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阳儿

苦阳儿

1937年3月，凌丰受当时的省委派遣，与先期回乡的刘家尧取得联系，走进了蒙山县陡山埠山区,目的是在当地发展党员，筹备建立党的组织，团结当地进步群众和开明乡绅，开展民运斗争。当时，凌丰的立足点就在陡山埠东北乡的杏山旺。后因工作不慎，初创中的党组织一度遭到破坏……

1939年2月，省委又派遣程仕盾化装成就医病人来到杏山旺的仁吉堂药铺，继续开展建党工作，同时，着手组建抗日武装……当时，仁吉堂主人毅然变卖家产，为抗日队伍捐钢枪380支……

1939年10月6日，程仕盾等人带领新发展的党员和进步群众1200余人，举行了震憾沂蒙大地的蟠龙崮暴动，首次举起抗日大旗……

——引自《蒙山县志》

一

谁也说不清杏山旺这个小村子是从什么时候有了人家，反正早年间，在这一带大山里，不管是打猎还是挖草药，一旦累了，需要喝口水、或者歇歇脚的时候，就都喜欢到这里落落脚。村子被由茫茫苍苍的杏山山顶顺势岔开的两列山脊紧紧地挟裹着，宛若产妇腿裆里新娩下的婴儿。麦黄时节，村子便被周围漫山遍野的山杏特有的果香笼罩了，村子里的人们一到这个时候就醉了一般，竟然连门也舍不得出了。就是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山窝窝里，像山上的杏熟过以后第二年又熟一次一样，刘氏家族的仁吉堂药铺一辈辈承继下来，到我来这里时大概已有百年历史了。因此，在当时，若提起杏山旺来，人们一般不直呼其名，总是以“仁吉堂”来替代，时间久了，人们更多的是将杏山旺的名字淡忘了。多少年以后，蒙山县志上用重笔提到了杏山旺和“仁吉堂”，我想这不只因为那是我初进蒙山的立足点和魂归九泉的地方，也是因为刘家尧和他家闻名遐迩的“仁吉堂”的缘故。

“仁吉堂”作为悬壶济世的中医堂号，由谁来掌门，凭的是乐善好施、手到病除的看家本事。到了民国初年，刘家尧的父亲刘积德在家族中虽排行不显，但因其熟谙岐黄、怯病有术，早已是掌缨在手，顺理成了仁吉堂的大掌柜了。此时的“仁吉堂”家大业大，名振周边三府五县，威名鼎盛之极。请积德老先生诊病，讷口的庄稼人是不必担心会被问得瞠目结舌或因为一时说不清痛在何处而陷入窘境的。只要病人坐到面前，单等他伸出右手，将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并拢了，往病人的左手腕或是右手腕轻轻一搭，两个眼皮安详地垂了，不等病人把突突的心跳平复下来，一方剂药就已配好。门庭若市，天天络绎不绝的求医问药者图的就是刘先生的回天医道。不过，积德老先生也有一个人所共知的规矩，就是若三付药下肚，病人仍不见好转，再找他时，这高瘦微驼的老头儿只好把手一摆，说：“我本事已尽。”

足以承袭家业、延续香火的岐黄之道本该像当初祖上传授给自己那样，也该由他再顺顺当当地传给儿子刘家尧。垂暮之年的积德老先生总是被这一想法困扰着，吃饭不香，睡觉不宁。因为，在他眼里，儿子从来没有对他自恃其强的三方五剂感过兴趣，儿子似乎更倾心于新学，恋的是教书、做学问。自从儿子被送进省立师范学校以来，其学业的精进和隐约有些异样的交往，屡屡让积德老先生从心底生出儿子随时都有远他而去的感觉来。伴随着儿子刘家尧结业回乡成为教书先生，积德老先生的感觉一天天更加明朗起来。从此，祖业传继的艰辛和下传无望的困惑像幽灵一样纠缠着积德老人。紧跟在他儿子身后，我的不期而至，就像在平静的水潭里扔下一块石头，刘家平静的生活又一次荡起涟漪。初来乍到，虽然受到了家尧两位老人的欢迎，但这使积德老先生更加认定了心底的想法：儿子走的是另外一条道！

二

那是一个晴好的夏日晌午，阳光透过树冠的缝隙射下来，在通往仁吉堂药铺的石板路上印上斑斑驳驳的亮色。上完课，我和刘家尧从小学校走出来，踏着斑驳的石板路推开了仁吉堂厚重的黑漆大门。木制的大门因濡了潮湿，紧紧地咬了门枕石，尖唳地发出刺耳的“吱纽”声。我和刘家尧同时像受了电击，心里一震，走在前头的我下意识地顿了顿，刘家尧先一步跨进门。

那时，积德老先生正对了门在为一个身怀六甲的年轻妇人号脉，眼睑重重地垂着。也是那门发出的尖唳的声音使他一颤，抬眼就看到儿子家尧正回头让我进门，老人便撤了按在妇人右腕上的手，将头摇了摇，长长地叹了口气。跟前的妇人一惊，惶惶地问：“先生，孩子保不住了？”老人转过神来，拉长了声音说：“保住在人，保不住在天！”

我和家尧来到西厢房。西厢房里轻烟袅袅，一股浓浓的松香味弥漫在空气中，使人有一种透彻筋骨的湿湿的凉意。此时，家尧母亲正跪在一个高高的蒲团上，双手合十，安详地垂着眼睑，面向一个供着菩萨的神龛念念有词。我们的到来，她全然不觉。是在为祖业昌盛祈福，还是发觉儿子正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而为儿子的平安祷告？我不知道，也无暇去问。早在省立师范学校的时候，家尧就多次用游戏的态度给我模仿过其家母对神灵的笃诚和膜拜，若非亲眼目睹，简直不敢相信，这位乐善好施的母性对心中的神灵到底是如何痴迷！想像不出，从来衣食无忧的善良的母亲是如何托付神灵拯救这个苦难的世界！若在平时，我可能得和家尧母亲讨论一点佛学的，可此时不行。此时，我满脑子正想着崖头峪那边的安危：得到消息本来就迟，如果不及时通知那里才刚刚建立起来的党组织分散转移，他们就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那样以来，我来陡山埠大半年的心血就化为泡影、前功尽弃了。刚才在村小学校里，我坚持自己去，和家尧出现了意见分歧。

“凌兄，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做，要去也轮不到你！再说，如果他们早已抢先到了那里，恐怕就更危险了！”家尧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面对母亲，本不该谈及工作上的事，可家尧此时竟没有了顾忌。看得出，他也很着急。我只好紧紧地闭了嘴，伸出右手食指贴在嘴上，示意他闭嘴。

“最好，让杏根去！”家尧仿佛没有察觉我的手势，还是坚持让他心爱的大儿子去。

不知是受了我们的惊扰，还是本已祷告完毕，家尧的母亲将眼睑微微抬起，拿眼看了儿子，又打量了我，将眼光灼灼地盯在我身上，问：“凌先生，县城里真的来了鬼子？”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旋即又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才好。老人看来只是要我一个态度而已，压根就没想从我这里证实什么。老人怅然若失，自言自语地说：“看来，这世道果真是变了！”当时，我正被崖头峪那边的事纠缠着，我的含糊态度可能让老人有些失望。后来很长时间，我都在为当时的敷衍感到后悔。我曾暗暗发誓，若有机会，我得好好跟老人家道个歉。

三

午饭后，没有一丝风，空气像是凝固了。毒灼灼的日头悬在当顶，仿佛是一块正在融化的铁锭，房子周围树上的知了没命了似地扯着嗓门吼，这让我隐隐感到了一丝压抑和焦虑。刘家尧背着我，偷偷地打发儿子杏根携了我事先拟好的鸡毛信去了崖头峪。眼瞅着杏根走出家门，家尧的母亲好像受了神灵的暗示，一股不祥游丝样袭上心头，但又知道孩子干的是大事，便无奈地说：“尧啊，旺毒的日头，叫孩子去哪？可别让孩子跳了火坑！”

杏根毕竟是一个未长成的孩子，出了家门就成了飞出樊笼的鸟。一路上，杏根穿行在还未抽穗的高梁地里，心里老想着爹爹的嘱咐，不管怎么样得在天黑前把信送到崖头峪村头的“王迷人”手里。“王迷人”是镇子上出了名的剧团领班。爹爹为啥那么惦记“王迷人”，手里的信为啥粘了鸡毛，才上小学的杏根不明白，也无心去想，反正，自打凌伯伯来到他们家后，稀奇古怪的事多了去了。从小跟着大人们看戏，咿咿呀呀的唱腔响在耳畔，杏根就想起陡山埠庙会的热闹来，想起高高戏台上红得发紫的“王迷人”来。“王迷人”唱的啥戏他听不懂，可一会红、一会白的变脸和台下一浪高过一浪的喝彩声却让他一直记在脑子里。头顶着毒日头，穿行在青纱帐里，又闷又热。脸上、胳膊上都被庄稼叶子划了好多的血道道，身上的衣衫早已被汗水浸透。可孩子全然不顾，只惦着这是爹爹的要紧事，必须完成好。

远远就见崖头峪村头老槐树底下横着一队人。杏根想，这要是爹爹要找的人该有多好！不行，我得找个地方躲一下，不然出了差错咋办？不等想完，尖尖的吼声便欻欻地飘过来：“干什么的？”杏根一激凌，好像六月里遭了冰霜，顿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怎么就是想回避啥就隐瞒不了啥呢！——他毕竟是个孩子啊！

“送信的。”杏根什么也没想，也许是来不及多想。谁也无法想像，当时他怎么就不知道撒句谎骗过这些人。谁也不会相信，就是这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便轻而易举地上了那帮贼人的当。他哪里知道这些人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啊！当然也更不知道因为他这次疏忽，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甚至多少年后都影响着他们刘氏家族。

“快给我吧！”整个过程就像事前排练好了似的，仓促得让人没有任何准备。以至多少年之后谈起这段历史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可毕竟后来的刘氏家族因此不知背了多少年的黑锅！历史就是这么无情，错误也是这样容易地发生的。当时，杏根心里像揣着一只小兔，是累了？还是迷糊了？谁也说不清。反正他未加思索，就将身上的信麻利地递了过去。不等他递信的手缩回，一把锋利的尖刀已经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心窝。伴着一阵狰狞的笑，腥腥的液体便汩汩地顺着刀柄溢出来，直呛人的喉咙。杏根两眼一黑，身体轻飘飘如一片羽毛，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在心中荡漾，于是，他便用两手紧紧地握了插在胸口上的刀，像云一样软软地摊在地上……一切都出乎预料，一切都无可挽回！

那帮歹徒是伪县长宋小隐的治安中队，他们在那封鸡毛信的指引下，将崖头峪村洗劫一空。村里先期发展的八名新党员统统被他们活活埋进了土里。多少年以后，蒙山编纂县志，将此事件命名为“崖头峪惨案”。至于刘家尧的儿子为什么轻而易举地把信交给了土匪并惨遭杀害，这在当地建党史上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四

宋小隐的治安中队包围杏山旺小学的时候，我和刘家尧趁学生放暑假，正躺在小学食堂的里间里做梦。连日来，崖头峪村的损失以及杏根无缘无故的死让我和家尧承受了巨大的误解和痛苦。也许是连日来的感情折磨让我们一时丧失了必要的警惕，反正那天中午，我们睡得特别沉，一切都来得那样突然，那样不可抵挡，根本不像电影上描写的共产党员那样先知先觉！

治安中队没费多少劲便使梦乡中的我们成了俘虏。五花大绑的待遇足以证明他们确认是抓住了“蛊惑乡民日久而终未落网”的共党要犯。抢功心切的刽子手们为尽快取得更大的进展，便就地在小学校设立了临时的刑房。睡眼惺松中，我看到他们脸上的得意和交头接耳，也体验了他们的狠毒和狡狭。他们人人都像喝了兴奋剂，掩饰不住的兴奋变做了对我们变本加厉的拷打和声嘶力竭的讯问。我和家尧都被反剪了双手吊在屋梁上，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

治安中队是一帮乌合之众，手段煞是毒辣。为了讨要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他们轮番把我俩往死里打。我不知道昏迷过多少回。迷迷糊糊中，只听家尧咬紧了牙关说：“信是我写的，与他无关！”

三顿饭没像往常一样，刘家尧在前，我在后，推开那扇沉重的黑漆大门，然后若无其事地迈进去，像在自家一样随便坐到饭桌前就吃。这已是我来到仁吉堂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且早已为刘家上下习以为常。仁吉堂两位老人痛失长孙之后，仿佛一下老了很多。这时候，他们在还未完全摆脱痛苦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想起了儿子刘家尧。一种不祥的预兆又一次笼罩了仁吉堂，局促像游蛇一样袭上了两位老人的心头……

受了公婆的委托，沉浸在失子痛苦之中的家尧妻子不得不抱了五岁的孩子找到了家尧和我栖身的学校。

“干什么的？”在朦胧中，一声断喝传进屋子。

“找我男人。”家尧妻似乎向屋里探了探头。

“哪个是你男人？”正在拷打我们的刽子手狡狭地盯着家尧妻。

“哪个也不是！”聪明的家尧妻转身就走。此时，怀里不懂事的孩子却撕心裂肺地指着昏迷中的家尧喊爹爹。撕心裂肺的叫喊不仅让家尧妻一下成了我们的同党，而且孩子也遭遇了同样的噩运！

“你个臭娘们儿！”丧心病狂的土匪嘴里骂着，抬脚就把怀抱孩子的家尧妻踹在地上。孩子的哭声像猫咬一样把我和家尧从昏迷中吵醒。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争夺政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其中固有常人无法想像的残酷！

如获至宝的土匪们妄想会有大的收获，但经过对我们十几个小时的轮番拷打，除了在我俩身上增加了无以计数的伤痕外，他们一无所获。最后，只好决定让我们享受最惨忍的惩罚。

五

刑场就选在了梓河岸边舒缓的河滩上。那时，太阳正要落到西山上去，红红地濡湿了天边的云。我突然觉得梓河真美，之前我干啥去了，怎么没有发现？嘴里就不由腾起一股涩涩的苦味来。

河边松软的泥地上一字排开三个新挖的穴，潮湿的泥土气息像小蠕虫一样只钻鼻孔。我知道，这里将是我们三个，还有家尧五岁孩子的最后归宿！

那时节，周围没有任何看客。好像起了风，耳畔呜呜的风声里，隐隐约约挟带着家尧两位老人沉痛的哭喊……

不等我们在土坑里站稳，劈头盖脸的尘土就沸沸扬扬地砸在我们的头上、身上。家尧的孩子受了惊吓，已不再会哭，只是伸手扯动母亲的褂襟，怯怯地说：“娘，我眯眼！”家尧妻掀起褂襟将孩子的脸罩了，强忍了泪，安慰说：“好孩子，这就好了。”

眼泪已经没有用。我和家尧两眼痴痴地对视着。我知道，他和我都在想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任务没完成好，而且失败得那样不可思议。

土已经埋到我们的脖子，地面上就只剩下三颗怒目圆睁的头颅。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离开前还是在我们的头颅上各铲下一锹。于是，映着落日的余晖，我们的一腔热血便痛快淋漓地由头顶迸发出来，散发着一股呛人的腥味，形成了传说中的很好看的漏斗形的血雾……

多少年以后，蒙山县志上特别提到了这个洇透了血腥的河滩，并将此定名为“杏山旺血案”。是时正值民国二十七年仲夏。此后不到一年，“仁吉堂”的主人又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他代表省委逐步恢复起当地惨遭破坏的党组织。不久，陡山埠周围方圆百里之内的山区又活跃着一大批像我和刘家尧一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