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门望道

王贤根

逶迤连绵的伏龙山脉，横亘在浙江中部。山脉中有条蜿蜒的古道，是浙中地区通往杭城的径直之路。岭口古道旁有口塘，一面流向义乌，一面流向浦江，名分水塘，旁依的小山村，就叫分水塘村。

地处偏远的山村，静谧，安详。1920年初春的一日，有位身穿长衫的年轻人，提只箱子从这条古道上回到村子。他仿佛负有某种使命，到家就与母亲商量，打扫整理柴房，用两条长板凳架起门板，将从杭州带回的书籍、资料庄重地放置在上面，然后备了笔墨砚台、煤油灯。他夜晚在门板上铺就被褥睡觉，白天以门板为桌，翻阅书籍，进入书写的境界。

他时而提笔直书，时而扶依柴门仰望蓝天。这时，早春的鲜花绽放在山野，院落里杏花盛开。山乡的景色很美，可这纷乱落后的社会需要变革。他是肩负变革的使命回归故里的。他要在这间简陋的柴房尽快译出《共产党宣言》。翻译的过程，是他学习、理解这部经典著作的过程，也是他孜孜追求真理的过程。他译着译着，有种崇高的神圣感在心底涌动，《共产党宣言》所指明的道路，不正是我陈望道所期望的正道嘛！

陈望道出生于1891年冬，6岁时白天念私塾，晚上跟父亲习武，后入义乌绣湖书社和金华府中学堂就学，怀揣“教育救国”思想，又向往“实业救国”、“科技救国”，赴杭州、上海补习英语，于191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那里结识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山川均、河上肇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渐接受社会革命的思想。他人生的道路，由此发生根本性的转折。

1919年五四运动后，陈望道学成回国，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主要从事国文教育和教育的改革，因改革引发轰动一时的“一师风潮”。陈望道是推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受到保守派和反动分子的仇视、打击。他在《五四运动与文化运动》一文中回忆道，通过“一师风潮”的斗争，“更加认识到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于各种事物不久就有了更高的判别的准绳，“这更高的判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

这时期，中华大地上涌现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两位与梁启超、孙中山、宋教仁、张闻天等，在各自的撰文中已经摘译、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片断，但一直没有一部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博大精深，翻译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陈独秀呼吁《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与出版是“社会之急需，时代之召唤”。

这一切，陈望道有所闻，但意想不到历史的使命会落在自己头上。1920年初，上海《星期评论》杂志社想连载《共产党宣言》，相关人士商讨时认为翻译《宣言》至少具备：一是相对熟悉马克思主义学说；二是精通一两门外语；三是有深厚的汉语言文学素养。在物色人选时，同盟会元老、《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推荐陈望道，认为他是不二人选。

“一师风潮”后被排斥的陈望道，接到邵力子信，并寄来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和陈独秀离京返沪时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馆长）李大钊处借得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仿佛是黑夜里见到光明，心胸忽地亮堂起来，便匆匆收拾行装，返回阔别数年的家乡。

春寒料峭，柴房四壁清冷。陈望道依然是穿着长衫扒在门板上翻阅日文版《宣言》，又与英文版对照，为译几句恰当、精准的汉语白话文，不时起座，在房里踱来踱去，当推敲出得意的言语，心绪顿时像山花那样绽放，像分水塘的水波那样荡漾开来。

为尽快译出这部经典著作，陈望道夜以继日。小脚的母亲看他废寝忘食的模样，除一日三餐外，还时而给他配点点心。有天端来一只粽子和一小碗红糖水，吩咐他蘸着吃。过了一会，她在门口问粽子吃了没有，陈望道回答说吃了，很甜很甜！待母亲进门，看他满嘴黑乎乎的模样，又心疼又好气。原来粽子蘸的是墨汁。母亲数落他几句，儿子却呵呵地笑了。

寒春的深夜，柴房油灯昏暗，跳动的火苗，在陈望道心目中，闪烁的是无限的光明，点燃的是热切的期盼。在缺少资料与工具书的境况下，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工夫”，于四月下旬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

恰在此时，陈望道收到一份电报，《星期评论》杂志社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他是怀着兴奋的心情带上译稿到达上海的，住三益里李汉俊家，由李汉俊校阅，再由在浙江第一师范教国文时的高足俞秀松送到陈独秀家，请陈独秀校阅。陈独秀看罢《共产党宣言》译稿，大加赞赏。

原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因该刊的进步倾向被当局发现，勒令停刊。直到1920年8月，共产国际资助，《共产党宣言》才由“又新印刷所”印刷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封面上印有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封面上端从右至左模印着“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第一种”，“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居于马克思像的上端，封面上还有“马克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的署名。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如同寒冬后的春雷，在中华大地上滚动。初版千册很快售空，9月二版再印千册。到了1926年，这个版本单在平民书社就重印了17次。广大革命群众，尤其是先进知识分子，从这部伟大的著作中寻找真理，寻找社会变革的道路。陈望道通过翻译《共产党宣言》，在心灵深处，已经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个中译本的出版，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后，陈望道一直在上海，参与创建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并热心地为此工作。1920年5月，他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邵力子、沈雁冰等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又吸收了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同年8月，在研究会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等。陈独秀应邀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望道曾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党的“一大”后担任上海地方党组织书记。

那时的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党的领导人的家长制作风比较突出，陈望道等部分人员先后离开了组织，但他明确地告诉沈雁冰：“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此后，陈望道专注于学问和教育事业，却始终团结和凝聚在共产党的周围，积极推动社会变革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被后人称为一名党外特殊的“布尔什维克”。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与斯诺谈话，讲述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说1920年冬天，“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说的三本书，一是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另两本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中国共产党的多位领导人，当年是党在上海创办的外国语学社首次读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坚定理想信念，走上革命道路的。

毛泽东有感于陈望道对中国共产党作出的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表示重返党组织的愿望时，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他真诚地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1957年6月，陈望道重返党组织的怀抱。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成员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复兴之路”展览，在《共产党宣言》的陈列柜前，深情地讲述陈望道在家乡柴房翻译的情景，当年陈望道“埋头写书（翻译），嘴上全是黑墨水”，错把墨水当糖水，“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可甜啦！”由此，习近平阐明一个道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以后的多个场合，习近平引用这个故事，阐述“信仰的味道”，“真理的味道”。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历经沧桑，在信奉的理想之路上前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如今的分水塘，青山葱翠环绕，塘水清澈长流。村庄的面貌和村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陈望道故居，依旧是古朴、庄重地屹立在村里，柴房里的门板、油灯、墨汁、红糖水、油伞、柴堆……还原如初，故居内陈列的陈望道生平事迹介绍，图文并茂。这里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学习的人流，陆续不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八个大字，镶嵌在巨幅鲜红的党旗上，也镶嵌在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