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

马力

“先生”这称谓，分量重。年长又有学问的人，或说有资格尊为“师”者，才担得起它。

我编了大半辈子副刊，结识的作者自然不少。齿德兼隆者，多位。文字往来一久，学习其人品，体贴其文心，所获真是大矣哉。我虽则编辑约来的稿件，可我明白，在他们面前，我就是个学生。年光迁流，到如今，我也老了，又逢着四下皆寂的清夜，我在忆想中看见了几位已故先生的面影，离我那么远，又这么近。

有过一面之识的是吴冠中。他的画好，是谁都知道的。拿笔杆儿，出手的文章，同样叫人夸。有一天，为向他约稿，我蹬着自行车，一口气骑到东三环路边，进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那时，吴先生正在校园深处一栋小楼参加一个学习班，择休息之隙同我见一面。给我的印象是，人平易而喜放谈，口音又是南方的，儒雅气似更浓。不几日，他就有稿子寄来。展读，字句的韵味是从画境里来的。他还给这篇稿子配了速写，线条或直或曲，极简逸，极飞动。文心同画意相融，得自家本色，赞为生面别开的吴氏风格，不算夸张。文章编发，是那篇《小三峡里访古城》。

此后，面，不得再见，至多只在电话里谈稿子的事。以后的几年间，他又多次寄稿来，照例是一文一图。我乐得编，读者喜欢看。尔后，佘树森为编一本书，叫我推荐一些着眼于风景的好散文。我拿给他的作品里，就有吴先生的《小三峡里访古城》《佛国人间》《天台行》等篇。这书，也不知道他见过没有。

某年，中国旅游出版社的李大钧邀我一同策划“学人游记”丛书，我想到吴先生。把电话打到他家里，听话音，他满心高兴。书印出来，就是那本《移步换形》。封面用了吴先生的水墨画：抽象而写意，灵动而静美，漂亮得很。大钧请三联书店的宁成春设计的。

吴先生在自序里说：“作画之余不自禁写下一批旅行中的美感与苦乐。有些篇章，如写张家界和周庄的，后来竟引发这些原本冷落的僻地成了旅游热点，而且发财了……”他写的那篇《周庄眼中钉》，带有杂感的味道。结尾处，提到一条青罗带似的长河，穿镇流过，水泥桥上开了一家卖杂货的小店，“店的三面用铅皮严严包住，观景人们的视线于是被铅皮包裹堵住，长了‘白内障’了，不，是‘眼中钉’！”他吁请有关部门拔掉它。千把字的短文在我们副刊上一发表，当地领导看到，下手整改。后来我去周庄，跨河的石拱桥上，杀风景的小百货店，不见了。国内旅游初兴的年代，周庄上的碍眼之物，吴先生看得如此之重，是跟保护旅游资源的意识深有关系的，足见其智者眼光。

《移步换形》行世之先，上海文艺出版社刊印了“画人行脚丛书”，吴先生亦有一册《天南地北》在焉。还有叶浅予的《旅程画眼》，同为游历之作。载文载图，一派心中的风景。

忆旧，也有憾，是当初无心，没有把吴先生的原稿存下来。照报社的惯例，用过的稿子都被办公室的人打成捆，卖掉了。我记得吴先生爱用的稿纸，是红格子的那种，写字，像是弃狼毫而改拿圆珠笔，笔画有力，其痕可透纸背。

后来的日子里，吴先生的消息，我也大略得着一些。偶或从电视上观其颜，要不就从广播里闻其声，他是常被请到直播室做特邀嘉宾的。他是名人，也就一如时下之所常见。我纵使壁上无他的画挂，手边无他的稿存，但每值此，总还是特别有兴趣地看和听，还能够想到同他交往的旧事。

得一面之识的还有冯至。我初见他，是在1986年的秋天。我在副刊上新辟专栏《我与旅游》，为了办好它，忙着四处约稿。方法取两种：一为写信去，二为通电话。现今约略记得，当时收到过一些复信，言明短日内恐难有文章寄我，理由大体有二：先是年迈，这也就相关着引出了第二条，即体力难支。记得来自“社科院”的就有两封。一是唐弢写的，云：“我因病在家休息，无法作汗漫游。他日得快游胜地，自当作短文寄来，以供补白。”一是冯先生写的。虽无文章，却有一组近体诗——《黄山三唱》给我，且附言：“得七月九日信，附寄《中国旅游报》一份，甚感。因病迟迟未复，甚以为歉。昔游黄山曾写七律三首，谨寄上请教，不知能否为贵报补白否？”被鲁迅称作“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他，口气竟是这样的平易。

栏目既为新设，总要求异。形式上，我是标题不排现成的铅字，而要本人的手迹。冯先生的家和唐先生家相邻。我在那个风很冷的上午骑车来到位于永安南里的一片老式楼群，按着记准的楼号，很快就找上了门。

开门的是一个模样挺朴实的小姑娘，脸圆圆的，双颊浮着两片红，问明我的身份，就朝里面喊了一声：“爷爷，有客人。”

冯先生从侧屋迎到客厅。我没想到他竟是这样魁梧的一位老人，只是脚步沉缓了，走道儿不那么利落灵便，但脸上漾着浅浅的笑，精神很好，在透窗照入的阳光里，让人感到温暖。

我讲明来意：想请先生把“黄山三唱”四字和署名亲笔写出，我好将其送印刷厂制版，排在报端，较宋、楷、仿、隶诸体，别有姿态。

冯先生不嫌麻烦，想了一下，蹒跚着步子取来一支黑色的水彩笔和几张白纸，倚在沙发前的茶几上认真写起来，下笔很重，笔画劲健有力，一连写了三幅，说：“你全拿去吧，挑选着用。”我道过谢，将字收好，就和冯先生坐在宽大的黑色沙发里谈文学和这以外的话题。他说手边的工作很多，游记一类的文章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写，如果有可能，或许会写一些域外游记，比方关于德国的风光。冯先生青年时代曾去德国留学五年，对欧洲诗文功夫极深，又长期研究外国文学，写几篇异域风情的散文，不会难。1947年，他就出版过散文集《山水》，七年后又翻译出版了海涅的《哈尔茨山旅行记》，可以推为山水文学的代表作家。但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者了，我遂不忍再相扰，可心中一直盼着他能再赐佳作。

数年光阴荏苒地过去了，直到某日，我才得知他已作古，年且九十。其寿按说已不能算短，但仍有天年未尽的怅憾。这也恰好证明他生命的价值和力量；而与他为邻的唐弢，逝去的还要早些。

我每从那片熟悉的旧式红楼前路过时，总忍不住要望上几眼。风物依旧，故人往矣，留下的是学问文章和品格。有一天，为翻找什么东西，偶然发现还有他的那封信在，重读，隔年的音容又浮上眼前。深一想，不免长叹室迩人遐。或许，只有留待梦中相聚笑了。

交往较多的是汪曾祺。我同他的缘分离不开山水。1987年夏天，我们在桂林参加首届漓江旅游文学笔会，住在象鼻山下的云峰宾馆。一个傍晚，我在过道里和汪先生见头一次面。他穿件印着花格子的红衬衣，头发花白却全无老态。透过浓绿的岸边树和草，粼粼漓江水在夕暮中闪着波光。得一时之闲，他很自在地抽着烟，悠然望风景。他的话不多，到了满眼新景的地方也还是这样。出门转悠，我也没见他带一个本子随处记，问也较少，有的，是偶尔插说几句识见。到了人家铺纸摆砚，请留字画时，他全不着忙，常常是先想一下，就取笔朝纸上去。画多花草，字多绝句，真有功夫！

那天晚上，汪先生也给我来了一幅：几块白石，数片兰叶，逸笔草草，用墨极简而精神全出。靠右，题七言四句：“何人叠出桂林山，和尚石涛酒后禅。大绿浓青都泼尽，更余淡墨作烟岚。”诗意同桂山漓水之景大有呼应。心上留痕，我在多篇文章里提到过这幅画。后来，我分了房，墙上总要挂点什么，我最先想到这一幅，请人用心裱好，悬于壁，晨夕可睹。

有人说汪先生的腕底丹青很同唐宋以来的文人画相似，这大约也只是出诸感觉。我早先曾以为汪先生家在扬州之地，笔墨自应脱胎于石涛、金冬心一派。后来一想，不全是。汪先生的字和画仿佛他的小说和散文，揣其形神，可说独门独户，别无依傍，尽是自家气派。

汪先生还在城南蒲黄榆住的那些年，我常去看他。某个冬日，户外天冷，他家近窗的浅瓷盆里盈着一汪清水，滋出的几片嫩绿叶芽儿，暖暖地偎在窗前的阳光里，那缕清润之气，聊得“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雅人深致。我凑近一瞧，竟是个大白菜头，嘿！我幼时即常把劈去帮叶之后百无一用的白菜头泡入水里，当花养，虽无足珍贵却也聊绽一枝春。这，犹似儿童之戏，汪先生也会，真有他的！我眼前时常幻出这样一景：清夜，一位老人静坐花前，沐着半墙月光，望户外隐约的星辉云影，思绪在浓浓淡淡的烟气里萦回，也宛然如画呢！

汪先生给有些人留下的印象大概是不衫不履，甚至带一些禅意或仙气。我就曾觉得，他直如一位活在古画中的人物，偏爱在冷月下的瓜洲渡头闲步，琴曲悠悠地从天边飘了过来，有一点凄婉，是嵇叔夜的《广陵散》。其实，汪先生不是半仙儿，他应该是一个很懂生活的妙人，喜做抒情的梦，更爱生长黍麦的泥土，愈入老境，活得愈滋润。就其作为看，都是有迹可求的，根子还在于汪先生对生活，比旁人要吃得透一些，品得深一些，论世知人，自有他的眼光。

彼之时日，经商大潮涌来，其势甚猛。撩得一些作家浮躁不安。汪先生抱定自己的看法。在一篇文章里，他这样谈：“我认为文学不会被市场经济所左右。世界上许多国家早就实行了市场经济，照样出了海明威、罗曼·罗兰这样的大作家，照样写出了不朽的名著。不管将来市场经济怎样发展，我都要继续写作，只有写作能证实我的存在，使人触摸到我的价值，使我为这个世界再增加点东西。写作是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的。一些中青年作家耐不住，多半是因为没有过过吃不上饭的日子。我参加过许多豪华的宴会，却从不挂念，因为每次去都吃不饱。我自己的生活很清贫。在我看来一碗爆肚要比一碗鲍鱼好吃得多。这叫做安贫乐道吧。现在我的作品还有人看，在青年里也有些影响，这使我很快乐。这种快乐是金钱买不来的。如果问市场经济对我的创作有什么影响，我的回答是：无动于衷！”他的心态，真稳！

汪先生的作品，出名的是小说，短篇。散文在有些人看来，或许更居小说上，里面相当一部分又可以划归为游记。他的游记，花在风景上的笔墨极俭，即便有，用的也是写意之法，不慕形肖（实际也难于办到），而擅传其精神，文章又绝不流于枯瘦。依附在风景骨架上的，是学、识、史的血肉。这，最显功力。

汪先生为我们写过游记，摹风景，叙见闻，皆有情致。闽浙归来，他便将《初访福建》和《初识楠溪江》交我发表。两篇游记，均以“初”字打头。他对山水怀着尊重的感情，若与新人亲。既是“初”，观览的深浅就容许大有余地，落墨较易从容。对风景这般描画，节奏上，舒徐悠缓，韵致上，清雅朴淡，同他写小说以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事的风格类近。不如意的是，《初访福建》见报，汪先生对我讲，结尾处的一副对联错了一个字，本应“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不小心将“围”排成了“周”，大约属手民误植。汪先生在用字上是很讲究的。他认为一字之差，读起来便不那么中听了。这使我很怀歉意。

汪先生给我提过办报的建议：一，不妨在副刊辟出块地方，介绍中国古代优秀的游记作品；二，可以将杜甫于安史之乱以后的游踪列出，写一些文章。后一条，让我记起诗圣自长安而华州，而秦州，而同谷，而成都，后又流转梓州、阆州、射洪，寓云安，居夔州，漂泊湖湘，死于舟中的经历。汪先生出了个好选题。

某年，我在除夕前一日去看望汪先生。我说春暖之日，或许要去浙南雁荡山。他马上忆起曾在游过楠溪江后，别永嘉而就近去了此山。他问我去过绍兴没有，我摇头。连鲁迅故乡都未到，似说不过去，心下也感觉是一种欠缺。他说应该去。顺着话茬儿，他说写了一篇有关绍兴的文章，自觉意思不大，写完也想不起塞哪儿了。沉吟片时，他说倒有写沈园的一首诗，表露了一点感慨：这座园子本为沈家旧业，出名的却是陆游和唐琬，沈家的根底，反被忽略。我请汪先生择日将这诗以墨笔录出，我拿去发表，得诗书双璧之美。他点头。几天过去，我仍未去取，又不好催得过急。打去电话，想委婉地问。汪师母请先生来接，我的意思刚出口，他遂将诗念了一遍：“拂袖依依新植柳，当年谁识红酥手？临流照见凤头钗，此恨绵绵真不朽。”好诗！

由文道论及人情。套用《北周书·卢诞传》“经师易求，人师难得”的话，老实讲，能习于二师均不易。汪先生有古代名士风。识其胸襟，可援实例。话再回到前面提及的漓江笔会。将散，桂林市文联的一位同志对我说，前两天，汪先生丢了四百元钱，丢得莫名其妙。可从他平静的神情上，却端详不出丝毫异样，依然与众人谈笑于青绿山水间——他是不愿扫了大伙儿的兴，默默忍下来。离别桂林，汪先生和贾平凹同去南宁。人随车走，宾馆的一位青年司机却将钱拾到，推想是汪先生倚这辆专用面包车而坐时，装钱的信封从口袋中滑落，夹在椅缝间。我写了一则报道，表扬那位司机，又带着钱和报纸去汪先生家。他已从南宁回来，知道一切后，说了一声——好！

有一年，时近岁尾，我请汪先生为我报的新栏目《文游台》赐稿。文游台是他故里出名的古迹，推想只从乡关之思这一层着眼，也会有的写。汪先生应下此事，不过，说手边正忙，让我稍等等，而后他去了四川。巴蜀胜状入他笔下总该大有可观吧！数日过去，我们通电话，他说刚到家，感到很疲乏，歇歇，会写些东西给我。汪先生从蒲黄榆迁到虎坊桥虽已好久，我知道得却很迟，也就从未过去看看。汪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门牌号，怎么走，很细。我想好，去时，会带上一瓶绍兴花雕酒，瓶不大，酒却是五年以上的陈酿。裹瓶的纸盒，绘老桥古屋，水中拖碧漪的，应该是知堂老人笔底的乌篷船吧！

酒，汪先生是能喝出绵长滋味的。在桂林开笔会时，差不多每天中、晚两餐，他和公木、柯蓝在饭桌前坐定，都爱喝几口，自然是当地特产的三花酒。不知从哪一年起，汪先生较少沾酒了，我的用意无非使绍兴老酒静居书桌的一角，瞅着就高兴，悦眼目聊胜饱口腹哉！或可别求上境，仿佛重回沈氏旧园，倚花篱也吟《钗头凤》。

放下电话，我没定好哪天去，总以为不急。我从没有往别处想——只过了四五天，人就不在了，他怎么会说走就走了呢？

仁者寿？

反圣人言，我看未必。

汪先生说过，他的老师沈从文在火化之前，有一个仪式，去的人，发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不放哀乐，放沈先生喜欢的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汪先生的最后一刻，也大体是这个样子。花在手，长不过尺，碧枝上开一朵湿漉漉的花，花色红艳，犹为离人溅泪。汪先生躺在一片花中。我轻轻走近他，把手里的花放在他的遗体上，看着他。他的面色和生时仿佛，很安详。迎面是他的一幅放大的黑白照片。这张照片，汪先生曾经找出来给我看过，还说起它的来历（我已经记不住了）。他照过不少像，最喜欢的，要算这一张。

和沈从文不同的是，飘响在八宝山的不是《悲怆奏鸣曲》，而是《天鹅之死》。

一生的苦乐全收在这最后一支曲子上了。

是汪先生特意选定的吗？

会的！

大提琴奏出低缓的乐音，永伴他的长梦。

汪先生的《大淖记事》，写了一片大水。春夏日里，沙洲上长满飞绿的篓蒿、泛白的茅草，青浮萍、紫芦穗荡出去老远，似无尽端，极像飘在水上的云。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翠柳伴着水浪轻吟着村歌。稻船的木桨一下一下拨着水，潮润的风送来荸荠和连枝藕的香气。

这是他家乡的风景。

我总觉得，汪先生是往那里去了。

跟我关系较深的是张中行。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缘于他的书。那天，我在灯市口中国书店的架上翻检，从密集排列的书脊上看到“负暄续话”这书名，随手取出浏览，多为忆旧文字。我便有两个感觉：一则风格好，二则属老者笔墨。写书人的大名——张中行，叫我记牢了。尔后得知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上班，遂从速驰函，连带寄去我编辑的报纸副刊，以期惠赐大作。本是没有十足把握的，可隔过几日，竟收到他的复信。信很短，字的个头儿颇大，笔锋间藏着筋骨。但也可看出，执笔的手已被岁月催得禁不住抖颤。推其岁数，不届“悬车”也要逾“耳顺”了。岂知我还是把他想得年轻了。那年，张先生八十多了。

张先生供职的出版社，位居景山东街路北的一个大院子，京师大学堂故址是也。后起的国立北京大学理学院即择此而设。在这之先，我每过沙滩，只知道那座以砖木为质的四层红楼，曾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却对西邻的另一处校址无所知。对于这些，我差不多全是从张先生的文章里得解的。篇数不少，譬如《府院留痕》《红楼点滴》《北大图书馆》等等，都是。好些年，他在朗润园住，入城上班，返家歇假，均有定日。这样看，可说每天的三餐一睡，都在新老北大的圈子里转。学于兹，劳于兹，居于兹，一晃就近七十年了，为时之久，在北大学人中，并不很多。

初次相见的情景，我还记得。约莫下午四点钟光景，张先生从楼梯口走上来。一顶棕色无檐帽子扣在头上，围巾很严实地绕在领口。年轻那会儿，他肯定是位大个子，现在老了，瘦了，身量便再也显不出往日的魁伟。他步子缓，但都迈在实处；眼神不乱，仿佛一路仍有所思考。一眼瞅过去，典型的老派学人。也就因此，我便感到，从他的一动一静，或可领受北大的某种风气。是什么呢？似乎不易说得很明白。那就避重就轻，举我亲知的一些不很大的实例。归而纳之，从观诸行止的角度出发，差可获得具体而微的印象。

头一件。我胆大，有一年放假得闲，心血来潮，甘愿冒出书难的风险，把自家多年写出的文章，选一些，辑录成册，有心找出版社刊行。听说张先生做序的小铺尚未歇业，就放胆乞援，请他挑帘出场，临阵助势。张先生看过目次，上榜的篇数像是不少。他心里有一定之谱，慨允。张先生真有嘉掖后学的美德，时隔半月，我去他迁至城北健德门外的家。序已写好，细读，多知心之论。那天是戊寅大年初九，对坐近一个下午，聊后自然会随来一些所感。话题之一，是由用字引出的。我说在近期的某报读到一篇文章，就“作料”和“佐料”的用法而起争鸣。因为我周围的编辑诸公常常为此而莫衷一是，所以就有兴趣关注。报载的观点，据我的已知，两种：一说“作料”对，“佐料”错，互不相容；一说可以两全。后者是执圣人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张先生听罢，不绕开，起身走向架上之书，片时，对我说，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就用的“作料”。凭此可知，“作料”这个词至迟在南宋已有。张先生的学问很大，比较着看，一字一词近乎小技对大术，入于腕底待雕的，是虫，不是龙，他却同样用心，有疑问，不放过。如果说由此也可睹北大学风的片影，寻其徽绪，沐其流风，在张先生身上，是一以贯之的。我从学一向颇为稀松，其时，看他老而仍学的勤勉样子，心就不能不受触动。入先生之门，观其作为，不禁会暗诵《庄子·德充符》句：“久与贤人处则无过。”

又一件。张先生回香河老家，数天得返，将游感变为纸上文字，取题“未化鹤而归来”。读标题，可知通篇是以《搜神后记》中丁令威旧事为发端。入文的四句是：“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这二十八字撩动的，是乡关之情加一点逝者如斯之叹。文章写好，他寄往南方某报，不久跃上版面。结果不如意，原因是编辑并不完全依照原文，而是全凭想当然，笔一挥，把起句“旧题陶渊明著的《搜神后记》记载一个神话故事”中的“旧题”二字，改作“晋人”。粗一看，似乎不全无道理。张先生却有长于考据之风，一定求细。他对我说，不能肯定《搜神后记》是陶渊明亲撰，故用“旧题”，这表明是在沿前人之例。编辑自作主张，易为“晋人”，这一改，变未知为已知，信而不疑了，会让读者笑话。我手边存《搜神记四种》足本，其序也含有相近的意思，编者把《搜神后记》所署的陶潜之名，只看做赝嫁而已。

上述两例，放在象牙之塔下，大约都属于微，张先生照旧尽心焉，可见其在求知论学上的细大不捐。近，可称是北大风尚；远，先秦诸子的流芳也依稀可感。

吃编辑这碗饭，不省心。张先生多经验之谈。归结而言，做编辑，要想内行人挑不出毛病，非常之难。刘叶秋曾经送给张先生一本谈编辑修养的书。书里讲，当编辑，知识要丰富，得杂，各方面都懂，只懂一面不行。执笔对来稿，得虚心，不要随便动。张先生也认为，做编辑，无论学识、文笔、经验都要高水平，才能相机处理不同的稿子。细说，编辑应当对简体字、异体字如数家珍，如果连简体、异体字表都背不下来，写个异体字，校样回来便会带个“黑钉子”，严格讲，就不够编辑资格。他总重复那句话：编辑，好汉子不干，赖汉子干不了。

张先生的文篇字句，平易自然，能听出一片宫商。深一步，文章朴野，说明宅心仁厚，这是更在作文之上的。他推重朱自清，“摆在首位的却不是学和文，而是他的行”。这话也像是自勉。他和朱先生一样，律己严、待人厚都超过常格。思旧事，皆起于文而止于文。

张先生能写成本的书，《禅外说禅》《诗词读写丛话》《顺生论》《流年碎影》，都有分量。对零散文章，他也不看轻。张先生说自己几十年前就从冀东来北京，对城里的旧闻熟，答应先为我编的副刊写阅微草堂，即时下珠市口西大街路北的晋阳饭庄，采用随笔小品的写法，类似给萧乾主编的《文史笔记》所撰文章的笔调。

他应承写的，不敷衍。节后，见到我，说完成三篇，择出《阅微草堂》交我。几天后，我去云南，稿子转由同事安排。回京，万没料到这稿竟然不知去向，遂连发三叹。负疚去见张先生，他不在意，说底稿存在西郊燕园家中，隔几日带来便是（幸亏他原稿不出手，丢的是复印件）。他笑说，正巧可以纠误。原文中，把阅微草堂写成刘叶秋的家产，近日读《文史资料选编》，始知不确，刘家是将其租用的。稿虽丢失，却正可把这一处更改过来。这实是以恻隐之心宽慰我。语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张先生守恕道，有容人的雅量，行事谨遵儒风，顺承了中国学人的传统。话至此未完。不待愧色从我的脸上消尽，他遂叹慕起前人根底的扎实，口里不住地说，王国维写《人间词话》时，尚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了多重的位置！李善注《文选》，析为六十卷，学问均在脑子里装着；周亮工被劾下狱，全凭记忆写出《因树屋书影》。他得出十个字：“学识向上看，享受向下看。”做人治学的道理，似被道尽。

张先生待人以诚，还有可说的。兰州一位八十多岁的离休干部，来信索购《负暄琐话》，说“请割爱邮寄一本，以免向隅”。同龄人这样做，张先生深以为慰。书，亲自寄去，夹一小字条：“千万别汇款，我素不卖书。”足显谦和的一面。

张先生是从北大出来的，书生气重，这辈子，乡土味却终未从身上退去，时常能够从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走向田野山泽。头不顶光环的小人物，他尤不能忘情。章太炎、胡适之、辜鸿铭，他写；刘舅爷、汪大娘、凌大嫂，也写。那些曾相处的远亲近邻，虽身无王谢气，却有美德，就有资格请入文章的大雅之堂。一杆笔，世态物情，委曲必尽，形神仿佛如生，别具一番深致。我过去说过，“张氏文章，宜于朝煮麦粥、晚炊饼汤的时候读，放在榻上的枕边，犹可伴一夜清梦”，就是指这一类贴心文字。燕赵乡风不改，转到案头或窗下，是不刻意而得朴素闲静之趣，如旧书桌上摆一个老玉米和两个葫芦，并夸耀为“案头清供”，就是把家乡的景物移到身边了，晨昏面对，颇惬心目，虽则他也有集藏的雅嗜。

说到人生享受，口腹之欲可算大矣哉。张先生在吃喝上求俭，和摇笔杆子时用简单的词语包容朴厚的意思一样，不添额外的。日食夜息，尊奉的秘巧，是李笠翁的贫贱行乐法，甚至安于苦也无所谓。常人所发哀声怨响，在他是拒之心外的。值守出版社的门房说，张先生常揣个小馒头，中午在炉子上烤热乎了，嚼咽下去，就是一顿。这一点，他同“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的周作人不是一种趣味。师辈道貌非常清高，身上的苦闲之气他能领解却不能接受，他的日子里没有无用的装点。据他看来，量腹而食，冬天街头的烤白薯未必不比价贵的席面香。某日，时近夏至，他忽然跟我提起香河老家。麦子快收了，由此想到家乡饭，想到馋人的哑麦和榆钱。前者是，把未全熟时收割的麦子脱粒，炒成黄色放磨上碾，状如一拃长短的面条，以蒜泥、芝麻酱之类拌食，俗称“碾转儿”。榆钱，上树摘下，没有老的，掺在玉米面里，对水和，放锅中蒸熟，同样以蒜泥、芝麻酱拌着吃，很得味。逢中秋，望月，动了乡思，就想起小时候吃过的芝麻红糖夹心蒸饼和黄米面豆馅的粘火烧，外添用大锅烧柴煮的玉米粥，满口香。乡味留在口舌间，朴素生活未必不值得留恋。他爱用文字把自己送回生命的来处。容纳儿时之梦的青龙湾，长长的白沙堤上排列着柳行，春晴的日子，片片云似的碧影，随风摇入燕山的暖翠中。还有河堤旁的庄户人家，院内绿窗，院外池塘和小小菜园，撩他幽幽地忆起夏日看蝴蝶飞，秋天捉蟋蟀的童趣。苍老的心境一片明亮。

一箪食，一瓢饮，他重的是滋味。某天傍黑儿，张先生在电话里叫我到他那儿，一块吃晚饭，不叫我破费，他请客，就在胡同里的小馆子吃点家常的。我婉谢了。何故？现在竟连印象也没了。后来看他在《剥啄声》里这样写：“是一年以来，也许越衰老心情反而不能静如止水吧，有时闷坐斗室，面壁，就感到特别寂寞，也就希望听到剥啄声。但希望的实现并不容易，于是这希望就常常带来为人忘却的怅惘。”他是切盼“风动竹而以为故人来”的诗意或者梦境能够破闷解闲愁，可是也有不如意，“估计会来（包括有约）而至时不来或终于未来的”，就让他感到沉重的寂寞。《归》里也有相近的话：“我感到岑寂，也许盼什么人，今雨也来吗？但终于连轻轻的印地声也没有，于是岑寂生长，成为怅惘，再发展为凄凉。”字句落在心上，我悔意渐生竟至自责了。就上边所引的话看来，入了风烛之境的老人，是要靠友情来获取温暖、化解枯寂的，我却没有以己心体贴。

对私，张先生持守清素之道，对公，仍能求俭。只说一件琐细的。前面讲过，依旧例，张先生交给编辑的稿子，都是复印件，底稿从不出手。那些年，稿约多，他写得也勤，爱用一页可写满五百字的稿纸，通常复印一篇文章，耗纸至少在三四张以上。账怕细打算盘，把他全年用于复印稿子的钱相加，开销也颇可观。照常理，复印机是单位的，一个深孚资望的老人借用，也不在话下。可是张先生自言“并不想揩公家的油”，他在一沓便笺上清楚地记下某天复印多少张，攒够一定之量（多以百张计），结账付款。他说，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十之二三也就足可支付了。在一些把金钱用如泥沙的权贵那里，这事或许微末得难入法眼，而我却由这小事而推知他的大节。从先哲那里找根据，恭俭节用，所承是老子“见素抱朴”的古风，故不应看轻。

寿高多困辱，张先生却反了古训，他活到九十多岁，晚年，用文章换来了世人的尊敬。他们这代人，确守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庄子·天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从“道”出发，来说张先生，本应大处落墨，可惜凭我个人的能力，难于表达得尽透。故此就由大转小，从未及湮尽的旧迹中选拣略为记得的说。上面这些平常的，自信亦未必不能够看出有价值的一面。

陈寅恪说起王国维，用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这样的话，张先生也担受得起。他从北大红楼带出了五四新文化的风气，以个人的平凡一生冷对社会的百年之变。他的知识之树的根柢，是哲学。从孔孟老庄到康德叔本华，东圣西哲，打通了。核心是生命观。由出世到死亡，人生无非是一个过程，剖解这个过程，就是进入每一个单体的生命对象，就会触着历史的血肉。

儒释道的旧学，在张先生这里，不只空浮在纸面，而是直接关乎他的治学和生活态度。他虽然也说禅，也论道，以“庄子之徒”自命，为主的却是儒。他不迷信，“多闻阙疑”是从孔子那里来；衣食清俭，遵的是儒家“多文为富”之说。扩大到社会，布衣的一生，使他少了旧式文人进退的挂碍，可以静观己身之外的种种。救世的热心、贵生的情怀、爱人的善念，细论是“忠恕”，粗讲是“仁”。这一核心精神，统领夫子之道，在张先生的文章里，也是一以贯之。他因之是一个思想者。

张先生说佛谛，论禅理，本愿是崇尚生命，竟至胜过敬畏自然。这同先秦诸子的论说相合。处世，他奉行孟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待人的宽和敦厚，也由墨翟的“兼爱”来——爱无差等，无亲疏。读过他的书的人，和他有过一面之雅的人，交谊深笃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和他亲熟。

张先生接受了庄子的达生观。他是一个平静的人，对生命的本质理解得透，恭顺天命，随遇而安，则无往而不适。我和他交往十几年，印象是，在戏呼为“连升三级之楼”的办公室，他伏在旧桌前校订书稿，退身健德门外号称“都市柴门”的家中，仍是安坐木椅写文章，友人至，则闲话桑麻。笔下文字、口中话语，旧闻兼以新知，每次看或听，总会有点滴的获得。

文如其人，是一句理想主义的话。事实上，观文而知人难于办到。张先生不然。作文，他谈到五四以后代文言而起的白话，是“口头怎么说，笔下怎么写”，即言文一致；在他，又进一层，是“心里怎么想，笔下怎么写”，以真面目对世人，是思文一致。写心，放在三不朽中的“立言”里，是至境，张先生达到了，虽然这境未免恍兮惚兮。旁人从文章里读到了他的生命史。

张先生病在床上，我去家里看他。天热，他穿件背心，本来就不胖，像是又瘦一圈，弱多了，耳朵也有点背。目半闭，眼神很静，像在想事情。他让我扶着欠起身，聊了不长的时间，就累了。我陪在铺板前，觉得此番光景真需有一种禅气在，或可稍慰其心。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张先生编《世间道》，向朱自清组过一篇《禅家的语言》，时间一长，只说对己身的影响，是佛气渐浓，烟火气渐淡。谈论死生，人世的愿心未断灭，就还珍存对于凡尘的留恋，对于家亲的眷爱。望穿汤汤逝水，不舍的也便是这些，而功名禄位终归渺若烟云。起座，默别，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张文后来对我说，她父亲辞世前，还念叨过我。

八宝山，人们不大肯去。送故人到那里，就此分手，阴阳永隔。逝者往彼岸去，暂留此岸的人会觉得，自己的一半好像也随那一缕烟飘远了。每次回来，心总是沉的。可是那个春阳照着的早晨，很多人还是去了，为送张先生。里面的人，和他都有或深或浅的交情。

先生如光。好多我这个年纪的人，赶上了跟他们交往。今后呢？这样的机缘怕是不易得，竟至于无。细思，怅然若有所失。故人因死而远，还长久被活人记住，就能虽远犹近。精神生命在时光中延续，纵使走入泉下的逝者不能觉知，对于世间，还是有意义的，故不感到幻灭。也就因此，即令“去者日以疏”，怀忆，仍觉得亲，直叫悠悠之心，连向似水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