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冷酷”

张爱玲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她的作品创作风格是残酷而苍凉的,就其“冷酷”来说，是其他女作家无可比拟的。从人品说，冷酷无疑是短处，但就写作说，却可以冷面人生，入木三分，使作品具有独特的魅力。

抗战爆发，她正在香港大学读书，和同学参加了救护工作。1944年她写了《烬余录》,回忆了香港沦陷后的所见所闻。她在写救护伤员时，毫不掩饰地写了自己的自私和冷酷，“仿佛将尸体解剖学提升到艺术层次去欣赏”：

我们倒也不怕上夜班，虽然时间特别长，有十小时。夜里没有什么事做。病人的大小便，我们只消走出去叫一声打杂的：“23号要尿乓（‘乓’是广东话，英文pan的音译）”或是“30号要尿壶”。我们坐在屏风后面看书，还有夜宵吃，是特别送来的牛奶面包。唯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的，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病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到“要什么？”他想了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当龙应台在读完了这篇作品后，不胜感慨地说：“《烬余录》像一个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所写，但是当时的张爱玲只有24岁。读《烬余录》，我发现，使张爱玲的文学不朽的所有的特质，在这篇回忆港大生涯的短文里，全部都埋伏了。”（《期待人文港大》，《南方周末》，2005·6·30）她的代表作品中篇小说《金锁记》也是这样。在小说中，女主人公曹七巧，由于所嫁非人，她居然将“恨”转移到已成年的子女身上，她一手造成了子女的不幸，将此作为发泄自己情感的渠道：她逼死了媳妇，儿子终身未娶，并成了吸毒烟鬼；已是30多岁的女儿好不容易找到了对象，又被她一手破坏，致使女儿终身不嫁。张爱玲就这样以不动声色方式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残忍的故事，足以表明她的一贯“冷酷”。在《金锁记》结尾处，张爱玲说：“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而她自己呢？也奄奄一息。曹七巧至死也不明白，她还认为自己是在爱她的子女，在这里，“爱”仅仅是恨的面纱，是“冷酷”的变异。这种以其对立面来掩盖某种本能于无意识之中的机制，就叫做“反向作用”。实际上，曹七巧的“冷酷”与张爱玲“冷酷”是完全一致的。

作为作家的张爱玲，她的“冷酷”使她的作品成了现代文学史无可替代的奇葩。但是，，“冷酷”的人品在为人处世中是不可取的，张爱玲晚景的凄凉就是“种瓜得瓜”：她74岁高龄时孤独地病死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公寓里，一星期后才被看门人发现。张爱玲“冷酷”的两面性，再次证明了德国哲学家康德所提出的“二律背反”的正确性。康德认为世界是复杂的，可以存在两个既同等正确而又互相矛盾的命题（或规定）。

（此文与翟大斌先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