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文艺》
内刊会员
石 英
数十年间，我实在记不准有多少多少次到外地旅行考察。但有一次是终生也忘不了的，因为这趟出行太特殊了。
那是1952年春天，我们军区机要处进行全面体检，结果有五位机要人员被检查出肺结核病，我是其中之一。其实我个人早就意识到自己可能肺部有问题，原因是因为两年来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如火如荼，电报数量大幅度上升，一波未完，另一波又来，尤其是以我为组长的这个台务组，因是全科的重点，任务加倍的重，一年多以来基本上未睡囫囵觉，铁蛋般的身体也扛不住。近半年来，我自觉下午发烧，痰中带血丝，但立志“轻伤不下火线”，也不向领导透落，及至全面查体被查出“左肺二、三肋间浸润性肺结核”。医嘱全休半年，便只能顺从领导命令，不得不下“火线”了。
我们五名病号，四男一女，除其中一男一女病情较重或需特殊照顾送至青岛干休所休养外，我和另外两位男同志就在本单位休养。三个人都是18岁，而小武、小张分别比我小两个月和五个月。小武和我军龄相仿，四年前在老家参军，当了一年多侦察兵，参加了济南和淮海战役，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我们的张副处长，张副处长很喜欢他。从部队把他“要“过来，当我处的机要交通员。多么棒的身体，还会“擒拿”，结果还是被结核菌“瞄”上了。小张是城市里的学生，被选送到机要训练大队参了军，军龄刚满三年。他性格内向，自查出结核病以后，整天沉郁寡言，但也只好放下铅笔，三个难兄难弟因病而结缘，走到一起了。
我们休养中的生活安排都由孙科长负责，他是位热心人，细心人，选了一个僻静的所在由我们暂住。这所小院就在我处小北门的对面，据说原先是警卫连在这里种菜改善生活的，近两年生活有所改善，也就不需要种菜，小院也自然荒芜。院中有内外两间小屋，正好做我们的休养室。我和小张住里屋，小武一个人住外屋。他开玩笑说：“我会武术，有点身手，在外屋保护你们”。孙科长事事想的周到，他说：“平时你们就在食堂打饭吃，每人一个手提饭盒；愿意改善生活，可以到市里的馆子去吃上一顿两顿，但最好是结伴去，坚持‘二人同行制’”。他还给我们成立了一个临时团小组，由我担任组长，有事直接向他汇报（我当时已是候补党员，半年后转正）。
休养的过程从略，简言之，我恢复得较快，三个月复查，肺上病灶已“纤维化”；半年再复查，已钙化，小武恢复得也不错；只有小张慢一些，但也有明显好转。医嘱：我可以半日工作，三个月再“巩固一下”，小武再休三个月，观察后再定；小张再全休半年，这时已有了进口药雷米封，医生给他开了药，吃了些时，证明效果不错。
就在这个过渡阶段，小武和小张有一个想法，要我向孙科长提出。这个想法是，总是这样闷在小屋子里，不动弹未必完全科学，他们建议可以利用续休期间，批准我们到外地散散心，也许恢复得会更快。至于外出的路费，完全由我们自己承担，不花公家分文。我考虑了一下，便向孙科长直接提出，他说可以考虑。两天后他就正式做了答复： 可以，为期不超过一个月；但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同去，我的半日工作可在回来再开始，去哪里由三个人商量后决定，但不是单纯的游玩，最好是有目的地考察，三个人仍是一个团小组，还是由我负责；有言在先，本人自律，相互监督，出了问题回来后问责。
关于出去“考察”的目的地，是一个偶然因素启发了我们。那是周末在军区政治部大院放映国产影片《上饶集中营》，片中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新四军被俘指战员的非人待遇，残酷折磨，尤其是兽兵集体蹂躏我新四军机要部门女译电员施奇（片中化名为施珍），使她已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令人发指。稍许使我们得以安慰的是：我被俘同志在敌人进行转移押送的途中，于武夷山下毅然举行了著名的“赤石暴动”，部分同志得以脱险，加入了闽西北游击队。观此片后，是小武首先提出：“我们去武夷山，亲眼看看赤石暴动的现场，悼念牺牲了的同志，特别是我们的机要战线同行施奇同志。”我和小张当时就同意了去福建，亲身考察赤石暴动和其他有意义的纪念地，并将此向孙科长作了报告，孙科长也表示同意，他再次强调：一要注意安全，二要绝对保密。
基于自费原则，我拿出了人民币 20元；小武拿出了18元；小张本来拿出了15元，我和小武考虑了他还要继续全休，只准他拿出12元，总共50元。我之所以拿的较多，是因为我连续几年创造了译电数质量新纪录，按规定每月能拿到八斤猪肉折价的技术津贴。当时每斤猪肉5角左右，因此几年下来攒了二十多元人民币，除买了一条床单和给在家乡的父母寄了些钱外，这回是倾囊拿出，这笔钱由三人合用，具体由细心的小张掌管。另外，为了便于防卫，我们还买了三柄木质棒槌，开始，小武曾提出买三把较大型的水果刀，后来被否定。那时虽然没有安检措施，但我们觉得，不沾铁制工具为宜。
最初也是最大的一笔费用是由济南到杭州的三张火车硬座票。选购慢车是为了省钱，全程要两天两夜。行进过程中，路经南京、苏州、上海等重要城市，我们只在站台上走走看看，而且每次都是两人下去，一个人在车上看护行李。到达杭州后，连著名的西湖也未去，只在车站一家面馆每人吃了一碗清汤“阳春面”，接着又购票转乘浙赣线慢车在鹰潭站下车（那时鹰厦铁路还未修建）。当夜在鹰潭车站一家旅馆住宿。为了省钱，我们在一间大屋子里住了“大通铺”，每个铺位两角钱。三个人中，我和小武在外，小张在内；而且我和小武议定：两个人每人只睡半宿，另半宿一定睁着眼“值班”，我睡上半夜，小武睡下半夜，事实证明：我们都做到了。
“我们半宿没合眼”，天明前我们紧紧握手，当时这样做有点幼稚，但很坚决，后半辈子也不会后悔。
第二天早晨，我们上了自鹰潭开往福建邵武的带篷汽车（那时还没有大巴车这个叫法），车体很旧，据说是日造的；加上公路坑坑洼洼不平，一路上的颠簸可想而知，好歹傍晚才到了邵武。本来我们是想在邵武汽车站候车室凑合一宿的，但人家晚上不准在这里呆，我们只好在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凑合。管钱的小张节骨眼上竟板起脸说：“一定要先松后紧，今晚不能再住店了；否则返程钱没了怎么回去？”我和小武都服从他的安排，老老实实地进了小树林。有一块地方铺着平展展的稻草，想必前几天有人在这儿歇息过。我们坐下来，首先谈到明天的行动，就要奔向此行的具体目标。我从挎包里拿出全国地图铺展开，初夏的月光从树叶的空隙间漏下来，我们的视线集中在福建省：从邵武北拐，不远处就是武夷山区，地图上虽然没标“赤石”这个地名，但以我幼时在地、史方面的强项，指尖指向武夷山稍南处，这里应是赤石的位置。这时，小武抢先说：“我明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我表态说：“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又考虑，如果三个人都去，解决这一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最初向孙科长的报告是：赤石暴动和其他的纪念地。现在看来去了赤石再去其他地方。体力和时间可能都不允许，所以我想，能不能适当分兵，譬如说小武去赤石，我和小张东下另一路，约定时间再在邵武会齐，一起返程。”小武对此没有异议，小张有点犹豫：“咱们对孙科长不是说过，基本上采取共同行动吗？”我说：“基本上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灵活性；还有个面对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嘛。如果我们三个人只去了赤石，那么这次福建行就太单薄，留下的遗憾太大；如果多去一两个地方，然后相互交流，成果分享，更加不虚此行，不是更好吗？”小武再次点头表示同意，小张沉吟着：“好是好，只是……”这时我又说：“我作为组长，就拍板了，责任我担负，关键还是科长反复强调的那两条：绝对安全和保密，我有信心咱们都会做到的”。我这表态小张也同意了，这时他又说出自己原来就有的打算：“我想去泉州附近的晋江县，那里是明代思想家李贽李卓吾的家乡，我想去实地考察一下。既然来了福建，机会难得，这次错过很难再有第二次。”我听了，当即表示支持，并说出了我的想法：“我可以和小张一起去泉州，然后小张往南去晋江，我往西去南安，好在都不远，差不多一天就可以回到泉州会面。”小武有点不解：“去南安干嘛？”我告诉他：“南安是明末大汉奸洪承畴的老家。洪是我心目中最恨的人之一，还在1946 年我在老家解放区夜间上高房子‘土广播’时，延安《解放日报》社论中列举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名单里就有这个家伙。他最坏最恶之处，不仅在于兵败被俘投敌，而且镇压起爱国人士来比清朝统治者还歹毒：黄道周、夏完淳就是他杀害的，他还带兵打到云南，杀人如麻，最后高官厚禄，告老还乡。”小武听后仍有点不解，又问：“那你去看他老家有啥意义？”我告诉他：“主要是看一位深明大义的女性，这就是洪承畴的母亲，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认敌作父残杀无辜之后，当面痛斥洪承畴，然后凛然自尽。被后世人与孟母、岳母、徐母，就是三国时，徐庶的母亲，共称历史上的四大贤母。我小时候在老家看了一出京剧《洪母骂畴》就是表现这段故事的。我去南安主要是感受一下贤母的义行，也是加深对人间善恶正邪的认识，古今精神应该是一贯的吧。”他俩听后，都说：“值得值得。”方案当即敲定。
这天晚上，是我们出来后，第一次在野外林中露宿，尽管每个人都很疲乏，仍是安全第一，坚持两人入睡，一人“执勤”，但这次小张死活不肯自己搞“特殊化”，硬要与我们一起轮流执勤。最后决定我值第一班，小武值第二班，小张值最后一班。尽管天气已过“立夏”，夜里气温还是比较凉的，我们在身子底下铺了更厚的稻草，我拿出背包中夹带的棉大衣由睡着的人盖上。但在入睡前，小武还是提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要准备夜里发生特殊情况：一是坏人，二是野兽之类。”他说南方许多地方都有野兽，1949年他们的部队在浙西驻防就帮老百姓除过“豹害”。这方面我从前也听孙科长说过：小武曾徒手掐死过两只豹子。这时小武在睡前还演练了一下，他说：“三人背对背向外，比四人东西南北向外更科学，有了情况，每个人手攥棒槌三角对外，一般情况下都保持这个队形，基本上不会吃亏。真是有备无患。1952 年初夏，我们三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在福建邵武那个露天的夜晚过得非常充实，相信在每个人心中记忆都挺深刻。
次日醒来，我们在长途汽车站附近的一家饭馆吃了最足的一餐，这是由负责经济开销的小张决定的：要了一大碗韭菜炒鸡蛋，一大碗清汤，三大碗白米饭。他说这是出来后，关键的一天，吃足了上路扛饿，结果真的都吃得很痛快。
因为小武是单身行，我和小张先目送他走。去武夷山方向的“客车”是一辆美造十轮大卡车，在解放战争中，我见到敌方用的几乎全是这种型号。这辆车大半也是我军缴获而来，却不料它装载的并非都是乘客和行李，好像底层都是货物，人和行李高过车帮，我见小武爬上车去，高高在上，右手显然在紧紧攥住捆行李与货物的绳子，不然……但他却还在冲我笑，左手向车下的我俩挥动，而车已缓缓开动，在同样是坑洼不平的公路上颠簸前行。开国初期的路况如此不足为奇。
虽然我心里知道，不几天我们就会重逢，可不知怎的，我觉得自己的眼睛里，不由得涌出了哏泪，再看身旁的小张似乎也在噙着泪花……
过了一会儿，我和小张也乘车东进。我们的车况比小武的要好些，是日造的带篷车，但走起来晃里晃荡，不用说也跑了不知多少个年头。尽管如此，小张看来还相当高兴，不顾颠簸，一路上滔滔不绝，向我讲起他对前去考察的明代思想家李贽（李卓吾）。他说他最佩服此公之处有三点：一是他不为名利官位的所囿，在云南姚安知府位上毅然决然自摘乌纱帽而离职。事实是历史上真正做到“封金挂印”的并不是关云长，而明朝的李贽至少是“挂印”了；二是他敢于批判千年封建礼数的许多弊端，而不迷信那些貌似经典实存糟粕的说教。他说他在养病期间，有时到市里新华书店站着看书。李卓吾的著作《焚书》《藏书》他至少读了两遍，内中有的观点虽然不免偏激了些，但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三是李贽的气节，他坚持自以为应该坚持的东西，凛然不屈，最后七十多岁时在通州监狱里据说是夺刀自尽，始终不改初衷……
使我想不到的是，平时表面上不多言语的小张，是一位爱读、多思、很喜欢动脑子的人，当然也许是太累了，又不够开朗，所以在我们养病的三个人中，他的病灶吸收得最慢。
但这趟东下之行却非常的不顺利，我们的“客车”在半路上“抛锚”了。时当黄昏时分，前不着村，下不着店，幸亏小张真是个有心人，他不吭不哈地在出发前买了两穗煮熟的嫩玉米，这时他拿出来真是如获至宝，每人一穗至少在夜间能扛上一气。当天夜里全车人就在车里熬过一宿，天明被告知车一时修不好，各自想法完成下半截行程吧。长话短说，下半截我和小张搭乘过拖拉机、农用三轮和自行车等等，都付了人家报酬。不过还好，就是爬我们也爬进了泉州。我早就知道泉州是一座重要的历史名城，但我和小张都有这种自律，没有在泉州耽搁，即分头南下晋江，西去南安，相互约定转天还在泉州长途汽车站会面。
我去南安交通也很不便，坐了一段胶轮大车，又步行约十余里，终于到达了据说是洪家故里的村镇。一开始就吃了一“碰”，人家说要采访只有工作证不行，必须出示记者证或县市级的介绍信。这我没有，但村政府看在我有部队机关工作证的份上，还是例行公事的与我说了十几分钟。总的感觉是：如果不说是“敝帚自珍”，至少也是“本乡自护”。这位村干部说：“过去说洪承畴是汉奸那只能说是旧观点。其实满清后来也统治了全中国，他后来也成了清朝皇帝的功臣了嘛。所以这就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上说了嘛。反正我们也没有歌颂他就是了，最后到底怎么评价，那就很难说啦。”当我问及洪母的坟墓在什么地方，我想去凭吊一下，那位村干部挠着头皮说：“这个我倒也不太清楚啦。有没有这个坟墓，尤其是经过了土改……”听起来他对洪母也说不上有多少感觉。
在失望加无奈之余，我走在街上迎头碰见一个六十多岁的农民模样的男人，说起洪承畴，他倒是知道，说：“哦，那是个大官哩，在明朝和清朝都是大官，很有名的哩。”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过多的盘桓恐也无益；主观上也有未想到之处：没有介绍信，如人家按规矩办事咱便无语可说；如有正式介绍信去县里接洽结果可能会有不同。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有些事情就是不可能办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收获的本身就是一种收获。历史的、人性等方面的复杂性是值得当事人一辈子去参悟的。十八岁，人生的道路可以说是正在开始，碰一碰也好。
转天，我与小张在泉州长途汽车站如约相会，他的心情不错，告诉我：“晋江那边，上下各色人等对李贽评价不错，当地还在筹备他的纪念馆哩。我访问的人中还没有不愿和我聊的，可以说是不虚此行。”我问他：“向你要介绍信或者记者证了吗？”“没有，啥也没要，还招待了一顿不错的饭。”他问我南安那边接待的事咋样？我回答说“一般”，但并未渲染如何如何的冷淡。因为我认为“一切可能都应在预料之中。”最后我说了一句：“这也充分说明洪承畴与李卓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小张听了，沉思良久，又点了点头。他这人，从来不是一个对别人的事刨根究底的性子。
返程中，没有经历大的纠结，较顺利地在旅馆中如约见到了小武。他两天前就回到了这里，一动不动的在此“坚守”，一见我和小张，马上兴致勃勃的说起他的赤石之行：“我走遍了当年同志们脱逃的路线，先烈牺牲的地方。我还采了好多野花自编了一个花圈。悼念了牺牲的同志。我想，再过几年一定会有纪念馆的。那时如果我们一起再来才棒呢。”接着他又郑重的说；“我控制着自己没有去武夷山风景区，只在远处踮着脚尖看了看。不是说要学会‘慎独’吗？就是说一个人在的时候也要自律。”我说：“相信以后还会有机会专门来观赏武夷山的风景。”这“以后”对我来说是32年。
说来也怪，小武并没有直接问我和小张有什么感受，什么收获，还是在邵武到鹰潭的汽车上，他才吐露了自己的心情：“只要三个人都完好无损的相会了，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也是我们共同的胜利。”
本来，我们是想从鹰潭买火车票回杭州，再从杭州乘火车按原路回济南。谁知鹰潭半途买票困难，我们便改变主意，从鹰潭去南昌，路程短，票好买。南昌去杭州是起点站，票好买些，还可以感受一下南昌起义英雄城的风采。
在南昌，我们参观了当年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江西大旅社。三颗年轻的心激情跳荡，深受前辈革命家的精神鼓舞，心誓终生为信仰而奋斗。
归途比较顺利——自出发日到回来，刚刚二十一天，比给我们三人的假期节省了九天。回来当天，我们就向孙科长做了汇报，他的第一句话是：“我给你们打 85分。”我心里明白：他口中的 85分，在心里至少是 95分。
回来后又一次复查身体，也怪，往返劳顿，一路各方面条件都不算好，但结果却出乎意外：我肺部病灶痊愈了。小武也基本钙化，小张的病情比去时也有进一步好转。
我按医嘱先上半天班，半年后上整天班，但不再做那昼夜连轴转的译电工作，先是整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的电报稿，立卡加标题，然后送至更安全的所在永久保存。后来又担任下属单位的业务指导工作。1956年响应国务院号召，考入了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自然地改了行。
小武病愈后被派到海岛部队担任机要股长，开始与我有书信来往，我入大学后中断了联系。小张因身体不能适应繁忙的机要工作，后来转业到地方市委组织部，通过几封信，后来也失去了联系。
人到耄耋之年，难免想起年轻时的同伴与好友，想联系又怕联系，因为不联系的话，记忆和影像永远停留在遥远的昨天——“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听到那个概率不小的意中的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