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中仙

名盛的诗仙李白，爱写“剑诗”，尽管他的诗并未完全保留下来，我们现在能够诵读的他的诗中，据统计与剑有关的诗词竟也出现了一百一十多次。他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居然还能耍的一手出神入化的“剑”，他把出剑的突然和锋芒蕴藏在诗句里，读起来给人以“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之感。他“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这耍帅的技术也是一流。

李白的诗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狂热追求者，不仅是学者、俗人、贵族，就连诗文造诣和李白相提并论的诗圣也拜倒在他的“石榴袍”下。

杜甫半生迷茫半生流亡，年老的杜甫在四处漂泊中不断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和国家，也更多地为当下破败的晚唐作诗来吟愁抒忧。这样一位思想境界极高的爱国诗人，也对李白颇为追捧。他曾与李白私交甚好，但分别之后再无会面的机会，那样一个潇洒的形象便在他心中高大起来。他说“白也诗无敌，飘然卓不群”，说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国家破败，自身飘零，住在“南村群童”随意进出的茅草屋中，不仅渴望着“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同时还想着能再同李白见面，在如此心境之下，他把有关李白的诗写得激情满满。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总把锋芒毕露的东西纳入诗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他常常不按套路出牌，句式长短不一，跌宕转而和；“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他造句境界开阔，意象诡折多变而难寻，不恪守韵脚的规格，佳句多出而又不让人腻烦，非大唐文化与其个人经历不能造就。

无病呻吟是不可能造就诗仙的，就算有极好的文笔做依仗，也离不开满腔雄浑的激情来创造诗史上的传奇。而李白竟二者兼具，他无论得意失意，都会找着纸笔写下，也许常会喝酒，却又不敢多喝，像刘伶张旭一般深熏沉醉就不符合他喝酒的初衷了。借助微醉的状态，他得以最大程度地运用那“惊风雨”的文笔调以“泣鬼神”的情感，一句一句写下它的“剑诗”。

千万个中国诗人，因为文笔和所处的时代不同，诗的风格也各有千秋。与李白潇洒浪漫、锋芒毕露的剑诗相比，东晋的田园诗人陶潜反而写得一手“鞘诗”。

一提到节操高尚、隐居避世，第一个被人想起的不外乎爱菊的陶渊明了。古人与来者，其中不乏归隐之人，但他在这类文人之中层次之高无出其右，人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原因何在？

其实陶渊明并非没有入仕求官，他曾在官场中沉浮，一度坐到了江州祭酒、建威和镇军参军的地位，这期间他已经挣扎在为国效力和归隐田园的矛盾之中。最后一次在彭泽当了八十多天的县令，幡然醒悟，和“五斗米”展开搏斗，弃官而去。他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在此之前，他深受当时盛行的老庄思想影响，又出身不俗，得一身儒道两家修养，亦官亦隐，内心很是矛盾，家里非常贫苦，又有小儿需要抚养，他不能像李白一样恣意，他可以“拔剑”，却无处可指。

三十年宦海浑噩，高位厚禄无法留住他的脚步，他总是“亮鞘”作诗给人看，这些诗句平淡无奇，恬静安逸，就像刀鞘一样圆润可触，人畜无害。他最终长叹“归去来兮”，毅然归去“桃园”，从这时起他的隐士思想才完全成熟。他这样做了，也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自号靖节，种下五柳，在心中拔出锋锐的、坚定的“剑”，再没有外物可动摇。人们只当他畏缩滞步，却不知其精神世界之丰富，力量之强大。

酒有利弊，成败皆出，所以陶为官不愿多喝。退居田园之后就无所忌惮了：友人请酒，乡里宴酒，孩童敬酒，正符合他的心意。回忆往昔，不禁慨叹，吾生须臾，乐亦无穷，情到浓时，怎能没有一杯美酒助兴？

可见李白与陶渊明都是嗜酒之人，如果这二人能跨越历史的鸿沟，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相遇，坐下来共饮一杯，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者以惊芒的才气写下剑诗，欲一争高下，后者则由衷赞叹，鞘诗也张口就来，令李白也不得不佩服，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莫过如此。