝底子印花布做成的青丝头帕盘缠着整个脑袋，一根铜制的短烟枪拴住一袋散烟丝別在腰上，空闲时，常坐在自家门前‘吧嗒、吧嗒’的抽着旱烟；又由于长年生活在山区，多在深山密林中打猎、寻药、抓蛇，脸上的皮肤显得很粗糙，还只有四十几岁的人就被深壑的皱纹布满了额头和眼角，两只小小的三角眼睛平时却有点浑浊，一起出工时，我曾经瞧见他手上的皮肤也是皱巴巴的，有点儿像树皮，甚至每一根指头都粗得好像弯不过来，但遇到队上每次打突击或有重劳力活时，那种超体力的物体重量，一百几十斤岩石，一百几十斤柴火挑在他的肩上、背在他的背上却能如履平地，从他体内爆发出来的蛮力和筋爆的手力使我感到惊讶和咂舌。但在平日里，他几乎很少与知青们接触，总是‘灰头土面’似的缄口无言，生怕惹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其实，单凭其人的表象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老实本分的山民，而只有透过他细细炯炯有神的眼光中才会发现他精神矍铄下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他脚上常穿着一双草鞋，经常是一个人背着鸟铳和砍刀，带着自己的猎狗独自地朝深山老林里走去，那背后隐藏的‘匪气’如同秘密一般，让人猜疑。说实话，那时，我对他顶多只是一个‘中性’的感知，不好也不坏。

在他暮气沉沉下，岁月不曾饶过谁，没有一个肉身可以一直长期的隐蔽下去，但灵魂可以。有一个细节流传得很广，说是他曾经参加过土匪，干过‘打家劫舍’的勾当。后来，据他本人交代；由于生活所迫，他与人一起曾抢过别人家的几个瓷碗和一些盐巴、仅此而已。此事虽无从考证，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查出你祖宗三代，查清你的历史问题应该是没有多少瑕疵的。为此，把干过‘土匪’的罪名放在他身上，‘田土匪’的名称便在二分场三队里‘约定俗成’了。

过去，在我的想象中，土匪总是与大山和偏僻的地方联系起来，说来也巧，而今，我下放的地方正好属于‘武陵山脉’与湘西毗邻，

这里峰峦起伏，沟壑纵横，溪河密布，洞穴幽深。此地有着绝佳干‘土匪’勾当的地理生存环境。茫茫无际的山脉，悬崖绝壁，涛涛林海，一片原始森林，稀邻的人口、房屋、吊脚楼、溪流，袅袅炊烟就如同小说《湘西剿匪记》和影视作品《乌龙山剿匪记》中描述一样；一群最为放荡、最散漫、最不愿受约束的乌合之众，手持鸟铳，刀棒，把守在山碍、隘口之地，碰到路过之人或者商队就会跳出来大喊一声，‘想过路，留下买路钱’，然后便劫货搂人。

在那时，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带着政治环境的目光去看待，都会发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神通广大，而且还光彩夺目、豪气冲天。当然，这里面也夹杂了夸张和神经质式的自我陶醉。‘田土匪’就这样被阶级斗争的手段楸出来，然后被政治环境加以‘关照’了。再后来，每次队部开斗争大会或是政治活动，少不了他必须‘站台’和陪斗的现象，或者成了被取薄、排挤、欺凌的对象。

土匪(拼音:tǔ fěi)、(英语:a bandit)，以半路抢劫、打家劫舍等为生的地方武装团伙或其成员。扰乱社会治安。在地方上抢劫财物，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的武装匪徒。以打家劫舍为生的地方武装团伙或其成员。

据资料记载；解放前夕，湘西匪患尤烈。国民党反动派在湘西建立反共根据地。他们勾结地方土匪，组建了3个暂编军12个暂编师，还有"湘鄂川黔反共救国军"等成建制的10多股反动武装，总数达10多万之众。

1951年2月1日，湘西军区发出《剿匪政治动员令》，全面进剿湘西土匪。1949年9月中旬，解放军第38军由常德挺进湘西，先后解放了湘西十余座县城。9月下旬，47军、46军136师、38军114师等主力部队奉命进入湘西剿匪。至51年2月47军赴朝参战为止共歼匪92081人，缴获大量枪炮弹药。其后，湘西军民又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肃清残匪2万多人，数百年湘西匪患，宣告终结。

读书的时候，我在小说《湘西剿匪记》、《武陵山下》、《林海雪原》等书籍中了解到，土匪乃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以抢劫、勒索为生，缺乏政治远见，是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者，他们行为放荡不羁，为所欲为，不愿受任何约束，等等。透过阅读小说和影视作品的观看，其实不然，事实上，人类社会任何一种组织要持久地存在并进行活动，都遵循一定的规则，受一定的约束，不可能绝对的自由、绝对无约束。土匪组织，的确是人类社会各种组织中最为放荡、最散漫、最不愿受约束的一种。但是，这是指他们不受正常社会的法律、道德和其他公众规则的约束，一般说来，多数土匪队伍内部是有约束的，有的土匪队伍的纪律还相当严厉。

其实，历史上的土匪并不都像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土匪大多数都是平民百姓，为生活所迫或是受到官府欺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这才啸聚山林的，也只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田辅仁’是否也是这种社会环境造成为‘田土匪’的呢？至少，我在他身上是看不出其‘土匪’的痕迹了。

久居队上，垦荒垒屋，背柴、砍茅草，炊烟犬叫，‘田家’有关的一些‘二、三’事也就慢慢熟悉眼帘、贯穿入耳了。知道真正落户在队生活的只有他一家三口。女儿‘田小兰’正值读书年龄，可能受她父亲的出生的袭扰，还受其农场初建的影响，所以在读书年龄时并未进学校读书，而是跟随其父母一起出工劳动。而他老婆‘幺妹’个子不高，也是在队上出工谋生。平日里她寡言少语，很少去招惹别人，只是在装束上与她老公有些差异，同样是用蓝底子印花布围巾盘住着整个脑壳，用深黑色漂染的土布做成左襟大褂，滚两三道花边，衣袖比较宽大，下着镶边筒裤或八幅罗裙，只是少了土家族人喜欢佩戴的各种金、银、玉质饰物。

后来，我听说他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农场别的队上，一个在附近的中岭公社古罗大队，但我从未看见过。只是他家里养的狗和他那把打猎用的‘鸟铳’比较特别，所以印象深刻。那把‘鸟铳’已经非常陈旧了，枪托的木质发黑但还是油光锃亮，枪管上仍有些锈迹，一条被人称呼打猎的‘赶山狗’，雌性，颜色是麻黄色。此狗很少乱狂叫如同他的主人性格一样不声张。但他们常常是形影不离，出工时就在山上打野食，刨鼠洞、捉些小动物是它的拿手好戏。后来，此狗生了一窝狗崽子，全都是黑色的，被支部书记和职工排长都抱走了。然而，两只黑色的狗崽子全然不是母狗的性格，常常犬狂不停，这及可能是改变了狗的基因或是换了主人，因为，这两家都是贫下中农？

‘田土匪’是本地人，他对当地的风土人情都非常了解。我要好的一个职工排长刘正田与他关系特别好，所以经常在一起聊山里挖天麻、黄吉、七叶一支花等药材、也谈溪水中炸鱼、讨论鸟铳装火药打野猪、野鸡之事。

有一次，刘排长和他商量好了，决定带我去‘田土匪’在古罗那边的大儿子家走一趟，来去的路程可能有七、八十公里，时间要两三天，还准备歇一两个晚上。当时，排长帮我带了大米和一些玉米面，他知道我吃不了玉米，所以特意带着大米给我恰，因为，那个年代是凭粮票供应，所以不带这些东西，人家是没有办法招待的。

次晨的晴空，一层稀薄的像纱一样的乳白色的气流，在远处的山脉和树梢上轻轻地摇曳着，荡漾的晨雾弥漫了我的视线，好像在掩蔽着自然界所起的变化的神秘一样。因为，今天的行动本身就显得非常神神秘秘。当时，‘炸鱼’属于农场和国家禁止的，与‘田土匪’一起私自出来又显得很不恰当，但一切有贫下中农出生的刘排长当着，我也就无所顾忌了。

三个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十六岁、二十八岁、四十多岁）就这样悄悄的出发了，匆匆忙忙地赶路。‘田土匪’在前面开路，他身背着竹背篓，里面装有砍刀和昨晚用瓶子装好的炸药和雷管，还有一些大米和一些玉米面，鸟铳的枪口露出在竹篓口上，仿佛有一种军事行动的神秘感。

翻过几座大山，跨过数条小溪，越过依山而建的木质吊角楼，我看见门前挂着红彤彤的干辣椒和玉米，这种在平地上用木柱撑起分上下两层，上层通风、干燥、防潮，是居室；下层是猪牛栏圈或用来堆放杂物。再往前走，不远处我看见一座高耸入云的山洞，洞口的岩石呈竭黄色，真像一条龙从山洞里冲出来，延绵几千米，沿路撒下数堆碎岩石形成的溪流，他告诉我；这叫‘黄龙洞’，是澧水的发源地。

此刻此景，我又想起儿时长沙的晨雾，薄薄的绕着湘江的水面和岳麓山，用朴素的白衣轻裹又如同梦娜丽纱那美丽的微笑，若隐若现似幻似真，而我却不尽然在这异乡的大山深处嗅着泥土润物的无声和神秘。

抬头，观其山野的俊秀，凉风拂而静思，再觅其眼前‘田土匪’的深涵，我猛然想起影视作品《乌龙山剿匪记》中的‘田大膀’，那个形象与‘田土匪’真是同出一辙。他们年龄，他们相貌，他们生存环境是何其相似啊！我们一同从队上出发，他年龄最大，然而，他却比我们都显得步履轻盈乔健，一路上，他手握砍刀，非常敏捷的在布满杂草藤蔓和尖刺的山道中开路，最让人称奇的是，他的腿脚特别灵敏，几十岁的人了，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一般年轻人都撵不上他，他在前面走，我们甚至要小跑，才能赶上。那充满‘活龙鲜健’的精力不差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特别是他对大山的了解与熟悉，仿佛就是山中的一条蛟龙。如此看来‘匪气’在他身上真的是不折不扣！

午后，我们终于到了他儿子的家，我看见溪水边有一所低矮破旧的老屋危危地立在陌旁，炊烟从老屋后袅袅升腾，宛如一条扯不断的舞动的白绫，缓缓攀上一棵高树的梢头，将它无声包裹。再看房子，木制的竭色的门，纹理清晰，因岁月久远漫漫剥落的皮层，摸上去有微刺的质感。进屋后，发现房间里很简陋，里面只有必须的生活用品，除了一张宽大的木床外，唯一值钱的，就是他床上的青底子篮色的印花被褥和不规整木柜子里的几双碗筷，再有就是灶上两口铁锅了。整个感觉就是一切有着年迈的裂痕。

安顿好行囊后，这里显得非常静谧，側耳，我只听见山崖的溪水边，咆哮的水声在耳边浓浓作响，那从上而下的涓涓水流汇集到此形成了巨大龙塘，没有比在这里炸鱼更适合了。

迫不及待，刘排长与‘田土匪’同时脱去衣裤，站在溪水中往深塘里投去炸鱼瓶，一声巨响，深塘里的鱼被震昏，然后漂上水面，随即又被水流冲往下游，此时，我早已做好准备，在下游用一个渔网一条条网住它们，当然也漂走了不少鱼，一天下来，鱼也炸了不少，第二天吃完早饭并匆匆地往回赶，下午时分别溜回队，旋即扛上锄头又故作出工姿态，全当没有发生一样。

那是我第一次与‘田土匪’面对面，心对心的接触，二天的耳闻目睹，一切感觉尚好。朴实，有耐力、吃得苦，肯帮忙是我亲身的体会。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和农场职工的形象就在我脑海中定位。尔后，又慢慢淡忘。

只是回城后，我偶尔还会想起，‘田土匪’那种人的命运，想起‘土匪’两个字的含义。自然而然，思绪里，知青在东山峰农场所干的‘那些事’却会常常在‘发酵’中搜索。

其实，在那个特定年代，真正在山上有些‘匪气’不是‘田土匪’，也不是当地的山民和农场职工，而是下放在当地的知青。一个农场在山峰上聚集了一千三百多知青。他们成组织地集体存在，又处在蹉跎迷茫的日子里，在接受再教育的汗水泪水浸泡中，经历了贫瘠的生活、物资的匮乏、繁重体力的劳动和精神文化的缺失。因此，客观上造成了一些知青的思想上的迷茫和彷徨。干了许多比‘田土匪’还‘土匪’的事。

他们很少出工，干一些‘偷鸡摸狗、牵羊、扒钱包、偷腊肉’甚至偷盗农民的活猪的事还发生过，偷菜已成家常便饭。从南北镇到泥市镇，从农场对面张家山、观音尖到山后面古罗和钟岭公社，方圆几十公里，听说知青来了，当地的村民就会自觉的跑出来在自家门前‘呼鸡唤狗看羊’，集镇上赶集的农民，供销社的商店都会提醒看好自己的钱包和商店的物品，一时间，知青被当地农民比作‘这娃娃比过去的土匪还厉害’？此事绝对不是夸张，而是有着许多事实根据，据农场保卫科记载；附近集市、商店，‘五七干校’和农民家里被偷的东西几乎全部都是东山峰农场知青干的。

所干之‘匪事’，虽然是少数，但它还原了一个绕不过的知青历史话题，只是换了时间和身份的概念，仿佛间他们也变成是‘啸聚山林’之人，尽干‘打家劫舍’之‘匪事’。虽然这都是少数知青做的事，但是从一个侧面见证了知青群体的苦难，见证了他们的折腾和一些龌龊，更见证了真正受害的还是当地的老百姓和农场的一些职工们。这正如余秋雨说:“在没有战争和灾荒的情况下，老三届可以说是20世纪有文化的年轻人中遭受最多磨难和折腾的群体之一。”

人生不易，岁月蹉跎。沉溺于过去的思绪无济于事，不如放下，不去想它。时间自会使我们获得新的力量。由‘田土匪’的故事而引起的传说慢慢收尾了，他的形象偶尔会想起。去年我回东山峰休闲时，顺便去打听了他一些情况，据熟悉他的人说；‘田土匪’应该是永顺那边的人，他是后来移民到东山峰的。熟悉他的人还说；所谓当土匪也是无稽之谈，他身上种种传说都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我写他也不是一种奇怪的罗辑，因为，斯人已去，别来无恙，但愿那个年代永远不会再现。

2021.6.15草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