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红薯

（一）红薯岁月

天上飘着雪花，孩子们仍是屁股坐不住。寒冷与寂寞相比，他们总是能忍住寒冷，却耐不住寂寞。傍晚时分，仍是穿着厥肚儿棉袄，脸蛋凝着冷胭脂，吸溜着清鼻涕，端了饭碗，立在门口的皂角树下，聚成一堆。

小狗绕着孩子们打转，时不时摇摇尾巴，献个媚；时不时仰起脸，巴巴地望着他们的碗。此时，不用问也不用扒着饭碗看，知道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红薯稀饭。只是来自不同的灶台，不同的铁锅，不同的母亲和奶奶之手。

红薯稀饭，当然是红薯唱主角。大红薯切成小方块，小红薯嘛，大家都喊它“小老鼠"，它就囫囵着身子，在锅里挤。大小红薯，在灶台的铁锅里，咕嘟咕嘟，翻来滚去。估摸着发虚了，芯软了，拿一根筷子捡个大块头，或大“老鼠"一扎，确认红薯已经熟透。抓一把玉米面兑些水，在粗瓷碗里一搅和，倒在锅里，一锅红薯稀饭，也叫红薯汤就做好了。有时，或许是想省点事儿，或许是为了俭省，干脆一点面也不勾兑，那叫“水煮红薯”。

大雪天，红薯汤最常见的配角，几十年不轻言离散的老搭档，是白菜和萝卜。

在豫西村庄里成长的孩子，大多都是红薯喂大的。他们一生下来，就闻见了浓浓的红薯味儿，看见了一锅一锅的红薯和满山遍野的红薯地。他们注定要和红薯相依为命，打磨出一个适合红薯生存的肠胃，磨出一些爱恨情仇。

冬日里，红薯是变着法子吃。红薯稀饭，叫红薯汤，也叫甜汤。还有一种汤，叫咸汤，是切了白菜或萝卜，加半锅水，勾点玉米面做成的。奢侈点儿的，还放一撮粉条。咸汤，当然的主角，还是红薯，只不过是红薯由“煮”变成了“蒸”。

盛一碗咸汤，拿几疙瘩蒸红薯，蹲在皂角树下的青石板上，就着阳光，聊着闲话，时不时把红薯的皮揭下来，扔给流着口水的狗。那或许就是生活的本色和原味吧？

吃红薯的孩子，虽然端起碗来就犯愁，胃里也酸酸地抗议着，但吃了一个冬天，还是不知不觉地长高、长胖了。他们走在街头或巷尾，倘若遇到爱逗乐的爷奶，爷奶拿拇指和食指，在孩子的脸蛋上一捏，似乎捏住了一疙瘩红薯的影子，打趣说：瞧瞧，瞧瞧，都吃出“红薯膘”了呢。

红薯养人，养出的孩子大多像红薯一样，有红红的肤色，瓷实的肉肉，实在的性情。

孩子们总不好意思，挣脱了爷奶的手，心里打起了小鼓：自己身上的肉，难道都是红薯变的？倘若能多吃点白馍，变成一个白馍头，那会不会更好玩？想到这儿，他们会“噗嗤”一笑，偷偷地捏一捏，再揉一揉自己的脸，想像一下自己脸蛋未来的走向。

（二）红薯芽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大多的生活戏，都是红薯唱的。尤其是冬日里，红薯成为人们活着的一种温暖支撑。

红薯的一生，从芽苗起步。

童年，我住在外婆家。外婆家地处伏牛山支脉的万安山脚下，多半土地在山上，少半土地在山下，是红薯和棉花，及豆类杂粮生长的地方。

依稀记得，培育红薯芽苗的过程。那是极细法的技术活。听外婆叨咕，以前生产队育苗曾出过事儿。芽苗要么皱巴巴的，像个瘪老头；要么长疯了，像个巨婴。芽苗只有胖墩墩、水灵灵的，才恰到好处。土地是挺挑剔的女性，她一旦看不上眼，那就没有法子生育，即使有所生育，繁衍的子孙不是稀落，就是羸弱多病。

倘若到了该栽红薯的季节，拿不出优秀的芽苗，生产队长往往会急红了眼，似乎矮下去一截，说话的底气也没有了。乞讨似的，去捡拾其他队里栽剩的芽苗。一季的收成，就有点玄乎了；队长的能力，就有点让人质疑了。

因此，到了育苗季节，队长会掰着手指头，把队里有可能胜任的人，反复过脑。先选出一个有经验，有好脾性的老年人，做主导，再挑出一个强壮的年轻人，打下手。然后，才慢慢开工。外公是一个石匠木匠泥水匠，那一年阴差阳错，被队长看中。

寨墙的西边，是一块田地，也有一个老砖窑。一个土坑模样的方炕，上下两层。下面为烧柴火备用，上面先铺上一层厚厚的、晒干拍碎的牛粪。接着，挑选红薯种子，这是女人们的事儿。她们从饲养院里的红薯窖，一筐筐地把红薯拉上来，坐在春光里，拣出无“膏药块儿”、无“菊花心”，而且是不胖不瘦，个头适中的。有的，像婆婆挑儿媳妇似的，横挑鼻子竖挑眼；有的，像小伙子挑媳妇似的，相来相去。

优胜劣汰，经过一轮挑选和二轮把关后，红薯一个挨一个，排队插在厚厚的牛粪上。就绪之后，再薄薄地敷上一层干牛粪，撒上适量的水。最后，蒙上一层谷秆编的草苫子。

就这样，褥子和被子铺好了，红薯睡在中央，慢慢地做起发芽的梦。

初春的温度，荡秋千似的忽上忽下，有时会绽放一场盛大的桃花雪。因此，炕下的火候，炕上的温度与水分，要随时察看着。外公的手，一天之中不停地伸进红薯的腋窝间，测量它们的体温。外公说，不能让它们冻着，也不能让它们热着。唉，原来一疙瘩红薯成长的过程，与所有生命的成长过程是一样的，都是艰辛的，都是需要呵护的。

外公搭一间小茅屋，住在村边，昼夜守护着那些怀了梦的红薯，等着梦笑出声来、发出芽来。有时候，外公忘了回家吃饭，外婆就打发我去送。我捧着滚烫的饭菜，脚下多了一些小心，觉得自己似乎也在做一件神圣的事。因为那个神秘的地带，不是任何孩子都可以随便靠近的。

大约是在三四月份吧，红薯托举出一簇一簇的嫩芽，它们好奇地打量着我们居住的世界。芽苗慢慢地，壮实起来了，红薯的怀里像掏空的子宫，变得瘪瘪的。它们用自己所有的营养与爱，完成了一个个新生命起步的过程。

外婆和我，还有街房邻居，看外公的眼神，以及和外公说话的口气里，又多了一些新的仰望。那一年，红薯漫山遍野，外公是它们的老父亲。

（三）栽红薯

种庄稼，大多都是把种子直接“种”下田地，但红薯却特立独行，是拿提前培育好的秧苗“栽”下去的。庄稼人双手并用，一手前一手后地握住锄把，前腿弓后腿蹬，在翻好的田地里，锄出一个一个的窝，不深不浅，横成排、竖成行。倘若不久前老天爷下过雨，土地蓬松，那就省了劲儿，直接栽下去就可以了。倘若老天爷久不下雨，土地硬邦邦的，板结得透不上气来，那可要大费周折了。山上有屯水的大瓮子，就得去拉水或挑水，一个窝浇上一瓢或半瓢，待水洇下去后，再栽进去。

假若遇到人和牲口的用水，都成问题的年份，还有一种简单的土法子。现在的人，听起来会觉得好笑，但在那时，也不失为一种创意。人类就是这样，不停地跟土地过招，在绝境之中想出一些绝招，即使这绝招是弱弱的，没有多大的招架之力，但也应了一时之需。

人们提早把秧苗泡在水盆、水桶里，让它们浸个透、喝个饱，再让它们的腰肢和根须，在泥浆里打个滚，把水分封住了，然后栽在田地里。

这样走出的一批秧苗，总让我想到一行行的驼队。驼队在肩负使命，准备出发之前，先喝饱了水，接下来漫漫戈壁与黄沙，不可知的未来在等着它们的脚步，测量着它们的耐力。最终，它们或许能走出去找到绿洲，或许跌倒在跋涉的路上。

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长跑，要想存活下去，完成自我生命的跋涉，并捧出甘美的果实，谈何容易。种在地，拼在人，收在天。有时候，庄稼人拉一车水或挑一担水，看着满山遍野，渴得尖叫的秧苗，不知该救哪一个，在它们生命的极限处，给这个半瓢，给那个几滴，都感觉不公允和欠疚。何况，白花花的太阳，撒下来无数麦芒样的吸管，有限的水分，对红薯来说不过是润个唇，转眼之间又唇干舌燥、咽喉冒烟了。

外公们，抽个空就往红薯地里跑，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袋，从地头起步，一棵一棵地数，一声一声地叹。沉甸甸的心，几乎要掉出来，落在土地里，变成一孔泉眼，汩汩滔滔地流，让满山遍野的秧苗喝个饱，然后齐刷刷地支楞起来，向他们致敬。外婆们，在院子里忙着活计，时不时发癔症似的，蹦出一句：老天爷呀，咋还不下雨呢！时不时手搭在前额上，不住地抬头望着天。

正是那个时候，我明白了一场及时雨对庄稼人的意义。它可以救活土地，救活庄稼，也可以救活庄稼人的笑容。

直到今天，我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看到东坡先生虔诚地为百姓祈雨的段落，那个神神叨叨的过程，我没有可笑的感觉，反而有一种想哭的冲动。那是一种多么无望的希冀啊！其实，苏东坡的作品，令人动容的，不仅有《大江东去》《赤壁赋》，还应该有那些他与神灵辩论，为说服神灵、焚烧给神灵的祈雨词，还应该有他为百姓祈雨成功后，而欣然写下的《喜雨亭记》。

姥姥家山地的红薯，相比我们滩地的红薯，内里甘甜，外表光滑。它们极少被一种叫“地蛆”的虫子，拱出伤疤。这些，或许都和红薯的隐忍与抗争，有点关联吧？

（四）红薯地

我家与姥姥家离的不远，约摸三五里地，但土质却完全不同。我家，离伊河较近，土中含沙，号称滩地。姥姥家，离万安山较近，土中含石，号称坡地。

姥姥家的坡地，有一种石头，极有意思，叫料壃。我更愿意把它写成“料姜”，因为它的模样极像我们吃的生姜，白瘆瘆的，猛一看像骨头。

“料姜”中的大部分被风吹化了，或者跟锄头交谈了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已经与泥土揉和在一起，分不清彼此了。还有少部分仍旧疙里疙瘩的，抱紧自己，硬邦邦的不肯撒开手，仿佛是一个老顽固。庄稼人遇到它们，往往会嘟囔一声：讨厌，碍手碍脚的，去。然后一脚踢到田埂上，或者搬起来往上一举，掷球似的，投到田地的边缘，成为一种赋闲的风景。

姥姥家有一块地，就叫“料姜谷堆"。姨妈和母亲今年都80多岁了，年轻的时候，她们大辫子一甩一甩的，小蛮腰一扭一扭的，肩上垫个衬肩，从山下往山上担大粪。一路上拿捏着节奏，惜粪如金，粪是不能溅出来的。只有挑到了目的地，过了斤称，才能计工分的。一路上担一程，歇一会儿，也记不准歇了多少次。碰面的人互相寒暄着，有问：“往哪儿送呀？”有答：“料姜谷堆”。我估计那里的料姜肯定多，并且被捡出来以后，堆成了一个或多个大谷堆，因此得了此名。

别小瞧这样的土地，它敞开胸襟，坦然接纳了红薯，与红薯成了绝配，这也不知是哪一辈的祖先，做了牵线的红娘。每年甘甜的红薯，一筐筐一车车，正是从这里出发，走进了家家户户，走进了一方人的胃里，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红薯，成了人类最温情的陪伴。它一路走来，生生不息。

我家的土地，也极有意思。站在村北，手搭凉篷，往北望去，无边无垠。目光不及之处，就是不舍昼夜而滔滔东去的伊河。土质呈现出自村北一路往北，含沙量渐次增多的现象。祖宗们不知如何的摸爬滚打，才摸透了土地的脾性。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在临近河岸处，土地沙化，而且靠近河水却无法引水灌溉，祖宗们根据实情，就种植了大片的果园、少量的棉花、花生与红薯。

一方水土养一方红薯。滩地的红薯，似乎水分多了些。人们常说，滩地的红薯不好吃，“水扑茬茬”的。而且红薯秧子，栽到地里之后，长得乌泱泱的，有些疯狂，难以节制。茂盛的秧子，像群蛇似的四面八方乱窜，纠缠着重叠着，遮掩了地皮。阳光要想钻进去，光顾一下秧子的根部，就有点吃力。倘若土层下的一窝红薯，喝到了水却吃不到阳光，自然在甘甜方面，相比山坡上的红薯，就欠缺了点。

还有，乱爬的秧子，只要贴着泥土，往往会想入非非。于是，秧子上少不了生出一些须根。倘若须根扎下去，整棵红薯的养分，会不停地分散开去，那么最终的结果，不但正房的子孙瘦弱，其它偏房的子孙更是难以成才，它们会长成稀稀拉拉的，仅有拇指粗的梗状。

为了对付过于茂盛的红薯秧子，在麦收之前的村庄，一场农事往往不可或缺，那就是“翻红薯秧子”。扼制，也许是为了更好的成长吧？在所有的庄稼里，我曾见到过的，一是压制冬麦的过快生长，二是阻止红薯秧子的过盛繁衍。

记得正月十五庙会，四面八方而来的人，如云翔集。漫延到麦田里的人，摩肩接踵，来来去去。孩子们把麦田当绒毯，翻筋斗、打车轮。被踩倒的麦子，看上去快要撑不住了，趴在土地上，可怜巴巴的。但是，要不了多久，地气日升，天气转暖，那片田地的麦苗，像接到统一号令似的，忽的抬起头来，直起腰来，立起身来。老人们总说，那片麦子呀，是得了神助，长势喜人呢。

听母亲说，她还亲见，在暖冬里，倘若麦苗长得过高，生产队会派人套着牲口，拉着去掉耙齿的耙，在麦田里辗压一番呢。到了我们这一辈，已经没有了。或许是极罕见，我没有机会见到过吧？

（五）红薯秧

我曾参与过“翻红薯秧”的农事。还记着一个人和他讲的故事。

二十世纪70年代，队里的牛车，已经发展成马车。架子车，也相继多起来。我和弟弟，随着母亲去上工，带着镰刀，捎着袋子和篮子。金明伯是生产队的队长，也是赶马车的能手。那时，赶马车的人叫“车把式”。“车把式”赶着大马车的荣耀，不亚于今天司机开着大奔驰的得意。他手里握着的鞭子，就是方向盘；他口里的“得儿驾”“喔喔驭驭”，就是油门和刹车。

马车中央有一匹枣红马架辕，左右各一匹黑马拉边梢。马儿钉着铁掌，铁蹄子踩在地面上有节奏地嗒嗒响，极像现在的人穿着高跟鞋，踩在空寂的楼道上发出的声音。

在饲养院里呆久了，马儿也向往田野。它们本来就属于田野，属于奔跑的。它们仰着高头，喷着鼻息，不停地踏着蹄子，兴奋得像个顽童，奔跑的心像一只响箭，早已经射向了原野。他们不安分的情绪，最终在金明伯晃动的鞭影里，平静下来。

马车上挤满了下地干活的人，金明伯一手按住车杆，身子往上一送，屁股就稳坐在马车的左前位，他喊一声：都坐好了，准备出发啦一一他回头扫视一番。我怯怯地站在车旁，还没有挤上车。于是，金明伯伸出一只蒲扇似的大手，有力地钳住我的手腕说：蹬住车轮，上。一个燕子起飞式，把我拉到他的身后。

金明伯伸给胆小孩子的那只手，以及手上的那种力量与温暖，足足能穿透这个孩子的一生。那时，金明伯不光在孩子们眼里，就是在大人们的眼里，也是无论怎么看，即使隔着门缝看，他也是一个圆满的人、稀罕的人。

他的脑瓜里，装满了故事。翻红薯秧子的时候，孩子们都想挨挤着他，一边干活，一边听他说聊斋讲三国。倘若离金明伯比较远，耳朵就要拽得长长的，穿过风声、虫鸣声、翻扯红薯秧子声和婶子们的说笑声，伸到金明伯的一张阔口前。他说到热闹处，孩子们的耳朵支楞着，手下的动作会慢下来，甚至停下来。金明伯一笑，也不责备。有时干脆停下来围个圈儿，继续“喷”。但有时他讲到关键处，会故意卖个关子，哄我们干活。活干完了，他才接着讲。为了听故事的我们，干起活来，以金明伯的话说，真是一群小老虎。

他讲：大暑天，在山上的红薯地，有俩人在锄地。一个鬼，想弄点银子花。鬼拿了一顶帽子，像扔橡皮圈儿似的，扔在一个人头上。顿时，这个人头疼欲裂，抱着头满地打滚，苦苦祷告，并许下银子。鬼得了手，满心欢喜，取下了帽子。鬼一想，原来银子这么容易弄到手啊，要不再弄点儿。鬼把帽子戴到了另一个人的头上，那人疼得目眦欲裂，他猛得拎起锄头，向着自己的脑袋锛去，并喊着：我叫你疼，我叫你疼，砍了你。鬼一看那架式，倒吸一口凉气，唯恐银子得不到，又搭上了帽子，慌忙摘了帽子，拔腿就没影了。

言归正传。继续“翻红薯秧子”。

红薯的秧子，被一根根拉起来，让它们翻个身。有的秧子太厚实，就要动用镰刀杀掉一些，也有的秧子在翻身的过程中，折了胳膊断了腿。这些秧子，是要收拾起来，最后装在马车上，马们自己拉回去，做了它们的食料。

翻过的红薯地，站在地头一看，仿佛是经历了一场浩劫。原来向上托举的叶子，一下被打翻。秩序没有了，一片狼藉。但过不了两个晚上，它们就又蓬勃起来了。这番折腾，对它们来说能算得了什么呢。

收工的时候，我们顺便也为自家养的猪，掐一篮子或一袋子红薯叶做吃食。马车满载而归，我们只好挎着篮子、背着袋子，走走歇歇各自步行回家了。

夕阳西下，我们负重走在田间的道路上，影子被拉得长长的，像一根红薯秧子似的，与我们纠缠着。夹道的玉米，抽出了红缨穗，英姿初见；弹琴的蟋蟀，组建着乐队，乐曲初试。鸟儿裹挟着晚霞，鸣笛归巢。

故乡的这张底片，至今还在我梦中留存着。它时不时地被我冲洗出来，清晰地摆放在我眼前，并一次次放大。

（六）下蛋红薯

麦收过后，红薯还有二次栽种的机会。这次所用的秧苗，是直接从红薯田里的长秧子上，拿剪刀剪下来的。一截一截的秧子，栽在麦收后的麦茬地里，俗称“麦茬红薯”。这种红薯长成后，大多皮肤光滑，身量苗条，俗名“小老鼠”。“小老鼠”放在笼屉上蒸着吃，或放在火堆里烧着吃，都为最佳。

1976年前后，我们村子出了一件事。这事让我们村，成了周边小村子仰望的高地。金明伯要拍电影了，他赶着高头大马的胶车，队里的青壮年，赤膊上阵，扛着一麻袋一麻袋的麦子，往车上装。我们丰收了，我们一亩地能打双千斤了。我们有胆，我们的地有产，我们赶着一排溜大马车，车上的小麦堆得一座山丘似的，要向国家交公粮了。

人们扶老携幼，围在打麦场上看稀奇。电影的拍摄，以打麦场为背景。打麦场一夜之间，冒出的麻袋堆天堆地，据说里面装的，全是小麦。我们要吃白馍了，不吃红薯了。但是，拍摄结束的时候，真相却爬进我小小的心里，从此再也没有出离过，它生了根似的一直跟随我，让我知道了，吃红薯的时代还没有过去，白馍仍要卷进去红薯面和玉米面，红薯仍然是家常便饭、花卷馍仍然搁在竹篮里，挂在屋檐下。

麻袋里装的，大多是麦糠。金明伯一袋一袋地拎起来，袋口朝下，倒了个净光。空麻袋被叠起来，收进了仓库。有人把麦糠拉回家，垫了猪圈。

与此同时，在栽红薯方面，也翻出一种新花样。直接让红薯自己生长红薯，略去培育芽苗的过程，称为“下蛋红薯”。

在平整的田地里，聚成一个个方形的土堆，在土堆的四角，直接把红薯疙瘩埋进去。站在地头一眼扫过去，仿佛一片隆起的方形坟茔。这样栽种的红薯，的确是生出了一簇簇的芽苗，但下的蛋怎么样呢？老人们只是摇头、苦笑，但无人吱声。这种会下蛋的红薯，与打田埂式的围玉米苗，昙花一现，后来再也没见过。估计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异想的天，并没有打开吧？不得而知。

（七）红薯叶

外婆脚小，走路摇摇晃晃。爬高上低的事儿，非我莫属。顺着外公打制的木梯，爬上过道的木顶棚。晒干的红薯叶，藏在上面呢。喂猪的，盛在一个草苫子围成的圈圈里，里面鼠来鼠往；人吃的，盛在一个竹篓里，还盖个盖儿。

平常，木梯是横放着，顺在过道墙边的。只有上棚取东西的时候，姥姥才把它竖起来。帮姥姥取红薯叶的时候，还可以摸一把花生或几颗红枣，那是很快活的事啊。

姥姥要做“米奇面条"。她把金黄的小米、青绿的红薯叶、胖墩墩的绿豆放在一起，让它们谈心。它们谈啊谈的，直到谈出原野的清香。姥姥一边偷听它们的谈话，一边在案板上擀着面条。

姥姥的“米奇面条"，那种独有的做法与味道，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更没有吃到。

母亲的红薯叶菜馍，至今我还可以品尝。母亲烙菜馍，与我一边擀皮一边烙的做法不同，她是先擀好所有的馍皮，切好所有的红薯叶，等一切收拾停当后，才打开电饼铛，不紧不慢地烙，烙好后摞在小竹筐里，用笼布盖好。因此，母亲烙的菜馍，火候恰到好处。当我蘸着蒜汁，送到口边的时候，会多出一份生活的柔软与宁静。

红薯叶，大部分的储备，是给猪过冬吃的。人比猪幸福，总把好的留给自己。不仅是红薯叶，红薯也是长了膏药块、生了菊花心，人吃不了的，苦哈哈的，猪才可以吃。怪不得，有的猪总提抗议，对着猪槽里的东西，拱来拱去，咕嘟嘟地吹泡泡，就是不肯下咽。猪害得孩子们，每次给它喂食，都得跃墙而入，光临到它的圈里，拿铁勺子把它的剩饭刮出来，并且还数落它几句，极像大人数落孩子的口吻：哼，不吃不吃，饿掉你的大牙，看你还吃不吃。

不是猪不吃，那是不好吃啊。想一想，从夏天红薯叶下来，直到冬天，猪吃了新的，还得吃旧的。这与人四季都吃红薯一样，谁的嘴不想尝点儿别的什么。猪也挺不容易的，吃糠咽菜，还得长肉肉，这不是为难猪吗？

（八）掐红薯叶

但人也不容易呀！红薯叶，也不是自个长着腿跑回来的。起初，红薯叶是不能掐的，人们也是偷摸着掐上一把，让猪尝个鲜。直到出红薯之前，人们才大着胆子走东闯西去采购，有时候要跑几十里地，投宿在亲戚家，用去好多的时间。猪们能说，这是容易的事儿？将就着吃吧，能填饱肚皮总比喝西北风好些。

滩地种的红薯不多，因此掐红薯叶的大部队，每年都会浩浩荡荡地开往伏牛山深处。

几家人约在一起，好有个照应。半夜里爬起来，拉着架子车，摸黑向山上爬去。四围的黑气，像层层黑色的伏兵，而我们似乎是正在突围的一支队伍，蹑手蹑脚，不敢弄出过大的动静。一条坑洼不平的土路领着我们，在大山里不停地蜿蜒。不知在黑夜的哪个折皱里，猫头鹰做梦似的，咕咕喵地叫着。手电灯扫出一道微弱的光，一只野兔，突然跳出来，逃向无边的苍茫。与此同时，我们的心也猛烈地冲撞着胸口，似乎和野兔一样，有奔逃的惶恐。空旷的原野，秋虫唧唧复唧唧；脚步与道路、车轮与道路摩擦出的声响，显得那么寂寞。

母亲是掐红薯叶的快手，她一脚前一脚后，蹲下去，右手拨开密匝匝的红薯叶，向外划拉个圈，拢住满满的一把；左手插入叶梗，紧紧一握；右手使劲一拧，滴着乳白血液的叶子，与梗分离。然后，顺手把叶子按在旁侧的竹篮里。母亲的整套动作，挽花儿似的，优美而娴熟。

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动作，它们是简单的，不好做作的。只有伏下身子，才知道它是人类生存下去的，一种艰难而顽强的支撑。

这套动作，要反复做。没有腰的孩子，也知道了腰疼。蹲下去，站不起来；站起来，蹲不下去。身体的每一部位，都在喊痛，这或许就是“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吧？

这时，我们会羡慕红薯地里，唱小曲的蝈蝈；我们会羡慕不远处，吹着柿树的风。我们想逃离，但又不知如何逃离，逃向何方？我们是被生活拴住的蚂蚱，只有硬着头皮撑下去。

真正艰辛的劳作，是没有诗意可言的。大多的好奇心，也不会在此处产生。

掐一根带梗的红薯叶，从叶到梗，一分为二，隔一小节折一下，留下梗的末端相连，就会编出一挂红薯叶项链或者耳坠。永生哥送给巧枝姐的，浪漫的定情物，也不会在此时上演，那只会在劳动之外。

红薯叶的汁，看上去像奶浆，但擦在皮肤上、衣物上却是暗褐色的。它黏乎乎的，倘若黏上人，极难脱逃。衣物上，东一抹西一团的，像洗不掉的水墨画。手心手背上的，拿肥皂洗，甚至拿一把泥土搓，皮肤都快搓掉了，它仍旧趴着不下来。害得孩子们上课写作业，手都不好意思见老师，把衣袖拽了又拽，把手缩了又缩，像小偷窝脏似的，窝着自己的一双黑黢黢的手。

装满架子车的红薯叶，终于到家了。家家的瓦房顶上，撒满了乌压压的绿。下雨了，收下来；天晴了，拉上去。翻腾来翻腾去，跟着老天打转转。直到秋光汲干了叶子的水分，便于冬藏了，这件农事才算画上一个句号。

（九）换红薯

“红薯换玉米一一”拖着悠长尾音的吆喝声，在大街小巷，带着初冬的凉意，随着风的来去，忽高忽低，忽远忽近。

滩地的玉米多、红薯少，山地正好相反。每年收完红薯之后，山上的人家，种红薯多些的，或者想多吃点玉米，换一下口味的，往往起个午更，拉着架子车或套头小毛驴，一路寻下山来。在沿伊河边的村子里，走街串巷。

闻声而来的，大多是女人和孩子。女人们关心的，是红薯的外形和内里的甘甜。卖红薯的人，拿刀咔嚓切了红薯，露出乳白或粉红的瓤，向女人们展示着。

至于孩子们，都是闲不住的。只要有点儿热闹，都爱去挤一下，探个究竟。即使狗们咬个架，也在旁边咋咋呼呼的。他们的兴趣不在红薯，在他们心里呀，红薯和玉米是半斤八两的亲兄弟，谁也不比谁强多少。红薯窝头和玉米窝头，放凉了，抓起来砸在人脑袋上，都是一样的作用力。只是下肚的时候，口感不太一样：红薯带甜，玉米带香；红薯面滑溜，玉米面粗涩。

女人们叽叽喳喳，与卖红薯的人唇来舌往，说定了三斤红薯换一斤玉米或者一斤半玉米。看起来，玉米的身价还是要略高于红薯的，怪不得滩上的姑娘都不愿往山上嫁，而山上的姑娘都愿往我们滩上嫁。上高中的时候，山上人似乎一身红薯气，滩上人似乎一身玉米气，滩上的人也似乎比山上的人，有点优越感。山上的同学，说出自己村名的时候，嘴都有点不利索。滩上的同学，在他们面前倒平添了几分得意。

换红薯开始了，大多人家的玉米已经抠成了玉米粒，晒干了，他们就拿个盆子，到平房顶撮一盆端了出来。还有的人家，玉米粒还长在穗子上，穗子还挂在枣树上、房檐下。也不知他们怎么和卖红薯人搞的价，竟然取下一串，也换了红薯。

滩上的人，对红薯的需求，还是相当大的。一小半来自河滩地，一大半来自山上。他们拿玉米换，或者掏钱买，红薯是一个漫长冬天必备的食物，锅里碗里口里胃里，都少不了它的气息。

学校有个初三的学生，考上了中师。他家是山上的，他的父亲一激动，竟赶着小毛驴，翻山越岭给老师送来了一车红薯。

（十）红薯窖

为了储存红薯，家家都挖了红薯窖，大约深四五米。我家的红薯窖在前院的楼梯旁边，是父亲利用节假日和母亲一起，像土拨鼠一样，一点一点挖成的。窖壁上挖有脚窝，窖下东向和西向相对，有两个约深2米的洞，是冬日里红薯暖暖的窝。

老姨家在山上，母亲每年都托老姨买一大车红薯。于是，表哥被老姨打发下山送红薯来了。在清冷的阳光里，十五六岁的表哥赶着一头小毛驴，拉着“谷堆悬天”的一车红薯来了。表哥和我同年生，我站在他面前，极像一根细麻秆，而他俊朗结实，极像他居住的一座山。表哥早早地加入了一个男子汉，应该加入的劳动行列。他让我们看着，心里踏实，他是老姨的好儿子。

我们家的红薯窖口，是父亲自己设计的。他截取两根粗木棍，十字交叉固定在一起，拿一根铁链，挂上一把锁，锁住。沿着窖口的边，砌了两层砖，比周围高出一些，避免雨水流入。窖旁边有一棵父亲手栽的香椿树。

柳叶婶家的红薯窖，平时没有上锁，上面放一片竹苫子遮盖，它在老厦子屋的旁边，旁有一棵老梧桐树。那年，柳叶婶家的红薯窖，出了一件轰动全村的事。

柳叶婶的小姑子，说了一门亲事，小姑子百般不愿意。那一天，媒人来催婚，家人也劝。小姑子闷声不响，突然冲到梧桐树下，掀开竹苫子跳了下去。家人都惊呆了，趴在窖口，连呼带叫，黑洞洞的窖里一点回应也没有。大哥一看，连出溜带跳，下去救妹子。但不一会儿，喊他也不应声了。二哥一看，急红了眼，也下去了。但不一会儿，喊他也不应声了。闻声跑来的耕清爷说：“暑天，缺氧了，快，把队里扬场用的大风扇拿来；快，把高把儿的箩筐拿来，系上麻绳，再系上一个人，往下放。”永生哥站在萝筐上，被大麻绳拴着，放了下去。大风扇也来了，对着窖口张着翅膀呼呼地吹。

柳叶婶的婆婆，小脚的留清奶奶，坐在梧桐树下，呼天抢地。她的俩儿子、一闺女，要是全捂在红薯窖下，叫这老婆子可怎么活呀？一街两行的人，站满了大院子，有帮忙的，有陪着担心的。

永生哥，被人们拽着麻绳系到窖底。他手脚麻利，黑暗中摸着一个，拦腰一抱，喊一声：拉。人们一齐用力，往上拉。不久，三个人都被拖了上来，直挺挺地躺在院子里。医生也及时赶到。

留清奶奶，一会儿看看慢慢缓过来的儿子，一会儿又看看闺女。对闺女又恨又心疼，她数落着闺女：死妮子，差点儿搭上你俩哥的命。你能嫁个啥人家，吃红薯的命，你不服，你不服吗？

后来柳叶婶的小姑子，嫁了一个医生，做了城里人，还真的跳出了吃红薯的命。几十年过去了，我想，她走在城市的大街上，或在夜深人静之时，她会不会想起那一次，她几乎用了三条人命，才换来的一次挣脱？会不会忘记老家的红薯？我似乎看见，在华灯初放的古城老街上，她买了一个烤红薯，一边笑一边流着泪，品尝着。

（十一）拾秋（“溜”红薯）

“拾秋”这个词，极有诗意。但深入进去，却是另一副模样。拾秋，拾点什么呢？拾花生，拾棉花，拾玉米，拾萝卜，拾苹果，拾红薯……什么都拾，凡是掉在土地上的，或埋在土地下的，都拾。

但我觉得“拾”有点容易了些，似乎有很多的果实，在那里明摆着，只要一弯腰，就可以“拾”起来了。我更喜欢庄稼人说的“溜”，比如“溜花生”、“溜红薯”。

“溜”字，一则觉得好玩。仿佛那些果实会跑，不老老实实地归仓，开了小差，“溜”之乎了。二则觉得艰辛。开溜的庄稼既然溜了，就会藏起来，藏得隐密，藏得深不可测，就得让人四处去溜腿、去寻找。用锄头、用三齿的耙子去寻找，撅屁股洼腰的去寻找，流着汗去寻找，因此得到它们是不易的，是要付出点儿代价的。何况开溜的，只是极少的漏网之鱼。

每年的夏秋二季，孩子们都有假期。那时的假期，与农忙同步，不是用来享受的，而是用来劳动的。孩子们的小手，也伸向田野，“粒粒皆辛苦”的果实，怎能让它们“溜”在地里发霉、或生芽。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农活要干，拾麦子、溜红薯不仅是生存的需要，而且还可以减免学费，叫“勤工俭学”。

溜红薯，像掐红薯叶一样，成为田园里的一道风景。拉着车子，深入山区的，有之；提着篮、扛着三齿耙子，就近搜索的，有之。溜红薯，要在生产队出过红薯，再套上牲口犁过一遍之后，方可放开，随意去“溜”。倘若犯了以上规矩，那就不叫“溜”，叫“偷”了。

犁过的红薯地里，只要你有力气，不怕出力气，那就“溜”吧。叉开腿，摔开三齿耙子，一下一下叩问着土地，逼它交出掖藏着的果实。手起泡了，泡出血了，泡再起泡，泡再出血，如此循环住复，慢慢地手背粗糙了，手心磨出厚厚的老茧子，疼痛就习惯了、淡化了。

那时候的土地，是蓬松的。因为它要经过锄头、犁耙的层层盘问，直到它交出所有的秘密。

“溜红薯”，有发现之美。当我们挥着锄头，锛啊锛啊，双脚深陷在翻起的泥土里，成了一个土糊糊的土拨鼠时；当我们的影子，由西向东慢慢地拉长，眼睛疲惫地再也容不下黄土时，突然咔嚓一声，一疙瘩红丢丢的红薯愣头愣脑，带着它的一窝儿女，在泥土深处被逮住。那一刻的惊喜，是当下获得一个大奖也不曾有过的心动。

迎着夕光，挎着一篮子或半篮子，大小不一或者伤痕累累的红薯，像个暴发户似的喜悦。我们把红薯送到学校，让老师称了斤秤。在这个世界上，突然发现我们是有用处的，不是来吃闲饭的。

柳叶婶家的小四，去山上溜红薯。有一次，他踏进了已经出过红薯，但没有犁过的红薯地。他溜得起劲儿，心想这次可弄住事了，终于可以在母亲和同学面前炫耀一番了。没料到，看管红薯地的人来了，一边吆喝一边追赶。小四拎起篮子，把三齿耙子往肩上一撂，拔腿就跑。跑着跑着，脚下被红薯秧子使了个绊子，红薯轱辘了出来，四处叛逃。追赶的人不依不饶，直把小四追到一道沟边。小四急红了眼，顾不得什么蒺藜、涩疙瘩秧子，像狼牙山的壮士一样，不知是跳，还是出溜，一下摔到了沟底。身上血道道密布，但总算没有成为俘虏。

事情过后，小四在街上解释自己脸上的血道道时，还拍着胸膛说：哈哈，这就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秋罢之后，学校给我们核算了红薯的斤秤，按1斤5分钱计算。有时候，扣除3元钱的学费之后，还可以发1毛2毛钱。我们紧紧地攥着钱，手心出了汗也舍不得松开，恐怕一松开手，钱像鸟一样不属于自己，扑喽一下飞跑了。还有的孩子，把钱放在衣兜里，用手捂着；还有的，放在衣兜后，一会儿摸出来看一眼，结果钱摸丢了，心疼地哭个没完。女孩子乖，大多回家把钱交给母亲；男孩子捣蛋，直接跑到大街的代销点，摆了一次阔绰，耍了一次大腕儿。

（十二）洗红薯

红薯还有一种久长的保存法子，是轧成红薯粉，漏成红薯粉条。红薯的蜕变过程，是需要大量红薯蜂拥而上的。工序繁琐，装进去的工夫多，提炼出来的精华少。居家过日子，哪家能够那么奢侈，因此多少弄一点儿，调节一下，打打牙祭就知足了。其实，变来变去，不是红薯的爷，就是红薯的爹和红薯的哥，反正都是出自一个宗祖。

我家旁边的胡同里，有一孔井。擦粉的红薯，先要通体洗个干净。搬一个大铁盆，放在井台下，把红薯一拨一拨地赶进去，把井水一桶一桶地摇上来，让红薯在盆子里洗澡。我和弟弟，都曾是给红薯搓过澡的人。

初冬的井水温温的，起一层暖雾，是令人欢喜的。但是，红薯在水里一扑腾，水马上变得巴凉巴凉的，也变得泥糊糊的。洗了几拨之后，就要换水。两手抓住盆边，往上一提，哗啦一声，泥与水俱出。然后继续在铁盆里放红薯、添水。下过霜的秋日，手与任何物件接触，几乎都抓不住温度，只会消耗温度。

不久，手冻成了红薯，脸冻成了红薯，那种透心入骨的凉，至今还让我倒吸一口凉气。洗啊洗，同样的动作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方才完工。一摸着床就入梦，梦里仍是在洗红薯，洗啊洗，我掉进了红薯堆里，无论怎么往上扒，也扒不出来。

柳叶婶家，离村边的一条小河不远。婶子往往直接把架子车推到小河边，她家的小四，蹬一双大人的深筒子胶鞋，直套到膝盖上，哐哐哐地晃荡，乐颠颠地在河里忙活着。他把河里的石头拢在一起，垒成一道堰，积水成潭。婶子一篮子一篮子把红薯倒进河里，小四像对待比自己还小的孩子，一个一个地抓住，给它们洗澡。

冰凉的水，小刀似的割着小四的手，有时知觉没有了，红薯就乱跑，怎么抓也抓不住。小四把两手在衣服上一蹭，放在嘴边哈哈气，手都仿佛是别人的了，但他还是乐于干。只要看见水、能玩水，男孩子们什么时候都不会厌倦。小四边玩耍边干活，动作幅度有些夸张，也少不了卖个野眼，抓只虾摸个鱼，也少不了把衣服弄得水湿，也少不了挨柳叶婶的一顿胖凑。

（十三）红薯粉

方圆五个村庄，仅有一台擦红薯的机器。长龙似的队伍，摇首摆尾。有时候要排上一天，方能轮到。适合这项闲置而乏味工作的，大多是孩子们。母亲派出的，是我和弟弟。

架子车的车杆，仰起头来要比我们的个头高，向前挪的时候，我们总是双手扒住车杆，向上一耸，再向下一坠，把身体的重量悬在车杆上，车杆就会低下头来。架着车挪窝一样，往前挪。一直挪到夕阳的余辉，把大地镀上一层红薯色。终于，我们看到了龙头，估摸在不久之后，很快会成为龙头。这时，弟弟像一匹快马，飞奔五里地，回家去喊母亲。

机器突突突地叫着，在星光下像头野兽，母亲依次把红薯塞进它的大口里。它狼吞虎咽，挤出一堆白中夹杂着红血丝似的奶浆。我和弟弟拿水桶接住，放在架子车上。

第二天，洗红薯粉开始了。母亲备好一个大缸，缸上放个竹筛子，筛子里铺上一块稀纱布。一瓢红薯浆兑二瓢水，按这个比例，在另一个水桶里搅匀，然后一瓢一瓢地往纱布上倒。待到滤出的粉渣多起来的时候，把沙布的周边捏在一起，捏成一个大包子的模样。两手合力，一手使劲地拧，一手使劲地按压。大包子里的奶汁，初始是哗哗啦啦地流，结尾是淅淅沥沥地滴。直到把汁液全部挤出来为至。剩下的，是一团红薯渣子，叫“粉渣”。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耍水的过程，就是用水把红薯浆里的粉给冲洗出来，也叫“洗粉”。用水越多，粉洗得越干净。母亲负责洗粉，供应水的任务交给我和弟弟。相比抬水，我更喜欢母亲干的活，感觉玩水比抬水有意思。

我们把水桶放下井去，水桶扎个猛子，灌得饱饱的。往上搅的时候，铁辘轳被坠得吱吜吱吜地叫。倘若一个孩子往上搅，吃奶的力气使出来，尚有些不足。粗井绳犹犹豫豫地，转了半圈就想倒回去，极像一头牛把车拖到了半坡，劲儿使尽了，就要滑下去的样子。因此，两个孩子相对而立，四只手同时抓住磨得溜光而冰冷的铁辘轳把，当一个孩子搅到半圈，快要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另一个孩子适时接力，搅上后半圈。这样一圈一圈地，形成一股合力，一桶水才慢慢地从大地的深处，被提上人间，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抬水的时候，倘若双方的个头和力量均衡，那么水桶的位置，往往放在扁担中央。但是，倘若母亲和我抬水，母亲会把水桶的位置移在离她最近的，约三分之一处，甚至四分之一处，而且扁担放在胳膊上，以保持与我个头的平衡。抬水这件事，个头与力气悬殊过大的，一般不去抬水。因此，母亲能独立完成的事儿，她不会派我们的，她总是一个人，起午更去担水。

柳叶婶子是小脚。她和她家的小四抬水，婶子心疼小四，把水桶移在自己这头，一只胳膊挎着扁担，一只手扶着水桶，小脚一拧一拧地往前挪。小四爱蹦爱跳，走起路来带风，婶子被他拽得小脚像鸡啄米似的，不停地啄也跟不上小四的节拍。桶里的水，也不安分起来，起起伏伏地往外溅。婶子一边躲着溅出的水，一边骂着小四，叫他脚步慢下来。街上的人，驻足笑看并逗趣。母子抬水，多么美好的一幕剧。

在大街上，最常见的情景，是姐妹兄弟抬水。年龄大的，往往会让着年龄小的。但那时，我还没有学会让弟弟，总是和他争个平均。

洗过粉后，第二天起个大早，扒着水缸看，母亲说：水澄清了，粉就沉下去了。

母亲把缸上面的水，慢慢地取出来，下面会呈现凝脂似的东西，就叫“干粉”。母亲把它挖出来放在一块纱布里，纱布的四个角，用细麻绳一扎，挂在院中支起的木棍上。干粉里的水慢慢往外渗，慢慢聚在底部，嘀嗒嘀嗒往下滴。等到水分滤完之后，母亲把它取下来，形成一个大陀螺，拿刀切成小块儿，放在竹筛子里，在太阳下晾干。最后，把干粉装在瓦罐里保存。存放到春节，一般成为炸丸子的专用。

那些红薯渣子，也晒干了，成了猪们过冬的口粮。

（十四）红薯粉条

红薯变成粉条，可以说是红薯最大的飞跃。它们之间的桥梁，是干粉，也叫“芡粉”。红薯走过干粉，然后方能抵达粉条。红薯要走那么远的路程，花费那么多的代价，因此粉条是红薯的最高表达，也是红薯最奢侈的吃法。

不知是哪个朝代的哪个祖辈，第一次把红薯想象成粉条，并在摸索中完成了这个伟大的想象。有时候，感觉人类的发展是极有意思的，某个人或某群人的一念一举，就会让整个人类源源不断地受益。这种功德，的确是千秋万代的功德。

漏粉条是一门传统的工艺。二十世纪70年代，在我的家乡尤其常见。每个生产队，几乎都有一个漏粉条的地方，叫“粉房”。漏粉条，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既有细致的分工，又有一条龙的协作。

拿土坯垒一个大灶，灶上支着一口大铁锅。灶膛里，木柴续得饱饱的，火苗呼呼地向外翻卷着；大铁锅的水，蒸腾出一层热哈气，四处缭绕。

永生哥和顺子哥，在一个半截的大缸里搅和着干粉。双脚叉开，呈太极的弓步站立。双手并用，五指张开像鹰爪，斜插在加了水的干粉里，然后一抓一握，再拿挙头砸进去。同样的动作反复做，直到干粉接受了水，变得筋道而柔软。揉成的甘粉，双手捧起来，圆一圆像一团雪；往下流淌，像一匹白色的绸缎。

金明伯站在灶台旁，火苗把他的脸膛映得像一疙瘩红薯，结实而润泽。他左手握着大铁瓢的把手，永生哥心灵神会，挖出一团干粉，按在铁瓢里。金明伯先来个序曲，左手摇一摇大铁瓢，右手握成虚挙头，轻轻捶一捶干粉，似乎在提醒一声：要开戏喽。铁瓢底部的粉洞，迅速涨满，滑出七八根垂垂的柳丝，它就叫“粉条”。金明伯看火候已到，粗细适中，他猛得移铁瓢到沸腾的大铁锅上，掌头一抡，粉条源源而出，在锅里打滚。

倘若不是老手，用力稍有不匀，就会漏出一截粗乎乎的粉条，大家都叫它“猪娃儿"。

下一道工序，是天明叔的。他手里拿着一双大号的筷子，这种筷子是我见过的、最豪放的筷子了。天明叔颇为淡定，拿筷子拨拉着大锅里的粉条，把诞生之初还有点迷惘的粉条，赶在锅边。他再用筷子一挑，粉条就游进了铁锅旁的大铁盆里。

下一道工序，是柳叶婶的。她的袖子高高地挽着，右手像摸鱼似的，把一撮一撮的粉条捞起来，搭在左手腕上。永生嫂在旁边打下手，她递过一根木棍儿，叫“粉杆”，把粉条串起来。然后，送到露天的木架子上，在冰天雪地里，粉条会很快冻成一挂凝固的瀑布。

眨眼之间，粉条下了滚烫的锅，又下了冰凉的盆，又被悬挂在冰天雪地之中。这些猝然而来的，忽火忽冰的考验，粉条经受住了。它像一个勇者闯过了刀山火海，终于成就了一世的美名。人间最丝滑的美食，非粉条莫属。

漏粉条的日子，是热闹的。孩子们嚷嚷着，挤挤扛扛地去看，看馋眼了，不住地巴嗒着嘴，吞咽着口水。金明伯会挑起一撮，在旁边的碗里蘸点盐，分给孩子们尝。孩子们得了甜头，年年都盼着这个尝鲜的日子。

那时的孩子们，有很多的盼头：盼着生产队出花生、分猪肉；盼着二月二炒豆豆、三月三煮鸡蛋；盼着六月六串亲戚、八月十五吃月饼；盼着穿新衣、戴花帽、放鞭炮……如今的孩子，什么都拥有了，盼头也就少了些。

（十五）永远的红薯

粉条是稀有的，哪能随便吃。孩子们会偷偷地拽几根，在煤火上烤，粉条会嗞嗞地叫，变成蓬松的白胖子。冬日里，冻得上下牙得得地磕碰，能嚼上几根这样酥脆的美味，也算是一种安慰。

过大年的时候，母亲也会抽一撮粉条，放在油锅里炸一炸。“油炸粉条”，能让我和弟弟的嘴，享受好些日子。有好东西吃的时光，总是幸福的。

串亲戚，倘若讲究体面，就要挎个红漆的篮子，篮子里放上四色礼。四色礼，少不了一撮粉条哟。谁家门前，鞭炮声声，东街的哪个哥要娶媳妇了，孩子们簇拥着去吃桌，桌子上的八大碗，影影绰绰地有粉条在蜿蜒晃动。烩菜里有，扁垛里有，焖子里有，假海参里有，丸子汤里有。

据说，永生哥第一次相亲，准丈母娘也不知是无意为之，还是故意要考验女婿，上桌的菜，摆出一盘粉条。永生哥没有经得住粉条的诱惑，筷子伸进了盘子里，这一下有好戏看了。粉条溜光光的，像鲶鱼似的，甩一下尾巴，滑在了桌子上，又游在了永生哥的衣服上。结果，粉条没有送到嘴里，反丢了媳妇。媒人转述准丈母娘的话：吃相不好，怕是个好吃懒做的人。

后来，有一种说法流传着：吃桌或串亲戚，桌上的粉条不要轻易去碰。我偷偷地尝试过，要想把粉条送到嘴里，顺溜地吃到肚子里，的确是不容易的事：粉条短了，夹不住；粉条长了，扯扯拉拉的，当着众人的面，也羞于吸溜。那种吃相，实在让人尴尬。

或许粉条原本属于豪放派，它不适合一本正经地坐在餐桌边，在众目睽睽之下，斯斯文文地吃。它适合放在粗瓷碗里，浇上蒜汁，蹲在大皂角树下的石板上，拿筷子挑着往嘴里送。粉条的绵长，不用咬断，让它拉扯着，扑噜噜噜地往嘴里吸溜。

想着红薯，说着红薯，写着红薯，半个世纪就滑过去了。有红薯记忆的一代人，吃红薯长大的我们，大部分求学谋生，远漂他乡。但是我们走在异乡的大街小巷，坐在菜馆酒家，红薯的味蕾依然鲜艳。不必茫然，只需四顾一下，红薯的影子无处不在，无论走向何方何地，都能与红薯撞个满怀。

粉蒸肉，粉琥珀，不翻汤，哪一样没有红薯的参与？服务员端上一盘菜，报名“蚂蚁上树”，仔细一瞧，是肉沫炒粉条。走在民俗街上，遇到吹糖人的老者，他一边吹一边介绍：糖稀，自家熬制的，红薯的，货真价实，好看好吃好营养，三好哟，走过路过，买个健康实惠。他还指着旁边的一袋花米糖说：也是红薯糖稀，黏成的。

过去的红薯，是苦日子里的甜；而今的红薯，是甜日子里的蜜。

（十六）尾声

晋朝人张季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想到家乡苏州味美的鲈鱼，便弃官回乡。当代人常润芳，在洛阳教书，见冬风起，想到家乡万安山上、伊水河畔的红薯。这胃里的乡愁，何其相似，但不同的是：一则，我无官可弃；二则，当下地域的距离，已经不成问题。倘若想让家乡的美味，慰藉乡愁的话，那么可以驱车而归，饱尝而返。

有一次，我向我的学生介绍赵树理，说他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学生们笑了。他们重复着“山药蛋”三个字，似乎觉得很好玩，而我每次说到“山药蛋派”，都会想到家乡的“红薯”。它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朴素之物，济苍生之物。倘若有一日，我的乡土散文能自成风格的话，叫“红薯圪塔派”也是极好的。

“蔓延垄亩绿峥嵘，根入泥中系众生”。有时想：红薯或许就是上苍的一颗济世之心吧，要不就是上苍的一只乳房。它温情地陪伴着，哺育着人类。以前它在，当下它在，百年千年万年之后，它仍然在。永远的红薯，人类喊她一声母亲，也不为过。人间有红薯，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