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棉岁月

我的故乡在中原。北有伏牛山蜿蜒，南有伊河水流淌。庄稼地大多在村北，一望无垠的平整，种植麦子与玉米。再往北逐渐与伊河接近，土壤被河沙吞食过半。祖辈们顺势一转念，植有柳园桃园桑园，至于庄稼也因地制宜，以种植棉花、红薯、花生为主。

(一)

20世纪七十年代。村子里的夏天与秋天，是最喜人的季节。麦子金浪似的奔涌，玉米青纱帐似的铺展，棉花白云朵似的舒放。这也是庄稼人，最忙碌的时光。

在大街上，老皂角树的大钟，铛、铛铛一敲，金生伯的大嗓门一吆喝，摘花啦一一摘花啦一一声音像长了翅膀的鸟，四处乱飞。各家的大门应声吱吜吜地打开，站在街上追问一声，哪块地呀？答：九十亩地。然后扭头回家，挎上篮子捎着包袱，前者呼后者应，说笑着向伊河边的棉花地涌去。那时我七八岁，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秋天的旷野显得丰腴，让人有种滋润与饱满的欢喜。抬头看天，心也扑棱棱的，随鸟儿在蓝汪汪的天上，随意翻飞。

棉花朵朵白。擎在枝头上的，笑盈盈地摇曳，仿若绿阁中的佳人，一旦探出头见了外面的世界，就再也不愿缩回身去。开得热烈而奔放。

我们系上小碎花围裙，每人把着左右两行，彩蝶似的撒进了棉田。棉棵虽不算高个，但我走在棉沟里，还是略低于它，忽隐忽现的。母亲总在我的左前方，或右前方，快速地移动着，成为我抬头可见的旗帜。

棉花不同于别的花，它是从硬壳里挣扎出来的。因此摘花的时候，极像从贝壳中掏珍珠，稍不留意就会被它带尖的脑壳，划拉一下。可要小心翼翼哟，不然的话，手指手背被它烙上道道印记，隐隐作痛的感觉，会持续好长时间的。

我的小手极快，绕过枝叶，轻轻捏住快要流出来的棉瓣，一拽一握，一拽一握，握不住的时候，就往腰间系着的包袱里塞，要不了多久腰部就鼓囊囊的。然后用肚子顶着，向前移动。直到塞不进去了，才一猫腰，躲开横斜过来的高枝丫的拦截，掉转头向地头的大柳树下挪去。

出了棉田，发现身上带着鬼棘针、苍耳、蒺藜，这些黏人的小家伙，老想与我们搭话。此时，有很多拱着大肚子的都陆续出来了，有些媳妇口无遮拦，打起了哈哈：哟一一这都怀几个月了，该生了吧？然后互相拍拍圆鼓鼓的肚子：你看看——这都笨熊似的挪不动了哟！

摘棉花的大多是女人，这是个灵巧活、耐心活。男人们手粗性子急，是干不了的。但男孩子除外。我的弟弟也围个包袱，脸晒得通红，摘的不比母亲和我慢。他踮着脚尖，在棉田里喊：满了——拖不动了——母亲就在远方应声：出去吧——到地头上秤称称重——

弟弟钻出棉田，金生伯帮他解下腰间的包裹，赞赏似的摸摸他的头。弟弟放下重负，长嘘一口气，一屁股坐在柳树下。脸上那点收获颇丰的小得意，是能看出来的。

有人掂了秤杆儿，过来钩着包袱一称，名字与斤数记在本子上。每个人都是沉甸甸地走出棉田，生了孩子似的，细了腰肢又钻进棉田。来来去去，热乎乎的忙出了汗。有时，突然爆发一声：兔子一一快抓住；野鸡一一别跑了!一阵骚动一阵追赶一阵欢呼，在忙碌中插着小曲儿。

车上越堆越高，银山似的。白净的花朵，脸蛋上一点细碎的枯叶，都是不能粘的。否则是要惹人笑邋遢的，扣工分的。

你摘了多少斤？哦，真快当，比我多得多？女人们高一声低一声，说长道短；男人们撅屁股弯腰拉着车；孩子们逮蚂蚱捉蚰子，追逐着疯。累是累点儿，但微风一吹，四野的景致跑过来，也就忘在云外了。

那时，是按斤两折算工分的，谁不卖力去干呀？工分可以换粮食，可以分蔬菜，过年还可分猪肉。按人头分东西的时候是有限的，大多按工分。

我和弟弟赶上了挣工分的年代，读书之余，我们都没空闲着。正是那时，我们这一代孩子养成了“卖力”的习惯。习惯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于后来无论干什么事都忍不住地卖力。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得到了生活颇多的馈赠。

(二)

越是美好的东西，越不容易得到。棉花就是一路磕绊才走到花开，才走到我们手心里的。

种子从接近土壤的那一刻起，没有消停过，被围追堵截似乎是生存的常态。记得母亲泡棉籽的时候，就要用点药水。土壤深处有那么多隐身者，那么多仰着的小嘴，都在等待着吃食填饱肚皮呢。

黑褐色的地老虎，身子一节一节环状相连，纹着身，总趁月黑风高的夜晚出动，俗称“夜盗虫”。它贼头贼脑，从棉籽的胚胎就开始动口，并一直潜伏在棉株的根部，举着牙齿慢慢切割。

金针虫，闪着黄金般的光泽，像铁丝似的拱来拱去。还有蛴螬。它们堵在棉花成长的第一个路口。

棉芽终于探出头，张着两瓣嫩绿的薄唇，恣情呼吸。雨水来为它摩顶，阳光来为它加持，它哧溜溜地向上窜。枝叶渐渐地繁茂了，可棉蚜虫、红蜘蛛也影子似的尾随而来。

棉蚜虫天生就带着个大肚子，它的腹部大于头部与胸部之和，一辈子都是个吃不饱的饿死鬼。举着上天给它的针形嘴巴，插入棉叶的背面，更损的是插入嫩叶的头部，吮脑汁一样，边吸边拉撒。排泄物像蜜露黏黏糊糊，弄脏了支棱棱的叶子。叶子萎靡不振，可怜巴巴地枯丑着身子，向人们发出求救的信号。

母亲走在棉田里，捏着叶子翻来覆去查看一番。看着迎风不展的叶子，母亲心疼地骂骂咧咧。她背了喷雾器，从伊河边挑来水，一桶桶勾兑了农药，顶着火球般的太阳，一株一行，替棉花疗疾。

还有一种虫，与棉蚜虫同时出现，母亲叫它红蜘蛛。它会吐丝，东拉西扯的，叶子被它们折磨得死去活来的。这种虫我印象极深，以致多年后逛商场购物，一看到“红蜘蛛”的牌子，心头就一颤，眉头不由自主地皱起来。还是“红蜻蜓”的牌子，见了就心头敞亮。

渐见棉株开花了。棉一生中两次开花：一次娇媚亮丽，一次熟稔蓬松。这在植物中是稀罕的。第二次按理说应叫果实，但它的确又那么像花，五瓣四瓣三瓣的白花。

第一次开花，花色以淡粉和浅黄为主。花朵挤满了枝枝丫丫，有的在油光翠绿的叶子间，隐隐约约，羞答答地半遮面；有的被枝叶托举着，在微风中翩然展翅。

如今的人们，喜欢赶着花期到处去赏花，自以为看遍了万紫千红，却唯独没想到过棉花。棉花开在原野之上，不娇贵也不优雅，却有着农家女孩的纯朴，饱满而不张扬，是一种低调的奢华。

花落之后，有了棉桃。绿色的棉桃仿若灯盏，吹气似的一天天丰盈。此时，棉铃虫也不请自来，成为棉桃的冤家与克星。生产队紧急召集社员捉虫，我们跟在母亲的屁股后，拿个瓶子，沿着棉沟一排溜捉过去。

棉铃虫绿绿的，在棉桃上钻个黑乎乎的圆洞，边啃食边往里钻，有时钻头顾不上尾。母亲拇指与食指并用，像软钳子似的一夹，再一拽，虫子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胖乎乎的身子，一扭一扭的，我们心里呵斥一声，“哪里逃”，然后，捉了它塞进瓶子里。好日子走到尽头的虫子，被带回家做了鸡的美食。

刚捉虫时，怯怯的不敢下手，眼睁睁盯着母亲捉。母亲笑着说，它可是啃棉袄的虫呢，再不捉的话，大冬天可就没棉袄穿了，只好等着挨冻了。一想到冬日里，北风像搜身一样钻来钻去，双手冻得红萝卜尖儿似的，就有点后怕。倘若有一件软和的棉衣御寒，那该是多么温暖的事儿。

于是，咬牙切齿，手下有了胆量。但虫子那软乎乎的身子，摸着仍是讨厌。白天捉了虫子，晚上由不得虫子密密麻麻地爬进梦里。男孩子天生的大胆儿，大大咧咧的，把虫子捏下来扔在地上，再踏上一脚跺成肉浆，那样子还真有点儿帅。

棉花的一生就是这样，被虫子盯着咬着，从头追到尾。它的成长，是一路坎坷的，而爱它的人也是一路艰辛的，正像孩子之与母亲，游子之与故乡。

(三)

摘下的棉花，拉到打麦场，存放在“场房屋”。阳光灿烂的日子，女人们搬出一溜条形的板凳，摆放在阔大的场地上；男人们扛出一卷一卷的麻杆簸子，平铺上去。一个舒适的平台搭成了。棉朵登台亮相，太阳镁光灯般的射下来，蓬松了棉朵的身心。

这样亮晒，也是老辈传下来的，一则通风透气；二则晒出的虫子，一翻一抖擞，会从簸子缝隙掉落下去。

棉绒与棉籽是如何分离的，我不清楚；棉籽是如何挤出棉油的，我不清楚；棉朵是如何被弹得松软开心的，我不清楚。只知道，吃母亲用棉籽油炸的油条，是我和弟弟的盼望；轧扁的棉籽饼，我们偷一点儿捣碎，可以给指甲花上肥料。

轧花房与油房坐在村庄中部，旁边贴着胡同。胡同里有一孔井。瘦长的胡同极像一根扁担，北头挑着一个代销点，南头挑着一个磨房。胡同东边是一处明清时期的大宅院，据说这家人饱读诗书，辈辈出人才，早已迁至京城。废弃的老宅，唯有荒草陪着四季，清风望着斜阳。公家收管后，用作轧花轧油之所。棉花就是送入里面，然后剥离的。

两扇大门夜间落锁，白天敞开，但有人看守着。小孩子是不可迈进半步的，大人们总用鬼吓唬我们。后来才明白，凡是危险的，需要远离的东西或地方，大人们大抵都这样说。

我们上学放学，路过此处，闻见芝麻香、棉籽香，就使劲儿地吸。长时间在门口的那棵大槐树下逗留，有时伸长脖子往里巴瞪着。看门的七升爷似乎猜透了我们的心事，一摆手像赶一群鸭子：去去去，里面油乎乎，没啥好看的，快回家去吧！

嘭嘭嘭、嗵嗵嗵、轰轰轰的声音传来，里面有各种奇形怪状的机器，的确是危险的。可那能染一条街的香味，以及棉绒与棉籽是如何分离的，棉籽是怎么轧出油来的，棉花是如何蓬松的，始终是个吸引。我们磨蹭着，与七升爷大眼瞪小眼对峙着，想趁他打盹的时候，悄悄溜进去看个究竟。可七升爷总那么精神，白胡须飘着，像个门神贴在那里。

有时候一只鸡或一只狗，会从他的脚边或胯下钻进去，他会忽略。但小孩子，他却不眨眼地盯着，我们总不能向鸡向狗去打听吧，何况它们出来后只会汪汪汪、咯咯哒的，事情的来龙去脉窝在肚子里，倒不出来呀。

因此，只能见到棉花进去与出来的模样，好奇心就那么悬丝般荡悠着。家乡的轧花房与油房，在胡同边槐树下，成了儿时的神秘所在，也成了我故乡梦的一张底片。

(四)

冬天到了，热闹的村庄安静下来。

站在村边往北翘首望去，高个的庄稼都轮回走了，代之的是刚出头的冬麦。视野一览无余，视力好的是不是能望到伊河堤上的老柳树？它们脱光了叶子，光着膀子站成一排排一层层的防风墙，与伊河对望着，等着一场大雪的洗礼。

我的视力是不行的，仅能看到村北麦田的无垠，与延伸之后的苍茫。

看似闲适的村庄，人们的忙碌却没有止步，只是由野外向室内挪移罢了。母亲开始把弹好的棉花，一层层揭开来，拿一根细而光滑的高粱秆，把它搓成空心的棉条，10个一束，虚拢着放在筐子里。

纺车也从棚上请下来，摆放在厦子屋里，上了弦儿，捁了油，嗡嗡嗡地哼起来，这声音恐怕又要伴随整个冬天了，大概也是村庄冬夜里最动听的小曲吧。

这小曲，我却不想听，因为到了学纺花的年岁，我害怕纺花。那可是个磨心性的技术活，不是轻易就能学会的。

母亲坐在矮墩墩的蒲团上，两脚一蜷一伸，有时两脚交叉，极像坐禅的姿态。然后右手摇纺车，左手顺着锭子，轻缓地从空心棉条中抽出丝来，细而匀称。左胳膊像白鹤亮翅，尽力地向后展去、再展去，到最大限度时，手迅速地向上提起丝线，往锭子上绕去。

这样反反复复，锭子像个白萝卜，慢慢地虚腾着胖起来。胖到不能再胖的时候，母亲就取下锭子，把“白萝卜”摘下来。母亲叫它穗子。

母亲的动作轻巧而优美。而我左右手却怎么也协调不好，右手摇快了，左手的棉条就哽哽哽的，像吃饭咽住似的，抖出疙瘩。反之，抽的线太细，藕断丝连的。那时戏称不匀称的棉线为“猪娃儿”，就好比漏出的粉条不光滑，疙里疙瘩的。这种线是不及格的，无法上织机织成布的。

如今想来，纺线需气定神闲，心急是大忌。你看奶奶姥姥辈的，往纺车怀里一坐，半闭着眼，捏腔拉调地哼着小曲儿一一

月奶奶白亮亮，开开后门洗衣裳，洗得白浆得光，打发哥哥上学堂，读四书念文章……

小白鸡咯咯哒，锅里煮个羊尾巴，爹吃吃去赶集，娘吃吃去纺花……

悠悠然地纺着哼着。嗡嗡嗡的催眠曲，在夜深人静时，我都怀疑她们入梦了，坐在天宫里，跟织女一起纺线呢。

我本身屁股就坐不稳，又听母亲今天说，春彩学会了；明天说，秋红学会了。可想而知，我在同龄姐妹中，成了最为迟钝者。

有时夜凉人静，瞅着煤油灯忽明忽暗，自己的影子在墙上笨拙地画着，听着墙角的蛐蛐瑟瑟地叫着，自己就想哭。母亲分的20个棉条儿，还是纺不完。看着弟弟不用纺线线，我羡慕得不得了。女孩的身份，因纺线摁上了与男孩不同的印章。

而调皮的弟弟，却总来捣乱。他煞有介事，模仿着母亲的模样，有时竟能抽出匀而细的线线。母亲看见了，就会气呼呼地，一把拉了弟弟起来，又笑眯眯地摸摸他的头，打发他出去玩。然后，扭头把我按在纺车的怀里，说一声：纺吧。

小闺女怕纺花，车子搬到房檐下，她去南地偷芝麻，偷了二升吃不清，给她婆子家送一升。

每当听到或想起这首小曲儿，心里就别别扭扭的，羞得心慌意乱。

纺花是我小时候很受折磨的事。好在那时桄线、染线、浆线、掏线、织布的事，我还没来得及参与，这些繁琐都被飞跑而来的时代，扔在了脑后。

此时，我是不是该对时代说声谢谢？否则我的笨手笨脚，就犹如狐狸的尾巴，真的会越露越长，名声也会不胫而走向四面八方，估计连个婆家也找不下的。

(五)

纯棉的岁月，女孩子不学女红，不会做棉鞋与棉衣，那简直是沸反盈天。粗手笨脚，以后如何谋生活？

母亲少女时代，定亲的时候都要给郎君做鞋，送鞋垫。未来的婆婆，眼睛瞪得鸡蛋似的，不仅相人，还相针线手艺呢。所以这是女孩子的门面，也仿若婚姻的必答题，每个女孩子都要认真应试的。灯光下，穿针引线，用心用意编织着未来，马糊不得哟。

幸亏我生活在这种习俗渐渐淡化的时代，否则呀，我要么找个人冒充去做，要么就是被细致而挑剔的婆婆，当作不及格退回娘家。

女子的手，巧与不巧，勤与不勤可是不容忽略的，有时可以左右一家人的冷暖，甚至生计。

母亲的奶奶，我的老姥姥，是纺棉、织布拿得起放得下的巧手。织的布小部分用于自家穿戴，大部分要卖了换取日用品，贴补家用。

老姥择个日子，用包袱裹了布匹，斜挎在肩上背着，带着十五六岁的大姨，拧着三寸莲步，行走近10公里，到关林集市上去卖。

她们比大公鸡醒的要早，黑咕隆咚地摸出家门，顶着尖溜溜的冷风，老姥小莲步一迈，坎坷的土路就撇在了身后。但一条伊河，却让老姥发愁。虽说不像唐僧取经要过的流沙河，有妖魔兴风作浪，可冬日里伊河水位下降，裸露石子的水面，承载不了船只，而临时搭的独木桥，可是不好踩的呀!

老姥的小金莲，本来就不大接地气，颤颤巍巍地，终有一次没踩稳，像只鸟似的扑棱着双臂，却没有飞起来，倒成了落汤鸡。大冬天棉衣棉裤水淋淋的，被寒风追撵着一吹，竟成了硬梆梆的冰渣子。牙齿磕碰，嘴唇乌青，只好摸到一个村子的打麦场上，从麦秸垛上揪些麦秸，拢堆火拧一拧，烤一烤。

母亲说到这里的时候，她倒吸了一口凉气，仿佛那刺骨的冷，隔了几十年的光阴斜刺过来，让她忍不住替老姥打寒颤。

转而，母亲喜滋滋地继续讲下去。

老姥去集市卖布，与外公去集市卖门礅一样，都是家里的大事，也是喜事。等到太阳在西天边泛着红，像个烧饼一样焦黄焦黄的时候，老姥的小金莲就点着夕阳的碎金子，不倒翁一样摇摇晃晃地回来了。母亲和小姨等候在村边，伸长脖颈眺望着，有时会顺着归路，迎出去很远很远。

老姥织的布密实，彩条鲜亮，一般不愁卖的。老姥和大姨去了一整天，虽然形容憔悴，土乎乎的模样，但眉眼间有藏不住的兴奋。尤其是手里拎着一串肉包子，用柳条儿穿着，油光发亮。

真香呢，吃一个能香几天呢，连打个嗝也有肉香味呢。这也许是女孩子熬眼磨屁股地纺线之后，最好的鼓励与褒奖了。

余下的布，开始做穿的、铺的、盖的。千层鞋有单的、棉的，衣服做夏衫、秋袄、冬棉衣。除此之外，一种长筒袜很是奇特，20世纪七十年代，我还看见外公穿过。用白棉布做成，长腿及膝。袜底是另外缝上去的，一针一线纳得密密实实，点缀着花鸟图案，极其精致。一脚蹬进去，然后塞在棉裤腿里，用裏腿带子缠紧，寒冬里暖融融的。

纯棉的岁月，是慢的。木心的诗《从前慢》：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是啊，从前穿的，也是做一件是一件，穿一件是一件的。都是纯手工的，纯棉的，有温度的。

(六)

纺棉线、做棉鞋、缝棉衣我没学会，却学会用棉线织手套织袜子。小姐妹们比赛着织。先把棉线合成几股儿，粗绒绒的。再拿竹帘子的细篾，折成等长的四根，用小刀子刮圆，两头削尖，拿蜡或细沙纸反复打磨，直到光滑。

棉线与杄子准备就绪，然后翘着兰花指，挑着棉线开始编织。一根白线线缠呀绕呀，结茧似的结成了手套与袜子。父母戴了穿了，弟弟也有了，手脚在冬日里多了一层呵护。

看着他们喜眉喜眼的样子，一种前所未有的小小成就感升起来，之后再也落不下去。有时就带到学校，上课装模作样，桌子上摆着书本，低着头，却在下面搞着小动作。

万事万物不停留，分分秒秒在进化。人类拥有星系一样的大脑，复杂而活跃。他们如何能安于现状？在生存的吃穿用度上，无止境地探索，不断翻出新花样。的确良来了，斜纹、晴纶、呢绒、涤卡、哔叽、华达呢、府绸、织工缎摩肩接踵也来了。棉花的皇位摇晃了，化纤却大刀阔斧插入人类的日常，改穿换戴。

我出嫁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末，嫁妆除了大立柜、自行车以外，棉被依旧是攀比的对象。母亲积攒了好些年，陪了我十条棉被，说是十全十美。结婚那天，摞在大立柜的顶部，招惹得一街两行的人仰着脸点数。母亲脸上似乎很光彩，我也喜滋滋的。

这些棉被，与母亲六十年代初陪嫁的棉被相比，有了不小的变化：被里虽然仍是棉布的，但多半已不是自家纺织的；被面已换成花工缎，丝绸，还有花哔叽、灯芯绒；夹在中间的棉花，也是用稀纱布罩过的。出自母亲手工的，原汁原味的，只有一叠家织的床单。床单夹杂在流光溢彩的化纤类之间，似乎已是老土的文物了。

后来，我离开家乡，辗转了多处，大立柜、棉被与床单一直随着我。每次搬家都沉重不堪，都想舍弃，但每次都逃脱不出自己的感情。在要不要搬运的争执声中，我总是脖子一硬、头一仰说，这是我的嫁妆，谁也别想做决定。

如今住的是暖气房，冬日里盖的也是轻薄的太空棉与蚕丝被。母亲做的实实在在的厚棉被，整齐地叠放在衣柜里，成了占据空间的赘余，也成了纯纪念的物品。

纯棉岁月，是一代人生活的印记，也是一幅乡村的画卷。都城的人们，也许在很久以前，就穿着软烟罗、青蝉翼、素罗纱、云绫锦、羽绒棉、马海毛、貂绒……而我们乡村人还在自耕自织，穿着那些手工缝制的撅兜小棉袄。

但是，这小棉袄是无可替代的，它是纯棉的纯手工的，贴肤贴心贴肺的。它黏着母亲给予的爱，也黏着来自田野的阳光与家乡的温情。

又一次回故乡的时候，发觉我的故乡和诸多村庄一样，正在蜕变。时代以不可抵挡之势，跃马提刀而来。

庄稼地一寸一寸地萎缩，棉花也黯然退场。纯棉的岁月，似乎也只属于记忆的星空。但曾经过目过手过身过心的事物，又如何能轻易抹去呢？它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萦绕在我的周遭。也许这来自根部的记忆，要随我一辈子了。棉花朵朵开，它以它的纯净、温婉与蓬松，时不时来安放我们这群漂泊者的心灵。

终有一日，我逡巡于琳琅满目、洋文迭出的购物广场，一个“布衣人家”向我招手。我欣喜地走进去，仿佛走进了久远的岁月，走进了故乡的棉花田……

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