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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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亚军
一
高中毕业那年，我刚放松紧绷的弦，准备心情愉快地踏进大学校门时，母亲思索着，仿佛在用镊子挑拣合适的词语，然后掷地有声地抛到我面前：大学生活你可以喘口气放松紧绷的神经啦，今后什么事都由你自己做主，我不再干涉你。只是，有一点我得申明一下，交什么样的男朋友随你的便，但绝对不能和一个老家在农村的男人结婚！
并不是母亲对农村人有偏见，而是父亲的农村老家把她折腾怕了。其实，只要追溯到上一代，母亲也是农民的后代，我姥姥就出生在农村，后来考取大学才离开那个江南水乡的。我母亲小时候还在那个江南农村生活过五六年，那时因姥姥生下舅舅后，实在没法照顾两个孩子，就把母亲送回了江南老家。后来，要不是农村教育实在太差，母亲恐怕就被姥姥留在那里上学了。但那时的母亲已经习惯农村生活，而且有了深厚的感情，离开时，还舍不得呢，哭得撕心裂肺，差点把姥姥的心哭软，继续把她留在乡下呢。所以说，母亲并非对农村人心存芥蒂，她之所以这么告诫我，是源于父亲。说白了，就是我父亲西北老家的那帮人对母亲的伤害太多，如果不是伤得至深，以母亲的为人，还有她知书达理的教师身份，不至于把与农村的联姻看成毒蛇猛兽。
我也领教过父亲老家那些人给我家添的烦乱，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理清的，而且越理，乱得越厉害。我当然不愿步母亲的后尘。为此，我四年大学生活比上高中时还要紧张，大脑里的弦时刻都紧绷着，就差筑一道墙，把自己圈在里面了。因为能上我们这个名牌大学的男同学，包括男教师，甚至职工，基本都来自农村，好像城里人都学习不好考不取似的。所以，我得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提防与他们接触，免得自己不小心被风沙眯了眼，扑入乱树丛中，再日久生情，辜负了母亲。
还好，我没让母亲失望，直到大学快毕业，我还是个没人敢接近的老姑娘。眼看我那些女同学一个个名花有主，唯有我形单影只，孤零零的。这下，母亲又急眼了，催我赶紧找男朋友，再拖下去，就是别人挑剩下的，不是裂瓜也是歪枣。找男朋友又不是去集市买菜，什么时候想去都会有你心仪的菜候着。所以对母亲的催促，我也当不得真，一笑而过。
这下，父亲似获得某种资格似的，像推拿按摩的盲人，朝母亲把眼白翻了又翻，算是表达了他的不满，但他没说一句不满的话。
印象中，父亲的话本来就少，到非说不可时，他也只说几个简短的字词，即使心里对母亲有不满情绪，他也只是绷紧脸一个人生闷气，不愿说出来。父亲早就看透了，说了也没用，母亲怎会把他的意见当回事，弄不好还要怀疑他搞什么阴谋诡计呢，倒不如不说，免得生一肚子闲气。
其实，母亲一点都不厉害，穿着打扮也很女性化，是个知识女性的做派，说话做事全在为人妻为人母的条条框框之内。父亲也很像个男人，高高大大的身材，方方正正的脸盘，除过脸蛋上隐隐还有两坨西北特色的“红云”外，配一双浓眉大眼，像个没有打磨过的岩石，棱角分明，有一股粗粝劲儿，年轻时肯定帅呆酷毙了。要不，母亲怎么会看上他呢。只是，眼下父亲的头发像赶时髦似的，又长又密，一片花白，加上父亲的身材没啥变化，从他的后面看，倒像那种为耍酷而专门把头发挑染成花白的愤青。
相对，母亲有江南人种的遗传基因，个头要小一些，比父亲矮半个头还要多那么一点点。可父亲在母亲面前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脸上永远是受了委屈的弱者表情，与他的高大身材一点都不相称。说白了，这都是他农村老家那帮人给闹的。父亲是英雄气短啊！况且，父亲也不是英雄。他只空有一个英雄的体形。起码，在母亲眼里，父亲永远不可能是英雄。
母亲与父亲对上眼那阵，父亲还在部队工作，挺括的一身军装很是衬托他的男人气概，父亲越发显得英气逼人。母亲打心眼儿里喜欢父亲的阳刚帅气，她根本听不进姥爷姥姥的劝告，什么外表总是缥缈的东西，一旦生活起来，那是可以拿来当饭吃，还是能做衣穿？又说西北人不注重细节，生活粗糙，像脸蛋上的两坨红似的，南北生活习性不同，在一起别扭。还有，西北男人的大男子主义太重，女人结婚了就成了他随手用的工具，想咋着便咋着，你一个大学毕业就进入中学教书的知识女性，什么样的男人找不着啊！再说了，这个当兵的老家在农村，西北农村那是个什么情况，电视里早就见识过，穷得叮当响，你们今后的生活一点保障都没有。云云。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是最傻的，姥爷姥姥苦口婆心的话，母亲一概听不进去，她认准了父亲这个人，至于其他，都被她屏蔽掉了。一个心里占满了爱的女人，她怎么可能想到日后生活里的琐琐碎碎？
当然，迷惑于父亲外表的阳刚，只是一个方面，母亲还不至于肤浅到像姥爷说的那样只在意父亲的外表。更重要的，是母亲觉得父亲人品好，言语不多，看上去粗犷，却聪慧，有内涵。这样的男人错过了实在可惜。那时，正赶上母亲单位分旧房，母亲借这个机会，冒着与家人闹翻的危险，毅然与父亲领了结婚证，搬出家，在单位新分的旧房里安下了自己的小家。那时，母亲大学毕业刚工作才半年。
果然，父亲不负她望，是个内秀的人，还充分发挥西北农村人吃苦耐劳的优势，从领上结婚证第一天起，包揽了所有家务活，做饭洗衣，他绝不让母亲插手，一个人干得有声有色。最初，姥爷姥姥还担心母亲和父亲有南北饮食的差异，结果，他们最担心的却成了最不必担心的。父亲刚当兵时因眼神不济，打枪总打不到靶上，剃光头是经常的事，于是新兵连一结束就被分到炊事班做饭。好在父亲是个有心人，没有因此而闹情绪，为弥补打枪脱靶的不足，他立志把饭做好，即使做饭也要做出个名堂。他买来不少做饭炒菜的书籍，刻苦钻研，能把一个普通的菜做出不普通的味道来，且花样翻新，连队的伙食因此备受战友们的称赞。一年后，父亲在部队的厨艺大赛中一举夺冠，被机关抽调去专门给领导做饭。因勤快能干，父亲还立了功，提了干。后来，部队换防到了北京，有次给大学生军训时与母亲相识，直到结婚，一直都很平凡，没有值得可歌可泣的内容。结婚后不久，父亲在新驻地人生地不熟，很快被确定为转业对象，离开了部队，到城建局当了一名内勤。脱离部队后，父亲从此不再值班，也不用早出晚归，闲来无事，便又买了几本食谱研究起来，专心伺候母亲。以父亲的习惯，其实每顿饭一碟小菜（甚至连小菜都可以省了），两个馒头就可以打发掉，但母亲是南方人，南方人在饮食上比北方人矫情得多，每顿饭一盘炒菜是要的，一碗汤也是必需的。父亲尊重母亲的习惯，从不说三道四，就是下个挂面，炒个剩米饭，也要烧几样小菜，打个蛋花青菜汤，不急不躁显得特有耐心。而且，为照顾母亲的口味，父亲总是把菜烧得很清淡，其实他自己口味重，拿个小碟拨出一点菜，再撒点盐或加点醋。母亲虽说从小在江南长大，对吃有那么多讲究，但回到姥姥身边后，姥姥工作忙，对吃一点都不精通，平时的饭菜，再好的料也只会该炖的炖，该烧的烧。母亲享受不到那种精细的饭菜，慢慢地也不再挑剔，姥姥做啥她吃啥。这下好了，嫁个细致能干的男人，除过不会生孩子，没他不会干的，且对她的那份好，连瞎子都能看出来。母亲的幸福就像一朵盛开的花，鲜艳欲滴地绽放在脸上，走到哪儿，那香甜的味道就散发到哪里。
持反对态度的姥爷姥姥眼见为实，这个西北男人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粗粝、强悍，他不但没大男子主义，还平和细腻，懂得心疼人，就默默地接纳了这个农村出身的女婿。于是，姥爷姥姥提出，不能这样悄没声息，就算你们领了证，有了法律允许，可旁人到底不甚清楚，怎么说都有点不明不白偷偷摸摸的意思，邻居们问起来，他们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得办场像样的婚礼。
父亲母亲毫不含糊，满口答应，婚姻是一大高峰，婚礼是这座高峰上耀眼闪亮的明灯，有了这盏灯，就意味着你新的人生有了辉煌的开始。谁不期望自己的婚姻辉煌呢，尤其是像母亲与父亲那样历经阻挠才结合在一起的。可是，在办婚礼的具体问题上，双方家庭出现了重大分歧。结婚是人生大事，理应双方父母都到场。按姥爷的意思，我父亲母亲的单位都在北京，在北京办一场就行了。父亲遵照姥爷的意见，写信叫他父母来北京参加婚礼。我爷爷收到信倒没说什么，与他的一帮儿子商量，没想到，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伯把信没看完，就气愤地扔到地上，骂我父亲不孝，结婚这么大的事，不征求自己父母的意见，不回自己家办婚礼，却听女方摆布，还要他们去女方家吃酒席，这算什么，入赘上门？还是齐家穷得办不起婚礼？
齐家可是个大户人家。
在这件事上，姥爷姥姥本不做让步的，不在这面办个婚礼，在亲戚邻居那儿说不过去，如果齐家觉得只在北京办一场不像样，那就先在北京办，完后再回西北老家办一次好了。父亲也倾向于这个方案，可爷爷坚决不同意，既然两面都办，那就得先在男方家办，他们可不想叫人说闲话，父亲可以不在老家做人，他们还要做呢，脸皮不能叫自己家人扯下来扔在地上叫人踩。双方为谁先办扯来扯去，把父亲和母亲夹在中间左右不是。那时，母亲已怀了两个多月身孕，眼看着都显怀了，再拖下去就不是办婚礼，而是给孩子办满月了。虽然他们领了证，法律允许，可面子上不好看。最后，还是姥爷有气度，想想为办个婚礼的先后争来争去实在没啥意思，农村的规矩多，他们想先办就叫他们办呗，难不成他们先办了我们就做不成岳父岳母啦？就给姥姥做工作，亲家说的也不无道理，人家是娶妻，你是嫁女，不先在男方家办婚礼也说不过去。女儿都给人家了，还在乎谁先谁后，赶紧打住吧，再不打住拖下去，真得给外孙筹备满月了。
姥姥不如姥爷想得通，她把这场争执看成一场战争，轻易让出战场，姥姥当然不情愿。但在姥爷的软磨之下，姥姥骂了句，便宜了他们。也就同意了。
要是姥姥坚持着不同意，母亲不随父亲回老家先办婚礼，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了。
母亲说，她这辈子痛苦的起源，就是从婚礼开始的。这话听着很刺耳，可事实就是如此。
那是个阴寒的初冬，北京还没供暖气呢，可习惯了冬天有暖气的母亲，只得穿上厚实的棉衣、毛裤，挺着近三个月的身孕，臃肿地随父亲去西北那个小山村结婚了。
西北的冬天是粗粝苍茫的，光秃秃的田野，光秃秃的树，还有光秃秃的黄土高坡。幸好那年雪下得早，一场大雪把裸露的田野、高坡，还有贫穷，掩了个严严实实。母亲看到的是一片洁白干净而且安宁的世界，雪后的空气中逶迤着一股清凉甜腻的味道，她深深地吸了口气，那与北京空气截然不同的纯净气息一下子进入她的肺腔，将她腔子里的浊气冲淡了。母亲的心情还是不错的，下火车坐汽车，下了汽车，还得爬坡上原，一路走，一路看，满山遍野的雪，像一个极其单纯的世界，毫无城府地包容了母亲。走了十几里山坡路，被雪覆盖的坡路翻起的泥泞在母亲的鞋底沾成厚厚的一坨，母亲拖着这样的重负，居然没一点儿抱怨，她找着了小时候在江南雨季里和很多小朋友踩着木屐的感觉，心里竟然涌起一份感动。尽管还未谋面，父亲的小山村已经很温暖地落进母亲的心。
父亲的老家在一个叫西街的地方。到了那儿才知道，西北的一些地名是很奇怪的，西街不但没有街，而且还是个掩映在秃山峁墚之中的小村庄，连条像样的大路都没有，相当偏僻。
父亲老家是黄墙黑瓦的土房屋，被大雪覆盖着，像一幅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油画。母亲还没来得及赞叹，就看到家门口一字排开长相酷似父亲的五个红脸蛋男人，他们全用陌生的目光望着她。这下，母亲慌了神。不慌神才怪呢，五个男人十只眼睛盯着一个瘦弱的女人，而那些目光里，并非全是温和与接纳，再有定力的女人也会受不了，何况母亲。
站在中间那个白发白须者肯定是爷爷了，他的四个儿子像四大金刚，一边站两个，爷爷像坐山雕似的被他们拥在中间，威风凛凛，气宇轩昂。母亲第一次见到这么庞大的阵势，非常惊奇，不知该说些什么，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最后，她把目光定在父亲的脸上。
父亲当然明白母亲的眼神，他上前介绍了自己的父亲，突然间结巴起来，在几个男人的眼神里，声音越来越小，说到后面几乎没音了。
爷爷对三儿子显然不满，一把拨开他，对我母亲说，老三家的，这四个全是我的儿子。我共有五个儿子！
母亲的脑子嗡的一声，像飞进一群蜜蜂，一下子全乱了。她侧头望着父亲。父亲似乎对地上的雪有了浓厚兴趣，眼神在雪地上飞来跑去，好像上面有只兔子，正扯动着他的目光呢。
父亲与母亲刚认识时，有次问到老家情况，父亲告诉母亲，他家就弟兄两个，他是老小。后来，父亲像无意却又像有意地对母亲说过，他兄弟三个，他依然是老小。母亲当时没往心里去，不管是两个，还是三个，又不要她养活，关她什么事！
可问题没那么简单。
按爷爷的介绍，母亲硬撑着对那四个伯伯或者叔叔们一一点头问过好。可是，他们没一个回应的，连头都不点一下，母亲当时很觉难堪。后来，母亲才知道，西北农村人不习惯见面就问“您好”，他们习惯问“吃了么”或者“做啥去”，他们对母亲的北京问候语“您好”，觉得有点高高在上的意思。“您好”还尊称呢，听上去很假，还不如用不带心的“你”呢，好歹能拉近城市与农村的距离，让人心理平衡一点。
就是说，从见面的那一刻起，已注定母亲是没法融入齐家的。以现在的眼光看，先不说父亲两个、三个或者五个兄弟，仅是因为她来自北京，说一口让爷爷和我的四个伯伯叔叔们没有亲切感的普通话，装模作样地问一句“您好”，就够大家对她保持戒备心了。但母亲是齐家的媳妇，进了齐家的门，就得遵守齐家的规矩。
齐家规矩，女人不能上饭桌吃饭。母亲当然不知道这个规矩，父亲也不好告诉母亲他们家还有这样的规矩。母亲进门的第一顿饭就闹得很不愉快。本来，在厨房摆放饭桌，母亲就觉得别扭，况且锅里还在煮猪食，猪食的馊腐味已使母亲有点反胃，灶洞里烧着玉米秸秆，可能是雪洇湿了，燃得迟迟疑疑，白烟散步似的，排着队从灶洞里溜出来，慢慢地散开，不显宽敞的厨房弥漫着呛人的烟雾，一家人在这烟雾里，影影绰绰，很像神怪电影里的场景。母亲犹豫了半天，还是硬着头皮进了厨房。有身孕的女人肚子饿得快，走了半天路，母亲早饿了，再说她是新媳妇，从遥远的北京来，她不能第一次进门就嫌弃婆家吃饭的环境吧。母亲的想法其实就跟覆盖在原上的那片雪一样单纯。母亲见公公在饭桌前坐下，就没顾得上礼让，饥饿与疲惫蚀垮了她的礼仪之心，一屁股坐到了公公对面。坐下来，才觉得自己唐突了些，因为桌上只有她和爷爷坐下来，其他人都在边上站着。母亲不好意思又站起来，眼睛在几个碗碟上扫了一下，装着对那些叫不上名字的菜肴很好奇，指着问身后的父亲。
父亲没有回答母亲，他轻轻扯了扯母亲的衣服，想给母亲提示一下，或者干脆把她扯到一边。
母亲对父亲的一言不发有些不快，原本期望父亲借机跟她说几句话，以化解她在一群陌生人面前唐突的尴尬，不想父亲的行为就像探照灯似的，使她的尴尬越发清晰。母亲转过头，一把拨开父亲的手，高声道，干吗呀？快看我猜得对不对，这个像年糕又不是年糕的，是不是糍粑？
西北哪里会有糍粑？明摆着是杂合面发糕，和北京的不太一样，母亲显然没认出来，可能是在北京生活久了，忘记糍粑是南方的小吃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父亲不说是也不说不是。母亲纳闷间回头一看，见大家都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她，好像她是一出舞台上的戏，正演得精彩纷呈，大家看得入了迷。母亲闹不明白原因，一脸茫然，干脆又坐下了。
厨房里的沉默，像一面正缓慢倒塌的墙，母亲感觉到越来越逼近的沉闷和倾轧，她心里忽然有了那种被人遗弃在荒郊野地，没有出路的恐慌感。
这下，爷爷这个当家人倒没说什么，大伯却忍不住了，用浓浓的西北口音对母亲说道，老三家的，你坐错地方了，那不是你的位置！
这句话母亲听得不是太懂，她望着大伯，一脸困惑，她坐的不是主座呀，这不是她的座，哪个又该是她的座？她没动身，等着大伯继续往下说。
大伯见母亲依然坐在桌前不动，更不高兴，扭头对他的弟弟说道，老三，你把规矩给你家里的说说，叫她到一边吃去！
可能是跟自己的兄弟说话不用客气，再加上心里有气，大伯最后一句话说得有点狠，而且不屑，好像母亲是一样遭人厌恶的东西，要父亲赶紧拿开。
这句话母亲完全听懂了，原来的一点不安一扫而光，心头的火“噌”地蹿起来，心想她大老远从北京来，难道就是为受这样的气？鬼才愿意坐在厨房又是猪食味又是烟熏的地方吃饭受这个罪呢。她呼地站起来，却又坐下了。那一刻，她是想跟大伯理论几句的，想想自己新媳妇的身份，咬咬牙，忍了。
爷爷终于发话了，他说别讲究啦，老三家的从北京来，是京城人，又不是咱这疙瘩人，就坐在桌边吃吧。
大伯显然不满爷爷的话，碍于爷爷，他没再坚持，却端起一碗饭，抓起筷子往碗里拨了不少肉菜，像给母亲示威似的，转身去门外边，蹲在地上大吃起来。
明摆着是给母亲撒气。
其实，大伯、二伯都已结婚成家，搬出老屋另立门户了，这次是父亲母亲回来，都凑过来团聚的。就是说，父亲的大哥已经不是这个屋里的主人，母亲凭什么要受他的气？何况她还是第一次上门，对她不说客气，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噌”地站起来，冲父亲吼道，你们齐家这么多规矩，干脆连饭也不要给我吃好了。
说完，母亲转身就走，根本不理会父亲，还有爷爷、伯伯、叔叔们的表情。父亲碍于面子和规矩，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冲出厨房，一个字都没说。那顿饭最后是怎么进行下去的，母亲不知道，她也不问父亲。她只说自己转过身眼泪就喷涌而出。
因为没确定哪间屋子是给她备的，母亲冲出厨房，却没处可去，只好把抽泣声捂在嘴里，冲到屋后的杨树林，抱着一棵光秃秃的树，又哭又吐起来，连胆汁都快吐出来了。
脚下的白雪地像得了皮肤病，黄一道白一道的。母亲望着那块被自己吐脏的雪地，像是看到了人生密码，她的心里慢慢地归于了平静，靠着树，她无助地凝望着远方。远方是苍茫的，雪白的，她想象不到那苍茫的背后、雪白的后面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就像她不曾想到的这番遭遇。
正午的西街依然羞涩地披裹着雪的外衣，是那样的安静，安静得连风都无声无息。母亲在寒冷空气中，在等待的过程里，内心也慢慢地变成了一片雪地，空洞起来。
最后，还是一直在灶间忙活的婆婆寻了一件厚实外衣，端着一碗盖着菜的饭，悄悄来到母亲身后，把衣服裹到母亲身上，把饭碗硬塞进她手里，陪着母亲默默地流了一通泪，又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尽管母亲没听懂几句，但她知道婆婆是在安慰自己。尽管手里的饭已经凉了，母亲冰凉的心里还是慢慢地有了一丝温热。
母亲在心里怪父亲，婆婆看出来了，她对母亲说，在西街，一个大男人是不能给自己媳妇端饭的，别人知道了，会笑话的，会看不起他的。
父亲夹在规矩与母亲之间，其实比母亲更难受。在森严的家规面前，母亲咽下了所有的不快，只能像姥爷姥姥一样宽和与包容，如果她不做出让步，父亲怎么办呢？
母亲是个刀子嘴豆腐心，要不，这么多年父亲老家的人给我们家添了多少麻烦，母亲都没硬下心拒绝过，只是背着那些人，说些父亲的不是。父亲又何曾不知道母亲心里的隐忍和委屈呢，所以，每当这时，父亲总是不说一句话，用沉默一次又一次地避开与母亲的正面冲突。
还是说母亲第一次回西街老家那次，到了半下午时，又有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到母亲面前。西北的冬天气候寒冷，农村都得烧炕，要不冷得没法入睡。烧炕是女人们的事。奶奶叫上母亲去院子外面抱柴草，母亲虽然不明就里，但还是跟着抱回一些玉米秆，奶奶指导了一番忙自己的去了，留下母亲一根一根地往炕洞里塞玉米秆，她从来没见过烧炕，以为和小时候在她姥姥家做饭时烧柴火一样，只要点着火不停往灶洞里塞柴就成了，当时还想要是有烧好的炭就省事多了。她带着好玩的心态把玉米秆码得整整齐齐，点火烧了起来。谁知，这炕不是那么好烧的，先是点不着火，费好大劲儿点着了，烟却从炕洞冲出来，呛得母亲眼泪鼻涕直流，咳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她便回屋来唤父亲。父亲再不能看着不管了，跟着母亲过来，却被奶奶看到了，冲过来拦住父亲，把他遣回了屋。一个大男人怎么能给媳妇烧炕呢，何况还是在外工作的男人。奶奶四下看看，见没人在场，赶紧操起扇子，帮母亲烧炕。但是，奶奶的举动还是叫其他儿媳妇看到了，不一会儿，我的那些婶子们聚了一堆，冷嘲热讽地说了一大堆奶奶的不是。婆婆凭什么给三媳妇一人烧炕？就因为她是城里人，北京人？想不到做婆婆的也这么势利，再怎么说，老三家的也只是齐家的媳妇，要烧，婆婆就得把几个媳妇的炕一起烧了，同样都是媳妇，怎么就不能把一碗水端平？奶奶含泪把扇子交到母亲手中，抹着眼窝默默地走了。最后，还是父亲在婶子们的嘲笑声中，把炕烧热了。
在西街的第一顿饭，成了母亲心口上的一块巨石，堵得她无法呼吸。一连几天，母亲都不愿去厨房吃饭，即使大伯不过来吃了，母亲也不去厨房。每到吃饭时，不是奶奶就是父亲把饭端过来，母亲钻在屋子里吃上几口。不是母亲没胃口，而是那种饭食实在难以下咽，早晨千篇一律是玉米面糊糊，菜只有一个生拌萝卜丝，还放了不少辣椒，母亲吃不了辣；中午要稍微好一些，一般都是面条，本来是又酸又辣的汤，奶奶会单独给母亲调些不酸辣的；晚上依然是玉米面糊糊，没什么菜，但会有饼子或馒头，母亲会勉强吃上几口。不吃肚子饿，怀孕的人，晚上睡不着，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父亲是指望不上的，他好像有许多忌讳，对母亲说话都用老家话，说普通话老家人会笑话他，更别说当着老家人的面照顾母亲了。那几天，母亲就像坐监狱，说不清的憋屈。但又有谁知道她的憋屈呢，她在伯伯叔叔和各位婶子们眼里，成了摆谱的人，这使她在父亲家除婆婆外再无人关心，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接下来的婚礼，把母亲折腾得更惨。老家人都不知道母亲怀有身孕，他们的观念里，办了婚礼才叫结婚，领了证没办婚礼人家也认为你还没结婚。没结婚就不能怀孕。所以，齐家的四大金刚或许内心里带有对大地方人的偏见情绪，可着劲儿折腾北京来的新媳妇。婚礼当天，他们依照老规矩，围着新娘子捏着母亲的鼻子给灌酒。爷爷像坐山雕似的，嘿嘿笑着坐在一旁看他的四大金刚热气腾腾地闹酒。这下，可急坏了父亲，他被四个兄弟推来搡去，根本近不了母亲的身，只能站在外围，喊叫着，她有了，她有了，可不敢灌酒啊。
爷爷当即拉下脸，不满地对三儿子说，有啥了？不就几口烧酒嘛！
父亲不好给自己的父亲说清楚，没有婚礼先有孩子，成何体统！父亲急得扑上去拉这个拽那个，他的力量在四大金刚跟前显得太微弱了，他只能眼看着母亲像只待宰的羔羊，无力地任由他的兄弟们折腾。闹酒的结果，母亲当晚肚子疼痛不已，父亲半夜用架子车拉着，在坑坑洼洼的山坡路上颠簸了半夜，送到乡卫生院。
母亲流产了，是个男婴。
母亲痛苦极了，父亲既内疚又痛恨，可那些叔伯们，没事似的，该怎样还怎样，没一个来向父亲或母亲表示歉意的。或者在他们看来，那是个原本就不该有的孩子。
流产后，母亲暂时回不了北京，只得在西街住下。那段时间，母亲恨死了西街，恨死了父亲一家人。她躺在炕上，不理会一旁歉疚的父亲，脸上再也找不到和父亲刚结婚那会儿盛开的幸福了，她虚弱、疲倦，脸色苍白。她常常一个人默默地流泪。屋外又开始飘雪了，一朵一朵的雪花轻盈地舞动着从窗前飘过，可再也引不起母亲内心的浪漫情愫了。雪终究是要化的。最终，化解母亲心头恨意的，是奶奶。奶奶这下可以名正言顺地给我母亲烧炕、送饭了，看着母亲靠着墙神色忧郁地望着窗外，奶奶坐在炕沿，黯然不语；有时候见母亲脸上有泪痕，她心疼得也跟着流泪；奶奶陪着母亲在寒冷的冬夜一夜又一夜地坐到天亮，她怕母亲想不开有什么闪失，奶奶不会说安慰的话，有时像个哑巴似的，几天几夜不说话，也不合眼，只是偶尔会对母亲笑一下。那笑里包含着容忍一切的爱意。小产也是坐月子，奶奶给母亲煮红糖稀粥，把炕烧得热热的，每晚给母亲擦拭身子，然后换下内衣洗净，在那个阴冷的冬天里，奶奶坐在厨房灶口将母亲湿淋淋的内衣慢慢烤干，叠得整整齐齐置于炕头，留作第二天换用。就是自己的亲妈，也不过如此，何况，这是个与自己没一点血缘关系的老人。
在西北那个伤感的冬天里，母亲的心被奶奶慢慢地焐热了，她心里对西街的恨意被善良的婆婆悄悄地抹去了。直到后来，母亲一直记着奶奶的好。说白了，就是奶奶，成为母亲一直对西街狠不下心来的软肋。
二
母亲经常说，她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与父亲成为一家人。这样说时，母亲并不痛心疾首，也不愤慨，更不是绝望。
这是命运的无奈。
西街的婚礼折腾成那种结果，回到北京后，母亲没有了再办婚礼的心情，任姥爷姥姥怎么劝，母亲只丢下一句话：你们要办自己办去，反正我到时绝不参加！
这是什么话？新娘子不参加，那叫啥婚礼。没办法，姥爷姥姥唉声叹气，买来糖果分送给左邻右舍，算是了却了一桩大事。可是，在左邻右舍们心里总留下个疑团，老方家的闺女到底嫁了个什么样的女婿，怎么连顿喜酒也不请呢。
我刚出生那会儿，母亲带我回姥姥家时，在胡同口经常会看到一些人在背后诡秘地指戳我们娘儿俩。母亲说，慢慢地他们就不指戳了，因为他们看到出入姥姥家的方家女婿始终是一个人，穿西装打领带，况且长得一表人才（父亲脸蛋上的两坨“红云”已褪得几乎看不清了），不像偷鸡摸狗的主，也不像包二奶的贪官。
母亲说这样的话时没有任何表情。我想象得出来，母亲不肯在北京再办婚礼，实际上对姥爷姥姥的打击有多大，他们要有多大勇气才能承受来自左邻右舍的怀疑和猜测，还有臆想和嘲讽。母亲本来可以让她的父母生活得更平静些，但她宁愿让姥爷姥姥和她一起生活在那些猜疑中，由此可见，西街带给母亲的后遗症有多么严重啊。
后来，我出生了。说到我的出生，简直对母亲是个灾难。看上去，父亲倒没重男轻女的思想，那阵子，父亲在母亲面前表现得特别喜欢女孩的样子。可是，他的老家西街那儿就不平静了。我出生前，奶奶就一直在祈祷，去庙里求神许愿，希望母亲生个男孩，不然，父亲这条线就断香火了。
我快出生时，奶奶突然间来到北京，说是要照顾母亲月子，背来一包旧衣服拆洗的尿布片，还带来从庙里道士那儿求来生儿子的神符。本来姥姥都已做好了准备，但奶奶说是齐家的媳妇给齐家添后人，不能麻烦亲家，还是她来照顾合适。弄得姥姥挺感动，给奶奶送来一大堆她以前的衣服，有些还是新的，这下，又轮到奶奶感动了。奶奶感动时不会说感谢的话，只是抚摸着那些衣服，两眼湿湿地望着姥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令母亲始料不及的还在后头呢。母亲在医院里生下我，一看是个女孩，奶奶当时就傻眼了，手里捏着道士的神符，大张着嘴，连哭都不会了。第二天，奶奶就偷偷地对我父亲说，赶紧发电报，叫你爹或者你大哥过来。
父亲纳闷，女人生孩子，叫他们来干什么？
奶奶把声音压低说，趁眼下还没人知道，叫他们把这个女娃抱回老家，我伺候完你媳妇月子就回去，今后女娃由我来养，你们接着再生一个。
父亲哭笑不得，说，这怎么能行呢？妈，你别出瞎主意了，我们都挺喜欢女孩的。
奶奶白了儿子一眼，喜欢有啥用？没个儿子，你俩老了咋办？谁管你啊？
父亲说，妈，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像你，养了五个儿子，谁让你享上清福了？
奶奶愣怔了一下，哭出声来，诉说道，儿啊，妈看着你们过上好日子，就是享清福了。咱农村人有说道，养儿防老，你啥也别说了，快叫你爹你大哥他们来吧。
父亲不肯。
奶奶扯着父亲的胳膊到一边说，你不叫他们来，要不，我把女娃送回去再回来伺候月子？要不把这事解决，我可咋回家去呀，他们会怪我的。
父亲态度很坚决，没给老家任何人联系。姥爷姥姥知道这情况后，立即赶过来，姥姥要接替奶奶伺候月子，叫父亲赶紧送奶奶回去，免得她做出什么事来。比如，她趁人不备，把我偷偷抱走，那可怎么办呐。
父亲虽然相信奶奶不会那样做，可还是遵从姥爷姥姥的指示，劝奶奶回去。奶奶在她住的那间小屋里，抱着姥姥送给她的那些旧衣服，头埋在里面，当时就哭了。她哭得很压抑。哭着哭着，她突然抬起头，对我父亲说，儿啊，你把妈看扁啦，你担心妈偷偷抱着女娃走是吧？妈再傻，也不会不经你们同意就做那么傻的事呀。你放下心吧，妈不再走出你家的门，直到你媳妇满月，我回家的那天！
父亲无言以对，奶奶虽然没有文化，可她善良、宽厚、通情达理。之后，奶奶果然不再提再生一个儿子的话题，全心全意地服侍我母亲，得了空，总要抱着我摇晃，我睡着了，她就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我。奶奶做惯了家务活的手粗糙得很，所以她不敢抚摸我的脸，每次给我换尿布时，总是拿她的胳膊托着我的两条腿，尽量不用手抓，怕她的手刺伤我白嫩的肌肤。连姥姥看了，都为之前担心奶奶会把我偷偷抱走，要父亲把她送走而感到愧疚。
我满月后，大概是为了让姥姥心里更踏实些吧，奶奶专门让父亲把她送回老家。至于回去后，爷爷和大伯他们是怎么怪罪父亲和奶奶的，就不得而知了。
我一岁半时，爷爷得病去世了，西街的老家易了掌柜，就是父亲的大哥齐保堂成了齐家掌柜的。长兄为父，这没什么异议。可是，这个新掌柜齐保堂在掌管齐家的第一天，就非常严肃地申明，在爷爷的墓碑上，我父亲的后面只能是空白，不能刻上我的名字。因为我是女子，不能为齐家延续香火。就是说，父亲这一支，就此断了线。
为此，父亲很想不开，据说还大哭过呢。他觉着墓碑上的那片空白像根刺，扎在他心上，会使他疼痛一生。为拔出这根刺，父亲想尽了办法，最后还是庙里的道人出了个主意，把母亲几年前流产的那个男孩，给起个名字，刻上墓碑填补上那片空白。
这个想法遭到大伯的坚决反对，他的理由很简单，那个流掉的骨血确实是齐家的后人，可只有三个月大，没成人形，也就是说，还没脱落成人，说白了，连个魂灵都没有，怎么能充当齐家的后人？更别说续父亲这一支的香火了。绝对不能这么办，只能到此为止，要是传出去，齐家的颜面在西街就丢尽喽。
至今，爷爷的墓碑上，父亲的名字后面依然是块空白，那块白刺在父亲心上，再也拔不出来了。
更恶劣的还在后面呢。
我两岁那年的春天，有个周末，母亲把我从姥姥家接回来，抱着我上楼还没进门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一股浓浓的生人味道从门缝钻出来，呛得母亲连连打喷嚏。我也不失时机地打了一个。母亲一下子警觉起来，像是嗅到了危险来临前的某种信号，这使母亲有些不安，突然间决定不进家门，要带我重新回姥姥家。母亲抱着我刚转过身，门却被拉开了。父亲被我们娘儿俩的喷嚏声引了出来。他一手把着门，一手来摸我的脸蛋，被母亲转身躲开了。
父亲嘿嘿一笑，明显有讨好的成分。果然，父亲说，快进屋吧，大哥他们来啦！
大哥？哪个大哥？母亲自己没有哥，只有个弟弟，她一时没把“大哥”这个称呼和西街联系起来。从那年婚礼之后，母亲再也没有随父亲去过西街，从此再没有见过大伯。所以，“大哥”在她脑子里已经没了概念。
父亲脸上挂不住了，往身后瞅瞅，用眼神告诫母亲，人就在里面坐着呢，别这么大嗓门，叫人家难堪。
母亲这下才反应过来，“大哥”就是西街那个嫌她上桌吃饭的人。虽说母亲对西街没有好感，可面子上的，还是说得过去。她不好踅身走人，只好抱着我进屋。
大伯齐保堂端端正正地坐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中央，看到我们进门，连动都没动一下，直直地看着我们，冷冷的神色不像他是客人，而是我们窜进了他的家。他的身后，还站着一个六七岁大的男孩，脸蛋上像烙的印记，似开放的两坨红牡丹，他的眼睛倒挺大，目光怯怯地望着我们。
出于礼貌，母亲还是强作笑脸，问了声好。可是，大伯对母亲的问候一点反应都没有，对我们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人家不习惯这种招呼。母亲突然想起第一次去西街时，这种问候带来的尴尬，便自嘲地笑笑，也不往心里去，当年受过这样的冷落，现在人家这么远来上你家门，总不能还以脸色吧。随即，母亲又问了句，来啦！
这回，大伯嘴角抽了抽，算是应答了。他还对我招手，叫我过去。母亲只好把我抱到大伯跟前，以为他要抱我呢，倾了身子把我递给过去。谁知，大伯连我的手都不碰一下，却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钱纸币，两个指头捏着递过来。或许是两岁的我对这个陌生而且表情淡漠的大伯有点害怕吧，我看着他和他手里的钱没动。大伯便欠起身塞到我怀里，又坐直，才说了句，这是见面礼！
我把双手背到后面，一块钱从我怀里飘落到地上，母亲没替我说声谢谢，也没弯腰把那一块钱捡起来。父亲从后面过来拾起钱，捏在手上，解释道，在西街就这规矩。后来才知道，在我和母亲回来之前，父亲要给大伯一百块钱，叫他给我做见面礼的，可大伯不要，他说规矩不能破，一个小屁孩，又是个女子，哪能一见面就给一百块的，女子金贵成这样，以后那还得了。
父亲把一块钱重又塞进我的手里。我握着钱，瞅瞅母亲。母亲什么话也没说，抱着我要进卧室，却被大伯叫住了，老三家的，等一下。
母亲只好站住。
大伯像在自己家里，指了一下对面的沙发。
母亲没有动。
大伯严肃地说，你坐下吧，有话要对你说。
母亲把我放到沙发上，她才坐下了。抱了我半天，母亲也累了。
大伯把身后的男孩拉到跟前，说，这是四金刚（他的原话肯定不是这样说的）的二小子，小名叫豆豆，官名齐小龙。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们的儿子了。
啊，这怎么可能？母亲惊得跳起来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
父亲一脸的无辜，期期艾艾，瞪大眼睛，也说不清楚。倒是大伯替父亲说了，他说，城里计划生育抓得紧，你们生下小丫，就不能再生了，我们兄弟几个商量，把老四的二小子过继给你们续后。放心，老四还有个大小子在家顶着呢。
这下，父亲不能再沉默了，这事太荒唐透顶。何况，当着母亲的面，父亲也得有个态度，不然，怎么交代。父亲在母亲目光的逼视下，看着他的大哥，说道，大哥，事先你也不说一声，这事容我们——商量一下……
不用商量！母亲打断父亲说，我不同意！我们有女儿，不需要儿子。这事没商量的余地！
大伯被母亲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惊得大张着嘴，无力还击，他的感觉太良好，自认为是替父亲想得如此周全，父亲和母亲应对他不胜感激才对。他大概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一时根本没想好还击的话。
父亲惊慌地看看他大哥，又看看母亲。母亲脸上霜冻了一般，两眼瞪着，毫不退让地盯着父亲。父亲突然间挺起腰杆，对大伯说道，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么大的事，来之前不给我打声招呼倒也罢了，我接你们过来这么长时间，你怎么不给我先说一声，叫我心里有个准备呀？
大伯听父亲这么一说，底气一下子又足了，端起齐家掌柜的架子说，老三，一句话，你是听你家里的，还是听大哥的？
父亲竟然毫不犹豫地对大伯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这不是听谁不听谁的问题。大哥，我的生活要我们自己来过，希望你不要插手！
大伯“刷”地站起来，惊愕地指着父亲，口吃起来，你——你，老三——你——咱爹要是活着，你敢说这样的话？
父亲扭过头板起脸，不再理大伯。
大伯脸色气得铁青，大张着嘴像个要咬人的狗，但是，他只喘粗气，没敢下口，他指着父亲的手抖动着慢慢收了回去，显得软弱无力。
四金刚的二小子显然被吓坏了，脸蛋上的两坨红更红了，他还没到明辨世事的年龄，对大人之间的纠葛弄不清楚，瞪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惊恐地看看这个，又望望那个，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嘴瘪得像柿饼，一直憋着没敢哭出来。
母亲对父亲当时的态度非常感动，跟她站在一起对抗他的大哥，对父亲而言，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见父亲在大伯的威逼下慢慢有点怯意了，母亲挺身站到父亲身边，对大伯说，可惜你不是咱爹。再说，我的公公也绝不会不顾我们的意愿，做这样的主！
大伯再有能耐，那也只能是在西街，在北京，他什么也干不了，更不能强迫他弟弟收养这个孩子。他当即起身，领着四金刚的二小子就要回西街。最后，还是母亲缓过神来，叫父亲送大伯他们去火车站，买好票将他们送上车，眼看着他们灰溜溜地回西街老家。
尽管父亲被西街的条条框框束缚着，但关键时刻，他还是能冲破束缚，向着母亲。就凭这点，母亲对父亲一直保持着外冷内热的态度，他们一起走过了二十多年，虽然磕磕绊绊，还算过得去吧。如今，他们在一起很有意思，每天吃过晚饭，父亲下楼遛弯儿，总要叫上母亲，两人不见得会边走边说话，只是个伴儿，或者连伴儿都不像，两人一前一后，如同两个陌路人。但不论怎样，他们谁也没有把谁丢下过，总是一块儿出去，一块儿回来。可是，每次父亲叫母亲时，她都说不去，父亲显得很有耐心，叫完后就站在那儿静静地等，母亲拿捏得差不多了，才会起身慢慢地穿衣戴帽。我上大学后经常不在家，不能陪父亲去遛弯儿，就对母亲说，既然你每次都会去，就不要拿捏父亲了。
母亲把眼瞪得溜圆，叫道，我怎么拿捏他啦？我是真的不愿去，我要干的事很多，哪有那个闲心呐？可看着他站在那儿可怜，才动了怜惜之心。要不是看在他帮我驱逐过西街的那个人，才懒得理他呢。
三
母亲对父亲的态度，说白了，完全取决于老家西街。只要西街不给父亲添麻烦，母亲对父亲的态度还算说得过去。可是，这种情况比较少。在我的印象里，西街老家像个储备库，存储着无数的事情，只要稍有空隙，便会钻出一件事来给父亲添乱。那些齐家的后人，还有西街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的儿子女儿，他们要上学，上完学考不上大学，得外出打工，那些大专、本科毕业的，要找工作，甚至还有要找男女朋友的，遇到各种事情，他们的首选目标就是我父亲。父亲就是他们的一台机器，不知道停转的办事机器。
父亲是西街唯一在北京工作的人，也算是西街的典范。起初，父亲对那些找上门的事都会尽力去想办法，可他的能力毕竟有限，难免会不尽如人意。就是说，不论我父亲如何卖力地替他们老家的那些人东奔西走，但是，西街大多数人，包括我的那些亲伯亲叔们，对我父亲却是抱有不同成见的。
二伯就对父亲极其不满意。他的大儿子前年高考，才考了410分，想叫我父亲托人弄到部队院校去，说是上部队院校出来后包分配，还不用交学费。二伯算得挺精，可他儿子考的分数实在太低，我父亲给他说什么都听不进去，只有一句话：你就说帮不帮这个忙吧？
父亲没办法，说帮不了没人信，说不帮又伤了感情。部队的院校根本没认识的人，父亲没法联系，别的不说，省招生办那一关就过不了，分数太低，人家连档案都不给投的。可是，父亲还是四处托人，终于在老家找到一个老战友，说可以找人试试，看能不能把招生办的“关节”打通。办这种事，没有空手套白狼的，肯定得送礼。父亲打电话给二伯，把意思说了，二伯沉默不语。送礼少了不顶事，多了又拿不出，况且，能不能成还是个未知数。但总不能不努力呀。父亲在电话里把话说到这份儿上，过了几天，二伯突然给父亲寄来两千块钱，父亲当时心里很不舒服，本想退回去，把战友的电话给二伯，叫他自己跟人家联系去，该使多少钱他心里也有个底。可想了想没那样做，毕竟是自己的亲哥，父亲便转手又打电话给那个战友，他自己加进去三千块钱，那还是他瞒着母亲攒下的。
后来，事情当然没办成，钱也没退回来。五千块钱对办这种事实在不值得一提。可是，二伯对此事耿耿于怀，动不动就说自己拿钱打水漂玩，人家玩水漂呢，还几个圈几个圈地数，他是连波纹都没看见。话语里有怪父亲的意思，也有要钱的意思。父亲不好说他还垫进去了三千块钱，这话就算说明白，只怕二伯也不会相信。父亲只能装没听懂二伯的话。
前面已经说过，我父亲当过兵。可是，父亲是怎么当上兵的，一直没有细说。怎么说呢，凭父亲当时的眼神，是根本当不上兵的。可是，父亲想走出山村的愿望非常强烈，先是拼命学习想考上大学以改变命运，致使把眼睛也弄近视了。后来，因为家里人口太多，大大小小十几口，吃饭都成问题，爷爷实在撑不住了，就一个一个地休儿子的学，叫他们回来帮他在生产队挣工分，换口粮。父亲学习很刻苦，成绩一直不错，爷爷坚持着不叫父亲回来，是对父亲抱有极大的希望。父亲懂得爷爷的心思，可由此他内心的不安也越来越多，承载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补偿兄弟们失学而只有他仍在上学的心理亏欠，一有机会，他就放下功课去生产队挣工分，尽管他挣的工分很少，但只要能帮家里一把，就不放过机会。这样的做法却并没有减轻父亲心里的压力，相反，他的功课因此而受到了影响，结果，他高考落了榜，回家真正当了农民。那年年底，开始征兵时，父亲蠢蠢欲动，这是他最后的一条出路了。可是，父亲眼睛近视，肯定验不上兵。当时，二伯齐保钢也嚷着要去当兵，爷爷却不让他去。二伯莽撞，有蛮力，却不够机灵，这样的人干农活还行，要去了部队，肯定不会有出息，当三年大头兵还得回农村种地。二伯对爷爷的这个评价没有异议。于是，爷爷给二伯做通工作，叫他去验兵，如果能验上，再叫我父亲去顶替。二伯果然不负他望，一路过关，拿上了红皮的“入伍通知书”。那时的“入伍登记表”和“入伍通知书”上都没照片，也没有身份证、户口本之类，反正齐家的五个儿子除年龄大小不等外，长相都差不了多少。父亲顶着二伯的名字“齐保钢”穿上了新军装，戴上大红花去了部队，不知内情的人根本不知道，就是知道内情的西街人，也没人揭发。
这也是父亲后来难以拒绝西街人的重要原因。
父亲在新兵连打枪总打光头，也没人怀疑他是冒名顶替。当然，人已经到了部队，大家都认为父亲是没掌握射击技巧，实在训练不出来，干脆分配到炊事班做饭得了。谁能想到，父亲竟然从伙房走出一条道，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按爷爷活着时的说法，老三命中注定是富贵命，人也聪明能干，要是换了老二，当三年大头兵，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去。
父亲在部队做饭的那几年，二伯齐保钢还是认同爷爷这种说法的，做饭嘛，虽说穿着军装，只能算是个“伙夫”，堂堂一个男人，专门给人做饭，能有啥出息。后来二伯不再这样认为了，父亲成为军官，又换防到北京以后，他的心里开始犯堵，觉着亏得慌，谁说他到了部队就不会像老三一样出息呢？人没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老三的这一切本来应该是他的。二伯心里不平衡了，对爷爷有了怨恨，动不动就钻死胡同，竟然对爷爷发脾气，怪爷爷耽搁了他的前程。
给父亲添麻烦最多的，就是这个齐保钢，后来又改名叫齐保财的二伯了（齐保钢的名给父亲占了）。他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一个挨着一个地找父亲，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相反，二伯坚持认为我父亲占了他的名字也占了他的前途，帮他的子女天经地义。
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的，反正，我从来没见父亲对二伯有过厌烦。
有一年快过年时，二伯的二闺女小红去县城赶集时突然失踪，那年她才十九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小红书读得不好，早早地回家定了亲，只等过几年出嫁了。二伯的大闺女已经出嫁，小两口儿一起去外地打工挣钱，小红看姐姐姐夫打工挣了一些钱，心里痒痒，不想在家闲待，一直吵闹着也要去打工。二伯担心闺女家出去跟上别人学坏，说死说活不让她去，小红在家闹别扭，谁知赶个集就出事了。起初，二伯没当回事，以为小红是故意躲在亲戚家给他看的，可是，第二天，第三天，直到找遍所有亲戚家，把所有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也没见小红的人影，这下，二伯才害怕了，给我父亲打来电话。父亲一听急眼了，他的另一面立马显露了出来。在西街人面前，父亲是敢吼敢叫的，当即跳起来叫道，出这么大事，都过三天了才告诉我，还不赶快报警！
二伯被父亲一吓，在电话里傻眼了，不知道怎么报警。
父亲说，你放下电话出门去找个穿开裆裤的娃娃，他们都知道报警得打110。
父亲对二伯不放心，扣下电话又抄起来，拨了个老家的110，将小红失踪的事报了案。接下来，父亲陷入极度恐慌和烦躁之中，过上一会儿就给二伯打个电话询问有没有消息，最后，弄得二伯都烦了，女儿丢掉够闹心了，你还不停地问，谁有那个情绪啊！又急又气的二伯在电话里失去理智地对父亲吼叫道，你只知打电话问我，就不知道想办法去寻小红啊，你这个三叔是咋当的，啊？
因为是顶着二伯的名字去当的兵，父亲肯定认为自己欠着二伯的，对他的要求几乎百依百顺。可是，小红是在老家失踪的，父亲身在北京，去哪儿寻找？但父亲心里很不安，总觉得不能这样干等。那几天里，父亲一直给老家认识的人挨个打电话，求人家帮忙。
可以想象，那个春节我们家是怎么过的。起初，母亲还想为父亲分担一点，主动承担一些家务，煮个饭，擦个桌子拖个地，不断地安慰父亲，一个大活人又不是神经有问题，丢不了的，自己肯定会回来的。父亲像没听到母亲的话似的，一个回应的眼神都没有，他饭吃不下，水喝不进，除过打电话找人，别的一个字都不说，好像此时他不是在北京，而是在西街，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与西街或比西街更大地方。母亲最痛恨的就是父亲的眼里只有西街，她很不高兴，冷下脸，拿我做起比较，说要是我失踪了，不见得父亲会这么上心呢，相反，西街的那些人，怕是会为我的失踪欢欣鼓舞呢。
母亲对西街所有的不满都在这尖刻的话里，父亲气得差点翻脸，两眼瞪得溜圆，嘴都张大了，可还是忍住了没说一个字。母亲自觉话说得过头，有些愧疚，一个活生生的人不见了，且不说这人是父亲的亲侄女，就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也得担一分心吧。所以见父亲那种吓人的样子，母亲打住了不再说风凉话，要在平时，她是绝对不能容忍父亲这种表情的。
可是，父亲那种忍而不发的神态，还是将母亲伤害了，她不再主动跟父亲说一句话。
那个年过得非常冷清、压抑。
这还不算，热闹在后面呢。
刚过完大年初三，二伯事先连声招呼都不打，就独自来北京了。小红又不是在北京失踪的，他这人真是愚笨，怪不得爷爷当年把他看透了呢。
晃着一头白发的二伯一进门就放声大哭，怎么都劝不住。父亲真生气了，对二伯吼叫道，哭，你就知道哭，看你能把小红哭出来！
二伯鼻涕眼泪抹了一脸，也不回话，依然哭着，只是没前面的声音大了。父亲的眼圈也红了，他去拧条热毛巾递过去，二伯不接，父亲便给二伯擦了脸，到厨房热了些剩饭端来。二伯看都不看饭碗，像是痴呆了似的，直直的眼神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脸上的沟沟壑壑里，又填满了鼻涕泪水，他那一头白发乱草一样耸着，更凸显出他的悲苦来。因为抽泣，二伯的肩膀时不时抖动几下，看上去挺可怜的。父亲不知道怎样安慰二伯，他的内心被同样的伤心和忧戚侵袭着。最后，父亲抱着二伯的头，忍不住也哭了。
父亲求母亲带上我回姥姥家住，他陪了二伯两天，开导，劝说，都无济于事，二伯除了发呆就是哭，好像只要在父亲面前可着劲儿哭，就能把小红给哭回来。这样下去不是个法子，二伯的整个精神支柱都在父亲这里，父亲觉得怕是还没把二伯支撑起来，就叫他给哭垮了。幸亏年还没过完，车票不太紧张，父亲买了两张卧铺票把二伯送回了西街。顺便，也安慰一下二婶，还有奶奶。再者，父亲去当地公安部门询问有没有线索，找一一打过电话的那些战友，始终没得到任何消息。在西街的那几天里，二伯如同父亲的尾巴，形影不离，二伯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知道父亲到底有没有在认真想办法帮他寻找小红。父亲不是超人，不能即时帮他们齐家解决所有的事儿。眼看着假期就要到了，没办法，父亲只好交代大伯他们，一定要看好二伯，他匆匆赶回来上班了。
一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小红始终没有下落，二伯不断从外出打工的人那里打听到小道消息，一会儿说小红在四川，一会儿在湖北，一会儿又跑到新疆，说在哪儿见到了小红，说得有鼻子有眼。每当这时，二伯总会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父亲，让父亲帮他去找。幸亏父亲在北京，与全国各地都有些工作上的往来，也认识几个人，便托人去二伯提供的那些地方寻找，结果可想而知。二伯二婶，还有奶奶，他们在捕风捉影中，一次次被失望击中，慢慢地，他们变得麻木了，对亲人那种强烈的思念随着时间的消磨而淡化了，以后，再有小红的消息传来，二伯不再那么冲动，也不给父亲打电话了。
慢慢地，父亲对寻找小红的事也不抱任何希望了。
可是，在小红失踪三年后的一天，西街有一对弹棉花的夫妻，走乡串村到了河南上蔡县的一个村子，却意外地见到了小红。她脸蛋上的两坨红标志还在呢。弹棉花的夫妻却不敢肯定，小声嘀咕着，试探着问小红。没想到，小红矢口否认，她看上去很紧张，不多说一个字，慌里慌张地跑了。
弹棉花的夫妻这下认定跑走的就是小红，他们没声张，趁没人时，用手机给我二伯打通电话。二伯以为又是小道消息，没当回事。不久，父亲回西街看望奶奶，有天，二伯不经意间把弹棉花的夫妻在河南上蔡看到小红的事说了出来。二伯没啥想法，所以说得随意，神色间已不再有以前的悲苦和哀伤，却总有说不出的无奈。那是一个无助的农民对命运不得已的认可。当时，父亲没有说话，在小红的事情上，父亲和二伯一样的无望。中国太大，就是花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把每个犄角旮旯都找遍，一个人，如同一只蚂蚁，随便哪个角落一藏，怎么找得出来？回到北京后，有次，一个河南的老战友与父亲联系，扯来扯去突然扯到找人的事上，父亲脑海里忽然闪过二伯说过的话，就把小红的事说了，叫战友帮忙打听一下。其实，父亲是没抱任何希望的。可是，过了一个多月，那个战友通过托熟人，竟然打听到，小红确实在上蔡县的那个村庄，只是，她已不叫小红，改名叫莲儿了。
父亲立即给二伯打通电话，告诉他找到了小红，要他赶紧往河南走。二伯还犹豫着不敢相信时，父亲已放下电话，当即去买火车票，连夜晚赶往河南上蔡。与当地公安局取得联系后，父亲跟着警察偷偷摸到小红所在的那个村庄。那时，二伯才迟迟疑疑地刚上火车。
面对突然出现的父亲，小红惊呆了。随即，她转身要跑，被警察扯住了。看到当年花红柳绿、孩子一样任性的小红如今已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辨不清年龄，纯粹的农村妇女了，父亲心里悲感交集，不知该怎样来怜惜这个侄女，他心疼地哭了。哭过，父亲质问小红，你可倒好，一走就是这么些年，你爹妈，还有你奶奶，他们都可怜死了，流了多少泪啊，为找你跑了多少地方，费了多大的劲啊！
小红哭得很压抑，她的口音里掺杂了豫西话，当着警察的面，她大致说了当年被卖到此地的经过，说她逃跑过好多次，都没跑成，后来有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她倒不想跑了，也不想给家里联系，免得父母亲为难，给定过亲的男方不好交代。她就沉下心来跟人家过日子吧。女人的命运本来就由不得自己，咋着还不是一辈子呢。
再没有了任性，没有了撒娇，更没有了欢腾雀跃，近四年的时光，让一个光鲜的女孩消失殆尽，代之的，是个粗粝、疲乏、认命的农村妇女。
无语的，只能是我的父亲。
待二伯二婶和大伯他们赶来时，小红，还有小红的丈夫、两个孩子已被带到公安机关。一家人抱头痛哭过之后，小红拉过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跪下，给外爷外婆磕过头后，坦然地告诉她父母，她不愿回西街，就在这儿过下去了。
二伯二婶哭得昏天黑地，不知咋回答女儿。寻找了这么多年，都以为没了希望，谁知希望出其不意地出现，让他们曾经碎裂的心缝合起来了，然而小红的一番表现却又撕裂了他们的心，这叫他们一下子无所适从。
警察的态度很明确，小红是受害者，必须遣回原籍。至于她的丈夫，涉及买卖人口，得送检察机关进一步审查。还有，就算没有上述理由，小红和她丈夫之间的婚姻因为没有在册登记，在法律上那叫非法同居。
这下，小红不干了，哭得死去活来，突然间她转过身，指着我父亲撕心裂肺地哭叫道，三叔，都怪你，把我这个家拆散了！我恨你！
四
小红的那句话让我父亲很长时间都无法从落寞的情绪中走出来，他都判断不出自己的行为到底是对还是错了。最终，小红还是回河南上蔡的那个小村庄了，至于有没有和她那个男人领结婚证，父亲不再打听了。二伯一家从此以后对父亲也明显冷淡起来，我曾经想，如果不是奶奶还活着，父亲可能都不愿再回西街了吧。
父亲伤心到这种地步，母亲倒突然同情起父亲来。这本来就是个叫母亲又爱又恨的男人啊。父亲似乎很享受母亲对他的怜爱，也许一个总是替别人挡风遮雨的人，也渴望有一片自己的温暖之地吧。但这样的温暖父亲享受得并不多，因为西街，就算父亲不想再走近它，却总有西街的人，要来侵扰他。而父亲，总是不知道如何拒绝。这或许就是父亲和母亲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根源，他们在一起，就像水和油，分明是融合在一起，却又总是水是水，油是油。
第一次感觉父亲有点可怜，是去年。那时刚进入冬季，是个暖冬，天一点都不冷，街边的槐树叶子还绿得发亮，花圃里，仍有迟开的花，如中年妇人，撑起几点灿烂，几星艳媚。若遇哪天没有一点寒风，那满地的阳光，懒懒的，软软的，似有了春天的感觉，与往常的冬天简直大相径庭。
有个周末的晚上，一个叫腊香的西街女人突然找到我家，说是有急事找我父亲，她从早上下火车就开始打听、寻找，整整一天，才找到我们家。那天，父亲单位有应酬，刚好不在家，我从学校回家度周末，正与母亲看电视。一听腊香满口西街味道的话，还有脸蛋上的两坨红，母亲心里就不舒服，她的表情很冷淡。待问明是腊香，母亲的态度突然间升温，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她把腊香让进屋，还亲手倒了一杯水，说是给腊香做点什么吃的。
母亲的态度使腊香很恐慌，手里的杯子差点掉到地上，她拦住母亲说她不饿，待一会儿就得走。看她一脸的焦虑，肯定是急事儿，母亲给父亲打通手机，叫腊香给他说。腊香接过话筒，刚叫声“哥”，就泣不成声。父亲问不出所以然，只好推掉应酬，匆匆赶回家，才弄明白腊香的儿子被查出是白血病，来北京找他联系医院治病的。为了省钱，腊香陪儿子坐硬座来的北京，一大早下车后，把儿子安顿在西客站候车室等着，她自己来寻我家。
又是个来看病的，我们家快成西街人的候诊室了。母亲最反感来看病的西街人了，我家又不是医院。我偷偷看了一眼母亲，她肯定心里很不高兴，态度迅速降温了，眼睛盯着电视，一直保持着端直的坐姿，好像坐在别人家里，姿势一松懈，便会让人瞧不端正似的。
父亲也迅速看了母亲一眼，那眼神躲躲闪闪，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他还讨好地对母亲和我笑了一下，说了句，看这事关系到孩子的将来……我去找人试试，好吗？母亲没说什么，抓起遥控器迅速换了个台。我也没说话。我一直觉得父亲不会在乎我的态度，我是个女孩，这注定我跟西街的距离是遥远的。可是，那天父亲在母亲那里讨不到态度，像是在等待我的回答，他用期待的眼神望着我。
我没在意，眼睛无意间从电视屏幕移开，看到父亲的目光。我一愣，不知为何，心里竟然泛起一丝暖意。我问父亲，你是在问我吗？
父亲勉强笑了一下，说，是啊，你都上大学了。
那你赶紧去吧，阿姨都等急了。
父亲如释重负般说了声“谢谢”，领着那个女人急匆匆地走了。就是父亲的眼神和勉强的笑，我第一次看到了他的可悲，还有可怜。
那天晚上父亲没有回来，半夜时分却打个电话，说他带着腊香母子俩正在协和医院门诊部，等着第二天凌晨排队挂专家的号呢。母亲对着电话“唔”了一声，沉默了一下，才又说了一句，看附近有饭店没有，买点吃的东西吧，一晚上，挺煎熬人的。
父亲没想到母亲说出这样的话来，似乎被感动了，半天，才回了两个字：谢谢！
协和医院的专家号不好挂，父亲说有好多号贩子霸占着，还没等他们排到跟前，早没专家号了。后来腊香的儿子是怎么住上的院，住在哪家医院，父亲没说。过了几天，才又听说，腊香的儿子很快经过专家确诊，就是白血病，并且专家们制定出了治疗方案。可是，治疗费高得吓人，况且，能不能治好，还是个未知数。
腊香搂着儿子哭得死去活来，要带儿子回去，既然前面已无路可走，她也就不走了，她要带儿子回去好好陪着他。父亲经不住这样的事，陪着流了一通泪，劝腊香还是留在北京治疗，孩子还小，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腊香哪里是不愿给儿子治病，实在是治疗的费用对她是天文数字。父亲说他可以联络一些媒体，向社会求助，期望得到好心人的帮助。
父亲说到做到，把腊香的儿子安置在医院后，他四处奔走，到处托人，托来托去，还算有效，很快有一家私营公司愿意资助五万元的治疗费用。再加上各大报刊媒体登出腊香的求救信后，社会各阶层陆续捐助了三四万块钱，这样，治疗的费用就筹到了一少半。
我家的钱都掌握在母亲手里，父亲是没有支配权的，父亲也不愿与母亲费这个口舌，他费尽周折，通过战友的关系，在老家给腊香办了十万元的贷款。终于赶在过年前，给腊香的儿子做了配型手术，移植了骨髓。至于，病人能否完全恢复，就看他的造化了。为节省住院费用，春节前腊香带着儿子回去了。
腊香离开前，母亲塞给我两千块钱，让我拿给腊香，说是给孩子买些营养品。
送走腊香，父亲仿佛虚脱一般，奔波了两个多月，总算可以喘口气了。腊香母子在北京的这几个月里，母亲没向父亲询问腊香儿子的任何情况，也没冷嘲热讽，她表现得很平静。我觉得奇怪，这不像母亲的做派，她对西街人的厌烦必定会让父亲受到责难。春节时，有天趁父亲不在，我问到这个问题。母亲叹口气，才说出腊香与父亲的关系原来非同一般，他们以前有过婚约的。那是父亲当兵之前的事了，西北农村孩子在十几岁就定下亲，父亲也不例外，通过媒人与腊香定下婚约。后来，父亲在部队提了干，身份不同了，就想与腊香解除婚约。刚好爷爷也有这个意思，好不容易齐家走出一个有大出息的儿子，不能跟西街其他人一样也找个农村媳妇。为了维护父亲的名誉，由爷爷出面给腊香家提出来，同时，为了给腊香一个说法，将她再许配给齐家老四。就是说，腊香将来还是齐家的媳妇，只是从哥换成了弟。表面上看，变化不是太大，不管老几，总归是齐家的儿子。
可是，腊香是个刚烈女子，她与齐家老三定的亲，要退婚就退，干净利索，绝不再配与老四，她又不是牲口棚里的牲口，拉出去跟哪头牲畜都可以配对。任谁劝都不行。腊香的这番说辞，羞得齐家人哑口无言，本来就理亏在先，这下更理亏了。
其实，最内疚的还是我父亲，他觉得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腊香了。所以，腊香为儿子的病，能抹下面子上门求他，父亲全力以赴，母亲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倒认为这是人之常情。她没责怪父亲。腊香是无辜的。
人嘛，谁没个错呢！谁不想找个机会弥补呢！
五
春节过完后不久，奶奶上厕所时摔了一跤，虽说没啥大碍，但上了年纪的老人不经摔，父亲怕出意外，接到电话后心急火燎，要即刻动身回老家。因为是奶奶摔伤，母亲想一起去看望，她的想法还没表达清楚，就被父亲巧妙地婉拒了。什么姥姥开春后要过七十岁生日了，得提前准备；姥爷七十三岁，是个坎，眼下身体状况又不太好，跟前不能离人。说白了，父亲是不想和母亲一起回老家。这些年来，父亲几乎不带母亲一起回老家，他是不愿夹在母亲与家人之间，两头受气。
可是，父亲想叫我跟他一起去看奶奶，因为我还有半月时间才开学，父亲试探性地问我有没有空跟他一起回趟老家。我说过，我对西街是有距离的，那种距离不仅仅源自母亲对我平时的教诲，主要还是我对西街没有一点感情，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父亲问过我后，我习惯性地犹豫了一下，父亲没有强求，知趣地走了。望着父亲急匆匆去买火车票的背影，我心里抽动了一下。父亲是想我和他一起去的，那样，对奶奶是个安慰。我和西街的距离，其实并不包括奶奶，奶奶在我心中，在母亲的叙述里，一直是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可是，父亲不直截了当要求我去见奶奶，他对女儿也是一副征求意见的方式，显得孤立无援，叫我心里很难受。于是，我内心里很矛盾，最后，还是坚定地给父亲打通手机，叫他给我也买上票，我同他一起去看望奶奶。
已过了立春，黄土高坡的春色不是太明显。由于严重缺水，这个冬天几乎没下雨雪，一眼望去，原上原下全是赤裸裸干裂的黄土，除过头顶的蓝天，很难看到另外一种颜色。峁墚上不太高大的白杨树、槐树，还有椿树，枝条像老人的手，青筋乱暴。如果仔细寻找，土塄边的枯草中，野草还是冒出了一些黄嫩的芽尖。偶尔，在一些向阳的沟壑边，一簇簇正在泛绿的迎春花枝条上，也会看到悄然开放的金黄色迎春花。就是说，春天已经离得不远了。
我对父亲老家的景象没有一点好奇心，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回来过几次，早见识过黄土原。后来随着我上学的层次不断递增，母亲限制我外出，一门心思学习，有好多年没跟父亲回过西街了。慢慢地，我在心里也忽略了父亲的出生地。这次与父亲一起来，面对苦焦焦的黄土原，我心里还是有一些触动的。但我没发任何感慨，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理解了父亲为什么每次冒着与母亲翻脸的危险，想方设法帮老家的人了。
奶奶的腿摔肿了，但没伤到筋骨，并无大碍。我们到家时，正是午后时光，初春的阳光暖融融的。奶奶穿着厚棉袄坐在院子晒太阳。阳光温和地照在奶奶家的院子里，也照在奶奶瘦小的身上。奶奶在阳光里似乎睡着了，对我们的出现无动于衷。
我用手势制止住正要喊叫的父亲，想给奶奶一个惊喜，我轻轻走上前，突然抱住奶奶，大叫了一声“奶奶”。奶奶耳背，没被我吓着，而是缓缓地睁开眼，她满面皱纹，眼窝深陷，眼仁昏黄，端详了许久，一时竟认不出我来。父亲走过来，叫了声“娘”，才使奶奶反应过来，她高兴得腿似乎都不痛了，要站起来给我拿东拿西。我将奶奶按住。奶奶枯瘦的手紧紧地抓着我，过了会儿，她生怕握坏我的手，便松开一些，却又不舍，只轻轻地捏着。我能感觉到她的手在微微发抖。我没像以前那样抽回手，任奶奶轻轻地握着。
奶奶笑眯眯地望着我，问过我姥爷姥姥的身体状况后，问我母亲还好吧。我迅速看了父亲一眼，对奶奶说，妈妈挺好的，她一直念叨您呢，本来她也要来看望您，只是我姥爷的身体不大好，她和舅舅得轮流守着他。
父亲对我投来赞许的目光。我很少见到父亲这样的目光，还有他的微笑了，我总是看到父亲在西街人的事上，努力在母亲跟前保持的沉默。可能是平时我与母亲走得近，太忽略父亲了，只知道他给予你爱，从没站在他的立场上，替他考虑和感受过，更没想过他的心灵也是需要关注的。于是，我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对父亲用心点。
奶奶笑得露出了没有几颗牙的牙床，冲我高兴地说，你妈是个好女子，出身在京城大户人家，没一点架子，嫁给我家老三委屈她啦，是你爸爸有福啊！
父亲看着别处，对奶奶说，娘，外面起风了，我抱你进屋吧。
奶奶推开父亲的手，说道，再坐会儿吧，风有啥怕的。她指着前面靠墙根的一片菜地又说，老三，我不能动了，就在这儿看着，你帮我把园子里的杂物清理一下，眼看都二月二龙抬头了，那几株花草都发芽了吧。
我一听来劲儿了，把奶奶的手交给父亲，说声我来吧，抢先跑过去捡园子里的枯枝败叶。
奶奶在后面说道，真是个好女子，跟你妈一样。孩子，让你爸爸干吧，你的手嫩，别伤着了。
父亲过来叫我到奶奶那儿去，他一个人来干。我没有走开，依然弯腰捡拾枯叶。果然叫奶奶说中了，我的手给刺伤了。听到我的尖叫声，奶奶喊我过去。我确实被刺疼了，丢下枯叶回到奶奶身边。奶奶把我的手举到眼前瞅了又瞅，心疼地吹着气说，哎哟我的乖乖受了疼痛啦，真是日怪了，我就没种带刺的花么，只种着几株牡丹，是啥东西刺到我的乖孙女啦？
父亲直起腰说，园子边上有几株带刺的哩，像是玫瑰啥的？
奶奶瞪着眼瞅着园子那边，过了一会儿，才说，怪不得呢，去年我瞅着有几株牡丹花开得小哩，原来是刺玫花作的怪。可我没种过刺玫呀——是不是老四家的悄悄种上的？哼，也不告我一声，还以为牡丹开成了啥……刺玫呢。
本来，我对大伯的看法受母亲的影响，由来已久，不愿去见他。可是，父亲要去见大伯时，我却主动要求一起去，这使父亲非常高兴，他连走路的步子都变得轻快了许多。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被我忽略的父亲，他的内心是多么寂寞，多么需要人抚慰啊！
父亲带着我去了大伯家。刚过完年不久，没啥事，地气没升起来，地里的活还不能干，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早都离家走了。大伯的几个儿子外出打工，留下一帮还没开学的小孩，他们闲得无聊，围在大伯家炕上打扑克牌。大伯没有参与，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闷头抽烟。我以为大伯会耍些派头，表现出一点神气，一点长辈的傲慢。可他没有，他看起来有点孤独，甚至有点病态，像刚刚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见我们来了，他只扫了一眼，淡淡地说了声，来啦，坐吧。便不再吱声。大伯没有了过去印象中的威严，他已是个十足的老头，头发灰白掺半，两眼混浊，看人时已不那么咄咄逼人了。当年的那个大伯已叫岁月侵蚀得只剩下一副老皮囊，他再也没有以前的自以为是了。
父亲与大伯说些不咸不淡的话，大伯一直不怎么认真看我一眼。我注意到，他的眼神竟然有点躲闪，是不是为他以前的做法自疚呢？我这样想着，站在一边任那帮打牌的小孩偷偷地打量。父亲可能觉得无趣，怕冷落了我，也可能是当着我的面有些尴尬，便起身告辞了。
在二伯家就更简单了，二伯二婶对我们父女，几乎像见到陌生的路人，连个招呼都懒得打，父亲说了几句客套话，拉上我赶紧走了。
回来后，父亲陪在奶奶跟前说话，奶奶除了说有关我的话题，几乎不说别的，我像是一束忽然闪进的阳光，一下子照亮了奶奶的内心，她显得异常兴奋，这使父亲在大伯二伯那里受到的压抑心理，慢慢地明朗了起来。
如今，奶奶跟四叔一家过日子。四叔的二小子当年没过继给我家，他们恨过我父亲，尤其是我母亲，听母亲曾说过，那些年，四叔四婶根本不理我父亲，每次父亲回老家，他们连话都说不上一句。父亲一直想着弥补一下，把四叔心里的这个结解开，他做梦都想帮四叔的二小子一把。这个儿子没过继成，今后总得想法帮他一把啊。可是四叔的二小子学习成绩不太好，高考的分数出来，只能上个大专，还是自费的。这下父亲傻眼了，如果帮他上大专，学费从哪儿来？况且毕业了到哪儿去找工作？本科研究生都找不到工作，一个大专生连门都没有。父亲很为难，便给四叔做工作，让二小子别上大专，年底去当兵算了，看能不能碰碰运气。当时四叔四婶都不同意，现在去当兵，考不上军校根本就没出路，以二小子的学习成绩，显然不是这根葱。四叔认为父亲是在应付二小子，还是叫二小子自己选择吧。没想到，二小子愿意去当兵，不愿上大专。于是，父亲四处找关系，年底把二小子办到了部队。二小子平时寡言少语，却是个能干且有主见的，在部队工作得有声有色，两年兵当够没有复员回家，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转成了士官，如今每月拿两千多块钱工资，生活有了保障，听说他最近连对象都找好了，还是个城里姑娘呢。我见过二小子寄给父亲的照片，他脸蛋上的两坨红还没褪尽，眼神却不再怯懦了，明显有了自信和坚定的成分，一身军装更加使他成熟、神气。
就凭这，四叔四婶才开始理会我父亲，父亲也放心把奶奶交给四叔四婶照顾。
在奶奶家的那几天，父亲显得无所事事，却又心思很重，一会儿出去站在院子里望着那片园子发呆，一会儿又进屋坐到炕边上发愣。
见父亲坐立不安，回老家的第三天傍晚，我把他拉到外间屋子，悄声对他说，您就去看一下腊香阿姨吧，他儿子不知怎么样了呢。
父亲的脸腾地红了，躲开我的目光说道，不去了吧，不去了吧，年前才见过的。
我说，看您，都到家门口了，也不去看一眼，怎么说得过去？她儿子还在病中呢，您不去看看，不好吧！
那……就去看看。父亲迅速看了我一眼，说，你能陪我一起去吗？
我说，你要觉得合适，我陪您去好啦。
父亲连连说道，合适，合适，我们父女俩一起去，显得重视些。
吃过晚饭，父亲给奶奶说了一声，他显然早有准备，拿了一些礼品，又从包里取出一盒增加免疫力的药物，与我一起来到西街北头的腊香家。
腊香娘家在东沟，当年不愿嫁给西街的齐家老四，后来还是嫁到了西街的陈家。因为欠着十万元的贷款，她丈夫陈西民刚过完大年初三就又出去打工了，留下她陪着儿子在家养病。对我们的到来，腊香显然很吃惊，她看看我父亲，又看看身后的我，手足无措，不知说什么好。
父亲把带来的药递给腊香，说，这是目前最好的增强免疫力的药了，我从网上查过，又咨询了有关专家，对孩子的病情有很大帮助。
这……这……腊香说不出话来，眼泪涌出了眼眶。
父亲扭过头，悄悄抹了一下眼窝说，去看看孩子吧。
我们一起去另一间屋，看到腊香的儿子拥坐在被子里，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地在看电视。对我们的到来，他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微张着嘴，一副要招呼又不知该怎么招呼的表情。腊香过去掀开被子，要儿子下地给我父亲磕头，被父亲拦住了。
父亲一直抓着腊香的胳膊没放。腊香说，孩子手术后恢复得还可以，比以前强多了，以前只知道犯困，浑身没劲，电视都不爱看，现在不看到半夜都不睡觉。
这就好，一切都会好的。父亲说。
腊香的泪水又涌了出来，她哽咽道，这都是你帮的忙，不然……
看你说的啥话，我对你……做这不算啥么。
腊香前后左右看了看，说，叫我咋谢你哩？我啥都没有么……
电视上正在放美国影星金凯瑞的《变相怪杰》精彩片断，这是我最喜欢的演员之一，立即被吸引住了，与腊香的儿子看得哈哈大笑起来，根本没注意父亲与腊香说些什么。
后来，腊香拉着父亲去了另一间屋子。
《变相怪杰》的片断播完后，我才发现父亲与腊香不见了，便出来寻找。刚来到外间屋子，另一间屋子里传来腊香的哭泣声，还有父亲的安慰声。我走过去，正要掀门帘，却从门帘的边沿空隙处看到，父亲把腊香紧紧抱在怀里，两人都是满脸的泪水。
这时，腊香哭着小声说道，三哥，你别笑话我啊，除过身子，我再没别的报答你了，你要不嫌，就拿去吧，啊……
父亲抽泣道，腊香……别啊……腊香！
我轻轻地往后倒退，不想看到这一幕，没料想，我不小心撞倒了扫帚，只是轻微的一声响，里屋立马静了下来。过了几秒钟，先是父亲出来，眼睛红红的。紧跟着腊香走出来，她的眼圈也是红红的。
父亲避开我的目光，说了声，天晚了，我们该回去啦。
腊香扯住我的袖子，语无伦次地说道，看我，都糊涂了，给你们连杯水都没倒呢。你们父女俩别走，我煮碗荷包蛋，女子是第一次上门，说啥也得吃一口热的。
我与父亲坚持不吃，硬扳开腊香的手，走了。
黑乎乎的夜色里，腊香把我们送到大门外，送过一段光秃秃的田地，又送到村街口，才被父亲劝住不送了。
走出好远，我回头还看到一个黑乎乎的影子，站在村街口，一动不动。
寒冷的空气又干又脆，仿佛能捏碎似的。父亲干咳了两声，在寒气逼人的春夜里异常响亮。父亲试图用干咳来掩饰自己，但太刻意，显得很不自然。
果然，快到奶奶家门口时，父亲突然站住，拉住我小声说道，女儿，有些话想给你说一下，回北京后——你就不要给你妈说——今晚的事了。
我打了个哈欠，拍着嘴巴说，今晚的事？爸，今晚有什么事啊？
父亲在我的脸上摸了一把，说声走吧，时间久了，奶奶肯定等心急啦。
父亲多少年没摸我的脸了。我觉着他摸过的地方热乎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