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玉成基

玉基是父亲的大名，听起来颇有华贵之气，可后来也有懂命理的人说父亲这个名字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父亲生于1948年，在这个西北荒凉的山沟里，我们家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有出过一个识文断字的人。父亲刚出生后新中国就成立，算是赶上了好时代。他年少聪慧，又得小名：天才。爷爷决定节衣缩食也要把这个天才儿子供的上学，用他老人家的话说，他是指望这个儿子给他改换门庭。可事与愿违，父亲虽品学兼优，无奈高中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停招，父亲扛着学校送的一把铁锨回了农村当了农民。

当了农民的父亲很快就结婚生子。我是父亲的第二个孩子。用神婆的话说生下来就是向父母讨债来了。我一岁时经常感冒，一感冒就成肺炎。肺炎现在不算是啥大病，可在七十年代的西北农村，农民生活艰苦，缺医少药，这个病差点要了我的命，当时没有青霉素一类的抗生素药，炎症无法彻底消除。因此这个病就断断续续，时好时坏，把父母折腾了两年多。那个时候没有公交车，去那里都是靠两条腿走路。父母背着我，翻山越岭，到处求医问药。有一年腊月二十几，快要过年了我感冒转成了肺炎。别人都在家过年，父母却抱着我辗转于各个医院、私人诊所。父母每到一地安顿下来，就四处打听找熟人去讨要一点面粉，找个僻静的地方三个石头支一个马勺，每天烧点面糊糊喂我充饥。父母大过年也只能待在医院啃干馒头。一折腾就是半年。腊月二十几出门，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六月份。大夏天人家都在割麦子，父母还背着走时冬天穿的老棉袄。

有一次我肺炎又犯，人已经发烧到昏迷不醒了。村里的神婆做法驱邪后说这娃已经救不活了，还是扔了吧。听母亲说当时神婆已经不让她抱我了，准备让别人抱走扔到后山沟里去。关键时刻，父亲不顾众人的反对硬是把我要了过去，抱着我连夜和母亲去外地求医。母亲当时说她以为我不行了，走了一晚上山路，哭了一晚上。天快亮时走到永寿甘井医院，医生赶忙把吊针挂上，父母累的趴在床边睡着了。“等我和你爸睁开眼睛时，我娃个碎手手正逮塑料管耍呢。”父母二人都喜极而涕。多年后，当我接父母来上海玩时，我们三人坐在外滩黄埔江边的连椅上，在春风拂面的江风里一边欣赏着对面陆家嘴金融区的高楼大厦，一边回忆着过去。“你爸主意正得很，没让神婆扔了，救了我娃一命，”母亲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是一手摸着我的头说的。“娃是啥情况，应该怎么办，我心里很清楚。”父亲自信满满地说。“你们不缺孩子，当时怎么没想到放弃我？”我问父母。“你小时长得又白又圆，谁见我娃都说乖，爸妈说到底是舍不得。”母亲说。“孩子虽多，没有一个多余的。再说把你扔了，爸妈怎么能来这大上海呢！”父亲笑着说。后来村里的神婆说这娃把大人整扎了，干脆就叫“留娃”吧，祈求神灵把这娃留在人世间。说也奇怪，从三岁改名后我就再也没得过肺炎，健健康康的留在人世间活了下来。

当时在农村，高中生属于稀缺资源，在我三岁多时父亲就被公社的宣传队看中，招去帮忙了。据说当时村里一起去了很多人，最后都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只有父亲一人留了下来。父亲不仅文章写的好字也写得好，能吹笛子能拉二胡。在宣传队里是个人才。我六七岁的时候，记得很清楚，我们家门前的自留地有一块被村里划拨给别人家了。我就不解的问爷爷，爷爷很自豪地说：“你爸吃商品粮，成了国家正式干部，村里把分给他的地收走了。”

父亲是村里出的第一个干部，爷爷盼望已久的改换门庭终于在他这个儿子身上实现了。父亲那几年真的很风光。家里的农活有爷爷干，四个孩子有母亲带。他啥心都不用操。父亲一个月回家一趟。我记得那个时候父亲每每都穿着中山装，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手腕上带着手表，还背着个装干电池的收音机，打开就有唱歌说话，父亲走到那里都有村民热情的问候声。爷爷四处诉说父亲的不是，嫌父亲又是带手表又是背收音机，“娃大了不听话管不住，忘了咱还是个农民么！”爷爷显得有些气恼说。“你娃人家现在吃皇粮，是国家干部。”村民提醒道。爷爷故意挠挠头先做出一副醒悟状，然后叹口气摇摇头再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状。他宣传目的达到了，心满意足地扛着锄头继续去上地。每年过年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父亲年前回来时总能搞到几节布，母亲就给我们兄妹几个赶制新衣。那个时候农村穷，但我们家过年时还能添置一件新衣服。母亲彻夜缝制，我们就趴在母亲旁边焦急地等待，算着时间。初一早上睁开眼睛，新衣服已经摆在枕头边了。吃完早饭，迫不及待穿着新衣服挨家挨户串门拜年，美滋滋地享受着别人的夸赞。

八十年代中期，父亲三十六岁那年，爷爷意外去世，父亲无忧无虑的日子彻底结束了。家变成了“一头沉”家庭，在农村的这一头沉下去了，没人能支撑起来。家里有三十亩地无壮劳力耕种，单靠母亲是种不了的，四个孩子逐渐长大上学开始花钱。我们家的情况急转直下，村里人都说：“供四个娃上学，想得美！都想当干部，谁来当农民？”“这下肯定得回来一个戳牛屁股当农民了，不是老大就是老二，走着瞧。”“他家这娃，上地都拿着书，干活二个顶不住一个用。”村里人纷纷替我家操着心。腊月二十几，村子里的柴禾堆一家高过一家，唯有我家要过年了没柴烧。父亲拉着架子车带着我们去北山砍柴。村里人遇见开玩笑说：“看你一家子人的手，都是白白嫩嫩，没一个是干活的料，柴禾上都有刺，扎你娃的手呢！”村里人说的没错，握了笔杆子的手是握不了带刺的柴禾，我们在荆棘丛生的山沟里苦战一天，晚上拉回家也只有大半车柴禾，衣服也破了，手也扎的流血了，父子几个唉声叹气、叫苦不迭。

更大的困难接踵而至，收收种种农忙时节父亲根本不能按时回家，家里母亲一个人累死累活都干不过来。远在单位的父亲急的就托人捎话，求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帮忙，一天半天、一次二次可以，但长此以往任谁也不会再帮。万般无奈上初中的我只能回家去干，学也是上上停停。特别是农忙时就不得不回家劳动了。我初二时就学会了开拖拉机，可以给田里拉粪耕地。后来一般的农活基本都能拿得动了。大哥的上学也是一波三折，但父亲始终没有松手，供大哥坚持上高中。初中毕业后我就彻底回家种地了。我虽然在兄妹们里干农活是干的最好的。但长期干也是吃不消。记得村上在北山修公路，我握着撅头的两只手被磨得满是血泡，累的躺在公路上爬不起来。来来往往的人看着满身泥土蓬头垢面的我开着玩笑。“留娃，拿笔杆子好还是拿撅头把好，哪个轻松，哪个舒服？”在别人的嘲弄声中，我把上衣蒙在头上，躲在衣服下默默地流着眼泪。

大哥完美的遗传了父亲的特长，在中学时因文学和书法创作成绩优异，在90年高中毕业时被名牌大学特招，这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我们县第一个特招生，一时引起了轰动，我们家终于看到了希望。送走大哥后，父亲腾出了手，想想还是不能放弃我，又把当了两年农民的我带到了县城插班上高中。我放下锄头又拿起了笔杆子，父亲又一次挽救了我并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后来妹妹、弟弟相继上了初中，也都被父亲带到了县城。

那时候父亲在县城被人津津乐道议论最多的两件事，一个是面袖子，一个是借钱。

面袖子是说父亲两个衣服袖子上经常沾满面粉，走到哪里远远都能看到白花花的。想当初我们一家四口人一天三顿饭，顿顿都要父亲做。中饭时间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太紧张，跟打仗似的。夏天还好说，特别是冬天，零下十几度，冰锅冷灶，和一块面冻得跟砖头似的，根本擀不开。没办法只得用刀削到锅里煮熟了吃，不管好坏只求能填饱肚子，一个冬天几乎天天吃刀削面。上班和上学一样都不能迟到。父亲把我们打发走就赶忙去上班。往往是一到单位，就被人笑话，抬起胳膊一看，两个袖子还沾着面粉。那些年，父亲边工作边带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很是狼狈，经常甩着二个白花花的面袖子出入县政府大院，穿行于县城街道之上，久而久之，面袖子成了父亲的符号。

借钱是那些年的家常便饭，父亲那时候一个月也就二百元的工资，供上大学的大哥以及在县城我们四口人的开销，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不大的县城，从东到西，凡是父亲认识的人都基本上向人家开过口借过钱。几十的借，几块的也借。人人都知道父亲日子过得烂包，好在父亲人缘不错，每年开学时，我们兄妹四个的学费都能借齐。记得我去上大学时，为了凑学费曾经向同族的一位哥哥借钱，也是父亲事先给说好的，我去拿钱打条子时，条子上写的是：因上学借款贰佰元，兄大恩大德弟永世难忘！那些年，只要有人给借，不管多少都是我们的恩人。后来父亲葬礼上一位来吊唁的叔叔说：“你爸那几年把罪受扎了，最后没办法了向街道上拉垃圾的人借钱。可见你爸有多穷困和无奈。”

穷困但不潦倒，父亲虽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在艰难前行，但从未气馁和失望，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相信这四个孩子就是他的财富，他靠借债艰难地供着我们的上学是他人生最重大的决策。九十年代初，大学还没扩招，我们县一年也就只能考二十多个大学生。对于我的上高中考学，父亲无疑是做了最艰难的选择。当家里最困难的时候，父亲曾经是考虑过把我放到农村种地，毕竟家里需要一个孩子顶门立户，特别是三十亩责任田需要耕种，我当时也愿意回家种地。我当农民的那两年，父亲也曾托人给我介绍过农村媳妇，鬼使神差都没有成功，可能我不是个好劳力的原因，女方全都不愿意，甚至当年一个不识字的农村丫头都没看上我。后来父母经常说到这里也会把自己说乐，说这就是命中注定，幸亏没有说成亲事，要不然我真的一辈子要面朝黄土了。父亲没有舍得把他的二儿子放回农村种地，给我提供了上高中考大学的机会。高考结束发榜时，大红喜榜就贴在县政府门口墙上。我跑到父亲办公室告诉他喜讯时，一屋子的人不吝赞美之词都向父亲祝贺，说老大上了老二上，你们家已经出二个大学生了，可父亲摆摆手说还有老三老四在后面呢！事后听母亲说，父亲一直担心我的考学，越是临近高考越吃不下睡不着，发愁他的二儿子考不上的话还得回农村种地，娃以后可咋办呀！整个九十年代，我们兄妹四个相继都跳出农门，最后全端上了铁饭碗。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少见的，在村上是第一家，在县上也是不多的。其实我们兄妹上学都不是一帆风顺，期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出现过波折，但每每在最关键的时候，父亲都能做出最英明正确的决择，把我们走弯的路又给扳正，使我们的人生路重新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那个年代供四个孩子都上学在西北农村是很少见的。即就是在当时富裕的家庭，选择供一二个孩子坚持读下去就不错了。可父亲却没有那样做，一个孩子都没有拉下。

父亲在家庭上可以用一场伟大的胜利来赞扬都不过，可在自己的事业上，只能用怀才不遇来形容。父亲字写得好，文章写得更好，善雄辩有交际，朋友很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呆子。在任何单位都能称得上是“一支笔”。领导的公开讲话和发言稿都是父亲写的，他们只需要认识字照着读就可以了。父亲三十多年的工龄，陪过一茬又一茬的领导，他们都是读着父亲的材料稿件升上去的。可父亲始终都是一个帮领导写材料的普通老干部。父亲有时候也自嘲说：“你看那个领导，在大会上讲的头头是道，那都是在重复我的话，说的是我的思想。展现的是我的水平”。父亲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他起草制订过一部地方法规，那就是县计划生育条例。“我写的整整上百条，拿到县人大会上去，一个字都没改就举手表决通过了，”父亲笑道。有朋友经常来家里聊天时开父亲玩笑，说他这辈子上不去是因为名字没有起好：“玉基，玉基，你这块价值连城的好玉偏偏砌成了基础，太可惜了，难怪你一辈子没有出头之日。只为他人做玉基，站上去的人肯定都能飞黄腾达。”说的人多了，父亲也就认定是命中注定。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父亲获得提拔，他有可能甩着两个白花花的面袖子向全县人民去借钱，到时候让组织情何以堪！在我们兄妹起名上，父亲看样子还是吸取了他的教训。用单名骏、超、莉、骁给我们四个在中学时就改了名。我当时给父亲提过意见，我叫马超是不是有点太张扬了，可父亲却态度坚决。

父亲随着孩子们的长大对自己的仕途也释然了，特别是我们兄妹几个相继参加工作后，父亲经常自豪地说：‘’人和人比啥呢，比后辈儿孙呢！＂

我大学毕业后教了几年书，于2000年辞掉公职去了上海。辞职之前也没有跟父亲商量。等在那边安顿好之后才电话告诉了父亲。我估计父亲当时是可能要发脾气，可他沉默良久，最后说了句：不行了你就回来！按照他的观念无论如何也是要这份铁饭碗的工作，我们家是严父慈母，父亲的话就是圣旨，不可违抗。我们一直害怕父亲，从小到大都是按照父亲的意志来做事做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犯错，轻则挨骂，重则挨打。甚至在我们参加工作，更甚至我们人到中年以后，每次见到父亲都是正襟危坐，说话则小心翼翼，看父亲的脸色行事，父亲开心时，我们多说几句，父亲不开心时，也不敢多说话。西北人的大男子主义、家长作风在父亲的身上得到极大体现。当然，父亲的地位和应该受到的尊敬是历史形成的。事实无数次证明父亲是英明伟大的，他配享我们兄妹对他至高无上的崇敬甚至是顶礼膜拜。

可这次我的辞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先斩后奏。父亲给我设计的人生之路被我走歪了。我能感受到当时他心里有多生气。他的生气来源于他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还是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舍弃铁饭碗？或许都有，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在电话那边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放在平时他可能会大为光火，甚至暴跳如雷。可这次他却没有。我想他当时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失落，儿子用这种方式宣示着他的长大，宣示着以后再不需要听他的话。或许除了失落还会有更大的无助，他明知道儿子把路走歪了，可自己却再也无力扳正，儿子已经远离了他的视线。听母亲说那一段时间，父亲每天都默不作声。终于有一天父亲甩出一句话：“我的娃我知道，不管怎样都闯不出祸来！”

2003年，当我们全家把最小的弟弟供到大学毕业时，父亲马上就要到离休的年龄了。虽然我们一家把外债已经还完，可父亲临离休时却是居无定所，挣了一辈子钱的父亲在县城没有属于自己的片瓦之地。于是我就张罗着给父亲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让父亲离休后有个安身之处。父亲一天打我电话，情绪低落、语气沉重，说组织给他已经谈过话了，按照县上的政策，让他离职休息，给年轻人让出编制。其实父亲这一年也才五十五岁。这一切虽然都在意料之中，可临了父亲还是有些黯然。虽无可以留恋的官位，但这为之敬畏一辈子的工作，岂能是说放就放得下的，更何况父亲是那个年代的人。我便安慰父亲说，辛苦一辈子了也该歇歇了，是好事。半晌，父亲回了一句：是好事。父子俩又谈了一阵子，临挂电话时父亲最后说了句：好在你们兄妹四个都已参加了工作。

父亲能拉会弹很快组织了一帮退休人员成立了一个秦腔自乐班，红白喜事、店铺开张，到处赶场子。我家自然是门庭若市，父亲已经适应了离休生活，活的很是自由自在，家里的情况也越来越好。

父亲朋友很多，谁的忙他都乐意帮，有求便会全力去应。我们村里的特困户，也经常去县城找父亲，父亲每次都热情招待。特别是这个特困户的女儿考上了大专，上学没钱寻求父亲帮助，父亲就带着他在县上东奔西走，申请助学贷款。最后没办法了父亲让我资助孩子。我在上海也只是个打工族，刚给父亲买了房子，也拿不出钱来。“娃能学，家里穷，你想办法帮一下。”在父亲的催促下，我想尽办法最后找到一个愿意做善事的老板，给孩子前后资助了几万元。父亲非常开心说：“善款比借钱好，不用孩子毕业后还，你尽量多找点来。”一开这个口子自然刹不住闸，更何况父亲都是一帮穷朋友，自然生就一帮穷孩子。可惜我能力有限，筹措的数额毕竟不多，也只能帮几个孩子。父亲没办法只能把退休工资给这个借给那个借，能帮一点是一点。

苦日子总是很长，好日子就感觉很短。父亲离休三四年后，身体出现了问题，严重的颈椎病，这个病也算是个职业病，跟长期伏案工作有关。父亲整天手麻腿软，饭碗都端不稳。骨头的病只能做手术，但父亲的颈椎是第一、二节出了问题。内地大医院都不敢做，风险太大。父亲那段时间情绪很是低落。他亲眼看到县城的几个朋友因颈椎病最后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在我的催促下，父亲最后来到了上海求医。医生检查后说父亲已经严重到出门不小心被人撞一下都会有生命危险，看来没有退路只能冒险手术了。在排队等待手术的前几天，父亲很黏我，一时看不到我都不行，父亲看似有很多话要说，但最终什么也没有交待，父子俩就整日默默相守。在外地的兄妹前后都赶来了，父亲是被四个孩子一起送进了手术室。在上海名专家的主刀下，手术很成功。后来父亲问我：“留娃，你有没有想过爸万一下不了手术台，你怎么把爸送回老家去？”可我当时确实没有想过父亲下不了手术台我该怎么办，父亲就是我的天，我相信天是永远不会塌的。

我的天是没有塌，可术后的父亲竟然不会走路了。那几个月每天下班后，我和妻子都在家帮父亲做各种康复训练，他像幼儿一样开始学走路，父亲很是刚强，坚持锻炼，说他这是第二次重生。父亲康复训练了半年后才勉强可以走路，就要急着回老家。

我送到卧铺车厢里，帮父亲铺好了床，在临下车时，我鼓足了勇气，上去拥抱了父亲一下。那是平生第一次拥抱父亲，父亲显然没有思想准备，慌乱中还有点不好意思。父子俩动作生疏、甚至有点别扭，拥抱仅仅有一秒钟，就分开了。小时候父亲抱着亲我，胡子扎得我的小脸生疼至今记忆忧新，现在我也长胡子了，也扎扎他的脸还回去，让他也感受一下被胡子扎的滋味，可最终，父子俩的脸没有碰到一起就分开了。那次拥抱父亲，是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直到父亲去世我也没机会或者准确点说我也想不到再去拥抱父亲。

我每次回老家，见面和送别父子俩都轻描淡写，口气轻松：“爸，我回来了！”“好，进屋！”，“爸，我走了，您注意身体。”“好，走吧！”每次都是固定的几句对话，再想不出其它的话语，西北人的木讷是刻在骨子里的，特别是父子之间是不会情感交流的。只有母亲在旁边不舍地抹泪。后来才知道，每次我要回去，父亲吃过中饭就坐在小区院子的台子上抽烟等我，一直等到晚上接到我为止，期间任谁叫都不回去。

父亲回县城后，来看望他的人很多。父亲总是不厌其烦的给人夸奖我对他有多孝顺，怎样照顾他。其实我只是照顾了他短短的半年，拥抱了他一次，就这么一点点的事情，却被他夸大其词，时时挂在嘴边。可他照顾了我多少年又抱了我多少次呢，我不也是接受的理所当然，很少提起。反过来他却对我做的念念不忘，我不知道其他人的父亲怎样，或许天下父亲都如此吧。一年后父亲恢复了正常生活，又把他的秦腔自乐班撑起来了。

后来我不再上班，自己做起了生意。父亲知道后给我说，现在外面的事情他已经看不懂了。让我自己拿主意。打工的时候，还有个相对稳定的收入，每每怕父亲担心我的经济，不管兜里有钱没钱我都要装出一副有钱的样子，谈到任何事也都做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好让他感觉这个儿子虽然失去了铁饭碗，但是有本事挣得更多，生活得更好。就像当年他在我们面前一样，让我们有安全感，只想着怎么读书，其余的事情有他来处理。而我达不到父亲当年的能力，只能靠装让他有安全感，可现在我又做起了生意，前途更是难卜，恐怕以后就愈发难装了！

2014年的5月1日，父亲中午感觉头晕，马上就被妹夫送到医院，到了医院人就不会说话了，父亲给母亲挣扎着伸了二个指头，可母亲也不清楚父亲是啥意思，当晚父亲就走了，而我们兄妹四个竟无一人陪在父亲的身边。那年的春节我因为生意忙没能回家。整整一年半时间我们父子没有相见，再见已是阴阳两隔。前来吊唁的亲戚朋友很多，小车挤满了村子街道，村里人说父亲人缘好，把人为下了。算算给父亲买了单元房他只住了十年，做完手术才活了六年。可父亲年龄实在不大，也才六十六岁，正是享福的时候却硬是要走，或许他认为自己一生的任务完成了，可以无牵无挂地走了。或许他去那边组建秦腔自乐班急着赶场子，总之他没有向他的四个孩子打声招呼就走了。父亲的朋友都来了，秦腔自乐班的戏友也是一个不少，他们唱着戏送父亲走的。我们给父亲买了口上好的柏木棺材，让他一去那边就有好房子住。想想父亲去那边也不会寂寞的，他走到哪里都会很快聚起一帮朋友的，再说也有爷爷奶奶陪他。只是他暂时看不到了他的四个孩子，那也只是暂时，用不了几十年，我们也都会去找他陪他，一家人总归还是要团聚的。

此后，每每提起父亲临走时伸二个指头的动作，弟弟说那是父亲让叫我二哥。可我却远在千里之外，为一些蝇营狗苟的小利忙得不可开交。这些年在上海谋生，我说不明白我得到了什么，但我很清楚我失去了什么。陪伴父亲的时间屈指可算，少得可怜。我不由得怀疑起我当年的选择是不是值得，可一切都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父亲的一生把他的优点都遗传给了他的孩子。书法文章传给了大哥，音乐传给了小弟。他们虽然距离“大家”还有一定距离，但在各自的行业都颇有建树。甚至父亲因给我看肺炎跟赤脚医生学会打针的技能也都遗传给了妹妹，使她长大做了白衣天使，完美的遗传并发扬光大。唯有我文不通理不精，跑到上海做着这点小生意，惹得他后半生该享清福时却整日为我操心，聊以自慰的是我这些年身处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虽没有什么大的可以值得父亲引以为傲的成就，却也没给他惹出什么乱子来。其实脚底下有块玉做的基础，这辈子想偏也偏不了，我不会，其他兄妹更不会。

收拾父亲遗物时，意外发现他给我买了份商业保险，六十岁后，我每年可以领取一定数额的养老金。

父亲知道我老了是没人发我退休工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