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

郑志军

昨天，接到二爹的电话，说端午节要杀猪，让我们回乡下老家吃杀猪菜。我顽心又起，在电话里调侃二爹道：“呀，当年的郑老二也开始抖起来了，以前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一年杀两三头猪，是复仇呢还是摆阔呢？”我的调侃立刻招来了二爹的一顿笑骂：“小兔子，你也哨起你二老子来了，让你来吃肉还没理了？你以为你二老子还是从前的穷样呢？杀头猪算个甚，今年过年还要杀牛呢，赶紧的，把工作弄好，放了假早点回来，你二娘还包

了粽子呢”。

挂了电话，我的心立刻涌起一阵暖流，一阵感慨，一个电话让我感觉到了端午节的存在，还有一份亲情的牵挂。说起二爹，他是一个标准的农民，但也是一个多种元素构成的复合体。他有文化、性格开朗、为人幽默、爱和人抬杠、更爱吹牛。他经历了六十年代的饥饿、七十年代的动乱、八十年代的变革、九十年代的自由，在知天命之年迎来了普天同庆的新世纪。二爹是个苦命的人，小时候学习很好，也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早早的缀了学。也许是基因的缘故，二爹和父亲一样，从小喜欢读书，天文地理，阴阳八卦，历史演义，都能说出个头头道道，同时也爱写写算算，在老家也算是才子加帅哥，真实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记得小时候，村里谁家有个红白事，都要请二爹去当总管，二爹总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在嬉笑怒骂中把事情处理得妥妥贴贴，滴水不漏。在家里，父亲性格内向，而二爹却是性格外向，二爹说父亲保守心眼小，父亲说二爹张扬不着调，就如现在的我和哥哥，两人的意见总是不在一个轨道上，你唱你的歌，我弄我的曲，总是会因为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一件无聊的事情和父亲吵个面红耳赤。两人一

辈子和谐的时候少之又少，但在关键时候又能无比地团结。

我对二爹的记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开始发生着变化，计划经济正悄然向市场经济转变，在农村就是轰轰烈烈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集体的一切生产资料都被分配到农户，每个家庭在改革的大潮中都被推向了希望的拐点上，时刻准备着向幸福美好的生活迈进。可是这种饱含希望的生活没过几年，生活的厄运再次降临到二爹头上，这次是因为前二娘的去世。二娘是二爹1971年娶进门的，刚进门的时候还不错，两口子和和睦睦，相敬如宾，可日子没过几年，二娘的神经出现了问题，开始神神叨叨的，并且越来越严重。八十年代初期，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家里的经济条件更差，二娘的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直到发展到彻底的精神失常了。悲剧发生在198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二娘的精神病猝然发作，莫名的上吊了，给二爹留下了三个尚在幼年的孩子，最大的8岁、最小的仅仅两岁。好在那时爷爷奶奶健在，能给三个孙子做口热乎饭、做件合身的衣服，在亲戚朋友的帮衬下，日子就这样跌跌撞撞的过着。

面对接踵而至的苦难，二爹选择了乐观，选择了坚强。除了自家的七八十亩地，二爹又承包了集体的几十亩树地，一家人起早贪黑，辛勤劳作，面朝黄土背朝天，用锄头和镰刀向土地索取生存的意义。时光的列车驶向了九十年代，苦尽甘来，哥哥相当争气，考到了铁路学校，如今在某铁路段工区任领导；大妹妹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就职于二连海关；小妹妹也嫁给了铁路工人，衣食无忧。这让二爹感到骄傲和满足，最主要的是他又有了和乡亲们吹牛的资本。但是，最让二爹感慨的是国家的政策，他自己编了一个排比句：农民不用交税，种地不用牲畜，割地不用人力，买东西不讲贱贵，平时闲的瞌睡，忙时也无求所谓。他曾经坐在田间地头上和乡亲们发表感言，说当年如果谁不拿镰刀，他肯定是个讨吃货；现在如果谁再拿镰刀，就是土包子，就会被人笑话，世道真是变得太快了。我无聊时就会逗二爹：“二爹，喝了点？又去和谁抬杠了？”二爹马上有水平地回击：“你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也是国家政策的受益者，二老子虽然是农民，但也是国家的一份子，天朝的子民，有共产党撑腰，吹吹牛抬抬闲杠，咋啦？”

是的，二爹在青春消逝、年华渐老的时候，享受了国家低保政策，享受了危房改造带来的实惠，享受了国家关于农村牧区的各种优惠，家里养了五六头牛，安装了自来水，种了30多亩地，全是机械化耕种，年底领着国家的补贴。二娘去世的23年后，二爹还娶了个老伴；孩子们也都孝顺，不断给他买新衣服和营养品，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滋润。每天睡着热炕头，喝着草原白，偶尔打打小麻将，然后站在大街上，就着西北风跟人吹牛抬杠侃大山。每当此时，我总是不由自主的望着起伏的山峦和血红的夕阳，暮霭苍茫，江山如画，二爹这代人正是这美好风景的守望者，在经历了风霜雪雨和艰难困苦之后，见到了人生最美丽的彩虹！

我忽然又想起楼下的一对老夫妻，也是这段苦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是国家兴旺和自身幸福的守望者。刘老汉66岁，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进城打工的先行者，由于没有文化，只能辗转于砖瓦厂、啤酒厂等各种厂子里卖苦力、打零工。期间遇到了城里19岁的残疾姑娘赵丽蓉，二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经过一番思想上的煎熬和不懈的斗争之后，终于冲突了家人的阻碍和世俗的藩篱，艰难的走到了一起。七十年代末期成立的家庭，都必须迎接生活的挑战，国家经济刚刚开始复苏，生活所需物质极度贫乏，当时城里实行供给制，一切生活资料全凭票购买。赵丽蓉从小患病，下肢全无，终身与轮椅为伴，他们生活的艰难可想面知。成家之初，两口人吃饭，日子还勉强过得去，但有了两个孩子之后，一家人的生活简直陷入了绝境，老刘不得不起早贪黑，打更多的工，揽更多的活，租住城郊农村最便宜的房子，主食大多是玉米面，副食是一种叫做“瓜代菜”的东西。熬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国家经济社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老刘打工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多，家庭生活也在逐渐的改善。同时政府对贫困家庭的救助政策也越来越好，老刘和赵大妈早早地就享受了国家低保待遇。2021年，老刘第一批如愿分到了太旗城镇低保人群的廉租楼，政府为了方便赵大妈的出行，专门把他们调到一楼，给她购置了电动轮椅，在家门口修建了轮椅坡道。天气好时，赵大妈则自己驾驭着轮椅，来到不远处的广场上，一边看大婶们跳广场舞，一边和老姐妹们说说笑笑。晨练归来，我看到老刘在家门口拣韭菜，说准备为老伴包饺子，赵大妈则在旁边笑咪咪地看着。我坐下来与他们攀谈起来，听他们聊过去的苦难，聊两人的爱情，聊现在的好日子。

我给二爹回了个电话，问他需不需要从城里带点什么，二爹又是一顿骂：“滚犊子，你二老子什么也不缺，家里的肉和菜全是天然无污染的，面是自己磨的，可比你们城里上班人吃的强多了，你把媳妇和孙子给我领回来就行了”。我对着电话会心地笑

了，在明媚的晨光里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