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等式

（一）

她生于1953年，在河边干活多年。我喊她大姐。

那一天，她站在紫叶李树下，一个树坑一个树坑地为树们灌溉。阳光密匝匝地从树叶缝隙间挤下来，落在她的太阳帽上，星星点点地，随着她弯腰直腰，不断挪移水管子的动作闪烁，犹如梦游的散金碎银。

我站在她的旁边，听她讲一个关于她的故事。

大姐生了八个孩子。我吃惊地看着她的腰板儿。八个孩子呀，都是从她这棵高挑而干巴的树身之上，酿成一枚枚饱满的果子，然后在某一瞬间脱落而去的。

一时，我这个对生育有疼痛记忆的母亲，下意识地用手摩挲自己的小腹。那道剖腹产的疤痕，像条虫子似的深陷在光滑的肚皮上，成为我身体的裂缝，一道永不消逝的闪电，一行述说往事的文字。

俗语“人生人，吓死人”。一般人生一个两个就被吓住，大姐竟然生八个孩子，过八道生死关。这在我姥姥们那一代，或许不算稀奇，但在我母亲们这一代就有点少见。何况，大姐的生育期恰处于“独生子女”渐成主流的年代。

我感叹她超乎常人的生育能力，也感叹她逆风而行的勇气。我竖起大拇指说：“大姐，你真厉害；大姐，你真厉害呀！”

大姐低着头，不好意思地笑一笑，说：唉，没法子，都是鸭子被赶上架，被逼无奈的事儿。婆婆临终还拉着我的手交待，一定要生个男娃，顶门立户。还有一回，我到城里去，碰见本村在外工作的做工程师的伯伯，他也说我，要生个男娃，才能守住我家的大院子。我呀也不会生，别人都是女娃男娃花搭着生，我却连生七个女娃。唉，没法子，实在是养不动，送出去给了别人家三个。

我说：大姐身体挺好的，生那么多孩子还能扛得住，放在一般人身上早就放弃了。

大姐说：我都哭着不生，生不动了，可孩子爹不行啊，非生不可，他不信他就是个“绝户头”的命。

我笑说：尽人事，听天命。你俩最终感天动地，还是如愿以偿了。

大姐抹着泪笑。接着，她说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大姐正走在风口浪尖上，她说，为了生孩子，家都不要了，也要不成了。门窗被摘掉，家具被搬走，家成了一个空壳子。我和丈夫，带着四个闺女到处跑，东躲西藏，整日怀里揣兔子一一嗵嗵乱跳。七闺女是夜里在玉米地里生的，一生下来就送人了。

大姐抹去眼角的泪。继续说一一

现在想想，唉，那都是为啥呀，就为了在人前抬起头，能说个硬气话儿？

送给邻村那家的，是六闺女。有一回，六闺女在村边玩耍，我路过遇见，偷偷蹭过去摸了摸孩子的脸。结果，传到那家人的耳朵里，人家吵闹着不愿意。那时的我，心分成了六七瓣，跟生吞蜈蚣似的一一百爪挠心呀。

1990年，在外面实在熬不住。村委会也不依不饶。孩子姑姑想方设法托人给我做假结扎手术，花一笔钱买来一张假证明。当时，我装得特别像，丈夫搀着我，我捂着肚子，弯着腰，苦着脸唉哟唉哟在街上走过（划的一刀也确实痛啊，只不过里面的零件没动），有意让一条街的人都看见，然后让他们再传开去，让全村的人都知道。娘家人也配合着，跟唱戏走过场似的，这个来那个去，轮番探望我。弄得别人都信以为真，认为我再也不会生了。

大姐说着，还比画几下。久远的事儿，又回到她这里，她说起来已没有了痛点。似乎经过岁月的过滤，痛点一摇身变为了笑点。她自己说着，都忍不住笑。

结扎后的第二年，当大家的目光再也不扫描她肚子的时候，大姐又怀上了，这一次修成了正果。长达十六年的生孩子历程，总算熬出了一个“带把儿”的答案。

（二）

能生，还得能养。

接下来，夫妻俩就是不要命地埋头苦干。由于村庄临河而居，沙子石子得天独厚，因此做水池子，成了村人谋生的途径。大姐家院子大，天天不出门，就在自家院里做水池子。别人家一个月做一车斗，她和丈夫一周就做一车斗。夫妻俩从挖沙、运石子、搅拌水泥，再到做成水池子，再到打磨水池子，再到一个一个装上车，最后拉出去卖。他俩像驴似的，把一套程序转得饱满。累是累，但钱来得挺快的。

大姐眼神一会亮，一会黯。她说得痛快，我听得入神。我帮她挪一挪水管子，水哗哗地流，大姐哗哗地说：那年，我家盖房子欠了九千元。为了还账，我和丈夫一年连个鸡蛋花儿都没尝过。四闺女上高中要交学费，我差点儿不让孩子上，幸亏闺女的姑姑又帮了一把。四闺女上了高中，考上了大学，现在当老师呢。

我问：五个孩子，现在都好吗？

大姐满面红光：三个闺女在深圳，都成家买房了；四闺女在洛阳教书，她的丈夫你认识的；儿子研究生毕业，也在深圳，今年29岁，处了一个深圳姑娘，春节就要结婚了。

大姐终于熬出头了。大姐说话爱用歇后语，我也学着用上一个：大姐的日子，是“老鼠拉木锨一一大头在后”呢！

大姐笑得咯咯的，清亮的笑声在紫叶李树丛荡漾。她手中不停挪移的水管子，也源源不断地喷出水花。

我问：儿子在深圳安家，买房没有？大姐说，交了首付。我追问一句：您给儿子钱了吗？她冲我伸出挴指和食指，摇晃一下。我想是八万，谁知大姐低低地说：80万。

我吃一惊。大姐说，我和丈夫，多少年来，一天都舍不得歇，他去深圳打工，我在家附近打工。钱，都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听着大姐的话，看着她那高桃而干巴的身子，我心下想：人的潜能究竟有多大？极限有多大？大姐又生又养的，一辈子只有她自己知道自己流了多少泪，多少血水和汗水。

她生了一堆孩子，在当时是触犯了国策的，但他们俩口子，不惜力地劳作，并凭自己的血汗养育自己的孩子，使孩子们都成为有用的人，在社会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从这点来说，他们俩口子不但没有给社会造成任何负担与拖累，反而给社会输送了人力资源，做出了奉献。当然喽，这是从现在的理念看，以前可不这么认为的。

谈及当下，说起孩子们这一代的生育观，大姐叹口气说：那时政策不叫生，我却犟着生；这时政策放开生，孩子们都不好好生。唉，为什么都不顺着去，总是逆着来呢？以前，我生孩子多，受苦；以后，孩子们不生娃，他们老了也受苦。这都怎么了？

问及大姐的孙辈们，她说，少得可怜哟！孩子们都懒了，享福惯了。他们总以工作忙为理由，不愿生，还笑话我，说我像母猪，生了一大窝。

大姐说完，我俩都大笑。但发觉笑出来的泪水，有一种心酸与无奈。此时，我的大脑也像被风推动的风筝，迅速地运转，忽地跑出一个命题：不等式，关于生活的，关于两代人的。

大姐这一代人吃的苦、享的福，与她的孩子们这一代吃的苦、享的福，显然内容与形式，以及多少的比例等，都是不能画等号的。只能用不等式表示。尤其是大姐的生育，一生八，而她的八，又能生几个呢？仅仅是三四十年的光阴之差，两代人的生活与理念，就翻天覆地，交换了翘翘板失衡的两端。

老一辈的来路，已看清；新一辈的前路，仍模糊。我想，任何事情从一个极点滑向另一个极点，都是令人担扰的。还是孔子的“中庸”理念，一切都需有一个“度”，“适”者为好。当下，能生的就生养一个或两个：一方面为人类做点奉献，另一方面等自己走到百年之后，还有人接替自己，继续走在这个自己曾热爱过的人间。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人生的苦，包括生育子女的苦，都要适当吃一点。否则人生缺失了这些经历，缺失了这些生动的细节，是不是有点虚空与无依？

大姐和我，站在紫叶李树下，沉默了。只有那根水管子，哗哗哗地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