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文艺》
内刊会员
石英
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青少年间（六、七十年前吧），凡是上过几年学甚至粗通文字的男性（不排除有极少数女性），差不多都有过迷恋剑侠小说的经历。恕我命运不济，在我青少年时期的故乡胶东农村，还未赶上争读金庸武侠小说的幸运，而大多是读清朝后期以至还往后期的一些水平参差不齐的“闲书”。诸如《三侠五义》（又名《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三剑侠》《七剑十三侠》等等。以及被列入公案小说的《彭公案），也有《续彭公案》《再续彭公案》《施公案》。所谓公案小说，中间也有侠客的活动在其中，称其为“两门抱”。即公案个说与剑侠小说合抱，亦无不可.
我爱读（还够不上迷恋）这类剑侠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在本县沦为敌伪之手的1940至1944 年间，当时我正上小学一年级至四年级，在从未影响课程的前提下，与当时村中很多爱看武侠小说的人们（老中少都有）一样，对武侠和公案小说也很有兴趣，一般都是由东邻同学邢广明转借给我的。三年级之后，我的语文老师李畊石老师知道我特别爱看《彭公案》和《施会案》便主动好意地借给我看。李老师一面教书，一面还要间或去天津打理他那边的产业，因此他的小说都是从天津和北平买回来的，特新。《彭公案》的续和再续，都是从他那里借读的。虽然我从小脸皮薄，向人张口很不好意思，但李老师的实诚使我打消了不少顾虑，一般我都是星期天敲门，他必亲自出来。我抓紧时间看完，再借新的。老师知道我很守信用，所以从未拒绝过。
但总的来说，那几年我的学习环境相当恶劣。一些最“横”同学的父辈，往往都是村董和“校董”之类。虽非全村首富，但无不沾恶霸土豪的性质。他们家的孩子上学不好好念书，还整天胡作非为，连老师们都惧他们三分。有些小户人家甚至贫寒人家的同学也向他们讨好，甚至甘做他们的下手，帮凶。我的父母本来就老实，在村里又是独门独户的一家姓石，更重要的是我的学习成绩好一点，又不肯向他们低三下四做奴才，因此挨欺负的头一份儿自然非我莫属。几乎每天都遭到合伙地羞辱，有时下课回家向母亲哭诉（我父亲此时在东北务工），母亲带我到村董邢二爷家去评理。这位伪区长的把兄弟，人称邢二爷的主儿不仅不见，反而叫他家的狼狗咬伤了我的小腿一口，鲜血直流……
然而，真的就在此时也有仗义执言的好人出现。头一个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东邻比我大三岁的同学邢广明，他本来应升高小五年级，但本村小学只有初小，升高小得去镇上。他家长怕他耽误了农活，只让他在本村初小复习。就这样，各个年级都合在一间大教室里，乱哄哄的，拥挤不堪。广明却并不在意。照样不紧不慢安心复习自己的功课，他长得虎背熊腰，比一般同学都要高半个脑装，平日里不多说话，而且好像总是面带微笑，但就是最横茬的恶小子也不敢碰他。有一次，一个名叫姜X瑞的，身材瘦小却十分劲道，所有的本分的同学都被他欺负遍了，因为他的门牙长得特别厉害，外号“白日鼠”。动辄就咬住别人的要害不撒嘴；天天不读书，就是来混日子，逼着是非不明就怕惹事儿的班主任辛老头倒过来喊他干爹。有一次他无端地撕了我的书本，邢广明发话了：“姜X瑞，你可别蹬着鼻子上脸逼着哑巴说话。”姜反口骂邢：“你敢奈何小爹！”一头撞过来就要咬邢广明，广明轻轻一闪，顺手抓住姜的手腕子，往上一拧，姜疼得叫将起来。这时江的同伙，村董邢二爷的两个公子抢过来要帮他。广明端然正色地宣布：“从今在往后谁要是帮他作恶，不怕拧断手腕子的试试！”不知为啥，在这种气势之下，二公子都退了下去。从那以后，那帮恶少传言邢广明跟高手学过功夫。其实我最清楚，他就是自小力气大干活比一般成年人还“管”（当地土语，顶呛的意思。）
这是一侠性男子，还有一侠性女子，她叫张洪兰，是本村首富张家的二小姐，当年17岁（虚龄18岁）。她本来与其姊洪梅都在天津上学，（天津有他们家的产业），我记忆中的印象是，她平日爱穿靠蓝色大褂，白力士鞋，头发上卡一白色的大发卡，平时很少与人闲话。她就是利用假期回家乡小学插班复习的，但她显然对恶少们的行径早已怒不可遏。终于有一天爆发了，那是一个下午，由于姜X瑞撕了我的书本，在上修身课时，我不得不偏过头去看几眼同桌孙X伟的课本。孙的父亲是邢二爷的佃户，也许是为了讨好东家，他从来都是看少爷的眼色行事。当他察觉到我的视线向他的课本倾斜，立时将我猛力推了下去。这时村里有名的“富户”恶霸李X曾的儿子李X煌乘势往我脸上抹秽物。这时张洪兰看在眼里，用力一拍课桌高声痛斥：“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坏，难道你们就不怕天理报应吗？”那班逞凶的人怔住了，但不一会儿缓过神来，伴随着下流话语相互扮着鬼脸。但那日洪兰再也没有听课，昂然快步离开教室回家去了，而且再也未来插班复习，也没回天津。据可靠讯息，她毅然地去往南山根据地当了女八路，后来又学了军医。我村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在“三八线”附近碰见了她，1953 年停战时，她已是营级干部。
真的，在我的心目中他们两位就是侠男侠女。如果说在那以前我读剑侠小说，是为它的那种非同寻常的情节所吸引，潜意识恐怕还是被欺凌者期望中的虚幻寄托有关；而现在，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仗义执言，打抱不平者出现了。他们在敌伪统治恶人肆虐暗无天日的社会环境中，发出不同的声音，敢于向任意逞恶者说不；纵然不是完全硬性的作对，或者说还不能有效地遏制住黑恶势力，但至少给被欺凌的弱者助了一把正气反抗的火焰。他们应属于那个年月富于侠气的正义力量的代表，一种正面的美好人性的体现，尽管还没有提升为具有鲜明政治色彩有组织的力量。又过了一年多，随着我八路军新四军在各抗日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也大为好转，我南山根据地的武工队和政权组织正向敌伪占领区渗透。1944年秋天一个晚上大标语写满了本村大街的石灰墙壁，我在上学的路上看足了这一切，振奋了，流泪了，开始觉得扬眉吐气了。最终一句话，我们的人快来了。近年来我写的一篇文章《一个夜晚改变了一个时代》，也是我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因此我在本文中不想过多罗列，但不能不强调的是：对立双方的心灵触角都很敏感，都在开始动作，那些以欺负凌辱他人为乐的恶人有明显的收敛。邢二爷患了重病，安排两个爱子送至敌占城市青岛，自己又叮嘱妻妾，他咽气之后不要钉棺材板，他去质问阎王爷之后“还要回来”，当然他永远也没有回来。富户恶霸李X曾带着“虎子”也逃往青岛。他很有远见，说啥“共产党的政策是谁干的由谁承担。他们不会难为妇道人家的。”留下妻女看家，爷俩逃之夭夭。日本投降后他当了蒋军还乡团大队长，但他特鬼，1947 年蒋军进犯胶东解放区，他没有跟随李弥为军长的第八军来本县反攻倒算，而是跟随阙汉骞为军长的54军去莱阳一带行凶作恶，然后又从青岛逃往台湾……
其实在日本投降一年前，我村的秘密党员正在活动。两面政权已被我方所控制，村小学进行了根本改造，表面上还是以前的课本，讲课时已是红色教育的内容。我们这时的语文老师是“大饱学”战老师，他虽非共产党员，但思想进步，甚至还有几分激进。他明确表示，同学们不要再看剑侠小说了，那是愚弄青少年的麻醉剂，哪里有什么侠客？都是些空对空的幻影。我们觉得有道理，但在我幼小的头脑里，对于这个问题还保留着一点主见。虽说虚幻的东西也是一种寄托，毕竟还写了他们除暴安良扶危济困的一面，而且，也可能会对有的人产生正面影响：要敢于仗义执言，敢于管人间社会的不平之事，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也比完全没有要好。邢广明和张洪兰就是昏暗中的亮星，哪管并不大，我还是觉得很可贵。
不过我从此不再看武侠和公案小说了，我的课外读物已是《李有才板话》《东北抗日烈士传》和《战斗英雄任常伦》（我县著名烈士，后来被列入共和国百位英烈之一）。
这时在我的心灵中，已从过去那个世界跃入到一个新的世界。虽然距我村数里之遥的县城尚未解放，却已感到是新旧两重天。从军政领导干部到校长和老师，他们都非常信任，扶助甚至还对我有几分痛爱，我自然成为全校的儿童团长，学生会干部，全身心地投入了当时一切可能的学习和工作。我感觉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那时的党政军干部身上体现出的政治信仰与人性的优良是一体的，丝毫没有人为捏合和相互割裂之感。我对他们的要求并不多，只要是比较公正平等讲理就够了。有了这些就足以使我非常开心，甚至时常为之感动得暗自热泪盈眶。至于我内心如何回报，我不想赘述，只举一例，在抗战胜利后全县举行“反对内战、保卫解放区”的群众大会上，我代表全县小学生讲话，当我跳下桌子（讲台）时，被一只大手托住，此人就是军分区孙司令员，他只鼓励了我几句话“要少年立志，继承先烈遗志奋发有为。”事后我咀嚼着这几句话，内心涌动起一股不免幼稚的感激之情，为这样的人效死也心甘情愿。
对照我少时所受到的欺压和凌辱，我产生这种宁愿效死也不悔的思想也就不足为怪了。我家庭成分是中农，父亲在东北做工和小生意寄钱回家，母亲先后买了六亩薄田和三间瓦房，所以定为比上不足，比下稍稍有余的中农。在历次的土改复查中，虽未被分也没分到一粒果实，但我从未与经济和物质利益挂钩来构建思想信仰问题。我承认我不是电视剧中人物的自白中分了土地才扛枪上前线那一类，我没分地也要去打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而且永远不改初衷。这种也许不是多数情况的现象，使我历来很少从经济角度上去决定取舍。
正因如此，尽管我家是地道的清寒小户，但我从不羡富，妒富，更缺乏仇富的心理，但我僧黑仇恶的意识是深入骨髓的。在我幼年的生活体验中，我承认富有可能导致不仁，但还不能认定富者绝对就是恶。本村的首富张家，次富马家，其人丁中就少有恶迹可循，也并无勾结敌伪压榨乡里之举。我记忆中的一件事印象极为深刻，在日寇尚未投降，洪兰参加革命前，有一次邢广明带我去镇上赶集，适巧在村东南角张家宅园南门碰见了洪兰（她比广明大两岁，比我大五岁），她主动与我们寒暄，指引我们看他们园内外的花木。原来张家的数进青砖大屋外并无院墙，而周边全为铁棘围起，伴随铁棘在一起的是丁香和月季花。这时正是丁香花盛开的季节，香气扑鼻，优雅之极。我觉得这些确实是别有风味，却也只是欣赏一下而已，并不过于羡恋，当时我心里想的是：再好也是人家的，不会贴到自家脸上。
从那时一直到我长大，常能听到一些理论水平较高的人对我说：一切事情都不能脱离经济是基础这个根本问题，我听后相信一定是有道理的。但恐怕也不能被理解为大事小情都要针尖对麦芒似的机械相对应。譬如当时就有人说：人穷，革命性就必然强。如果说这一点概率还大些的话，那么另一句话当我与实践相对应，却常常使我失望。这句话就是人穷必然就善良，品行就一定高。以我上述在敌伪统治下那几年为例，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姜X瑞是由其母带至我村寄居在姥姥家，他姥姥家，虽非一贫如洗也是极少资产，而该姜几乎可以说是天性恶劣损人成性。日本投降后，村风大变，他再难施展恶行，听说他成年后逃至外乡沦为盗匪，被民主政府追捕后而不知所终。我的同学中，也有少数人其家庭为邢二爷的佃户，或为李X曾家的长工，却在学时甘当恶少的帮凶，为虎作伥者也不乏其例。其实真正的情况是无论穷者富者中，倾恶者，倾善者，都有。除了经济地位还有天性基因，教育熏陶等因素也不可被忽视。富人中之例证如我的小学后期之张校长，抗战期间就是一位进步青年，去南山革命根据地带来红色宣传品，中途被敌伪便衣查获，带至县城打入死牢，经其家以不少银钱打点赎回，但不思“改悔”，积极靠拢八路。后来只是因为婚姻感情问题造成人生道路上的重大挫折，但至死也未在政治上变节。我熟悉的穷人中，老党员老梁堪为楷模，他从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都是秘密党员，历经千辛万苦，宁肯自家忍饥挨饿，也要为革命多做贡献；1947年秋，蒋军侵占我县72天，他带着我，夜间在村镇街上贴我军的胜利捷报，第二天乡亲们看到后说昨晚上来了武工队，我和老梁听了，只是暗自笑着互相挤眼睛。老梁可算是革命性强，人品也好的基本群众（战争年代的一种术语）中的代表。在“大跃进”中他不赞成搞浮夸，更反对将十几亩地的麦捆，搬到一亩地里“创高产”，他的话再朴实不过：“咱共产党啥时候也不能弄虚作假。”因此他受到了批判。那年我回乡探亲去看望老梁，他心情忧郁落下一身病。我曾专门写了一篇《记一位农村老党员》说他一生总想着为了乡亲们做好事，脑子里就是没有腐败二字。
由上述看来，社会影响无疑是重要的，但不可搞庸俗社会学，适度的天然生成因素也未必不是科学。经济决定论也许很有道理，但也不排除有的人（尽管是少数）就可能是精神至高无上，乃至于“精神洁癖”也并非全无可能。
到了本人这把年纪再让我去醉心于剑侠之类（包括赫赫有名的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亦无可能。但我始终坚持认为，所谓侠客说法之由来，既是作品创作者的一种向往也是弱者寻求某种保护精神寄托的产物。至少在他形成之初是有其正当的意愿在其中的，而且也有生活真实的基础在。我少时遭遇中就有广明男士与洪兰女士侠性人物的出现，尽管都是稀缺金属，在政治救星到来之前，这种正义美好的人性闪光多少也给了当时的恶势力以震慑与冲击，同时也使被欺辱者感受到些许温暖和保护。不可否认的是，剑侠小说后来或多或少被封建统治者及其代言人的利用，渐行蜕变为公案小说乃至官宦小说中的工具。武侠或直接沦为封建帝王的“御猫”，或甘当脏官大人看家护院的鹰犬，武侠本人也成为高官或是升官发财工具的象征。
至于我生命历程中那位侠性女士的结局，我在上面也有所叙述；男士广明后来情况亦应交代几笔：广明的父亲是一个商人，年老归里，广明是他夫妇二人的独苗，他决不允许儿子在家乡参军当八路。那时另一出路就是送往蒋管区的青岛。青岛据我县200多公里，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专业自行车驮人，每人的代价是一个小宝（一两金子）。广明的父亲通过朋友关系为广明在那里找了一家酱园当伙计。1946年秋记得我作为少年儿童宣传队的一员随党员女教师李XX（名字现在忘记了）去掖县前线劳军慰问回来。广明到我家辞行，他恋恋不舍地说：“石恒基，我注定不能走你那条路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本本分分地做人做事。养家糊口，绝对不会走邪道。后会有期。”果然他去青岛后在行业上干得不错，机智地逃过了蒋家逃离时疯狂抓丁的暴行，青岛解放后他回故乡结婚生女，过普通人相安无事的生活。（后终老于青岛）只可惜他回乡探亲结婚时我已参军远去，他对我母亲说：“我挺想恒基的，您写信时给我带上一句话，我就不专门写信了，他做机要工作联系不方便”。我相信他的真诚，他做事总是替别人想得多。
男侠广明女侠洪兰他们都年长于我，听说都早已辞世，但闪亮在我面前的仍是他们最年轻时的影像，现在，以至将来还会遇到他们这样真实的“侠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