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文艺》
内刊会员
石英
我自小是在乡村长大的,而且是在那里接触到最早的文学和艺术。说来也有意思,从文学上说,比较而言还不是后来也深爱着的散文和诗歌,而是小说,从艺术门类上说,最早的应该说是戏剧一类,所以说,小说和戏剧至少在我们那一带根基是很深的。
说到小说,当然首先是古典小说(广义而言也包括公案、剑侠小说之类)。不知在外地是怎样的,在我们那一带的北方农村,古典小说的影响可以说能渗透到每一个粗通文字乃至文盲的毛孔里。当然主要是以男性乡村人为主,那时的女性爱好者还是较少的。这一点好像跟重男轻女的观念关系不大,主要还是由传统的习惯形成的。有一个反证可以说明此点。 如艺术类的爱好(尤其是京戏),在我们那里的女性中的影响面并不小;即使在解放前,对女性看戏听戏的限制也并不明显。而小说的影响面男女相较便有很大的不同。
小说中影响面最广的首推今之公认的四大古典名著“三国”、“水浒”和“西游”。说来极可能使今之“红楼”迷扫兴。 实话实说,当时我们那一带乡间也有《红楼梦》,但基本上是在更殷实之家与文化层次较高者所有和阅读。其实关于《红楼梦》一书的故事梗概及主要人物乡间许多人也都大略知道,但读起它的故事却很难勾起大伙的“腮帮子”(乡间谚语非常的津津有味之意)。而《三国演义》中的主要人物在我幼时那个年代可以说已经成为乡间许多人的精神寄托、命运相依与道德标准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我仔细回忆,在我的上一辈人中,他们平时相互的谈资,除了天气农事、家长里短而外,好像就是刘、关、张、赵、诸葛;武松、鲁智深、林冲、宋江;孙悟空、猪八戒这些小说中人物不分巨细毫发不拒的一切一切。我稍大时甚至还在想:如果没有这些人和事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他们的人生意趣肯定将会贫乏得多。
当然也不仅限于经典名著(对于当时的一般人而言,似乎并没有也不想严格区分经典与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公案小说中的《彭公案》《施公案》等与其中的人物黄天霸、杨香武、窦尔敦以及后来的《续彭公案》《再续彭公案》著也很抢手。剑侠小说《七侠五义》《小五义》《三侠剑》等及其中的人物展昭、欧阳春、白玉堂、徐良、艾虎、老胜英之类在许多人口中也如数家珍,十分着迷。但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今之古典名著人物与一般公案、剑侠中的明星人物,乡间读者(或由听书而来),虽同有爱憎倾向,但谈及经典名著中之人物情感更加深挚:崂嘘饮泣者有之,拍案愤俄看亦有之;相对而言,对于公案和剑侠类人物,无论是臧否喜怒,较为表面,瑟至是一种兴之所至的反应。总之,思想道德的含量还是有所不同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案、剑伙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在乡村读者中兴趣欠浓。不是的.至少在当时的年轻人中有时反应还更加火爆。如徐良,尽管此人表面形象似平并不俊俏,却拥有“粉丝”众多,有的人甚至对他的多个绰号都记得滚瓜烂熟。如山西雁、白眉毛、多臂熊等等,连他发暗器的绝招等等也烂熟于心。另如白玉堂,对其心高气傲、形象不俗、武艺高强也都很崇慕。还有那个“小侠艾虎”,许多年轻读者也有一种特殊的喜爱。主要是因其性格,还是潜隐地羡慕其小小年纪即拥有一双妻妾:沙凤仙和甘玉兰,且都具有一身武艺等等,年头多了,我已记得不甚清晰,不然对个中奥秘还是值得重新琢磨一番的。 难道是因为在艺术上被忽略的那些剑侠小说,在写人物上还有值得注意的特点不成?抑或是当年那些乡村读者就是那么肤浅容易糊弄?反正他们当时读起白玉堂破所谓的“铜网阵”,徐良从那个开贼店的高解手中缴获了大环宝刀,那种喜不自禁如虎添翼的自得情状,至今那些粉丝读者们追慕赏赞之态仍犹在眼前。至少,今天我在城市读者中尚未看到他们读当代小说时反应有似此强烈者,也许是我的所见有限之故。
当时,读小说,讲小说的热烈场面和典型例证,在我的记忆中可说是举不胜举,单说一例。 在我家居处的后街上有一王姓富户,临街耳房(类似现在单位传达室的位置)是长工老王(与主人同姓却毫无亲缘)的住处。这位老王好像是来自莱阳、招远一带的穷小子,但脑瓜好使,也会一手好活计,会驾驭骡马、赶大车,这才成了王富户家的“把头”(即雇工中的领头人)。这位老王不知是文盲还是粗通文字,反正是一肚子故事,一肚子旧小说人物的事迹。在这些方面,足可以称为半村人的“顾问”。每到农闲时节和下雨天不能干农活时,他的耳房里便挤满了人,听老王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不说,有不解的问题向他提出也基本上难不倒他,编筐编篓地也能自圆其说就是。我也去过这耳房两三次,见那听客们大都是中青年和孩童们,没有上岁数的老人。有一次我赶上有个嘎小子提出一个有点刁钻的问题:“你说古时的人物里谁的武艺最高强最无敌?”老王绕着弯儿说出几个,话口很活,圆滑地留有余地,比如说:“吕布和赵云都很厉害,可只可惜他俩没机会交手,这就难分高下了。”就这样,还是引起听客们激烈的争论,连雷雨声都给压下去了。
老王的“演讲”范围也未出我上述的小说范围,他既未涉及(可能是无兴趣)当时即已渗入乡间的现代城市言情小说,也没有被后来认定为经典作家们的白话小说,不过有一次我听他在讲述田漏出了小说人物的名字,却没说清来路。后来我想是不是他觉得自身的生活方式与听来的阿O有点相似才产生了某种联想,也未可知。
那时在我们那一片乡间,现代社会言情小说只在财主富户的少谷小姐中流行。也就是说,是小范围的,远未占领乡间最广大读者的心灵阵地。可能是因为缺芝对他们的吸引力,他们也就不那么爱好。但另一个现象直到现在我还在琢磨:当时在城市中即已风行的现代经典作家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的小说在处于战争年月的解放区也未广泛传播,真正被广泛传颂还是在1949年全国解放后。
而古典名著与公案、剑侠旧小说及其人物在乡间读者的迷恋之风,在我们那一带则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土改复査运动开展之后才发生了根本改变。随着阶级阶层阵线的析分,人们注意力的转移,如火如荼的人民解放战争声势的冲击,学校中老师在讲课中对“旧小说”某些封建迷信糟粕的批判,便自然改变了越来越多的人们观念的改变和阅读的兴趣。
但有一种现象(也许是一种历史现象)使我永远不能忘怀。在我生长的那一带乡村(不知有多大范围的代表性),许多人人生兴趣的一个重要部分曾经为古典小说及其人物形象所占有所担当。 对其影响的利弊,我想很难一言以蔽之。正直、正义、善良及至豪侠,小说某些正面人物性格中的良性因素很可能给读者和受影响者注入与传统美德相偕的滋养; 而另一些封建思想毒素与非唯物主义的宿命色彩等等也极有可能产生负面因素的渗透,例如,“七侠五义”中展昭的“荣誉称号”——御猫,当时的读者不仅未抵制,有不少人还津津乐道。就我个人而言,幸而及早就接受了来自革命根据地的正面教育,随后又投入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但我仍要客观辩证地说: 经典的和与之相应的那些古典小说作品在乡间的影响,对于当时许许多多没有机会正式上学或读书不多的人们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的辅助作用,推动了他们认识人生社会与人际关系的能力; 在那个相对闭塞的生活环境中也弥补了心灵中的活跃因素。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宜完全否定的。
也许会令今日的人们多少感到奇怪的是:当时在我们乡间,一般读者心目中,散文和诗歌(尤其是新诗)的影响远逊于小说,它们可能只有在较富裕之家的人士和真正的乡村知识分子中才有所涉猎和陶冶。 这一点,可能与我们习惯认定的“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的概念不太合拍,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受众的大多数而言,在那个年代,也许小说在乡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只有戏剧(京戏和地方戏)差可相比。
今天,我您颇感几分庆幸,能够在这个年龄段忆及以上曾经有过的一种现象——我总觉得，不同时段的文化现象应有精神的桥梁来搭建，不论它是有形还是无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