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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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一位“八路县长”
旧时代的县太爷品级并不算高（一般多为七品），但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却也是威风八面，显赫而又神秘的人物。我生平见到的第一位“县官”却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一县之长。当然，那时候的一把手是县委书记（对外一般称为“政委”）。而我，在日本投降后的解放战争期间接触最多的还是本县县长王佐群同志。
王县长是继孙县长就任县长之职的。据说他也是本县人，只是距我村较远的角落，是一位“三八式”干部。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三八式”在一般人心目中似乎还够不上地道的老干部，那还得抗战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才更使人仰慕。不过，我与王县长还算是有缘的，几十年间见了至少有五次面。
我与他的初识是1946年春在我村小学门前。当时，本村农会长（老党员）老梁正与一位穿灰粗布“干部”服的同志在说话。干部同志身旁还有一位背枪的警卫员。当时我则从九里镇高小下学回来，因为平素喜爱枪械，立时便被小警卫员的马枪所吸引。但又恐打扰了同志谈工作。正犹豫间，老梁说话了：“你待在这儿没事儿，王县长最稀罕小孩儿。”稀罕，为本地方言“喜欢”之意。于是我便宽心留下来，小心翼翼地摩挲着小警卫的枪筒和枪栓。而他也没有不耐烦的表现。我对这支新马枪有些好奇，便问警卫员：“这枪怎么和我以前看到的枪不大一样？枪栓、枪筒都特别白、特别亮，为什么呢？”小警卫员一时觉得不好回答，分明是以目光向县长求援。王县长停止了与老梁的对话，转向回答我的问题：“实话实说嘛！白、亮是表面现象，成色差才是根本。这枪是我们自己的兵工厂造的：钢口、加工都还达不到标准，打不了三发子弹枪筒子就热，弄不好还‘拉子儿’。所以必须从敌人手里缴获。好枪我们紧着主力军用，地方上只好凑合着了。”
王县长的这番话使我这十一岁的孩子听着吃惊：他怎么这样实在呢？尤其是对我这个小学生！竹筒倒豆，全都倒了出来，半点也不遮掩。从言语到派头，一点架子也没有，哪里像个县官的样子！
总之，第一次见面，给我的印象深极了。
第二次与王县长见面是在当年十一月寒风初起时，这次他未带警卫员，而是与县教育局李局长（名字非常遗憾地忘记了）一起来到九里镇完小，在教导处和我们李校长谈了约一小时，恰在校门内的过道与我走了个碰头。李局长身着便装，而王县长上身是一件美国救济总署赠给的卡叽布休闲装（抗战胜利后在胶东解放区军政干部中相当流行），腰扎皮带挎一把中号撸子。李校长拦住了我，向两位领导介绍说：“他就是这次全县高小毕业生会考名列前茅的石恒基。”身材颀长精瘦的李局长笑问我：“荣誉证书收到了吗？”我礼貌地点点头，而王县长没有多说话，只以平平常常的语气说了句：“继续努力。”
鲜明的对比是：上次一提到自造步枪的“成色”，他发了那么多的感慨；而当涉及到我个人的“荣誉”，他的反应是那样的淡定。我当时的理解是：他并非对青少年的成长不够重视，而最大的关注是如何壮大解放区军民的力量以战胜敌人。另外，李局长提到的奖状，在一年后蒋军进攻并侵占我的家乡前，我珍贵地搁进一个铁盒，放在炕洞里。结果，由于我年幼缺乏常识，当敌人逃窜我从炕洞里拿出铁盒，里面的奖状正被炕火烤焦。不必说，我心里倍感痛惜。
仅在三个月后，即 1947年春节过后，我县在乡城镇召开反蒋保田大会，通过揭露蒋军在敌占区奸淫烧杀的种种暴行，激发与会青年的斗志，以报名参军，投入人民解放战争。我校的李校长为使我们亲身受到教育，也带领四五个团员（在解放区试建时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了大会。通过几天的诉苦和激发，尤其是李校长的直接鼓动，我当时真的是热血沸腾，在县委书记张政委的号召下，我第一个跑到前面的土台子上带头参军，在台子上呼喊口号，鼓动“大哥哥”们踊跃参军，不大一会儿工夫，台子上都站满了人，我被许多大汉遮得严严实实，而且被挤到了后面。然而，当我们乘大卡车来到县城，人家军检处的同志认为我才不满十二周岁，尽管身高已达一米六，还是因为年龄太小，没有被通过，弄得我难过得想哭。这时突然发现了王县长。正要向他求情，他便主动地安抚我：“过两年再参也不迟嘛！先上初中，多学些文化更好。”我说：“就怕仗打完了……”他又笑说：“没那么快，我准保有机会让你见世面。”
还真是，三个月后，我上初中麦假一开始，团组织就通知我：让我参加“少年儿童宣传队”，随本县支前大军赶赴胶济线和沂蒙战场。而县支前大军的总领队就是我们的王县长。当时我曾想过：是不是王县长提议我去的呢？ 但始终没问过他。
这支前大军由大车（一般是骡车）、小车（胶轮）和担架队组成，约千余人。我们的少年儿童宣传队主要的任务是在大军休息时，为他们表演歌咏、舞蹈和活报剧等，但也担负一些力所能及的抢救伤员之类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得到了这些“大人”们的呵护。因为王县长是最主要的指挥员，我很少能看到这位熟悉的“县太爷”。但有一次，当我们在胶济铁路南一个半山村歇宿时，王县长突然来到我们宣传队住的东厢房，他来不及跟我们一一打招呼，先是用手摸了摸地铺的麦草，不禁眉头一皱：“不行，太薄了，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么薄的铺草不行！”司务长支吾着说：“这一片是近缘区，有的富裕户不愿拿；前些日子……又叫还乡团抢了一回……”县长果断地一挥手，说：“我们不是还有点钱吗？给他们钱，买一部分，用过之后再把麦草给他们，这样谁还能不愿意。”
司务长照指挥员的话办了，铺草增厚了一倍。我们这些孩子们睡了一个特别舒服的好觉。
这年春天，连日阴雨，南麻、临朐战役之后，支前大军中伤员增加，领导层决定：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一部分老弱伤病成员和少儿宣传队先期回返，王县长和精干支前队伍继续随军战斗。而后的一天上午，我们在一片松林中集合，由王县长宣布回返的事项。我见他面颊更加黑瘦，但精神未减，讲完话后，又特别嘱咐了我们这些孩子们几句：“在外面时间长了，也会影响学习；回去继续上中学，相信你们的聪明，会补上落下的功课。”
然而，我们回去不久，就赶上了蒋军疯狂进攻，度过了九死一生的七十二天……
时光倏忽过去四十年。在这四十年间，我本人经过参军、转业、工作、“文革”受难等等。但我从来未忘记了王县长，王佐群同志——这位我童少年时期接触较多印象极深的“首长”之一。而在我心里，他虽是“长”，却没有官气；给我的总体感觉，只有职务的本色，不懈的工作，而少见个人的谋求。也正因如此，多少年来，我不断打听他的去向。后来知道他渡江后随大军南下，最后一直在上海工作。在与诗友宁宇的通信中，我才确定王县长曾任上海市民政局局长、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上世纪八十年代离休居家。
大约是1986年吧，在“五一”节放假前后，我和妻子应浙江、上海朋友的邀请，去杭州、苏州和上海旅游。在上海，由宁宇兄提到的是我的原名。王老连连说：“记得，记得，那个左眉上有颗蓝痣的小孩。”
由宁宇兄引领，我们来到分明是旧租界街区的一幢旧楼房内，很旧，进屋后灯光比较昏暗。王老可能腿脚不便，一直倚在床上的被褥与我们说话。
“大体还是那模样。”王老这样开始，“只是眉头上的蓝痣没了。”
“我二十多岁就拉掉了。”我笑着告诉他，“作为考上大学的一个小小纪念吧。”“哦，你还上了大学？”
“对。参军干机要；中间上大学；毕业以后干新闻出版：报纸、杂志、编书，都干过。”“嗯嗯，好，好。”他好像漫不经心，但突然一转：“跟我差不多，我干得也是服务性工作，服务，还是服务。”
“服务？”一个有丰富内涵的词语。“从解放区时期到全国解放后一直在勤勤恳恳地服务”，我本想说出这句话，但终于还是没有说出。
没想到他从现在又回到过去，以近似检讨的口吻说：“当年我想叫你们回去读书，却没想到敌人那么快就攻到咱们那片地方，等于把你们送进火坑。知道是那样，我把你们留下来还安全些。听说还乡团到你家掏过你两次。好险，人小命大。”
“没什么……”我感动了，眼泪倏然夺眶欲出。但他还不知道我还有一次九死一生的遭遇，那就是“文革”，当然我并没对他说。
这次拜访，没有惯常的寒暄，没有多余的闲话，但已实现了我多年想与老县长再见一面的夙愿。
后来，我们只互通了一次信，这对我与老县长说来都是无足轻重的事了。
再后来，从与宁宇兄通电话得知：佐群同志已算高龄之年辞世。他如九泉之下有知：虽能肯定我一直没有忘记他；却未必能知道他留给我一笔精神遗产——一位“八路县长”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