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文心

马力

菩提境

——萧红《长安寺》

萧红在风景散文上不占特别的位置。这篇《长安寺》也像是朝着小说的样子写，又移用着《呼兰河传》里的那一路笔墨。鲁迅说的“明丽和新鲜”从北方乡间人物那里落到巴渝寺庙内外的人身上。细致的观察自不必说，笔致在现代游记中却真是越了常轨。她的小说的散文化是为评家看出的，而散文的某处又颇带着小说的味道。严格意义上的文体区分，在她的从容的一跨间，催生了属于她的独特表达，又格外适切于她的个性。

记寺文章中向来神异的成分过多，一堂菩萨的偶像化随时间之久而程度愈深。萧红对于世俗通行甚或尊信的事理不取跟从的态度。长安寺，是在先后添进的细节中凑成一幅画似的风景的。把这些读下去，必有二三段落可以解颐。我所看出的，起初就是这一点。在信佛的人眼里，这里面的文字纵使不能讨到喜欢，也总不致招来反感，但是否唯一适宜释界，我也不能说，故只以平常看客的资格来讲几句想说的话。这是我所愿做的。

入禅刹，佛与人互为映衬，免去多少冷落！佛看不透，人却是能解的。萧红没有崇佛的心，写起来，就像写着一般的人，敬畏却是不必的。她在文里这样说：“大雄宝殿里，也同样哑默默地，每个塑像都站在自己的地盘上忧郁起来，因为黑暗开始挂在他们的脸上。长眉大仙，伏虎大仙，赤脚大仙，达摩，他们分不出哪个是牵着虎的，哪个是赤着脚的。他们通通安安静静地同叫着别的名字的许多塑像分站在大雄宝殿的两壁。只有大肚弥勒佛还在笑眯眯的看着打扫殿堂的人，因为打扫殿堂的人把小灯放在弥勒佛脚前的缘故。”古今文章，至少在写庙状佛这一部分内，此种字句我却读不到，连我自己笔下也无。说佛像“都站在自己的地盘上忧郁起来”，真是写得妙！是眼下我在记庙文中颇佩服的一笔，给木胎泥塑添了生的气息，又像是在打量着身边有血肉的老少了。

萧红的小说，笔向着众生扫去，世相的种种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转到散文上，也就多照样地写下去。她不以述寺史、论禅理为事，而真切地描绘出自己看见的红尘的实影。一阵一阵的梵钟和诵经的声音震醒寺中的沉寂，檀香之燎的气味叫那些游庙或者烧香的人格外感到亲熟。我于佛学的究竟始终还是茫然，自然不谙修成戒定慧的法门，也妄猜，凡界与圣域的化一大约是菩提的至境吧。

入庙而不避人间烟火，似乎不刻意把诸佛看在眼里。萧红的兴趣，是照着生活的样子，把这里面有意义的零散的部分接续起来，把原质的气味、声响、色彩移进编织的梦境中。

在这里且不讲萧红小说里那些描述，便是碰着寺庙，文字也不改朴素美，也要把不见经传的百姓放到菩萨之上来写。打扫殿堂的人已在上文提到，接下的依次挑帘出场。磨香油的收拾好家具，喝茶的戴起了帽子，冲茶的红脸老头在小桌上吃着一碗素面。平日肃静得被人看作清凉界的地方，更像一个百货杂陈的商市。高供释祖的丛林，主人却像是往来之众，一切皆由他们当家。逢着过年时候，庙会的繁闹更使清净不存，在乡下人看，也就愈加温暖而喜兴了。“烧香拜佛的人东看看，西望望。用着他们特有的悠闲，摸一摸石桥的栏杆的花纹，而后研究着想多发现几个桥下的石龟。有一个老太婆背着一个黄口袋，在右边的胯骨上，那口袋上写着‘进香’两个黑字，她已经跨出了当门的殿堂的后门，她又急急忙忙地从那后门转回去。”这样的场景，我在九华、峨眉、五台、普陀这四大道场都见过。长长的山径上，香客们喘息地登攀，每遇庙，则慌忙跪拜，仿佛亏欠于佛似的。若把其间的道理揣摩尽透，怕也是至难。心上不负沉重力量的倒是那些低眼看佛的人。“卖花生糖的肩上挂着一个小箱子，里边装了三四样糖，花生糖，炒米糖，还有胡桃糖。卖瓜子的提着一个长条的小竹篮，篮子的一头是白瓜子，一头是盐花生。而这里不大流行难民卖的一包一包的‘瓜子大王’。清茶，素面，不加装饰的，一个铜板随手抓过一撮来就放在嘴上嗑的白瓜子，就已经十足了。所以这庙里吃菜的人，都觉得别有风味。”萧红只写着过眼的表面，并不潜入他们的内心，深刻的一层，是留待读者各发其想的事情。一个书写者是无须替别人的思想做主的。柳亚子“掀天之意气，盖世之才华”十字，固然赠给萧红，我们不过做了一回她的读者，也只能借她存世的文字来领受这话的深意了。

陪都的寺内，哪里全是看嘉陵江，喝盖碗茶的悠闲？从那位冲茶的红脸老头口里，也能约略听到一点远离后方的消息，而且“他谈的和诗句一样”，太平无事的态度叫人不免对渝人大摆龙门阵的本领叹出声来。在这“没有受到外面侵扰的重庆的惟一的地方”，想起沦陷的白山黑水，萧红的感情的潮水拍击着心灵之岸。但即便在这远离战火的一隅，心境又有何安呢？“可能有一天这上面会落下了敌人的一颗炸弹。而可能的那两条水龙也救不了这场大火。那时，那些喝茶的将没有着落了，假如他们不愿意茶摊埋在瓦砾场上。”萧红写着这几行的一刻，呼兰河愤怒的浪花似在她的心底轰响民族的吼声。漂流不定的生涯中，失眠无梦的长夜里，她仿佛听到一声声和家乡一样的震抖在原野上的鸡鸣。七月十五盂兰会，河上的放河灯，水边席棚下唱着的野台子戏，南二道街上老院里的旧碾坊，后园里开着的茄子的紫色的小花，爬上架的黄瓜，攀满石头墙缝际的牵牛花，弄得满园都是香。清早的露珠的闪光间，丝蔓飘垂，黄昏的红霞里，蝴蝶、蚂蚱、蜻蜓，还在那里飞，逗着她笑盈盈的双眸。那些靠了感性的语言、细腻的体悟和真挚的情怀写出的种种，全留在她的乡间叙事中了。在防空洞遍布的山城，她又怀想着东北的黑土地了：“家乡是多么好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涌。”我是在北大荒生活过的，虽然是在萧红身后的数十年，她在一个小县城里边的青砖青瓦的家宅我却是进去看了。远葬在香江浅水湾的萧红，孤寞地卧听海涛的清喧，永回不到这里了，碗中的高粱米粥和咸盐豆也无人来吃，每思及此，就不自主地一阵凄然。戴望舒在诗里献在她墓边的那一束红山茶，早已飞尽了花叶吧？一丝风影里，浮闪着她含忧的眼睛。

一笔一笔地细腻摹画着景物，情也浸在里面了。这还只是我对萧红散文表浅的印象。探寻她的女性经验的书写的本源，应是她在少女时期说过的这段话：“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一座香篆盘绕上天的寺庙，似乎让她找到了心灵的栖处。她无法专诚于理的意义，而只珍视情的深味了。

梵界菩萨，舒闲地静坐在暖红的烛光里，从不过问天下。萧红的一支笔，担得世间多少悲苦！

萧红（1911—1942），黑龙江呼兰人。著有中篇小说《生死场》，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散文集《商市街》《桥》等。

《长安寺》见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萧红全集·下卷》。

人间烟火

——臧克家《朝“武当”》

描写武当的文章，我过眼的已有一些，而将俗尘的牵累带着实感写出的，要算臧克家的《朝“武当”》这一篇。当然他人游过此山之后落在纸上的文字，也一样画出这处道家洞天的大略，可是我在阅读上的兴趣，大约是向着他的朴素风格倾近的。至于我在臧氏的晚年曾经见过他，则把这偏好又加深几分。让人触着乡村生活实境的固然是他的诗，记游的散文，只要你读到，却一点也不缺少相同的感受，仿佛被他引领着踏响弯曲的山道，一程一程地登上武当的高处了。

武当山本是印着我的游迹的地方。坐在太子坡前农户的篱边，围住一桌小菜薄酒吃喝的情景，隔日忆起仍有余味。还有迎着山里的清风，站在紫霄宫前领略雄阔气象，或者上到金顶去牵挽湿凉的流云，又是使我胸襟开畅的壮游。中国历代的文人，似乎都沾了乐山乐水的癖习，心灵不朝叠嶂连岭飞去，我敢说文学家笔下字句的无味连他自己也会厌读。臧克家不写缭绕山间的白云青霭，也不写隐入烟岚的松涛竹海，连深谷幽壑、逸峰奇峦的画意在他的述游里像是也不值得多花笔墨。费心而记的却是紫霄宫里伶俐而可怜的小道士和久居后山的“武当异人”。“痛苦在我心上打个印烙，刻刻警醒我这是在生活”，向着实际着眼的诗风也在这里表现得分明。至今还叫人吟诵在口的“玄宫寄宿月华冷，羽客伴吟松韵秋”这句唐诗，好像在说，到了丹城玉府之地，本不宜放谈人间的苦乐。把臧克家的文章一读，便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也该改改了。就是在他人游山的诗文里，谁又单是发抒悠然的情怀呢？在段落中融入一点忧心或许更有别样力量，缓声诵起，里面的意思尽够我们回味的了。

臧克家逢着的人物是风景的一部分。对小人物的关注恰如对泥土有情。虽然不过是一点印象，洞察的微细又比普通的直观深触到生活的底处。择而记之，断非简单的再现，却表现着主观的情绪。而臧氏平实质朴的诗风转到散文，又丝毫不给词语强附思考的印迹。

这样的游记，在读者那里，对于武当山景大概得不出什么印象，给小道士、老仙人的那几笔文字却留在记忆里了，依稀见着他们的须眉，竟至连声音也仿佛听到。深藏于古松红叶、山光霞影间的紫霄宫，崇高宽宏，鳞鳞的琉璃瓦让臧克家“仿佛走进了北平的故宫”。方砖铺地的院子，桌椅齐整的房舍正可供他安歇，香茶、素菜、白饭也极合口味，便忍不住夸赞那米好。接下的话却读了心酸：“很好，可是我们吃不到。”小道士黯然的回答使他忽然明白，“出家人也把身份，阶级带到宫殿里来了”。才十几岁的孩子，便过早地品着世上的滋味。录下此段，用意可落在“以文为哭”四字上。纸上全是沉抑的空气，山景也消了颜色。

访少过后的问老，全在云里雾里了。武当诸峰，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直如天上仙阙。攀越之际，我总以为是回到陇东的崆峒山。一道石壁凿成的半间屋子，长居的是“一个枯瘦的老头，看上年纪在九十岁以上，神智有点不清了，口里念念着，像在说梦话”。崆峒山上的一处道院里，我也进到一间厚壁的石室，坐在一位老道士身前，听他低弱的话音。这和臧克家的记述又是接近的。道教山的风景也是见一而知十了吧。若说异处，一定是这位武当“仙人”口中腔调多是哀哀的吧。诡祟地取出的一个椭圆形的小草果带了神的力量，他要把对于长生的痴迷移附到游山者心里。一句“问候你的行伍弟兄”，又含感情。天上人间，似乎只宜用着如此朴素的笔墨。“我走下了山径，回头望望，他还站在石门口，一种寂寞凄凉的感觉，使我几乎替这个可怜的老人流泪了”这一节，隐隐地触着我的心。在我的游历中，匆匆回望之际，此种细节时常如火花灿亮一闪，烛照我的感情的天空。人生长途，这样的“一瞥”怎能少得了？似乎又是难加表达的，平常言辞到了纸上，像是成了无力尽意的语符。

远上瑶台金阙，臧克家依然悲怀未失。他的眼光只向着寄身山间的道人，对于为苍茫云海缭绕的巍然金殿，对于金殿里高供的神像，他却是不屑理会的。大约殿周的俗氛和“司令长官”、“皇清大臣”的名字实在同穿袍衬铠、丰姿魁伟，模样颇近朱棣的真武帝君不相配。巍巍乎武当，谁能独尊呢？

人神之间，虚境与实境，臧克家一如写着丰沃的泥土，写着乡民的生活。我这个游过武当的人，又随他入了一回山。流连于丹墙翠瓦之间，仰对日月，俯对云霞，也把一番道心交付林泉了。

臧克家（1905—2004），山东诸城人。著有诗集《烙印》《泥土的歌》《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运河》《臧克家诗选》《放歌新岁月》，散文集《怀人集》《青柯小朵集》《臧克家文集》，论著《诗与生活》《学诗断想》《克家论诗》等。

《朝“武当”》见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游记选》。

感思流水长

——邵荃麟《河边草》

中国文人的心中，永远怀着清幽的感思。便是处在抗战的烽火岁月，心境也因这清幽而愈显沉郁。

邵荃麟在广西全州度过三个月的修养期，在三江口，整日看着湘江与灌阳江合流的美丽景象，从周围“破落的造船户、渔人和伤兵”那里体验到“他们那种朴素的勤劳的生活，那种坚韧的生命力，以及他们生活中间那种健康的以及病态的东西”，意识到“我们自己身上多少还残存着的那种知识分子脆弱底情感”，更“呼吸了一些和都市生活不同的空气”。自感“身体还是很不好”的他，精神世界却并未转向黯淡，而是进入愈加沉静的思考状态。夕照里，听着一声声呼吸似的波音，心境单纯，望中的江景一片宁恬，浮动的清澄空气把心绪洗滤得透明。摹绘的笔致悠然明净，“这时炎暑已经慢慢退下去了，但是天空上却被落日和晚霞渲染得像火一样，远处的云块受着夕阳的照耀，幻现出千种万样的强烈的光彩——金黄色的，绯红色的，紫褐色的，乳黄色的……这些光彩又倒映在碧绿的江水里，涂抹在隔岸青色的树林和浅绿色的原野上，似乎使一切东西都蓦然获得一种生命而辉耀起来”。浸染着和谐色彩的风景，在人类的感觉世界里回响着舒缓的旋律，为心灵解压。江风吹来，一切陷入宁恬、静寂的空气中，他觉得“整个世界仿佛真的是沉醉在音乐般的强烈色调里——快融化了”。静美的景物描画，折射出白云轻飘似的乐享心情，而这番景色反衬出渡船上一群走江湖卖艺人的现实苦况，“他们那凄凉的姿态，那沉重和疲乏的脚步和那瘦马项下的铃声”带来一种忧郁的感觉，“他们是拖着怎样一颗沉重的心呵！”邵荃麟觉得“这群东方的吉卜赛人显然已经失去他们生命的色彩了”，他们“想给过路的人们以片刻的欢笑和快乐”，“倒成了对他们自己的一种嘲弄”。他们“没有生命的笑声”所产生的灰色情绪“又潜入到我心灵中间，像一层阴影似的，把刚才夕阳给予我的那种喜悦和迷醉驱散了”。他的欣赏的目光渐渐变得深邃，思维的触角朝着人性乃至文化的境域伸展。倏地，篙手艰难挣扎的光景浮映眼底，令意态更加悲郁，“江心上蓦地传来一种惨厉的怖人的嘶吼，仿佛一把锐利的刀子突然划过美丽的黄昏天空，把这幅恬静而幽美的图画忽喇地撕裂了”，一只载重的双桅船在夕光中逆流上来。他看见夕阳晒着篙手“紫铜色的赤裸背脊，背上的汗水闪烁出一种蛇一般的油滑的亮光”。那发条似的绷紧的全身肌肉，那一寸一寸艰难地前踩的足趾，雕塑出两旁船舷上拼力撑拒的剪影。强牛似的笨重货船上发出非人类的极声嘶吼，对刚刚缓释的紧张情绪又造成新的刺激，“这是一个生物从它每个细胞每根神经纤维里所迸发出来的声音！任何一种劳动中间，我从不曾看见过这样高度的体力消耗，虽然在中国这种超体力的劳动是并不算稀罕的”。不畏江水无情的挑衅，也不畏江风恶意的冷笑，两个篙手“脸孔几乎俯贴在船舷的边沿，从咬紧的牙关中迸发出那叫人战栗的嘶吼，似乎要把他们的声音逼注到江水的底里”，惨厉的狂嘶让“天际的晚霞仿佛因它们而颤抖起来。由于落日所照耀出这美丽的世界，因为这声音而改变了一种新的意义”。现场描写突显出作家和景物的感情联系，忧世、伤怀，比起古人的感时、恨别，社会意义更为深切。

思考产生力量，何况临着激涌的江流。急湍中“那支高耸的桅杆，映在血红的夕阳光里”，宛如“一个胜利的标志”，显示着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猛烈的原始搏斗的价值。船头那个年轻高大篙手高举的“闪光的胳膊”和叫出的“洪亮的声音”，代表一种胜利者的喜悦和骄傲，充满极富时代感的象征意义。“人类只凭他们肉体的精力要战胜自然界的一切阻力”，世代“确乎是这样艰苦地战斗过来”，追往溯远，他从恹恹的状态中振作起来，以战士的昂扬姿态回到现实。

渔夫驱役鱼鹰那一节，文字敷染着寓言色彩，充满强烈的喻世性。竹筏上的鱼鹰“自己已经是个俘虏了，而且连饮食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却居然那么神气活现的在俘虏别的生物，去献媚它的主人，并且竟是那样的忠诚和勤快，当它们向水面上飞扑下去攫取鱼类的时候，它们的姿态是多么的凶猛，多么的矫捷，然而愈是凶猛和矫捷，不就愈显示出它们的卑怯和可怜！”不禁由恶感而产生鄙夷，“这种下贱的畜生”是比猎狗更可厌憎的了。夏夜的江上渔火本来很美，可是“看见那些鱼鹰悠起悠落横飞直扑的威武样子和那种娇媚乞怜的暮夜姿态”，进而想见隐在渔火背后一张狞笑的脸孔“在赞许他那些忠诚的部属”，就难抑满腔的憎恨与愤怒。势利的狗、谄媚的鹦鹉、驯顺的鱼鹰，都被人类奴役得失去自己的性灵，“倒成为一种卑劣的人底化身了”。联想特定的时代背景，暗含影射现实的意思也不是无端。邵荃麟感慨“鱼鹰”到处乱飞的历史与现实，认定“这是可悲的，然而却是更可憎的。当我看到那聪明的渔夫底脸上那种得意的狞笑时，我不由的想起历史上企图把绳子扣到每个人民脖子上去的暴君们底狰狞的面容，于是我怫然的愤怒了”。江岸览景的平和心境忽然一变，扬升起现世关怀的情绪。邵荃麟以现实话语表达社会思考，渲染那个年代的政治气氛。艺术化的风物图景与心灵感受互为映托，真实地折射出作家与现实的关系。他几乎要从历史复述的介入角度来纵论春秋，表现思考的尖锐和深刻。

江边的梧桐树泻落一片清阴，邵荃麟躺在竹睡椅上，面对清旷的江景，内心不是冷的或是寂寞的。凝眸汤汤流水，没有板荡时局下的消沉感逝，而是变价值焦虑为世情批判。从游憩空间转向历史视野，从风景欣赏转向民生投射，所呈示的社会性的经验内容与诗性意味的审美感觉，反映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精神体验。

邵荃麟（1906—1971），浙江慈溪人。著有短篇小说集《英雄》《宿店》，论著《邵荃麟评论选集》，译著《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等。

《河边草》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时代履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散文选》。

古窟前的低回

——陈垣《记大同五州山石窟寺》

我游云冈石窟，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印象里只留着一片山，一排佛。陈垣先生来这里，为时比我更要早了七十几年。他的《记大同五州山石窟寺》刊载于1919年《东方杂志》第16卷第2、3号。通篇多记叙，在我读来，却能引触一番想象，竟至听到了轻轻的风声、细细的鸟音，呼吸着山野的荒寂空气。

1918年的秋日，陈垣约叶公绰诸人走塞外，至晋北左云县云冈堡，“循五州川溯流而上”，得以端量石窟寺大观，由巨状造像的瑰伟规度而揣想鲜卑人宏大气量，且做文章以记。

拓跋氏遗构早伊阙石窟数十年，远处塞外，山川难越，“古时好游之士，鲜探其奇”。京绥路的开通，使陈垣一行因利乘便，相约往游，这自然是远胜当初的地方。

有这番不俗的眼光，识见自不浅薄。

清顺治八年的那次重修，在陈垣看，不足为法：“像有剥蚀，敷以土垩，尽失原形。金碧辉煌，徒取炫目，泯绝古意。”旧时风韵早被弃置。转观他寺，“其未经修饰诸窟，虽甚剥落，然远望缥缈，容态转真，窟别异形，无有复制。至于裸体神女，振翮凌空，宝相庄严，拈花微笑，则极画像之奇观，尽人工之能事矣”。虽然古洞前一片荒榛，断瓦颓壁，亦不能掩灭古窟旧寺的原真之美。一个内心真实的人，他的目光总会穿透一切表面的装饰而不受遮蔽，他所喜欢的还是那尘埃里开出的花。

古窟的荒寒之气，是在寺西的佛籁阁匾，寺东碧霞洞云深处的石刻上面，苦于“皆漫漶单简，不足为典要”，竟至一发怅叹：“以故龙门造像，宇内知名，五州石窟，言者盖寡。”对于这座寺窟的珍爱之情使他深以为憾，竟至内心的隐痛，旁人也是可感似的。“余归而神往者久之，乃摭拾群籍，著为斯篇，亦以补金石之缺略，俾后至者有所考证云尔。”对云冈石窟价值的肯定，确认了偶得的研究课题，钩稽，考证，萃为灼见，这又是史家的态度了。普通的游窟，有了学术意义。

陈垣在记叙一个被古物和历史占据的场景，对景物的反复打量后产生的精细陈述，不单是审美观念上的己见，更表现出对历史遗珍的立场，放在雕刻艺术史的研究领域看，也具有价值，虽则宗教史在陈垣的学术范围里占着更重要的位置。两个学科互为表里，会产生新异的效果，它作用于视觉，也作用于思考。

文章的单向性叙述结构，承袭严整的游记框架。平实的语言保持对于书写对象的忠实。这里没有对物化世界的强调性描绘，写生般的静态文字，侧重物象的物理属性，所涉及的是纯粹客观意义上的现实，偶寄寓意而不过度宣抒情感，或说把感性的一面匿潜起来。冷静的记述毫不显出客体迷恋的情绪，或许恰是历史学者应持的姿态。

佛永远是醒的。陈垣在赏鉴之时，在内心以文字的方式与一山佛陀进行潜对话，从石刻静穆的外观透视人间的意味，甚或寻绎宗教史和艺术史的某种端绪，进而增广自己的识见，创设新的意义结构。

时间的漫长流逝常常产生灵魂的震撼，正因为它的无所察觉。荏苒的光阴毕竟在坚硬的石体上残留经过的痕迹，尤其在寻找不到主观情感依托的苍白瞬间，这些古物特别能够引发逝者如斯之叹，是遥远的历史在心灵深处的回响。

陈垣（1880—1971），广东新会人。著有专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通鉴胡注表微》等。

《记大同五州山石窟寺》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时代履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散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